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認識繁複的時代
1898年的年代是複雜的，1898年的人物也是複雜的。一個時代有一些占領舞台中心的人物，唱著那時代的大旋律，1898年的康、梁和菜市口蒙難的六君子便是這樣的人物。一個時代又有諸多並不占領中心位置，甚至隻是處於邊緣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這些，才構成曆史的真實。真實就是矛盾的疊加和糾結。曆史就不是單純。這些人中有的甚至還站在了潮流的對麵，說著和做著他們自以為是的、卻是違逆時代潮流的言行。滾滾的時代洪流衝走了他們可憐的身影，卻依然留給後人以無限的言說。從這點看，盡管是一些被曆史所唾棄和譴責的人事，卻依然充當了有用的材料，充實和豐富了人類精神史。
這樣說，並不是為那些處於大時代而未能為推進這時代向著光明進步的人們作辯護。我們隻是說，一個時代除了呈現為主潮的那些事象之外，也還有許多不容我們忽視的非主潮的事象。我們隻是想說明，一個時代的豐裕，是由許多因素雜糅而成的。我們可以把事理剖析得透徹而簡明，然而，曆史本身卻是一種湊合和融彙。
把話題拉回到蘇曼殊上麵來，從他的短暫而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可以看到，在他的放浪形骸的背後，有著非常複雜的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因素，身世的飄零、個性的孤寂和奇兀、過人的聰穎和敏感的心靈……然而，最後不可疏忽的則是他處身其間的時代。1898年大動亂產生的時候，蘇曼殊已14歲，已經是略通世事的少年人，他不可能不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酷烈和慘痛的氛圍，這氛圍不會不給他以刺激。而當此時，他因家境的困窘而不得不東渡扶桑，在那裏接受教育。待到學成，他亦已成年，便投身於1898年未完成的事業，而這種事業對於蘇曼殊來說，也還是永遠的“未完成”。
讀蘇曼殊的詩，無處不感到他詩中充滿著的濃重的感傷和悲愴，但他又出以輕靈，這是他詩歌讓人著迷的地方：
狂歌走馬遍天涯，鬥酒黃雞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收拾禪心侍鏡台，粘泥殘絮有沉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為調箏人繪像二首之一》）
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隻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疏鍾紅葉墜相思。
（《東居雜詩》）他的詩總是有豐富的組合：狂歌走馬，行遍天涯，應當說是頗為豪放了，相逢之時卻別有傷心情重，隻剩下尚未凋落的寒梅，裝點著無盡的淒清。動人的還是這種情緒的糾結。另一首也是，收拾禪心而未忘粘泥殘絮的沉哀，正是忘與未忘之間，那嫋嫋的香煙升起之處，卻映照著昔日如血的胭脂淚！應當說，蘇曼殊詩情的一縷哀弦，是家事國事的沉重的聚合和投影，正是那濃重的年代所蒙翳的無邊的陰鬱。
但不是由此我們卻寬宥了他的人生的悲劇。丁丁在40年代對他發出的總的評論，確係坦直的陳述：“在列強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官僚的黑暗政治多層壓迫之下，格外急切地需要革命；所以一般先覺者，因獨見那裏黑暗而歎惜的，也會歎惜變成怒吼；因洞察汙濁而消極的，也會消極變成積極，遏製個人主義的浪漫性，而站到紀律的為社會底鬥爭的前線。所以，以曼殊大師生長的年代，為了身世有難言之恫而早年出家，以及傳統思想的劣根性深深地範縛，因而成了一個消極的放蕩的所謂名士、不能積極的為人類社會革進的戰士，雖然是可予以相當的原諒，但無庸諱言，這也是大師的一個絕大的缺點。”
以《天演論》的翻譯出版為標誌，再加上林紓對於文學作品的譯介，從嚴複到黃遵憲，從黃遵憲到蘇曼殊，當然更包括了主張並實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潭嗣同等一批人，我們可以看到，在19世紀與20世紀的交會點上，中國文人結構出現了非常巨大的變化：一批與舊文人迥異的，直接麵對、並且一定程度上還直接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已經出現。
他們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構成和素質，而且還導致文化思想的深刻變革。傳統的中國文化正在經受嶄新的西方文化的誘惑和衝擊。中西文化和新舊思想不僅在部分知識分子中，而且在更為廣闊的社會層麵展開。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曆史教授張灝對此有過一段精彩的評述一一
一般來說，中國的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係。總的來說，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係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係。在這裏，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等知識分子並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也是大異其趣的。中國士大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自滿。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十分自豪，對過去延續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意識。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同的關係惑到煩惱的話，那末，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問題的。