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穿越黑暗的目光
思維新空間的開放
風雲變幻的1898年，不僅有讓人驚心動魄的百日維新及鎮壓這場維新運動的政變一政變的結果是把皇帝送進了瀛台看管起來，慈禧太後再次“聽政”一一其實是她代替了她的侄兒掌管大清帝國的一切政務。這一年，在近代學術史還有值得記取的一件大事，這就是嚴複譯《天演論》的出版。
《天演論》的中譯打開了中國人的新視野：原先中國人隻知道西方有很厲害的火炮和戰艦，但認為他們仍然是未開化的蠻族，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禮儀之邦的文明。現在卻發現他們還有如此精到的哲學思想，而這種思想卻是我們所陌生、甚至所不及的。
嚴複開始譯《天演論》時，它的作者赫胥黎尚在世。嚴複譯成《天演論》是1895年即光緒二十一年，赫胥黎也逝世於這一年。附帶說一句，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也於這一年出版（關於林紓，本書隨後將有評述》。可見，這幾乎是一本世界當代學術名著的同步的介紹。這在處於封建閉鎖而且很少有人懂外文的當日中國，是非常了不起的超前的現象。以《天演論》的譯介為標誌，對於習慣於東方思維的中國人，無疑是展開了一片自由、開放而又新異的思維新空間。中國人開始了解，那些被他們一貫盲目地鄙視的兩方人原來存著非常卓越的精密和獨特的供見。這識見傳達的卻是他們前所未聞的天外綸音。
赫胥黎這本著作的原名是《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譯“天演”即進化的意思。進化一詞，國內相當生疏，為了切近中國習慣，“天演”則精彩地體現了本土化的特點。《天演論》的出版，開始了中譯西方資產階級理論著作的曆史，體現著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新生麵。嚴複翻譯此書有非常明確的目的，這就是他在《天演論》自序中說的，此書“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複三致意焉”。為了保種，即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必須自立圖強，不然，它將被更強大的力量所取代和吞噬。天演是麵對中國人的現實處境的，它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民族危機的一聲來自學術天空的警鍾。
嚴複反複強調、並希望驚醒積弱且沉睡中的國民的，是“物競天演，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他意在說明，中閏人若能了解“天演”的律則而推進維新運動，果斷地實行變法，國勢就會由弱變強。否則，自然規律無情，中國將在列強的擠壓下，在自然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最後難脫亡國滅種的厄運。在19世紀末葉的中國學術界，一切先進之士的言論和行動，都受到中製。匪自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
重要的是，他把這種令我們心扉頓開的對於世界的體認，以優美的譯筆介紹到這個尚屬蒙昧的社會中來。這學說令我們耳目一新，我們仿佛透過嚴複為我們打開的這一扇窗子，望到了西方哲人為我們展示的那一片浩茫無邊的天宇，這片天宇是由與我們完全不同的邏輯和思維構築的。
是的，在此刻我們看到的英格蘭南部的這片曠野之上，當羅馬人尚未來到的二千多年之前是一片蠻荒的原始森林，在森林的深處演出的是一幕又一幕持續不斷的為爭取生存而進行的戰爭，不僅在動物界，而旦也在植物界，在大自虎豹小到苔蘚的一切擁有生命的事物之中進行著：強壯者勝利了，它的生命得到了繁衍；弱小者失敗了，它的個體連同它的種族於是消失
這一幅圖畫是嚴複為我們展示的。他一生學識廣博，於西學涉獵甚多，為什麼首先向我們介紹這樣一部著作呢？這與當日的中國國勢瀕危、強敵壓境的現實有關，與當日感到濃重憂患的社會精英的思考有關。有一些有誌之士以自己的學問和膽識付諸行動，他們向朝廷上策，呼籲維新變法，通過各種學術講座和新聞陣地進行新思想的傳播，也通過一些實際的運作，把他們的想法變為事實。嚴複則是通過目前這樣的介紹西方先進哲學理論的方式。這種工作是他深思熟慮選擇的結果，並非率性而為。後人對此亦有所評論，“先生選擇原書，乃汄定先後緩急與時勢之需要而翻譯。故每譯一書，皆含有至深遠之用意。”
從現實的需要出發
回顧嚴複一生的譯介，他從現實需要出發為世所用的目的感非常鮮明，但他又非急功近利的什麼熱門翻譯什麼，而是從根本的改善社會機製與提髙國民素質著眼。那時出國留學的人日多，翻譯也頗盛行，迫於時勢有饑不擇食的傾向，但是那時也有那時的浮躁和盲目的風氣。但嚴複的工作卻是嚴肅的：
