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詩的成功是悲哀
浮沉於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緒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於要讀到他身邊人幾次推薦過的書，這就是史載的“命樞臣進日本國誌，繼再索一部”、前些時候，這位皇帝已經向他的老師翁同龢要過這本書來讀，但翁同龢當時手頭沒有，皇帝不悅。據《翁文恭公日記》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記載：“上向臣索黃遵憲《日本國誌》，臣對未洽，頗致詰難。”醞釀著維新大業的皇帝，需要了解鄰國進行改革的情況，其急切的心情從上述的“繼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頗致詰難”的記載可以看出。
《日本國誌》的作者是黃遵憲。他於1877年以駐日參讚的身份赴任。在日本任上的第二年便開始學円文，很快就能閱讀日文書籍。所著《日本國誌》是他在日本任中經過艱苦的研究、訪問、翻譯、積思，以後又摒除冗務，曆時數年始告完成的一本史書。它成為當時皇帝勵誌改革最需要的一本參考書。黃遵憲《己亥雜記》中有一首詩記述這次皇帝索書之事：
三詔嚴催倍道馳，霸朝一集感恩如。病中泣讀維新詔，深恨鋒車就召遲。這首詩內容涉及這位詩人、外交家與當年這場政治改革以及隨後發生的悲劇的關聯。“霸朝一集”指的是光緒調閱《日本國誌》之事。此典見《隋書‘李德林傳》：“高祖謂德林曰，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麵。”“三詔”句指皇帝有黃遵憲“無論行抵何處，著張之洞陳寶箴傳令攢程迅速來京之諭”。據詩人自己說：“然餘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此時的光緒皇帝對康有為等頗有失望之意，欲委要任於黃遵憲以挽救時危。而不幸的是，“時機已失，京變作矣”。在北京城裏發生的這場突發事變，不論是黃遵憲，還是皇帝本身，均已回天乏力。
黃遵憲是一位奇才，他以文人和外交家一身而兼二任（也許還要加上一個思想家的頭銜）。他不僅詩藝精湛，且於政事亦甚通達，故深得皇帝之器重。他在人境廬詩箋己亥雜詩“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一詩後的自注中披露：“在日本時，與子峨星使言：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將以藏之在函，三十年後，其言必驗。”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的寬廣的視野，對於國事的關心，以及判斷的新銳。
中國的變從西法，黃遵憲是說對了，她被瓜分過，被逼過，也受轄過，也想肖強而終至發生悲劇和倒退過。這些，他的預言都應驗了。隻是他的詩中說的“二十年”以及當年和駐日大使何如璋說的“三十年”都沒說對。詩人對於中國鍾擺的緩慢和怠惰，顯然估計不足。中國這種“變從西法”的覺悟大約是以百年為期。
皇帝索書之事發生在1898年政變尚未發生的2月間。這一年，黃遵憲51歲，在湖南按察使任上。他以鹽法道拜湖南按察使是1897年。甲午戰敗，舉國震驚，這時上上下下都深知非維新改革不足以救中國。朝廷於是乃詔告天下“定國是變法度”。各省奉行最力的是湖南巡撫陳寶箴，協力推進這工作的則是黃遵憲一公度既主湖南，與陳戥力殫精，從事新政的建設。其中最主要為設立保衛局。是年十月，陳寶箴籌辦時務堂，梁啟超來和公度、熊秉三、江標等就學堂講席。時譚嗣同亦歸湘治鄉治。群謀大聚豪傑於湖南，並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若內河水輪，商辦礦務，湘丨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南學會等，皆次第舉辦。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等官吏鹹臨及，公度及譚、梁等輪流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其目的在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以養成地方自治之能力為歸依。此外公度又銳意整頓裁判監獄之事，刪淫刑之俗例，定作工之罰規。湘民甚感其德。從這段論述看，當時的湖南，很有些改革先驅的味道。那裏舉行的七日一講演，也好似後來的“民主論壇”。總之，一些先進的改革人物的集聚湘中，說明當時與陳寶箴、黃遵憲等有力人物的倡導有關。可是，事情的發展卻與願違。到了夏天，黃遵憲因長期生病解了按察使任，來到上海養病。那裏的熱度自然就減了。這一年清朝駐日公使裕庚任期滿，日本政府預先以黃遵憲使日請於清廷。當局也以三品京堂拜出使日本大臣。但是這位大使先生沒來得及到任，政變就發生了。
