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的良知
本世紀50年代，這所大學開始了一段新的艱難的曆史。不斷有風暴襲擊著這裏的寧靜。但歲月無情，許多的記憶如今都改變了當時的含義，那些往事也成了過眼煙雲。如今保留下來的依然是那個時代的渴望和追求，熱情和單純。記得當時，一個新生的社會走到全體中國人的麵前，這所大學如同對以往任何的社會轉折那樣為之產生巨大的激動。進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學者擔任北大校長。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於每個新年的除夕之夜都舉行全校的新年團拜，似乎形成了傳統。
每年除夕，那時北大的大瞎廳（後來的大講堂）裏總是人頭攢動，靜待新年的鍾聲鳴響。午夜時分，鍾聲響過，這位校長便出現在全校師生麵前。他紅光滿麵，有時是由於興致佳好，有時是由於酒後微醮，以“兄弟”自稱，向全校師生祝賀新年。話很短，也平常，有時則是某某宴請，多喝了幾杯之類，都是家常，但體現出一種自由、灑脫、輕鬆。那時口號盛行，校長的致詞也絕少政治標語，卻有一種難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著日益變得淡薄的人情味。在當日口號連天、到處革命紅光的中國大陸，能夠在萬人聚會的講台上聽到這平常心、平常話，這隻有自由、民主的北大。這裏始終有一種嚴肅的堅守，一種自信心和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性，甚至是一種無言的對於流俗的抵抗。這種親切的、溫馨的氛圍是當年北大校園所獨有。在當時，政治運動的瘟疫已經無可阻擋地襲擊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在這裏，由於這位校長的無聲的倡導，卻依然堅守著最後一刻的自由。
校長的新年致詞之後，便是就地舉行的萬人舞會。舞會一直進行到子夜。那真是當時非常難得的對於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紀念，因為更加嚴峻的歲月正在前麵等待著他們。這位在鍾聲中準時步上講台祝賀新年的北大校長是馬寅初先生。他是中國近代以來享有盛譽的經濟學家。本書筆者作為當年北大的一位學生，有好幾個新年能夠恭逢其盛，有幸目睹這位學者的風采。他是當日中國自由精神和獨立個性的化身，而當日北大，也是那個髙度組織化的社會裏的難得存留的一片民主聖地。直至1957年那場暴風吹起之前，那裏一直是科學、民主兩麵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書的題目上來，1898年政變發生時，馬寅初16歲，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誕生於1882年，浙江紹興人。早年離家出走，在上海讀完中學，後人天津北洋大學學習礦冶專業。1907年以優異的成績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國耶魯大學官費留學。在耶魯，馬寅初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正是在耶魯，他學會“冷熱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能夠以健康的體魄走完百歲人生之途。1910年，馬寅初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複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14年以論文《紐約市的財政》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即成為暢銷書，並列為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教材。
1914年馬寅初歸國，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經濟係教授，後兼經濟係主任。隨後蔡元培在北大設置教授評議會為全校最高權力機關，並設教務長職。馬寅初被任命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馬寅初對蔡元培的治校方針有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蔡先生來長北大，留學人才歸國，將外人之無學識者，完全革去，聘請中國人，可謂痛快極矣。在北大，馬寅初主要講授應用經濟學課程，有銀行學、貨幣學、交易所論、彙兌論等。
1919年3月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李大釗在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蔡元培的題目是《勞工神聖》，馬寅初的題目與之相近，叫《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動者》，但馬寅初的內容和角度均強調中國引進外資的問題。由此可見，他在當時便是很有影響力的學者了。天安門發出的聲音，是當日北大思想的一種發揚。
1958年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獻給北大，並在該書的扉頁上題詞：“敬以此書作為給北京大學六十周年紀念的獻禮”。這本書中收入他的學術經典《新人口論》。1958年和《新人口論》的寫作和出版，對於馬寅初的一生來說，都是牽縈著他的命運的年代和事件。
