這樣就發生了那件震驚中外的事件。這件事從流產的政治改革看，是一次確定無疑的失敗。這場夢幻般的改革，自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國是詔”開始，到這一年的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出“訓政”止，前後維持了103天，被稱為“百日維新”。但是，中國從皇帝到士民，一批深深感受到社會危機的有識之士在艱難困苦中的痛苦求索，以至最後的流血和逃亡，卻留下了一曲迴蕩百年的悲歌。
戊戌政變的參與者和同情者中，多是當日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從事政治，是由於外敵壓境、內政腐敗、國家危亡的時勢的逼迫和召喚。他們的言行，帶有很多文人的特征和弱點。他們中的有些人後來由改良派而堅定地站在保皇派的立場，或是由原先的開
明轉向保守，他們的表現甚至受到時論的譴責，但不論他們在曆史的演進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作為當世的知識精英，他們以自己的學識和思考，乃至自己的生命貢獻於國家興亡，則是不容懷疑的垂之恒遠的一種品質。
那場由救國的激情所引發的悲劇結束了，這些人被稱作失敗者的形象留供後人評說，然而由民眾苦難和社會淪落以及國土的被肢解瓜分所帶來的焦慮和悲苦，以及由此喚醒的拯救危亡的熱情，卻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彩虹。這彩虹懸掛在19世紀的昏黃的天際，也刀般地鐫刻在中國人的百年記憶之中。
永遠的存留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許多的作為也許會為曆史所疏忽和遺忘。但是把個人的命運和社會盛衰、國家興亡相聯係的奮鬥和犧牲，卻是永遠的存留。這種財富屬於精神，它無形，卻有無盡的釋放。在戊戌政變的燦爛星群中，譚嗣同是一顆耀眼的星。他的短暫的一生是激烈的噴射，如同燃燒的彗星，劃過黑暗中國的上空，充分地燃燒，而後消失。如同對所有的曆史人物後人均有種種評說一樣，關於譚嗣同，當然也有說不盡的話題，例如他的“思想悲劇性”（李澤厚語，和他的“激進”等。當那些後世的評論者以冷靜的理性來評說當年應當如何如何的時候，應當說，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他並不處身於潮流之中。他充其量隻是一個與那件事無關的事後的聰明人，他絕對不是感到了切實的疼痛的當事人。但是，青年譚嗣同關於“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複非”的感歎，以及隨後他以學識和謀略獻身於改革大潮的激情，在維新事業失敗之後，他臨危不懼，斷然謝絕了勸他出走的日本友人的好意：“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者，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及至臨刑之前的絕命詞：“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語言和行為，如今都化成了一曲回蕩天際的慷慨悲歌。它證明人的生命盡管短暫，由於它自身的輝煌，卻可以無限地綿延。
戊戌維新諸君子，往往身兼數任，是思想家和哲學家，也是政治家和學者，更是政論家和散文家，他們都有詩作，康有為、梁啟超也皆有詩名。馬關條約割台之後，康有為有七律一首，言詞頗沉痛：
山河巳割國搶攘，憂國諸君欲自強。複社東林開大會，甘陵北部欲飛章。鴻飛冥冥天將黑，龍戰沈沈血又黃。一曲欷啟揮涕別，金牌召嶽最堪傷。艱難困苦的時代，催人早熟，也激勵人發揮生命的全部潛能。不如太平時勢，人們往往耽於安樂不思奮發，於是，即使他有許多精力和智慧，卻往往消磨在享樂和安逸之中了。
譚嗣同作為詩人，人們對他的詩耿風格也有很高的評價，認為是“境界恢廓，誌趣豪邁，筆力遒勁”。光緒八年（1882），他去父親的蘭州任所，途經潼關，有詩感興：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撞關天下奇險，秋風髙城有悲烈之士敞抒情懷：他是一條奔騰的江河，那寬闊的原野可供他自由馳騁，但還是感到了約束；他是入了潼關之後連綿不絕的崇山峻嶺，他對這樣的奇兀險峻竟是如此的傾心，僅僅因為掙脫了那單調的平坦，而感到了無可比擬的愜意。這首題為《潼關》的詩中，跳動著一顆不受拘束的有超凡抱負的心。幾年後，他又一次赴蘭州，作《崆峒》一詩，詩中仍然通過中國西北山川的雄奇超拔，展現這位青年誌士的宏遠不凡的胸襟：
鬥星高被眾峰吞，莽蕩山河劍氣昏。隔斷塵寰雲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他的《獄中題壁詩》是很有名的，在生命顏危的時刻，還念念不忘自己的友人。《有感一章》其風格和丘逢甲的《春愁》很接近，都是血淚寫成：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夭涯何處是神州。