1898年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極不平常的一年，對於黃遵憲來說，也是身心交瘁的一年。他雖然受到出任日本公使的重要任命，但卻是心情愴然。這一年7月，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命康有為督辦其事，但又有諸多瓜葛，皇帝要黃遵憲道經上海“查明原委”。“臨行陳右銘送之上舟，灑淚滿袖，雲相見無時”，可見他心中早有某種不祥的預感。他7月抵滬，不覺病重。“又患脾瀉病，口瀉數次，氣喘而短，足弱幾不能小立。醫生或慮其不治。然從此日見減輕。在病中一切如夢，而京中政變已作。”8月6日，他讀到慈禧的訓政令，8月13日，得“殺士抄報”。這是一連串的襲擊與震蕩。
殺人、通緝、囚禁、追捕，這大體上是一場政治動亂後的常態。黃遵憲這位思想先進的人物當然是政變當局監控的對象。他的未到任的駐日使節的任命自然是革除了。幸好他此前因病乞休已獲準，去了公職，糾纏自然少些。但還是有別有用心之徒伺機害他，這時有人舉報說被通緝的康、梁尚匿藏在他那裏。“有旨命兩江總督査看”。8月24日清晨，他尚未起床，上海道蔡均已奉命派兵人室搜查。“初迎先生入城，繼以兵二百名圍守，棒槍鵠立，如臨大敵。”他們當然是落空了：康有為當時已到了香港，梁啟超這時也在塘沽準備潛逃日本。但是黃遵憲卻被無理地軟禁了兩個日夜。這件事對黃遵憲的打擊極大。他早年應舉參政，準備以自己的才識報效社稷生民。又長期從事外交事務，先後出使日本、美國、新加坡、英國等，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有較全麵的了解，他學貫中西又有豐富的經驗，正思奮發之際，卻碰到了這場反改革的保守勢力造成的大災難和大倒退。黃遵憲對世事感到失望，於是決意南返。
這一年，他有《紀事》、《放歸》、《到家》諸詩記載這次變後放歸的經曆和心情：“十七史從何處說，百年債看後來償。森森畫戟重圍柝，坐覺今宵漏較長”（《紀事》絳帕焚香讀道書，屢煩促報訊如何。佛前影怖棲枝鴿，海外波驚涸轍魚”（《放歸》）；“處處風波到曰遲，病身僬悴尚能支。少眠易醒藏舊夢，多難仍逢剪韭時”（《到家》》。這些詩用典甚多，不易讀解，但從“影怖”、“波驚”、“處處風波”、“少眠易醒”等措辭看’這場噩夢對他來說，是永遠難泯的可怕的記憶。這位青少年時代便立誌報國，而才識謀略超人的成熟的知識者，在令人震驚的災難麵前，心靈是受到了嚴重的創傷，以至於此生此世也難以平複。
寫於己亥年的這些詩句表達了這場異常的動亂帶給他的震撼和愁苦。目睹了這些變故，再加上他的體弱多疾，他是非常需要一個平靜的環境來憩息他那顆心。
我愁而悲苦的靈魂了。當年他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便是為自己營造一個可供安息的居所。人境廬的旁邊有屋數間，他買了下來。把那房屋略加修葺，“有樓巋然，獨立無壁”，倒也令人欣然。己亥雜詩中自注說，此樓“縱橫不過數丈，鄰居逼處，更無可展拓，偶有營造，輒來責言”。可見這也不是多麼寬裕的建築。丘逢甲為他的新居題了一聯，原文如下：“陸沈欲借舟權住，天問翻無壁受嗬。”“陸沈”暗示了當日的天下大勢，而“天問”則是以屈原被放逐的優心愁悴作喻。據《人境廬詩草》卷八《長沙吊賈誼宅》詩，有“楚廟欲呼天再問”句意同此。後來，黃遵憲把這聯嵌進他自己創作的律詩中，湊足一首，全詩是：
半世浮嗟夢裏過，歸來隨地覓行窩。陸沈欲借舟權住，天問翻無壁受嗬。偶引雛孫問初月，且容時輩量汪波。灣灣幾曲清溪水，可有人尋到釣簑？由此可以看出他對過去有一種不堪、也不願回首的淒愴。以洞悉政局世務的他，當然知道中國當時處境的艱危。但他自知以他個人的力量，或者再加上那些業已失敗的改革者的力量，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當時的形勢有任何的改變。眼前的事實對於半生宦海的詩人是非常清楚的嚴峻。即使他是多麼的不甘，他也不能以意外的平靜來麵對眼前的處境。黃遵憲就這樣開始了他半醒半醉的隱居生活。所幸此時他身體已逐漸康複，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到滬後停藥。因水土已易，漸漸複原。九月到家，將養數月，即如常矣。”這時正是公元1899年，距離京中巨變已過了快一年。