馬寅初當時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馬寅初把“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正式提交大會。《新人口論》是馬寅初學術上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隨後的事件，不僅體現了這位學者的科學預見性，以及維護真理的堅定和勇氣，而且展現出這位學者的人格光輝。馬寅初的形象是50年代北大人的形象的集中展現，他無愧於這所學校的光榮的名字。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對中國傳統的“廣土眾民”人口思想的挑戰，也是對當日盛行的“人多是好事”的人口觀的質疑。馬寅初考察中國人口問題多年，他豎信中國當日麵臨著人口自身的生產與資金之間的曰益尖銳的矛盾。新政權建立後由於就業機會增多，生活改善導致青年成婚人數激增，相對改善提髙的生活條件與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傳統結成聯盟造出的結果，便是過髙過快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馬寅初據此提出必須有效地控製人口，他痛切地警告世人：如任其自流，其後果將嚴重影響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但是，馬寅初的忠言直諫得到的回報卻是無休止的、愈演愈烈的批判運動，直至他被迫辭去校長職務為止。一篇評介馬寅初的文章，不無感慨地這樣說：“不論新人口論的目的多麼崇髙，也不論其內容多麼堅實、科學，更不論持論者多麼痛切勇敢，三十年前能夠並敢於聽取這科學之聲的耳朵還太少了。這固然說明創造這種耳朵、聽取這逆耳之言、並冷靜客觀地理解它還需要時間，但這裏顯然還有更潛在的根源。首先是民主問題。”
1958年5月在有關當局的策動下，開始討伐“新人口論”和馬寅初。數萬人參與批判，發表的批判文章計達58篇。馬寅初最後發表的文章是《重申我的請求》，其中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自此以後，他失去了言論自由，被禁止發表文章。馬寅初在舊社會曾有過被迫沉默的時期，那隻是1943、1944兩年。這是他的第二次被迫沉默，但這次沉默期的時間是上一次的10倍，長達20年之久。
我們從馬寅初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北大精神，不僅以他那卓然自立的、先於時代的獨立思考，而且以他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以他堅定的人格。他曾在題為《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中說過：
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鵲的。馬寅初正是以這樣的“北大精神”麵對自己所承受的現
實苦難。他在沉默的最初幾年，以八十多歲的高齡發憤著《農書》百萬字。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場範圍更廣泛的災難，他為了使此書免於淪落，“文革”中親手焚燒了它。下麵這篇短稿記載了這位文化巨人的深沉的悲憤一一
一九六五年歲末，馬寅初已經將他的一百多萬字的《農書》初稿寫完，而且還從頭到尾作了一次修改。
一九六六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突然降臨和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之火。
馬寅初聽家人、親戚對他講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的事情，就覺得真可怕，就覺得這一次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了，很可能要大難臨頭。
開始，馬寅初對紅衛兵抄家，還是一般地擔心害怕。深秋的一天，當他從子女那裏聽到紅衛兵已經到他的好友邵力子、張治中家裏轉了幾困之後，就更加害怕起來，甚至做了一場惡夢。
幾天後，馬寅初就毅然作出決定：與其等著讓別人來抄家破四舊，還不如自己動手為好。
“現在我向大家說一件事情”，一天早飯後，馬寅初讓家裏人都來到客廳說：“近來我一直在反複思考，但又猶豫不決的一件事情，現在終於決定下來。這樣做，雖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不這樣做，又有什麼辦法呢？今天，你們大家都不要出去，也不要去幹別的事情，我們全家自己動手來破‘四舊’……”
於是，多年來，國內外的朋友送給馬寅初的各種各樣的花瓶、瓷器和玉器製品被捧碎，當作垃圾處理了，家中的許多皮鞋以及款式新穎的衣服均被鋸掉鞋底和剪成碎片送進鍋爐爐膛燒掉了。
馬寅初的那個綠色的保險拒也被打開了，裏邊珍藏著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給他的親筆信件，何香凝等許多著名書畫家送給他的字畫，還有他多年積累的有關中國和世界的許多經濟方麵的珍貴資料，等等，等等，都被拿出送進爐膛。
他的那部用數十年心血研究並寫成的近百萬字的《農書》，那個由十卷手稿堆放滿的藤箱子，也被抬到鍋爐房，一卷一卷送進爐膛化成了灰燼。
由於周總理的關懷，在“文化大革命”中，馬寅初的家免遭了查抄和浩劫，馬寅初本人也未受到大規模的批鬥和皮肉之苦。但那些化作灰燼的信件、字畫、資料，連同他的《農書》的手鴇，成了他永久的遺憾！這也是一個學者終生的遺憾。在一般人都在歡呼頌揚的“盛世”發出危言，可是“盛世”卻不能容忍這樣獨立思考的“異端”。科學精神受到了愚昧和專橫的反擊。這種野蠻對於文明、無知，對於科學的反動，雖曰造出了無數個人乃至全社會的災難，但反轉來，卻是對於顛狂時代的無情的嘲諷。馬寅初80高齡親手焚毀《農書》的行動，讓我們想起曆史
上許多悲烈之士的焚稿斷琴！曆史最嚴厲地懲罰了無知的專權，它對於一意妄為回報的是無法扼製的滾滾而來的人口洪流一一這是本世紀中國無視科學導致的一次空前的災難。
永遠的北大精神
