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評“詩界革命”
本書關於黃遵憲的一章文字，是因了1898年一件事，當年光緒皇帝出於對變法維新的思考，要看他的《日本國誌》所引起。再從他在這一年的身世遭遇一一主要是從辭別政界隱居鄉野一一論及他當年所作詩章，再引出1899年他的詩歌高潮，從而涉及到這位詩人在晚清詩壇的貢獻與地位的總體評價。
許多文學論著談到黃遵憲，總以他為近代轉向現代的詩界革命的旗幟，這是對的。但若論及他對舊詩轉變新詩的貢獻時，對他的“我手寫我口”主張的評價往往偏高。“我手寫我口”的價值，也許是作為對傳統詩歌寫法的挑戰的口號的意義，更大於黃遵憲在這方麵的實踐的意義。這是本書作者的一種大膽的看法，這種判斷是建立在對他的全部創作進行考察之後作出的。在黃遵憲詩中，真正達到這種嘴上怎麼說、手上就怎麼寫的境界的作品並不多。《今別離》四章受到人們的讚譽，是由於他引新事物入詩並從現代工業革命和現代科學的成果中寫現代人的感覺，這在中國詩壇是前無古人的。但這一組詩的創作思想，也還是想說明舊詩能寫新事，而並不是“我手寫我口”的有效的實踐。把這些主張切實運用於創作，可能在另一些詩上表現得更多也更鮮明一些，這就是經常被引用的《山歌》九章。其中如：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隻今生結目前。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為分梨故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著心中隻說郎。
第一香櫞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夫容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手寫本詩後有題記稱：“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為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天籟難學也。餘離家日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謠，往往搜索枯腸，半曰不成一字。因念彼崗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返，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這段記述，說明上述詩章，很大成分在於“輯錄”，而少創作性質。也說明在詩人的心目中這些詩是來自鄉野，與他的其他創作有異。重要的是，像《山歌》這樣的作品，在他的詩作中隻是“特例”，而並非“常態”。況且，這種以文字記述民間歌謠，或仿作民間歌謠的作品，乃是古代文人經常的操作，而非黃遵憲所專擅。自唐以來，文人詩集中《竹枝詞》一類詩篇屢見不鮮，若是以此為“詩界革命”的先兆，則斷難苟同。黃作中，也有一些受到史家如胡適等讚評的，如《都踴歌》等也同上述，都難說是“我手寫我口”的有力證明。
所以說，黃遵憲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想到了詩應當是按照自己意願來寫，不能按照古人的意願來寫。“我手寫我口”的價值在於它向著傳統的一成不變的寫作規範，發出了質疑，並以最淺顯和最明確的新概念向著數千年的因襲挑戰。這種新詩歌的概念有一批有力的實行者，如譚嗣同、夏曾佑、章太炎、嚴複、林紓、馬其昶、陳三立等，但他們的實踐，其最著者亦隻在於引新名詞入詩，而表現的形態依然是古典的，談不上“革命”。相反，由於“新名詞”與舊文體和“死語言”的極端矛盾，卻造成了另一種弊端。梁啟超《夏威夷遊記》有：“我夢天門愛天語，玄黃迎海見三蛙”諸句。他後來作自我批評說：“注自二百餘字乃能解，今日觀之，可笑實甚也，真有似金星動物入地球之觀矣。”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有一段話，其實是說到了“詩界革命”的弊端：