黃遵憲的病體是複原了，但心靈的創傷遠未康複。他決心做一些切實的事以使他能夠“忘卻”那些不應忘卻的。他以鎮定自若的態度開始了他的新生活。這一年，他在自己家裏辦起了學館。這是一所很特別的學校，共收學生五人，有他的長子伯元和次子仲雍，一個他的嫡堂弟由甫，一個從堂侄之駿和外甥張資度，都是他的子侄晚輩。學館設五門學科：掌故、史學、經學、格致和生理衛生。他的上課方式也很新穎，不是舊式私塾那種死記硬背，也不是由老師“滿堂灌”搞“填鴨式”，而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精神。五個學生中，每人各負責一門，上課前各人將自己負責的科目先預習一遍，也就是現在說的備課。每日上午9點至11點半齊集講座，各人將預習提出討論，先生聽後加以講評，或引申而闡發之。每人都做筆記，每次交一次作業，由先生批改。通過這樣的學校的形態與這樣的教學方式，再印證他先前在湖南按察使任上開展的各種講座和活動，可以看出黃遵憲身上已具備了那時罕有也非常值得珍貴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姿態與精神一一雖然他是舊科舉出身，也在封建王朝擔任過官職。據一說，黃遵憲此時家居“常短衣楚製，獨行山路間”，可見當日瀟灑行狀。又有資料載廣公度駕信科學，生活飲食，悉取法西人。解職鄉居無事，常瀏覽漢譯聲光電化生物生理諸學。”這個材料也可為上述判斷做旁證。
無奈而悲愴的回歸
19世紀的最後一年，即公元1899年。中國在這個世紀的最後一位偉大詩人黃遵憲，就這樣在他的家鄉開始了從政局中退出，回到詩人本位的角色中來的生涯。這一年，是他創作豐收的一年。除零星的創作外，主要詩作有《己亥雜詩》89首及《續懷人詩》24首。《己亥雜詩》無疑是這位詩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詩歌作品，身經危難，回首往事，感時懷人，有道不盡的淒楚與蒼茫。當然，這些複雜和隱曲的心態，大體是從詩句背後的意緒中悟出，並非直接的傾訴。而在畫麵上出現的，一般的都是有意造出的悠閑與瀟灑。這是詩人對自己一生的回首與反思的詩句：
跳珠雨亂黑雲翻，事外閑雲卻自閑。看到須臾圖萬變，終愁累卻自家山。
天下英雄聊種菜，山中高士愛鋤瓜。無心我卻如雲懶，偶爾栽花偶看花。
這些詩句，在閑適之中隱藏著那種揮之不去的落寞與淒迷。主要表現形態還是平靜和從容，當然也有可能掩飾的傷懷的流露，如：
夢回小坐淚潸然，已誤流光五十年。
但有去來無現在，無窮生滅看香煙。
寒燈說鬼鬼啾啾，夜雨言愁我欲愁。
隻有蓬山萬重隔，未容海客說瀛州。《己亥雜詩》中最重要的一首是懷念譚嗣同的：“頸血模糊似未幹，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錦篋深韜襲，留付鬆陰後輩看。”鬆陰是日本維新誌士吉田矩方的字，據此亦可斷定此詩與懷念戊戌烈士有關。己亥雜詩作為一個巨大的詩組，始於“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號風波民”的自況，而結束也還是回到反顧自家身世的無限悲涼一一
蠟餘忽夢大同時，酒醒衾寒自歎衰。與我周旋最親我，關門還讀自家詩。“與我周旋最親我，關門還讀自家詩”，這是這位世紀詩人最後的醒悟和對於永恒家園的確認。在他的一生中，有過許多抱負與追求，但最終還是雲煙飄散。給他的孤寂身世以安慰的，也隻是伴隨了他一生的詩歌。最多情的是詩歌，最永恒的也是詩歌。
發生在距今100年前的那次爭取社會開放進步的抗爭，有它的基於中國曆史和現實的根據。而它的最後失敗，也有它的必然。任何個體的力量，包括身為皇帝的載潲也無能為力。一場政治風波之後，被殺的被殺，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罷官的罷官，對於熟諳世態人情的文人，黃遵憲當然有他的一份哀愁和迷惘。人們可以對他的消隱鄉野發出疑問，然而，對他的無可奈何的選擇，也應有一份理解。也許一切都已過去，也許一切都依然存在，但作為中國具體的社會情勢之中的個人，對於1898年的悲劇事件既無法負責，也無法改變。
時間是無情的，中國曆史無疑是向後無限地延伸了。當世界在20世紀迅跑的時候，中國卻陷在外侮和內戰的沼澤中，身經這一切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此是十分熟悉的。但黃遵憲最終還是詩人，在他的一生中，功名、利祿、富貴、甚至苦難都是短暫，但詩歌是永恒。當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詩歌卻穿透鬱結的雲層，從它的那濃密的縫隙中，迸射出一線突目的光焰。以至於在百年之後的今日，我們仍然在它的光焰的襲擊中睜不開眼睛。
黃遵憲是中國近、現代轉型期的第一詩人。他的詩歌著作已結集於《人境廬詩草》這部鴻篇巨製之中。詩集總計11卷，始於同治三年，終於光緒三十年，是數十年間著作總彙。我們稱他為“第一詩人”，自然不僅僅是從創作的角度看，而是對他的完整的人格，特殊的風格，豐富的詩歌內涵，以及他對詩歌變革的創造性貢獻等方麵做出的總體評價。康有為說他“博群書，工詩文，善著述，且體裁嚴正古雅”；戊戌變法後，“久廢所用，益肆其力於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遊曆，浩渺恣肆，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是一種全麵而準確的鑒定。最後，他禁不住要發出忘情的讚歎：“公度之詩乎，亦如磊坷千丈鬆，鬱鬱青蔥，蔭岩竦壑，千歲不死。上蔭白雲，下聽流泉，而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吳宓跋《人境廬詩草自序》時，有一段話便是從詩和詩人的總體上評價黃遵憲的價值：
