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從文體試驗到白話新文學
伹文體革命遇到的中國傳統的阻力太大，首先便是中國的言、文分離的曆史事實，再就是外來思想與原有語言慣性的距離，它們的互不適應是短時間內難以愈合的。設想中的俗語文體若夾雜過多新名詞，雖然心想通俗化，卻是欲速則不達反而使原來脫離口語的語文更加生澀，其結果則是令人望之生畏的：
客觀存在逼使輸入新學的“新文體”不得不釆用一種介乎文、白之間的語體，以便使許多文言語彙（特別是抽象名詞）白話化，並使表達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詞日益為人們所熟悉與接受。“俗語文體”的主張在“文界革命”中雖未能完全實現，“新文體”所用的淺近文言卻並不意味著從晚清白話文退步。相反，稍後興起的“文界革命”對於白話文運動具有彌補闕失的作用。因為晚清的白話文不可能直接變為現代白話文；隻有經過“文界革命”大量引進新名詞，現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現代白話文也才能夠超越語言自身緩慢的自然進化過程而加速完成轉變。這段話表明，不論是“時務文體”、“報章體”，或是“俗語文體”，都是一種過渡性的存在。它們都是一種“進行式”，而不是“完成式”。中國文體在晚清動蕩而激烈的境遇中這種勇敢行進的結果，作為一種過渡，一種積極行動的準備階段，一種大膽實驗而又步步進逼的結果，才有了後來如陳獨秀那樣決斷得很有點“霸道”的宣告：
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讚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巳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文學正宗，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陳獨秀這一番理論，立足於中國言、文不一致的事實，以“白話為文學正宗”的主張，正是把文學語言調整到與日常言說的口語相一致，因為這是多少年來人所共知的事實，故他才說：“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胡適在引用了陳獨秀的這一番決絕的言論之後說：“我受了他們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他也有了“武斷”的結論，中國“這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兩千年隻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又說，“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白話性質’的幫助。”
不論是陳獨秀還是胡適，他們理論的勇氣，來自他們對中國文學曆史的了解，也由於晚清以來維新派文人的實踐，特別是梁啟超的實踐。中國新文學亦即中國白話文學開拓者們並沒有忘記先驅的功績。錢玄同說：
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讚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劇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
對於五四新文學運動來說，晚清的“文界革命”，通過“時務文體”或“報章體”的實踐，它引進日常語彙或外來詞入文的“俗語文體”的試驗，都隻是對於中國傳統古文內部的改良，而不是鼎新革故的行動。勝利的“嚐試”發生在公元1919年開展的那一場新文化運動。是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那一代人，把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史進行了新的書寫。他們導引中國文學（包括文章）步出了沉重的失語的黑夜，來到了光明澄澈的“白話世界”。但是，這些獲得勝利的歡欣的猛上，卻把發自內心的敬意獻給了先驅。錢玄同的一番話，可以看作是他們向著先驅的致敬辭。
人類社會的任何進步都是一種由遠及近、前仆後繼的推動。一切的成功和勝利都非偶然，也非突然。萌芽、開花、結果，均是由於栽培和澆灌。曆史是一個遞進的過程，走在魯迅前麵的有胡適和陳獨秀；走在胡適和陳獨秀前麵的，有梁啟超和嚴複。一代人走在前麵，另一代人接著向前，曆史就這樣構成的。現在回過頭來，回想梁啟超當年，當他在上海伏案為《時務報》寫專論的時候，後來在《清議報》、接著又是在《新民叢報》上寫那些覺世新民的文章的時候，他以極大的才智和毅力奮力掙脫舊文辭對於新文思的束縛，如一匹烈馬奔騰於荊棘叢中，他也許未曾想到，他當日的艱難困苦是在遙遙地為中國新文學莫基。
的確，梁啟超的文章留下了許多為後人所詬病的話題，但是，他當日的寫作試驗的熱情，他的不免拖遝繁縟的文字所展現的奇偉奔騰的氣勢、維視千古的胸襟，可謂是前無古人的壯舉。他的確開創了一個屬於他的散文時代。梁啟超所創造的根源於古文又脫臼於古文的新文體，終於使劃時代的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成為可能。
陸沉中升浮起一片聖地
變政的一大舉措
1898年新政變革的一個大舉措，便是當年7月3日的“詔立京師大學堂”。這是我國近代最早由政府開辦的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成立後，原先的官書局與譯書局均合並人京師大學堂，清政府派孫家鼐為管理大臣。梁啟超也於此年入京，“以六品銜專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
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與當時文化教育改革的總體設想相聯係的，它是作為逐步改革科舉製度的一個步驟予以實施的。與之相聯係的，是廢八股，改試策論，最後以新式的綜合性大學取代腐朽的科舉製度。京師大學堂成立的本意即在於以新式的大學引進和宣揚西學，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襲的舊式教育。
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總理衙門起草了一個題為《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的文件，該文件確定了這所未來大學的高標準：“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不可因陋就簡，有失首善體製。”在京師大學堂宣布成立的同時，政府通令各省、府、廳、州、縣，將所有的舊式大、小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1898年7月20口，清政府明令各省興辦中、小學堂。應該說，這是當日大膽、也很果斷的一個改革措施。