精神的凱旋
戊戌年所發生的一切，是一場可怕的災難。改革的激情很快地化為了一場夢幻，但在這些失敗者的血淚斑斑的行止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有一種歲月不能消磨的，而且時間愈久遠，痕跡愈鮮明的精神上的凱旋。
1899年，流亡中的梁啟超赴美途中作《太平洋遇雨》：一西縱橫亙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劫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遊。正是這種不屈精神的象征。
公元1898年發生的這一切悲劇事件，當然不是幾位文人學士的偶然興之所至所引發，而是19世紀末中國麵臨的一係列事件發展的必然。是中國的文化精英分子，先於天下的對於社會危機的感應與回響。19世紀中葉，清王朝度過了它的鼎盛時期。作為王國都城的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園，經曆了康、乾盛世近二百年的經營，至此已臻亍至境。特別是坐落在暢春園北麵的圓明園。從康熙年間開始建設，經雍正、乾隆、嘉慶直至道光四朝，這座由圓明、長春、萬春三園組成的巨大園林群才宣告完成。園內署名景點有一百多處，還不算那些未曾命名的，是當日世界首屈一指的皇家園林建築。圓明園的完成，似乎昭告了大清帝國的巔峰狀態。“滿招損”，這座舉世聞名的已完成的藝術宮殿，似乎在不安地等待著突然風暴的摧毀。
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在這之前，來自福建濱海城市福州的一代名臣林則徐，充當了欽差大臣，他下令在虎門焚燒鴉片。此舉激怒了英國。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林則徐被革職，後被流放於新疆伊犁。他在動身前往流放地時，給家人寫了一首詩，《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謫居正是君恩重，養拙剛於戎卒宜。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這一切事件似乎在鄭重預告了大清帝國悲劇的開始。
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前一年，即林則徐在虎門焚煙的那個時候，中國近代詩史最重要的一位詩人龔自珍，寫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組詩一總數達315首的《己亥雜詩》。其中一首是被各種各樣的人，按照各種各樣的意圖反複引用的一一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位偉大詩人不安並不滿於當日那種沉悶、壓抑得透不過氣的氣氛，一個無聲的時代是可悲的。他預見了這種衰危，並且為挽救衰危而呼喚救世的人才。到了世紀末，國勢淪落，政治腐敗，危機四伏，並且愈來愈表麵化，憂患更加深重。於是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各色各樣的誌士仁人。這些叱吒風雲的人物，在世紀末的硝煙彌漫的場合中露麵，演出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故事，直至戊戌政變發生。
圓明園的火光
虎門銷煙之後20年，英法聯軍開進了北京城，他們以圓明園為進攻的目標。這座經營了四五個朝代、前後長達一百餘年的偉大園林，被焚於一旦。關於1860年10月18日清晨的圓明園的火光，當時的目擊者記載說：
焚毀的命令發下後，不久就看見了重重的煙霧，由樹木中蜿蜒曲折升騰起來。樹木中掩蔭著一座年代古舊的廣大的殿宇，屋頂鑲著黃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閃爍。鱗鱗的屋瓦，構造奇異，隻有中國人的想像力，才能抅思出來的。頃刻工夫，幾十處地方，都冒出一縷縷的煙，聚成一團團的煙，後來又集合為彌天烏黑的一大團，萬萬千千的火焰，往外爆發出來，煙青雲黑，掩蔽天日，所有廟宇，宮殿，古遠建築，被視為舉國神聖莊嚴之物，其中收藏著曆代富有皇家風味和精華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數百年為人們所愛慕的崇構傑製，不複能觸到人類眼簾了。這些建築，都足以表彰往曰的技術和風格，獨一無二。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和它比擬。你們曾經看過一次，就永遠不能重睹。還有一段也是外國人記述現場情景的文字一十月十三日……
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國人事先講的那樣，一當白晝剛剛消逝，一片紅光就照亮了韃靼山的支脈，在它們的山腳下正是圓明園的所在地。大家真會以為，太陽剛剛下山現在又重新升起來了，而初升的朝霞又把巳開始積雪的山峰都染上一片金色。一輪明月終於升起，暗淡的月光在一剎那間把照亮了整個平原的回光都弄成慘白色。在淡黃色的天穹和大山中，一片火光不時騰空而起；火花四濺，在空中飛舞，然後又很快地消失。在萬籟俱寂的深夜，建築物倒塌的轟隆聲清晰傳來，直刺我們的耳鼓：十月十四日……
