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天演論》的例言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求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而外，求其爾稚。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厘千裏，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胡適對嚴複的翻譯有很高的評價，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曾有很多的文字評述嚴複，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嚴複的英文與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雖用一種死文字，還能勉強做到一個“達”字。他對於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們的模範。他曾舉“導言”一個名詞做例，他先擇“卮言”，夏曾佑改為“懇談”，吳汝綸又不讚成；最後他自己又改為‘‘導言”。他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我罪我知，是存名哲。”嚴譯的書，所以能成功，大部是靠著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無論用古文白話，都可以成功。後人既無他的工力，又無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譯他一知半解的西書，自然要失敗了。胡適這段話很有深意，它不僅是對嚴複翻譯工作的極高的褒賞，也針砭時弊地說到“後人”既乏工力、又缺少精神的工作態度。胡適這些對於“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譯他一知半解的西書”的指責，也可以套用來批評今日譯界“用半通不通的白話，譯他一知半解的西文”的弊端。
曆史以彎曲的和充滿遺憾而不完美的形象出現在後人心目中。曆史上的人物不論他曾經是如何偉大，也不會是完全的聖賢，作為活生生的曾經活動過的人物身上，往往也是瑕瑜互見的。嚴複也是如此，他作為旋風般呼嘯於上一個世紀末的一代宗師，留給後人以完全難以企及的超常的才智，不論是作為中國海軍和船政的第一代派遣出國的留學生和奠基人，不論是作為學者和翻譯家，作為思想家和教育家，即使最後隻剩下“信、達、雅”三個字，他依然是璀璨奪目的巨星，懸掛在19世紀黃昏的古長城上。
從《天演論》說到《巴黎茶花女遺事》
福州這地方很有趣，近代史上出現過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卻也出現過像辜鴻銘、鄭孝胥這樣一些人物。就翻譯而言，和嚴複同時又兼同鄉的還有一位奇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林紓。林紓是介紹西方小說入中國的第一人，他在文學翻譯史上的位置極為重要。是開創基業的人物，但有趣的是他不僅西文。他的翻譯，必須借助另一人的口譯，然後由他用古文寫出譯文。這種二人對譯的方法，在明末清初已有實踐，但限於天文曆算等學科，用這方法譯文學作品的曆史，還是從林紓開始。
公元1898年不僅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也是中國學術史、甚至也是中國近代翻譯史匕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嚴複譯的《天演論》出版。也就是這一年，林紓開始了他的大膽而充滿傳奇色彩的工作一一《巴黎茶花女遺事》於這年開始中文的翻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兩顆啟明星，幾乎同時在福州這座城市升起。
據《中國近代文學大係》稱：“1898年，林紓與王壽昌合作，由王口授，林筆述，譯出此書，題作《巴黎茶花女遺事》，署‘冷紅生、曉齋主人合譯’。此為林氏譯外國小說之第一部，亦為歐洲純文學介紹入中國之第一部。譯本問世之後，對我國文學界大有衝擊，使傳統的才人佳人式愛情小說迅速被淘汰。”自己不懂西文而涉及文學翻譯的王國，並且以即將被白話文取代的、被胡適稱之為“死文字”的文言翻譯西方近世傳達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文學經典，而且他的譯文竟是如此的精美傳抻，以至於使這些世界名著完全的中國化了。這是林紓的一大功績。他為此付出的精力與心血可以想見！胡適是新文學革命的倡導者，依然對站在新文學對立麵的林紓的工作給予客觀、公允而且是很高的評價：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嚐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辟一個新殖民地。……平心而論，林紓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他對於原書的詼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於這種地方，往往更用力氣，更見精彩。他的大缺陷在於
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的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得多。胡先騎在他的論述中也對林紓作過佳評：