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巳經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產生了疏遠感。由於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湧進中國，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因此，在產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受著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發生的關係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產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們的出現，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產。
那時夜色濃重，黑雲層層翻滾著，要吞沒閃電過後的那一點點明亮。當所有的火種在這古大陸的黃土層上都無處埋藏的時候，那些播撒光明的人，隻好把它挾帶到了遠離吞噬星火的地方。公元1898年即將過去，在這黑色之年留下的最後一些日子裏，受通緝而客居日本的梁啟超，終於從驚魂不定的逃亡生活中安定下來，一批中國流亡者在日本的橫濱醞釀著一份新報紙的誕生。
這一年的12月23日，《清議報》作為維新派僅存的最重要的輿論陣地正式出版。這份旬刊為了表示自己的信念，采用孔子紀年。發行兼編輯署名“英人馮鏡如”，實際上是由梁啟超主持，麥孟華、歐榘甲等協作興辦的。梁啟超在該報第一冊發表了《橫濱清議報敘例》。這篇敘例一如梁啟超一貫的文字，有宏大的氣勢、高遠的意境，是一篇充滿才情的散文。他首先從世界的大趨勢進人中國社會現實的話題：
輓近百餘年間，世界社會日進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勢。抑之愈甚者變之愈驟，遏之愈夂者決之愈奇。故際列國改革之始，未嚐不先之以桎梏刑戮之幹戈慘醒。吾嚐縱觀合眾國獨立以後之曆史，凡所謂十九世紀之雄國，若英、若法、如奧、如德、若意、若日本，當其新舊相角官民相爭之際，無不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誌士，前仆後起，赴湯蹈火者項背相望。國勢岌岌，危於累卵，不絕如縷。始則陰雲妖霧，慘黯蔽野；繼則疾風暴雨，迅雷掣電，旋出旋沒，相搏相擊，其終乃天日忽開，赫曦在空，和風甘雨，扇鬯群類。世之淺見者徒豔其後此文物之增進，民人之自由，國勢之勃興，而不知其前此拋幾多血淚，擲兒多頭顱以易之也。梁啟超這番話，意在鼓勵受到變政失敗重大危難襲擊的國人，告以有追求必有苦難相隨的道理。舉的是當日世界一些先進國家的民主進步，都是以流血犧牲所換取，而決非坐享其成。總之是，陽光燦爛的明天是以今天的陰雨雷電為代價的。這篇《敘例》刊於《清議報》第一冊，可以看作是刻刊未曾言明的“發刊辭”，是“首章明其誌”的意思。可是此文卻提供了放眼全球的大視野和縱觀成敗的大胸襟，是很能體現1898年的危亡之際的大氣勢的雄文。
回到現實中來，梁啟超回顧說：“乃者三年以前，維新諸君子創設《時務報》於上海，哀哀長鳴，實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茲政變下封報館之令，揆其事實殆於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歐洲各國之情形大略相類，嗚呼，此正我國民竭忠盡慮扶持國體之時也，是以聯合同誌，共興《清議報》，為國民的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也，我黃色人種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讚之。”這說明，這份報紙是在政變當局封禁維新報刊之後，作為《時務報》的繼續，一種保存進步火種的辦法和措施。這是挫折，然而更是機會。從梁啟超當日這些言論看，卻是一種不畏挫頓積極奮鬥精神的展示。
堅定的宗旨
《清議報》第一冊刊登的該報四條宗旨是：“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這四條依然表現出一種從容的氣度，長遠的目光。它說明，這份報紙的創立不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應急的舉措，而誌在長遠的提髙國民的學識，最終以改善民眾心理素質為指歸。一種立足於亞洲文化學術建設、加強與鄰國聯誼的國際交流的世界性視點，有力地體現出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風範。尤為可貴的是，至今我們仍能從中體會到它的鎮定自若、處變不驚的心態。
1898年的災難，造成了中國改革局麵的大倒退，六君子蒙難，康、梁等出走，進步的報犖被封，維新派和同情維新派的人被放逐，是一片秋風蕭颯的景象。《清議報》在橫濱的創辦，代替了那些受到損毀的言論陣地，有力地接續了維新變革的輿論傳播，它是火種綿延的證實。《清議報》對受到這一災難事件襲擊的處於彷徨中的人們是一個鼓舞一一盡管當日普通民眾基於條件很少知道這種存在，但在知識分子中卻有它相當的影響。這就叫做：石在，火是不會滅的。
我們今日仍然從報紙的主持者那裏看到了堅定和信心。這對當日受到震動的士民是有力的慰藉。事實上，《清議報》創立之後，通過自己的立論，致力於受到事變震動的國人的心理調整，許多言論，均是以積極前瞻的姿態導引人們從悲哀頹喪的深淵.中拔足而起。歐榘甲以《論政變與中國不亡之關係》為題，針對時人以為政變發生中國淪亡的認識，講了關於存亡的道理：中國之亡也久矣，若其複存也，實自政變始。聖主幽囚一周年，乃為吾國民開獨立之基礎也；維新六君子流血，乃為吾國民蘇建國之思想也。有獨立之基礎，有建國之思想，雖強鄰入此室處，日施其潛移默化之術，欲使之就其範而不可得也。雖偽政府遍布羅網，加以漢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羈軛而不可得也。嗚呼，戊戍變法抱杞憂輟拊膺太息曰：“中國亡矣！”而孰知未政變以前，中國若不亡乃真亡，既政變以後，中國若既亡實萬無可亡之理乎！