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曰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可謂“出風頭式“之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責，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也。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然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先生傑出，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當《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杈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藉，去時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發生關係者，先生之力也。
這段引文的最後一句話非常重要。就是說，嚴複作為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其貢獻在於使他的所知與中國思想界之間聯起了一道紐帶。要是學富五車，而不與本國的實際發生關係，那學問依然是水麵上的飄萍。嚴複不同亍某些徒以學問自炫的人。蔡元培深知嚴複這一為學的根本特點，曾引用嚴複自謂譯《天演論》的動機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總結為“八字主義’’。這八字主義概括的當然不止天演一書，而是他為學生涯的全部追求。
嚴複這種尊和叛的思想的內裏，是他現代的民主思想。他貫徹和實踐這種思想與那些偏於行動的人有所不同，他具有很強的訴諸學理的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他更注重於從根本上提高民眾素質，更注重〒在中國平民中普及當世的思想潮流，使封建王國的子民變成具有現代思想的新民。這從他的注重理性和科學，注重對於中國國民的素質改造等主張可以看出。李澤厚論及《天演論》的功績，認為此書的翻譯，不僅在於讓國人“破天荒第一遭兒知道西方也有並不亞於中國古聖賢的哲人”，“更獨特的是，人們通過讀《天演論》，獲得了一種觀察一切事物和指導自己如何生活、行動和鬥爭的觀點、方法和態度，《天演論》給人們帶來了對自然、生物、人類、社會以及個人等萬事萬物的總觀點總態度，亦即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態度”。
作為當代新學開山的第一人，他倡導的是一種科學精神。較之將學問變成實效，他更注重通過學識的傳播以促進民眾心理的健全和改造。他說過，“科學之事，可以事實變理想，不得以理想變事實”，這鮮明地體現嚴複思想的學理化傾向。從他從事學術活動之日起，就充滿著這種理性而冷靜的分析精神而區別於激情恣肆的理想狂熱者。他在《民約平議》中說：“言自由而趨於故恣，言平等而在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誌。”這種言論切近中國的實際，而不是那種好為空論脫離社會實情的髙調。
嚴複評傳的作者王森然根據嚴複的這些充滿理性精神的言說，發表了一通感慨。雖然這感慨是有感於嚴複的這種崇尚實際的精神，但本身又是非常精彩的對於國民劣質的批判的文字。我們可從中看到論者的激憤，但若據此評之為偏頗則要慎重：
中國之民，一浮淺不堪之各趨極端之紛亂國民也。無論騖新執舊之徒，莫不然之。而新舊之間，又如水與油摻於一盂，絕無化合之希望。……過去之極端主張自由平等者，與絕對不許有自由平等者，和假自由平等之名，而施不自由不平等之政者，得今日之惡果，則既以交相菲交相軋為其因矣。當此社會泯棼慘酷，極人世所不堪時，有鴻哲如先生者，靜立乎社會之奧陬，而冥冥中左右之，並為深沉之思，理察之論，而因開一代之治；惜乎蠢蠢之氓，不可理喻，言之諄諄，而聽者藐藐，循此不變，則中國將舉其所以與立於天地者而喪失至盡矣。可慨也夫！這一段文字說到國民的劣根性是尖銳的，但把國勢的衰頹歸咎於國人之不察，則未免失之粗略。但他說到嚴複的“靜立”而“於冥冥中左右之”的“深沉之思”“理察之治”則是相當精確的。
1898年的一番充滿激情的大業，以一個女人的反掌之力而毀於一旦，這很難歸咎於中國民眾的“聽者藐藐”“不可理喻”。這是天數。這裏有很多涉及遠遠近近的、深深淺淺的因由，我們用了百年的時光去叩問問題答案而尚未得出，何況當時！當然，也有皇帝和他周圍一些書生的決策和運作的失當。總之，中國畢竟是中國，中國不是日本。在日木能成功的，在中國卻表現為失敗。一個嚴複難道能改變時勢嗎？顯然不能。
但嚴複自有嚴複的功績，嚴複自有嚴複的價值。畢竟，他向黑暗的中國啟示了一線西方的光明。而在過去，這個中央帝國除了自身之外，是不承認其他任何處有光明的。明萬曆年間，利瑪竇遵旨畫了一張世界地圖，因為中國在圖中的位置並不是舊時從皇上到臣民都認為的那樣是處於世界的中央，而引起強烈的責難乃至聖怒。這對於封閉的帝國乃是不足為怪的必然。讓完全與世隔絕的中國了解世界，並與世界擁有共同的語言和思維方式，是迫切的需要。嚴複就這樣的靜立於世界東方的一隅而致力於冥冥之中的左右民智的工作，《天演論》的翻譯和出版，無可置疑地是紀念碑式的事件。