而馬寅初終於在這樣的災難中完成了自己。他既是悲劇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作為個人，他在苦難的忍受和抗爭中成為強者。他把他畢生所崇尚的“北大精神”予以完好地展現一一當然，這種展現是極其悲壯的。但曆史終於補償了他，他活到101歲，終於在他活著的時候，曆史能夠有機會向他道歉。1982年5月10日下午5時，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終於告別了他為之爭取、抗爭也因而飽嚐了苦痛的世界。
從孫家鼐到嚴複，從蔡元培到胡適，再延伸到從上一個世紀末一直活到本世紀80年代謝世的馬寅初，這些與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名字相關聯的是一些獨立的和智慧的人。他們的名字連成一串，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國文化精神，也展示著這所大學所具有的特殊品質。本書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為這座校園寫下了這樣一些話，這些可以用來概括和紀念1898年夢想改變中國命運而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這棵常青樹所結出的精神之碩果：
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裏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更是一種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學與民主是未經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二者作為剛柔結合的象征，構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這座校園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加以考察，便可發現科學和民主作為北大精神支柱無所不在的影響。正是它，生發了北大恒久長存的對於人類自由境界和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
這是一片自由的鄉土。從上個世紀末葉到如今，近百年間中國社會的痛苦和追求，都在這裏得到積聚和呈現。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陸，這校園中青春的精魂曾為之點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者，從這裏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審度漫漫的封建長夜，以堅毅的、頑強的、幾乎是前仆後繼的精神，在這片落後的國土上傳播文明的種子。近百年來這種奮鬥無一例外地受到阻扼。這裏生生不息地爆發抗爭。北大人的呐喊舉世聞名。這呐喊代表了民眾的心聲。阻扼使北大人遺傳了沉重的憂患。於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麵孔總有一種悲壯和憂憤。北大魂一中國魂在這裏生長，這校園是永遠的。
優患：百年中國文學的母題
彗星馳過天際
它彗星般拖著一道璀璨的光焰馳過中國黑暗的天際，它在地球東邊濃雲密布的上空畫出了美麗的弧線，耀眼奪目，令萬眾驚歎，而後消失。驚心動魄的戊戌百日維新，留下了鮮血和死亡一連串噩夢般的記憶。但是，那一些激進的熱血青年臨刑前的泰然自若和壯烈，那種為封閉愚昧的巨大的黑屋子無畏地打開一個裂隙，透進外部世界一線光明的開放心態，以及為民族存亡、社稷興衰關切和投人的獻身精神，卻不是短暫，而是久恒，卻未曾消失，而是長存。近代史上這驚心動魄的100天，無疑是一個失敗的記錄。卻也不單純意味著失敗，而是一種豐富的綜合，它給予後世的激勵和啟示有著水遠的魅力。
事實上，它不是存在了100天，到現在為止，它已存在了100年。而且可以斷言，它還將在曆史和人們的記憶中存在下去。彗星是消失了，但光的閃耀永存。曆史很長，事件很短；但有意義的“短暫”的事件，有時卻會裝滿它以後漫長的歲月。戊戌年的百日維新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本書不是曆史學或社會學的寫作，這樣的大題目隻能留與他人。本書側重的是關於文學、藝術及文化的思考，而基本不直接介入社會政治層麵的評述一後者隻是作為不可或缺的背景而存在。但即使如此，大約發生在100年前的那一場流血事件，它對於我們此刻談論的話題，即涉及文化和文學藝術方麵的影響，都是一個其它因素無法取代的、極其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它不僅奠定了上一個世紀末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和風格的基礎，對當時的文學各個領域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思路，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最切實、也最直接的原因和導火索。
抒情時代的盡頭
若是對近世以來的中國文學做一種最簡單的概括，可以認為這100年的中國文學是悲情文學。植根於中國社會、並且緊密縈係於民眾哀樂的文學，深深地染上了中國的時代病。以19世紀40年代為明顯的分界線，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壓境，清朝統治者腐朽昏庸，所戰皆敗，喪權辱國，極大地損害了國人的自尊心。於是競起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反抗的結果則是硝煙彌漫於大江南北，兵燹所至，餓殍遍野，滿目蕭疏。甲午海戰的慘敗，戊戌變法的夭折，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動勢力的殘酷鎮壓，成為了百年悲情文學無邊暗淡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