這篇言論很有力，它通過存亡名實的辯證思維，講述了挫折將為發展帶來生機和希望的道理：在過去的“平靜”中潛隱著滅亡的一切條件，而在今日的看似肅煞的沉寂中，卻醞釀著再生的動力和契機。該文從“政變後之民心”和“政變後之民智”兩個方麵展開論點，論證政變失敗正是“中國不亡”的道理。輿論在這裏成為了最直接的手段，激發處於“失敗”的境遇中的國人，於黑暗中昂然而起爭取光明。
關於成敗存亡的道理，是當日報紙主持者確定的言論要務。在歐榘甲之前，已有梁啟超名曰《成敗》的專文。該文也發表於《清議報》氣他首先從“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說起。“所謂無所謂成”，是指事物進化無止境，“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不值一錢矣”，認為，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是永遠的不可能。“成”是無止境的，因此說“無所謂成”。他講述的重點是在“無所謂敗”上。這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一一
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近遠，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敗雲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曰孜孜，但以造因為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若怵於日前，以為敗矣敗矣，而不複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巳。這就是言論的作用：給受到挫折的仁人誌士以至廣大的國民以激勵，指出眼前之“敗”乃是種下日後的“成”的種子，看似失敗實是為成功創造條件。
梁啟超寫這篇文章時，是公元1899年的8月，距離戊戌政變的發生是整整一周年。在這個時候，《清議報》的這一篇文章既是及時的召喚，又是深情的紀念。梁啟超特別說到日本的吉田鬆陰，認為“日本維新之首功”應屬鬆陰。而這位吉田鬆陰，卻是一位失敗的英雄：“考鬆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誌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誌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為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但是，吉田鬆陰的“敗”卻最後變為明治維新的“成”。這就是梁啟超說的“敗於我者或成於人”。不難想象，這樣的言論，在受到1898年災難打擊的中國人心目中，真是雷鳴電閃般的震撼。
維新派人物的這種成敗觀，往後在曆史學家那裏得到了支持。《劍橋中國晚清史》說一一
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從一開始，它的下麵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當一八九五年以後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標，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長期的和全國規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正如上麵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了由於西方思想大規模湧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製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二十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隨著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並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
宏闊的視野
本章開始時，曾說到《清議報》所體現的大胸襟和大意境，不是急促的、短視的，而是一種著眼於長遠的、從容的精神。這種處變不驚的心態是非常感人的。《清議報》編者的這種心態通過報紙的編輯方針得到保證。《清議報》的辦刊方針有著長遠的總體的思考，並不是一批逃亡者急於求成的表達政見的傳單式的陣地，而是體現了上述那種大視野。這從《清議報》所設的欄目可以看出。在它的出版“規例”中，規定了它的計劃和要求“刊錄”的六項內容：一、支那論說，二、日本及泰西人論說，三、支那近事，四、萬國近事，五、支那哲學，六、政治小說。在《清議報》第一冊刊登的“敘例”中，還有一則類似現在的“稿約”那樣的內容：“報中所登支那人論說，係本館自聘之主筆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論說，則由寄稿或譯稿采登，各國誌士如有關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請於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當照錄。”從創刊之始所設計的內容欄目到約稿範圍，都證實上述認為的《清議報》的遠大的意境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