至林紓之譯小說，雖苦於不通西文，而借助其譯事者，文學之造詣亦淺，至每每敝精費神以譯二、三流之著作。然以古文譯長篇小說，實林氏之創，是在中國文學中創一新體。其功之偉，遠非時下操觚者所能翹企。？這種把外國文學佳品引入中國，並以當時流行的文言文體予以傳播，其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在於使國人了解了西方文學，而且還對“五四”新文學產生起了先導的影響力。盡管林紓在“五四”時期是反對新文學最激烈、也最堅決的一位，但他也許未曾悟到，他的工作卻對他所反對的起了深遠的促進之力。周作人曾說過，“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
但在晚清，西方文學的被譯介進來，首先的動機卻並非文學的，其著重之點在於力求小說能對國民的覺醒有所助益。“最初的翻譯卻並非因為它是文學作品而翻譯，和‘為藝術而藝術’的看法決不相同，它仍多少與政治有關。以小說視為革新政治的工具，所以和當時維新運動主張相互一致。”1898年梁啟超作《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主張翻譯西洋這方麵的小說，這提倡與他強調小說與群治的關係相一致：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德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商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書一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
這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潮，也是1898年的基本聲音和思路。一切都著眼於改變中國的命運。也是這位梁啟超，曾有籌辦大同譯書局的想法，設計了一個敘例：“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可惜，他的計劃沒有實現。雖然同治六年清政府已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設了同文館，但更切實的工作卻在甲午戰敗之後。此時的翻譯的工作，與鴉片戰爭後僅僅著眼於學習西方的科技機械不同，而希望從那裏獲得改變積弱的圖強的方策。此一階段的翻譯已由“格致”而及於“政事”，社會科學與哲學倫理學著作也有人注意到了，其先行者則是嚴複。
這就到了本書所要反複談論的一個紀年：1898。1898年7月3日，詔立京師大學堂，並將官書局及譯書局並人大學堂，派孫家鼐為管理大臣。同年8月16日，清政府決定設立譯書局，投開辦費二萬兩，“以備博選通才”。本月26日，清政府準梁啟超在上海設立編譯學堂。這一年是中國政局多事多變的繁忙而緊張的年頭，而在頭緒紛繁的舉措之中，涉及翻譯工作的記載竟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可見那時對於了解世界和效法西學的心情是多麼的熱切與急迫。但是，那一切畢竟是偏重於文學之外的功效的考慮，是一種急於用西學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功利價值的重視，此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尋找藥方”。
但到了林紓的翻譯工作，可說是近於純文學的考慮了。即我們已從格物、致知提升到審美的層次，這當然是更為接近文學的本來意義上來了。中國人的西學為用的觀念，脫離不了一個“用”字。但文學之用，顯然不是即食即愈的藥餌。文學對於社會，是一種潛移默化，它是從慢慢影響人的心靈起，使人們的情感得到淨化和提髙，從此達到改善社會的目的。這個工作，是從不懂西文的林紓開始。他的工作是破天荒的，除了他的善解他人的意蘊的良好的文學修養，除了他的克服語言障礙的美輪美奐的文筆，還有他的驚人的毅力。他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從《巴黎茶花女遺事》起，共達150種，這無疑是一件奇人奇事！《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出現，震動了中國的作家和文學讀者。許多讀者熱烈讚賞這部西式的愛情小說，為它寫了不少詩膁和評論。文藝使它們覺悟到才子佳人式的中國舊小說已不能表現時代精神，在《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或摹仿之下，寫出了不少新意義、新結構的愛情小說。他的譯文能夠使古文這種“死文字”傳達出我們完全陌生的西方風情，而且情狀畢肖，這真是一種神力。如下一段譯文是胡適所稱讚備加的，原文見林譯《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一一
方二女爭時，小瓦克福見案上陳食物無數，詳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盤上腥膩，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麵包之角，竊蘸牛油嚼之；複取小方糖納入囊中，則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數方矣。及見無人顧視，則膽力立壯，引刀切肉食之。