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丙中、丁酉間（1896~1897）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曾佑），而複生（譚嗣同）亦綦嗜之。……其《金陵說法》雲：“綱倫慘以喀私德（caste），法會盛於巴力門（parliament）。”穗卿贈餘詩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烏太平遲”，又雲：“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徙”……當時吾輩方沉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於我同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麵絡繹筆端焉。
他還說一一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耶。（《飲冰室詩話》）
從這些詩例中可以看到，除了隻是以新典故代替舊典故，以及由於外來文宇生硬嵌人造成新的矛盾之外，這種“詩界革命”的意義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後來的人們評論這場“革命”，認為“他們改革有心，創造無力。他們所作的新詩，頗喜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雖無庸濫腐臭之弊，卻不免僻澀蹇圪之病，較之‘江西魔派’的詩尤其難懂。夏、譚等對於‘詩界革命’的事業，實在是誌有未逮”。冷靜評述自“我手寫我口”開始的“詩界革命”，也許重要的意義不在是否給舊詩帶來了多少改變，而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傳達一種舊詩必須改變，至少必須打破固有局麵，容納新進內容這樣的信息。事實上，對於舊詩的更新的努力，在黃遵憲之前，便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實踐。胡適在談黃遵憲的同時，提到了金和。金和生於1818年，死於1885年。他比黃遵憲早，沒有趕上戊戌政變那場災難，倒趕上了太平天國的戰爭。胡適格外稱讚金和記述南京被陷的日記體長詩《痛定篇》。此詩的好處是說理敘事清楚通順，接近口語，而這些卻是更晚的那些新體詩的試驗者所缺乏的。如他的《軍前新樂府》之一《半邊眉》便是這樣的作品。金和的《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也是記事之作：
初七日未午，我發鍾山下。蜀兵千餘人，向北馳怒馬。
傳聞東壩急，兵力守恐寡。北來乞將軍援，故以一隊假。
我遂從此辭，仆仆走四野。三宿湖熟橋，兩宿龍溪社，
四宿方山來，塵汗搔滿把。僧舍偶乘涼，有聲叱震瓦。
微睨似相識，長身麵甚赭。稍前勸勿瞋，幸不老拳惹。
婉詞問何之，乃赴東壩者。九日行至此，將五十裏也。
用傳統樂府詩的方式，記述途中所見，完全是紀實，卻極生動明嘵，諷刺之意溢自筆端。胡適說金和此類詩，是“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為之”。
胡先嘯對胡適的稱讚金和似有某些保留，他在評胡適的文中說：“當太平之亂時尚有一詩人，其詩之品格亦在金和之上，而鄭孝胥以為似鄭珍之《巢經巢詩》者，則長洲江提鎪叔是也”。江緹比金和更早，他的詩屬於同光以後時代，“為論近代之詩所不可知也”。江堤的《靜修詩》、《感憶詩》“至誠慘怛，天性獨厚，又純以白描法寫之”。《靜修詩》記述詩人亂中逃難於野寺，遇僧人靜修的挽救方得生還，感念終生：“又聞杭州破，餓死十萬民。我於萬民中，念此僧一人”，“古人感一飯，重義如千鈞。況於兵火際，救死出險屯。何當遠尋汝，相挈同晨昏。終身與供養，如汝奉世尊”，於淺白的語言中表達深沉的情感。
由上述的補充我們不難悟及當日的一些思考，詩的變革重在以清新淺近的口語化的努力，以傳送現實人們的感遇和情懷，這種語言和內容的革新，“詩界革命”的實踐遠未達到。近代以還改變舊詩的實踐，僅僅停留在或滿足於以新名詞人詩是不夠的。真正的詩體革命寄希望於未來。而晚清這些詩人的一切努力都不會白費，他們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於懷疑一一懷疑固有的秩序，並試圖打破它構築了數千年的堅固壁壘。
一部小說的預告
唯一的成功