作為維新變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京師大學堂成立的初衷，在於“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當時擬設道學、政學、農學、工學、商學等十科，著眼於培養多方麵的綜合的於實際有用的人才。從它所設的學科門類來看，已經顯示出新型的“綜合大學”的趨向。可惜這種設想隨著那場政治改革的失敗而無法實行。
戊戌政變之後，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獨京師大學堂得以保存而成為“幸存者”。這是當局者為減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慮，並不是他們真的讚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種非常時刻，它的原先擬想的內容當然也無法實行。政變之後的京師大學堂，實際隻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學生不過十餘人廣兢兢以聖學理學詔學學者，日懸《近思錄》、朱子《小學》二書以為的。”所以，大學堂的名稱是新的，而內容則依然是舊書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見，隨著那場改革的破滅，原先的腐朽勢力也猖獗地反撲過來，重新占領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無疑問，京師大學堂這個名字得以保存卻是一個勝利。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團烈火。點燃在那個漫漫長夜的盡頭，預示著新世紀的希望。正如後來一位哲人說的：石在，火是不會滅的。這所學校，經曆了將近一個世紀的風煙，它堅硬如石，熾熱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
鍾聲第一次鳴響
那時候幾乎每一個年頭都是災難，不獨1898年。1900年，八國聯軍開進這個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學堂當然是難以開學了。過了兩年，即丨902年，學校複學，增設預科班（政科、藝科）及速成科，設仕學館和師範館。1903年又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和醫學實習館，畢業生授給貢生、舉人、進士的頭銜，也箅是半新半舊的麵目。但卻是比先前的詩、書、易、禮、春秋等前進了一步。
也就是1903年，中國和俄國發生了一係列事件，關係緊張。先是，俄國沙皇交還營口到期，他們違約拒不撤兵。4月18日，俄國大使普拉蒿向清政府外務部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永遠控製東北三省，建立所謂“黃色俄羅斯”。4月30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師範館師生二百餘人“鳴鍾上堂”，集會聲討沙俄侵略。他們的舉動推動了全國拒俄運動的發展。消息傳到上海，愛國學社學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義勇隊，與北京學子相呼應。
這是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後師生的第一個愛國行動。對這所成立於一百年前的全國最高學府而言，1903年的那次集會是曆史性的。那時敲響的鍾聲，一直震蕩在古老中國蒼茫的上空，成為中國最先覺醒的知識分子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敲響恒久的警鍾的象征。1903年的這聲鍾鳴同時也成為了這所大學的光榮的第一頁記載。在這裏求學的莘莘學子，他們無疑是把這裏作為接受教育、增長才識以期將來報效社會的場所，同時，逐漸形成的精英意識，又使他們在求學和研習期間不忘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他們從這裏開始，也實踐著以種種方式表達他們對國家富強、人民安康的關切和願望。
1910年，京師大學堂的科目設置又有變化。學校改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這種改設，接近戊戌年最初設計的模型。可見，經曆了世變，曆史又彎曲地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而對中國來說，這種迂曲的前進乃是一種常態。
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稱北京大學。1912年，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主張廢除清朝的封建教育製度，建立新的教育製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由於蔡元培的富有遠見的和創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於他豐富的學識和閱曆，更由於他崇高的人格所獲有的崇高的威望，在蔡元培卓越的領導下，北京大學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第一任管學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學及其前身京師大學堂，自清朝到民國，還任命過幾任校長。孫家鼐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緒皇帝正式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當時還未有校長的稱呼，管學大臣應相當於校長的職務。孫家鼐當時是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是一位地位昆赫的人物。清廷把這個“新生事物”委派給這樣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的一件非凡的舉措了。