麵向西方的熱情1898年的中國社會，其最強烈的震動，莫過於康、梁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以及隨後以慈禧為代表的對於這場運動的顛覆。原先的激情退潮之後，是留在中國萬民心頭的流血的傷口。這傷口似乎曆時愈久而愈深，每一次的涉及和追憶，都像是往那裂隙深處撒鹽。但那種震動主要表現社會的外在層麵，而內在層麵的震動，則表現在當日悄悄掀起的中國知識界在引進西方新近學術思想方麵的熱情上。這種麵向西方尋求新知的意願已到水到渠成的階段，這是動中之靜，或者叫做靜中之動。嚴複譯《天演論》的出版屬於後者，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標誌。
黃遵憲對嚴譯有很髙的評價。1901年即《天演論》出書三年之後，黃遵憲致書嚴複說廣天演論供養案頭，今三年矣。本年五月，獲讀原富，今日又得讀名學，雋永淵雅，疑出北魏人手。今日已為二十世紀之世界，東西文明，兩相接合，而譯書一事，以通彼我之懷，闡新舊之學，實為要務。公於學界中又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為天下法則，實眾人之所歸望者也。”
學術界的介紹西學是戊戌變法的準備和基礎。中國當日的社會改革的設計涉及麵很廣，除了政經，還有一係列的學術思想的譯介和交流。學術界的工作看似是“靜立”在一邊默默地進行著，其實當日中國的文人們和處於政治中心的維新誌士們是聲氣相投而配合默契的。學術的工作，上為朝廷提供了及時而有效的谘詢和參照，下為動員和改造國民素質喚起和啟迪民智起著不是立竿見影而是久遠的浸潤作用。這些雖是“無聲”的，卻是非常熱烈地進行的。
那真是一個出現巨人而且創造巨人業績的時代。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中國，是充滿了改變舊物、創造新物的激情而浪漫的中國，有許多人投身於那改變舊物的實際抗爭，也有許多人致力於那創造新物的、既麵對今日又麵向未來的爭取，但它們又是互相融合和互相滲透的，這些人盡管立足於不同的方麵，但卻又是互為呼應的。
嚴複在當日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侯官是現今福建省會福州市地界。福州是一座瀕臨東海的城市，清麗的閩江水自閩北的崇山峻嶺透迤而來，浩渺的江流湧過風景如畫的南台島注向東海。在這座古城裏誕生過近代許多風雲人物，林則徐誕生在這裏，嚴複也誕生在這裏。
1866年，嚴複14歲考入沈葆楨創辦的船政學堂，為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在軍艦上實習五年，曾至新加坡、檳榔嶼及日本等地。1877年資遣赴歐留學，人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學校，學習海軍攻防諸術。他吸取新知非常廣泛，捷長數學，又治倫理學、天演學，並治社會法律經濟諸學。1879年歸國後，先後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光緒十六年升總辦，從事艦船教育達20年。
中日甲午戰爭後，嚴複受中國危亡時局的刺激，在天津《直報》先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論文，反對頑固保守，主張取法西方，倡導新學，實行維新改良。嚴複認為培養民力、民智、民德是中國富強的根本。他思想新進，提出改造中國的具體方案為：禁止鴉片纏足而崇尚武精神，廢除八股而提倡西學，廢除專製而實行君主立憲。在當日思想界影響極大。戊戌時也主張變法，見解與康、梁同。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曾召見他，被詢問辦理海軍及辦學堂等事甚詳。政變後，有人告密說《天演論》是散布革命言論，嚴複受到牽連，旋得到有力的擔保，方避了這場大禍。宣統元年設海軍部，特授都統；宣統三年，任京師大學堂監督；民國初年，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一位文理俱通而又文武兼備的發展全麵的奇人。他早年傾心維新，後來又簽名參加籌安會，擁護帝製，輿論認為其晚年言行頗乖張。但作《嚴複先生評傳》的作者還是為之說了些近於辯護的話：
先生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無勇怯懦是其所短，論其居心，確屬泊然。謂其攀龍附鳳，趨利附羶，未免汙之過甚也。
近代譯界第一人
我們要是撇開這些屬於對人物的複雜性進行總體評價的話題，單從學術的層麵來看嚴複，則他在介紹西方思潮到中國方麵，的確是開啟了中國翻譯界曆史新紀元的第一人。“通觀翻譯史上，關於選擇原書一層，處處顧到，如先生者實未之見也。先生在翻譯史上有一最大影響，即翻譯標準之釐定。一一這指的是嚴複翻譯觀念中“信、達、雅”三個標準的提出，這三個字的提出曆經百年，依然為當今譯界所遵守和奉行，這是嚴複開天辟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