謹按：嘉應黃公度先生為中國近世大詩家。
《人境廬詩草》久已流傳，膾炙人口。二十餘年前，梁任公曾稱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鑄入舊風格，推為詩界革新之導師，然先生不特以詩見長，其人之思想學識，懷抱誌趣，均極宏偉，影響於當時者甚大。細讀先生之詩可以知之。而先生之工為詩，亦未始不由於此也。
“詩界革命”的一麵旗幟
黃遵憲能以大家屹立於中國詩人中，固然是由於他詩歌創作的實績。在晚清，龔自珍以後的詩人，成就大者就數黃遵憲，但他在文學史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視的價值，又與他的倡導詩界革命有關。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當時21歲的黃遵憲寫了一首《雜感》詩，這是一首篇幅不短的議論詩，它集中體現這位青年對於古今文變的深邃思考。也就是在這首詩中，出現了後來被反複引用的驚世駭俗的一些名句：“俗儒好尊古，日月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人詩篇”；“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這些詩句，表現出這位年輕人批判的思維以及超越獨立、不拘一格的學術精神。“我手寫我口”這一明白暢曉的表述，後來成為新文學革命思想的一個觸媒。它是一點火星，飄落在人們對舊文學感到失望的幹柴堆上，終於燃起了熊熊大火。
但《雜感》一詩最尖銳的思想批判卻不是在文體的思考方麵，而是它對封建文化最核心的科舉製度發出的激烈抨擊：
籲嗟製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發受書始，即已縛杻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謂開明經科，所得學究耳。謂開製策科，亦祗策士氣。謂開詞賦科，浮華益無恥。
從這些無情的剝落中，我們看到了自由不羈的靈魂以及麵對整個封建文化秩序的不妥協的抗爭精神。黃遵憲後來傾向維新變革的前進立場，早在他的青年時代便具端倪。
1898年有一個火辣辣的夏天。這一年6月的京城，夏天的驕陽照射在這座帝都大小胡同的老槐樹梢，使那些蒼老的枝葉仿佛鍍上了黃金，到處閃閃發光。這城市顯然充斥著某種悄悄的激動。在紫禁城通往西郊頤和園的禦道之上，穿梭般來往著朝廷的命官顯貴，公文和奏折不斷地被製作。當然，各種政治勢力也在明明暗暗地進行著無情的較量。
早在這一年的年初，康有為在北京成立粵學會。隨後，譚嗣同在長沙成立南學會。新派人物加緊了宣傳新思想的步子。據史載，這年2月，康有為在第七次上書光緒皇帝的同時，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這就引出了本章開頭提到的光緒皇帝調閱《日本國誌》的那件事。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這位皇帝在悉心了解他的鄰國進行體製改革的情況和經驗，以便為中國的變政提供資益。據史傳記載，《日本國誌》編寫前後達八九年，於1887年完成，全書40卷，分12類，共五十餘萬字。是包括日本本國在內當時最完整的一本誌書。作者在凡例中說：“力小任重，每自兢兢，擱筆仰屋，時欲中輟。徒以積曆年多，黽勉朝夕，經營拮據，幸以成書。”單從這書的寫作和完成來看，以一個中國人，旅日時間不長，又乏可參考的資料，而終於完成這樣一部巨著，可見黃遵憲非凡的毅力和才華。在曆史上；他當然不是以單純的詩人和學者的麵目出現，而是以一位發展全麵而學貫中西的人物出現。大凡曆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總會出現一批這樣多才多藝的奇人。處於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大時代，中國的天空就布滿了這樣一些閃著異光的星辰，黃遵憲就是其中的一顆。
黃遵憲是一位有思想、有膽識的社會改革家，但在中國這個封建落後而保守勢力強大的社會中，他無法施展他的才幹。他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而國勢積弱的中國，也沒有留給他可供馳騁的機會。也許得以保留的，最後也就是他的詩名。這是唯一可以慰他的寂寥與空漠的實在。也就是他的生命實際的最後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