1898年，當中國一批投身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他們關於未來中國的想象在現實的魔影麵前被砸得粉碎的時候。有一位一直夢想著以個人之力參與實業建設以振興國運的知識分子，也以失敗的結局從他投身的山西煤礦被彈劾回到北京。他的失敗回京和康、梁的失敗出走，發生在同一年，看似偶然，實有必然的潛因，這可說是“殊途同歸”。
這人就是後來寫了《老殘遊記》的劉鶚。劉鶚也如我們前麵寫到的那位黃遵憲一樣，文學是他事業失敗之後的歸宿。文人到了四處碰壁、無路可走時，詩或者小說，或者別的什麼，就成了他們最後的精神家園。這是上個世紀末最先覺悟的那一代文人的悲劇宿命。
劉鶚生於1857年（即鹹豐七年》，比康有為大一歲。他們是同代人。1898年政變發生時，劉鶚42歲。他的經曆很特別，20歲時赴南京鄉試落第，“回淮安專心研究經世之學”；30歲赴南京再考，“未終場，出六合探親”。終其一生好像科舉都沒有成功，倒是經過自學，學會了算學、測量、繪圖等新式學問。19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各種鐵路、輪船、礦山以及自來水公司等已有出現，實業之風正在悄悄興起。對於像劉鶚這樣接觸過新學的人，科舉倒不是唯一的出路。青年時代的劉鶚，在淮安開過煙草店，在揚州掛牌行過醫，在上海開設過印書局。這些未必成功的實踐，已經展現出一種與舊式文人並不相同的生活道路。學問的觀念，在這裏已經有了新的內涵，一種可供經世的實用之學的觀念，正在代替傳統的經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學問的觀念，至少在一些知識分子中是這樣。
1888年，當康有為第一次上萬言書給光緒皇帝，“極言時危，請變法維新”時，劉鶚從實幹的另外一方麵也開始了他的改造和報效社會的行動。這就是他在這一年赴鄭州治理黃河，促成河堤合攏成功的故事。
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鄭州上南廳黃河決口。“水由鄭州東北兩縣車家堡流人中牟縣市於莊出境，被水者一百二十莊，中牟縣城被水圍繞，浸水所及三百餘村。”黃河水決堤奪路，瘋狂的水由中牟縣境滾滾滔滔而出，直趨扶溝縣境，一百餘裏的黃浪吞沒了幾個縣千餘座村莊。黃河的決口震驚了最髙統治者，輪番的革除和任命官員幾乎無濟於事，最後派廣東巡撫吳大澂署理東河總督。由於吳大澂在現行官吏中是一位精明實幹的人，從青年時代便立下以天下為己任而“誌在聖賢”的劉鶚，便欣然前往投效吳大澂，鼎力相助治黃患。
劉鶚向吳大澂陳述了“設閘壩以泄黃”，“引清逆遊，束水攻沙”等主張。劉的明達於事與吳的知人善任結合，使事情有了轉機。加上劉鶚務實苦幹，“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為之事，悉任之”這一番黃禍泛濫終於得到了扼製。光緒皇帝大喜，在年終大家都將過年之時，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小年夜”破例降旨封賞治河有功人員。甚至連治河無功先後被革職的人，皇帝高興之下也讓他們個個都複了官。吳大澂“賞加頭品頂戴，補授東河河道總督”。劉鶚有功不受，把榮譽讓給了他的哥哥。他自己則向吳大澂表示“請歸讀書”，於是格外受到器重。這是劉鶚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成功。
全麵展示的才華
這是劉鶚的“首戰告捷”。這當然依靠他的聰明、才識、務實和勤勉，這對他的才幹是一次實際的考察。那時大部分知識分子都熱衷於政治改革，他們為中國的擺脫困境設計了各式藍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多半隻停留在紙上而少實行。戊戌維新的失敗，雖然是當時各派政治力量較量的結果，多少也與這種對社會缺乏理解，以及不切實際的空談有點關係。但劉鶚有些不同，盡管從有關記載看，劉鶚的政治態度與維新派並無牴牾之處，但他不是隻善於空想而是更傾向於實踐的人。對於自然科學、數學、繪圖等方麵的興趣，使他在社會改造方麵傾注了行動的熱情。他不是哲學家，他的長處不是議論什麼，而是做些什麼。以治黃為起點，直至他生命的最後，他就這樣做了一件乂一件讓這個長期封閉的國度的人感到瞠目結舌的事。雖然這些事如同在中國做的其他事一樣，總是以失敗或中途夭折而告終，但卻展盡了這位“怪才”的全部智慧。