從早晨一開始，太陽就被一股從夏宮升起的又黑又濃的煙柱弄得暗淡無光，這股煙柱順著北風吹來，布滿了整個地平線。整天就隻有像太陽在曰蝕時所發出來的一層黃色的光線，就像太陽被月亮遮住了似的。？19世紀60年代第一年的這遮蔽了的暗淡的太陽和暗淡的月亮、夾帶著濃重黑煙的火光，對於通往這世紀末葉的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暗示和象征。圓明園焚毀的第二年，鹹豐皇帝病死在他逃難的承德避暑山莊。自此之後，清朝的政權一直間接或直接地掌握在一個女人的手裏，直至它的覆滅。1860年的那一場大火，以及隨之而來的鹹豐皇帝的死，是一個王朝覆滅的預言。
龔自珍在鴉片戰爭的前夜寫下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句，與其說是對於改造現實的祈禱與呼喚，卻更像是對第二年就發生的災難，以及再往後推遲20年發生的更大災難的不幸的預感。這批由“天公”降下的人才減在那一場令百世悲愴的火光中，前後出現在中國的曆史屏幕上。它們以百業凋敝、遍體鱗傷的偉大中國為劇場，進行了19世紀末最輝煌也最悲壯的演出。而這場演出的高潮就是1898年維新改良運動的失敗。
我們現在展開的關於百年憂患的論述，把場景推向了1840年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扮演的就是一個輝煌而悲壯的角色，他是中國近代史第一位悲劇的英雄。在林則徐的背後，走來了長長的悲歌慷慨地進行過抗爭、但最終都在危重的現實和凝固的曆史麵前碰得頭破血流的悲壯的失敗者，從皇帝、宰輔、武將，直到士人，這是一個長長的讓人驚怵的名單。
黃海硝煙的驚醒
現在，我們不妨把鏡頭從1840年或1860年往回拉，拉回到本書論述的時代，這是進人90年代的第四年。公元1894年，這一年9月中旬，日本海軍中將伊東佑亨率聯合艦隊在黃海海麵襲擊清提督丁汝昌率領的北洋艦隊，雙方發生激戰，歲在陰曆甲午，史稱甲午海戰。1895年1月日本以海陸兩路直逼威海衛。北洋艦隊腹背受敵。2月侵劉公島，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丁汝昌服毒自盡。1895年4月17日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以及數額巨大得嚇人的賠款等，總計11款。
中日甲午海戰的結束，中國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這一悲劇發生之時，全國的舉子正聚集北京，舉行會試。消息傳到京師，輿論嘩然。特別是這些前來應考的舉人們，更是群情激昂。據康有為記述，消息傳來，“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行於鬆筠庵會議，與各省千二百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捧書之，並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誦，聯紮察院前裏許”。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關於國事的和平請願。
許多史籍都談到後來的百日維新與甲午海戰的緊密關係。這是一串悲劇的連續引爆，中國為挽救危機進行的思考和改革，事實上從1840年就開始了，而直接導致戊戌政變的發生，其引信的點燃則是這個難忘的1895年：
盡管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巳上書朝廷倡言變法，但是他推動變革的活動直到一八九五年才以持久的大規模的形式出現。他重新開展這一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國的敗北，此事對公眾意識所產.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首先，這場災難使中國遭受的物質損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驚的賠款之外，它還喪失了對最後的重要屬國朝鮮的宗主權，而且向日本割讓了自己的大片領土一台灣和遼東半島。這樣巨大的犧牲出現在二十餘年大聲疾呼的“自強”改革之後，似乎是特別令人震驚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後，由於中國曆來輕視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後國家，所以，深深的喪師辱國之感特別具有辛辣意味。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在《花甲記憶》中也寫到甲午與戊戌的關係：