此狀司圭爾先生均曆曆見之，然見他人無覺，則亦偽為未見，竊以其子能自圖食，亦複佳事。此時番尼語止，司圭爾知其子所為將為人見，則偽為大怒，力抵其頰，曰：“汝乃甘食仇人之食！彼將投毒酖爾矣。爾私產之兒，何無恥耶！”約翰（白老地）曰：“無傷，恣彼食之，但願先生高徒能合眾食我之食令飽，我即罄囊，亦非可惜。”再以林譯第一部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段郊遊文字為例，可以看到，他的譯文一開始就有一種高峰狀態：
一日天曉，朝曦射榻，馬克約餘野遊，餘諾。馬克呼侍者：“公爵來，爾告以與配唐野行，晚當歸也。”晨餐既竟，自攜雞子牛乳酒一，炙兔一，並車而往。出門茫然無所適，唐曰：“君將傍郊遊耶，抑到林巒深處領略山光水色耶？”餘曰：“向山光多處行矣。”配唐曰：“然則匏止坪佳耳。”車行一點半始至，憩一村店。店據小崗，而門下臨蒼碧小畦，中間以銥花。左望長橋橫亙，直出林表；右望則蒼山如屏，蔥翠欲滴。山下長河一道，直駛橋外，水平無波，螢潔作玉色。背望則斜陽反迫，村舍紅瓦，鱗鱗鹹閃異光。遠望巴黎城郭，在半雲半霧中矣。配唐曰：“對此景象，令人欲飽。”餘私討馬克在巴黎，餘兒不能專享其美，今日屏跡郊坰，麗質相對，一生不負矣。餘此時視馬克，巳非鶯衣中人.以為至貞質潔，好女子。且將其以往之事，灑為微煙輕塵，消匿無跡，過此麗情，均折疊為雲片，彌積彌厚，須全化為五彩縹天，餘心始悅。這一段文字，融景物、心理描寫於一滬，我們不難透過文言的迷霧，窺見小仲馬原作的風華，這當然借助於譯者的悟性和文筆之力。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這篇總結性的綜述中，給了林紓的工作以很重要的評價：“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特殊年代出現特殊人物
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這年代出現了各色各樣的人物為它的豐富複雜性作證。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是一場強烈的地震，也是一次火山爆發。它的震撼在百年後的今天仍然能感到它的威力。有一批熱血的中華兒女為此付出了代價。盡管如今有些人在議論那場政治風波是否過激，但我們依然為那些民族精英的勇氣和獻身精神所激動。這是地震的震中區。它仿佛是一麵定音鼓，確定了那時代的基調。它的激情，它的樂觀精神，特別是它的行動的勇氣一盡管表現為缺乏經驗的莽撞，卻無疑完成了一曲至今仍然使人為之氣壯的時代悲劇。
中國在上一個世紀末為結束封建曆史所進行的迎接新時代的鬥爭，是中國曆史的最重要的轉折點。那次鬥爭是失敗了，而勝利者並不是清王朝的實際決策人慈禧，隨之而來的卻是清王朝不可避免的覆亡。這是一個除舊布新的時代，它孕育了並召喚著各方麵的人才來裝點這個時代奇特的風采。我們曾經說過，這個時代出現過巨人，這些巨人分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種種的領域。也許曆史上很少有哪個時代能與它相比，哪個時代也很難像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的中國的天空那樣，出現過那麼多光輝燦爛的星辰！
而且，我們還要說，這還是出現奇人的時代。這些人不一定處於地震的中心，他們也不是時代的弄潮兒，未必對這個時代的前進或後退產生過明顯的影響。但他們卻以自己的奇特性裝扮了這個時代的壯麗多姿。前此談到的林紓是這種人中的一位，他自己不懂西文卻成為開天辟地的翻譯家。他創造奇跡，卻是冥冥之中感受了這特異時代的急切的召喚！就評介西方小說的功績而言，他的工作無疑是為處於蒙昧狀態的中國讀者打開了一麵通向世界的窗口，而且也遙遙地為新文學的誕生奠基一一盡管這並非林紓本人的願望。他的工作是前進的、也可以說具有革命性的，然而，他卻是新文學革命最激烈的反對者。
為了攻擊新文學革命，這位翻譯家幹脆自己做起了小說。林紓在《新申報》上發表小說攻擊新文學革命，是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後的事。有一篇《妖夢》，用其中的人物影射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等。後又作《荊生》，又用其中人物攻擊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其中一個大罵孔子，一個主張白話，接著出現一個“偉丈夫”罵他們道：“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沫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的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汙吾簡。留爾以俟鬼誅。”這位林紓，還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其中說，“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死灰，今篤老，尚抱殘守缺，至死不易其操。”又說，“今全國父老以弟子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此書上後，可不必示複，唯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趨向。”？可謂是一位對新事物勢不兩立的衛道者和遺老遺少的人物，但他卻是一位真正的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