在治黃成功的基礎上，劉鶚繼續實行他的行動計劃，其中包括測繪黃河圖表，以及編輯《黃河曆案大工表》和《皇朝東河圖說》等。1889年任測繪“豫、直、魯三省黃河圖”提調，撰寫治河文論。1890年著《曆代黃河變遷圖考》及撰寫《治河七說》。由於他在實際的工作中表現出驚人的才幹，所以雖然他沒有經過科舉獲得資格，但幾任上司都紛紛為他“谘送”和“保薦”。但這些舉薦似乎都沒有起到實際的效果，劉鶚則依然是一個沒有“學曆”的“專家”。他依然遊蕩在官宦的門外，成為一個“自由職業者”。
劉鶚對於自己的處境，當然不是沒有懷才不遇的感慨。1892年山東巡撫福潤谘送劉鶚去北京辦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考試，因“不合例”而沒有成功。劉鶚在從北京返回的途中吟詩一首：
魄落魂消酒一卮，凍軀圍火得溫遲。人如敗葉渾無屬，骨似勞薪不可支。紅燭無火貧化淚，黃河傳響己流澌。那堪歲歲荒城道，風雪千山夢醒時！這詩流露出他對仕途的失望情緒。但對劉鶚所具有的才識，當時的主管官吏還是有公允的評價的。1894年福潤再次“專片”向皇帝保薦劉鶚。福潤這樣向皇帝介紹他的這位屬僚：
該員勻習算學、河工，並諳機器、船械、水學、力學、電學等事，著有《勾股天元草》、《弧三角術》，《曆代黃河變遷圖考》等。前河臣吳大澂、前河南巡撫倪文蔚於鄭工合龍後，測量直、東、豫三省黃河，繪圖進呈禦覽，即委該員辦理。其所著各書，考據尚屬詳明，有益於用。福潤的專片中稱劉鶚是“通曉洋務”的人，這是很允當的知人之論。劉鶚在上一個世紀末的中國，通過艱苦的自學而學得了新的知識，較之那時的舊文人，他對於外部世界所知甚多，既有國學的根底又有西學的淵源，是一個社會新舊轉型期奇異的發展全麵的人才，用現在的話說，他真是一個精通當日科技發展、掌握一定技術的“外向型”人才。這個人有著驚人的才華，不僅在擁有新型的科技知識方麵，如福潤的奏片所描述的，而且在舊學方麵也有驚人的造詣。除了傳統的經、史、詩、文，他在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方麵，在古陶器、古錢幣和古印的收藏研究方麵，在古董和碑帖的收藏研究方麵，也在音樂如古琴譜和樂理的整理研究以及精通音律和具體的古琴演奏等方麵。當然，更有，是在文學創作方麵……他真是一位全麵展示驚人才華的人。
據此，有的國外學者在介紹劉鶚時給他加了一連串的頭銜：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和慈善家……不論這些名號是否名實相符，試想，一個人短短的一生的作為能夠與這麼多、這麼廣泛而且其間的距離又這麼大的專業聯係在一起，除了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那些巨人，恐怕是很少見的。這又一次印證了本書作者在其它一些篇章中作過的判斷，即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是一個不僅出現了許多怪人、而且也是出現了許多巨人的時代。
在筆者讀到的關於劉鶚生平的文字中，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文學係馬幼垣教授在他與人合編的《中國古典文學辭典》所寫的《劉鶚》一章資料翔實，判斷嚴瑾準確，是一篇言簡意賅的文字，今用劉德平譯文全錄如下：
劉鶚，字鐵雲，號鴻都百煉生。生於一八五七年，卒於一九〇九年。江蘇丹徒人。清代河南開歸陳許道布玫使銜劉成忠的小兒子。作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西方知識的介紹均有所貢獻的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和慈善家的劉鶚，其本人生平與他的學識和名望一樣令人不理解和常常引起人們爭論。盡管劉鶚因為對當時政治製度失望，所以年輕時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但仍然受到了當時的重要官員吳大繳（一八七五~一九〇二）、張曜（一八三二~一八九一）和福潤（？~一九〇二）的青睞和信任，曾在他們手下做事或任顧問。可是由於運氣不佳，加上他自己不拘小節的性情和他在各種嚐試的創新過程中遇到的不斷誤解，使他擔任一種職務甚至從事一種職業的時間都不長。大多數他所辦的企業，尤其是那些牽涉到外國人利益的企業，均是短命的。並因此使他經常成為被誹謗受攻擊之對象。日益積累的敵意和對他名譽的誹謗，最後導致他一九〇八年被不合理地判決為流放新疆，並於次年在那裏逝世。