光緒皇帝十分重視教育的變革，在他思考教育的問題時，設立京師大學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他下《明定國是詔》中，待別強調這所學校的建立。經過與頑固派的多方較量，嚴令軍機處迅速籌辦大學堂之事。當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師大學堂。
在物色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負責人時，毅然選中了孫家鼐，可見對這一個新生的大學的重視。孫家鼐於鹹豐九年（1859年），32歲時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及第。此後，在鹹豐、同治、光緒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於1889年代理工部尚書，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書，並於11月被授為都察院左禦史。光緒十七年（1891）三月、六月又兼禮部尚書、工部尚書，並迅即被補為順天府。在短短的時間內，如此頻繁地委遷要職，可見當時朝廷非常器重這個既有學識又有經驗的人才。
孫家鼐的辦學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為管學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達。他在光緒二十二年奏上的《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得以“淩抗中朝”，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有完備的教育製度，培養和造就了各種學科的專門人才的結果。他認為中國若要振興，若要培育人才，決非當口那些舊式的各類學館所能承擔。那些學館多師徒相授，教學內容不過經史義理，培養不出新式的能夠掌握先進學問的人才。
同時，孫家鼐認為對西方教育製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學，確實規製井然，但也有缺點，其病在於“道器分形，咯〒體而詳於用，故雖勵精圖治，日進富強，而雜霸規為，未能進於三代聖王之盛治”。孫家鼐認為京師大學堂應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行事，取中國傳統經學堂與西學之優長使之集於一身。他提出的辦學六原則的第一條便是：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他的主張是獨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的長處而為我所用的：“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
不論孫家鼐的主張在今天看來有多大的局限，但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校長、他一開始便體現出與這所大學地位相稱的獨特風格一一最可貴的是他那種基於自主獨立而又開放的思考。早在他督辦官書局時，孫家鼐就力主廣泛翻譯國外那些有益於中國發展的著作以開闊國人的視野，這便是最早的學術自由的思想。
孫家鼐雖然是個舊式官員，但是在當時腐朽的官僚體製中，他卻是一位對事物有著自己敏銳而獨立的看法的開明人物。除了他在京師大學堂的籌劃和主持中屢有新見之外，還對當日的新聞改革起過明顯的推進作用。他曾奏請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在提出這一動議時，他認為，自古聖明帝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論治之患，不在貧弱不均，而在於壅蔽之患。“泰西報館林立，人人閱報，其報能上達於君王，亦不問可知。”他還進一步認為隻上海《時務報》一家改官報還不夠，還應令天津、上海、湖北、廣東諸地的督撫將當地各報館的報紙均呈送督察院和大學堂，“擇其有關時事，無甚背謬者”錄呈禦覽。可見孫家鼐的這些“改官報”的主張，其目的不在控製輿論，而在於使當政者開闊視野、通達民情，收兼聽則明之效。
清廷於設立京師大學堂之後，選派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這種遴選，不論就孫在政界和學界的地位，還是就孫本人的學識、特別是對各種事物的開放和開明的觀點而言，無疑都是非常適當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日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改革派，對設立京師大學堂一事的重視。
選學界泰鬥為校長繼孫家鼐之後，擔任京師大學堂校長之職的嚴複，更是當日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要是說，孫家鼐是一位舊式官僚，他的好處是不拘守舊製和通達時政。因而，他是一位在整個保守思想體係中的開明人士，他的整個建樹，在於從維護統治利益的角度出發而收到推進新事物的效果。而他的繼任者嚴複的文化背景就與此迥然有異了。
嚴複，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人，生於1853年1月，卒於1921年10月。嚴複的出生地位於閩江的入海口，是瀕海的亞熱帶地區，那裏終年氣候溫濕，四季長綠，遍地生長著蔥鬱的花木。因為地處江海結合部，地理位置決定了與外界有頻繁的交往，形成了那裏的人麵向海洋的開放意識。自然和人文環境綜合，更造就了一些中西文化交彙的先驅人物，嚴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嚴複幼年受到舊學熏陶，父早逝，家境貧寒。1867年應試福建船政學堂，以第一名錄取，於1871年畢業。在船政學堂的四年中，嚴複學習了英文、箅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三角、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科目。這造成他與舊式文人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嚴複於是成為第一代既有廣泛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又掌握了當世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融彙了傳統與現代、中國和西方的擁有綜合知識的學者。而尤為特殊的是，嚴複還有非常豐富的對於現代技術操作的經驗，這在同代人中更顯得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