此役也，（指中曰甲午之戰）敗於東夷，由智者思之，當何謂哉？湖廣總督張香帥著勸學篇，蓋謂曰人之所以致強者，實因棄東學西，中國不可不改弦更轍。斯時也，朝內京臣亦主維新，皇帝洞鑒於斯，立即振興舉辦，數月內降旨二十七道，皆新政也。梁啟超也追述了維新運動和這一場戰爭的關聯：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這是一次強刺激。如一支藥針深深地剌人了中國僵硬而麻木的肢體，激活了那些最敏感的神經束，於是頓然發出了痛苦的呻吟。1898年的那一場風暴，如論這風暴生發的中心，當然應當追溯到清王朝的中衰，它的閉關鎖國和列強虎視，追溯到1840年的粵海抗英。但是，事情到了1898年，從皇帝到平民，誰都在中國被肢解瓜分的悲慘事實麵前坐不住了。這時，由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舉子的帶動，這一場席卷全國的救亡風暴就這樣形成了。
流血的世紀末
當然，以中國的積重和政局的複雜一一其中有新舊政見的嚴重分歧、國人的未覺悟等等，戊戌年的倉促從事，其失敗是必然的。守舊頑固勢力以反掌之力，就把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火撲滅了。隨之而來的，是對這場維新運動的反攻倒算：有六君子的殉難，也有皇帝周圍的人被處以極刑，許多同情和支持改革的官員、學者被革職、貶官、追查和流放，報館被査封，報館的主筆也被追究。那一係列的關於改革的詔令和已經實施的改革，當然都被取消。當然，我們可以見到的百口維新的僅留的印跡，便是皇帝輕而易舉地成了囚犯，以及那個自鹹豐以來一直控製著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女人的重新“訓政”一她甚至連那一塊裝模作樣的“簾”也撤掉了。
上一個世紀末發生的悲劇，其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麵是國際資本勢力的發展，它們出自尋找市場的動機，產生了侵略性。這種侵咯性#常準確地看中了這個積弱而蒙昧的“中央帝國”。光緒皇帝和他的主張維新變革的智囊們的舉措的失當，他們無視中國政局的複雜性而予以簡單化的處置，也是導致失畋的一個原因。對此，有一份外國人寫於政變當年的材料，也有尖銳的評述：
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但他那些顧問們一一康有為等，沒有工作經驗，因此善意地死了進步。他們不問吸收的能力如何，消化的能力如何，硬把多少年的食糧在三個月內塞進去。不過扼殺是暫時的，我們仍將看見這些因素會在未來的運動中再抬起頭來。
京城裏的盛大慶典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來自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它本身的腐朽沒落，對當日世界的無知，以及抗拒變革的立場和態度，給列強的覬覦提供了他處所沒有的機會。就是在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的1894年，當時的中國正在為那位經她之手前後牽製了四個王朝的女人慶祝60壽辰大典。而日本此時，正在緊張地進行戰爭的最後階段的準備。日本早在1877年就製定了《征討清國策》，提出以五年的準備為期，伺機準備進攻。1893年，日本戰時大本營宣告成立。可以說，對華戰爭的一切準備都已就緒。它等待的時機，就是1894年，“日知今年慈聖慶典，華必忍讓”。
這時的中國黃海之上，戰爭的濃雲密布，旅順灣裏的波濤在日夜不安地敲打著岸邊的岩石，而在北京城內，卻是一派升平景象。如同日本周密地準備對華作戰的籌劃那樣，中國也在周密地進行著這個慶典的籌備工作。早在1892年（比日本對華作戰的大本營成立還早一年）2月2日，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匡便被委派總辦慈禧的萬壽慶典，次年春又成立慶典處。
1894年6月23日，日本艦隊在朝鮮海麵擊沉中國運兵艦“高升”號，甲午戰爭爆發。
此時的北京城裏，卻是到處洋溢著“歡樂祥和”的氣氛，據記載一一
從頤和園東宮門到紫禁城東華門，這20公裏的距離內，共設“點景”60段，其中從頤和園至西直門設“點景”33段，從西直門至紫禁城設27段。每段“點景”都要建造不同形式的龍棚、經壇、戲台、牌樓和亭座，60段“點景”共搭龍棚18座，彩棚、燈棚、鬆棚15座，經棚18座，戲台22座，經壇16座，經樓4座，燈樓2座，罩子門2座，音樂樓67對，燈遊廊120段，燈彩影壁17座，牌樓110座。每段“點景”掛燈145隻，設官員、茶役、士兵38人，僧侶、樂師29人。據統計，每段“點景”耗資白銀4萬兩，60段共耗資240多萬兩。另外頤和園大戲樓將在慶典之時唱戲數日，僅此一項開支即為白銀52萬兩。在頤和園仁壽殿內搭起一座巨大的彩色天棚，共用掉絲綢17500多匹，連接起來可長達233公裏，足以從北京到天津拉一個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