劉鶚最被人銘記的，是他二十回的小說《老殘遊記》。小說最初的十三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連載於著名的期刊《繡像小說》，後在《天津曰曰新聞》拫紙上連載完。這部小說和其他的白話小說一起，一九〇二年經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的大力推薦，一直作為中學語文課本的教材。這樣，該書不僅是晚清主要的小說，而且是為數不多的一直流行的作品之一。
《老殘遊記》一書通過老殘——一個受到官場很好接待的走方郎中的旅行，揭露了中國的弊病，敘述了表麵是清官，其實是酷吏的厚顏無恥的罪惡。在小說的情節與故事展開中，劉鶚通過其無與倫比的生動流暢的文字，描繪了許多使人難以忘懷的情景，例如第二回中，對兩個歌女演唱的極其出色的描寫，都給人以強烈的感染。
這本小說不是自傳，但劉鶚在其中糅合了相當多個人的經曆和思想。因此很清楚，‘‘老殘”就是劉鶚的替身。從小說的人物中，能找到劉鶚的許多朋友和敵人，例如，在最初幾回出現的莊宮保就代表了劉鶚的保護人張曜。兩個在審判過程中弊病百出的典型人物玉賢和剛弼，則代表了兩個滿族官員毓賢和剛毅，他倆深深地卷入了一八九八~一九〇〇的義和團運動。
劉鶚是非宗教的哲學流派一一太穀學派的弟子。太穀學派發展地吸收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老殘遊記》第八至十一回的神秘深奧的遭遇，表麵上看與敘述的主線沒有聯係，也很難懂，並且使小說分成了兩個不同的主題的部分，因此有的版本便把他刪去了。其實以太穀學派的學說對這些章節進行分析，是了解劉鶚“溫和原則”和為什麼他對義和團和革命者持批評立場的關鍵。同時也就能理解中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對劉鶚及其《老殘遊記》的尖銳的有準備的批判了。
一般為《老殘遊記·二集》的至少九回的續集，一九〇七年連載於《天津日日新聞》。前麵六回敘述了老殘新娶的妾，在跟隨老殘登泰山的路上，與兩個有修養的尼姑談論之後出家的與初集完全不同的故事。後三回寫老殘遊地獄的故事。還有稱為《老殘遊記外編》的殘稿，其可靠性巳得到驗證。至於曾經流傳的四十回本的後二十回，很早就巳確認為是偽作了。
除了小說，劉鶚對中國文字和商文化的研究，對後世也很有影響。他第一個認出了卜骨上的符號《甲骨文》，他也是最早的甲骨收集者。他一九〇三年印行的《鐵雲藏龜》是研究甲骨文的最早著作，這本書給後來的國家和私人收藏家確定了禊式。
劉鶚的著作，還有《治河五說》（一八八二）、《曆代黃河變遷圖考》（一八九三）、《鐵雲藏甸》（一九〇四》、《鐵雲泥封》（一九〇四》。他還發表過有關數學的兩本著作。此外，劉鶚也遺留下了各種手稿。一九八〇年，由劉鶚孫子劉蕙孫（厚滋）注釋的《鐵雲詩存》在濟南一一《老殘遊記》主要場景所在地一一出版。
屢逋挫折的奇才
在鄭州治黃之後，經開明官吏的多次力薦，朝廷終於在1895年給了他一個“以知府用”的名義，這更鼓舞了常懷奇思異想的劉鶚在另一個領域幹些令人驚詫的事業。1895年，正當康有為在北京聯合十八省一千三百餘人發動“公車上書”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的時候，這一年，劉鶚也有他個人的一份上書，內容是“自請承辦蘆漢鐵路”。看似巧合的兩種上書，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命運的兩種思路，前者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多數士人，重體製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後者如劉鶴這樣傾向現代工業文明的個人，重具體通過實業建設的途徑以促進社會進步。兩種思路的目光均是前瞻的，都代表了當日先進分子的前傾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