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報》創刊之後，所刊稿件都涉及非常廣泛的內容。當然，最重要的內容還是針對中國社會而意在啟蒙的重大問題，如《論支那宗教改革》（第十九、二十冊》、《論中國人種之將來》（第十九冊》、《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第二十四冊）、《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第二十六冊）、《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曰本東方政策》（第二十六冊）、《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第三十冊）、《中國文明之精神》（第三十三冊）、《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第三十八冊》、《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第四十一冊）、《獨立說》（第五十八冊》、《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第七十三、七十四冊）、《論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第七十九冊》等等，這些題目都是針對現實的政論性很強的大題目，說明該報的目標也仍然集中在救亡和啟蒙這兩個基點上。
《清議報》除了發表關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時論外，還通過它的介紹和報道，引導國人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為提高國民對全球的情勢和我國的處境的了解，它還辟有“新書譯叢”專欄，介紹的新書有《國家論》（德國伯倫知理）、《各國憲法異同論》（梁啟超譯）等書。此外，還有《外論彙譯》和《外國大事記》等欄，外國大事中如《西班牙弊政》、《意大利近政略述》、《菲律賓戰耗》、《俄國內優》等涉及麵相當廣。這對長久封閉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時空的開放，於提高國人素質有很大作用。
由於《清議報》主持者具有的開闊眼界，促使它並不把目光單盯在一些政洽性很強的大題目上。它在“政治小說”的欄內發表翻譯小說，雖然仍然著眼於政治意識的啟蒙和傳播，而畢竟在報紙中引進了文學。《清議報》與晚清“小說界革命”有著直接的和密切的關係。作為新聞手段的報刊以它的篇幅和園地促進了文學改良運動，《清議報》有率先倡導之功。
除了小說，更有一層是在詩膁方麵，《清議報》創刊後即開辟“詩文辭隨筆”專欄。此欄先後集中登載譚嗣同、丘逢甲、康有為、蔣智由等人的詩作，是為晚清“詩界革命”最早的陣地。1898年的事變所給予人們情感上的震撼，鮮明地保留在這個刊登詩歌的專欄中，留下了痛苦歲月的記憶。其中如署名覺庵的一首《戊戌八月擬北上陳書在上海聞變南遷》，是當時非常真實的苦難心靈的記載：
歎息南還萬事非，淒淒江上對斜暉。頭顱未得酬君國，身世空憐老布衣。海內人才成黨錮，歐西燐燧達京畿。攀龍附鳳吾何敢，指點西山欲采蔽。此外，署名西樵樵子的一些悲慨之詩也留下了當日蒼涼的氣氛，如《哭烈士康廣仁》：“李杜銜冤死別離，東京氣節最堪師。汝南郭亮今何在，愧我無能敢葬屍。”又如《心不死》：“敗不憂，成不喜，不複維新誓不止。六君子頭顱血未幹，四萬萬人心應不死！”；更有一首是與這份報紙直接有關的《香港夜讀清議報》：
蘢崇槔萃太平山，碧海蒼波萬裏環。靜對孤燈無限恨，喜留清議在人間。梁啟超對自己的報紙刊登詩歌顯然很是滿意。他在《清議報》創刊號上著文曆數該報種種舉措的特色，特別推許這個“詩文辭隨錄”專欄“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另辟新土”。他在為《清議報合編》寫的《本編之十大特色》中，把這列為一項：“本編附錄詩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學之菁英，可以發揚神誌，涵養性靈，為他書所莫能及也。”從這點看，《清議報》不僅對小說界革命、也對詩界革命的倡導和推進起了直接的和積極的作用。
艱難中的使命
但《清議報》畢竟還是維新派在變政計劃受到挫敗後，用以宣傳自己的宗旨並傳達自己仍然存在之聲音的喉舌，它的辦報方針首先還是著眼於全局，特別是著眼於中國政局。梁啟超非常看重報紙這一輿論園地。他在《清議報》第一百冊的紀念號上係統地闡述了他的辦報思想和方針。他認為報館的作用在於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它“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雲：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由於看到了這種輿論陣地的重要性，所以他們確定的目標是很高的，是以最佳報章的標準來要求的。這體現在梁啟超如下的話中：“校報刊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無疑，確定了這樣高標準的《清議報》是以這個“良”為自己的目標的。這四條標準能在100年前確認是一種智慧的體現。這種目標甚至經曆了100年也還是新鮮，今日環顧左右，也還是相當多的報紙所無法企及的遙遠和陌生。
梁啟超在《清議報》出版一百冊回顧時，重新總結了這份報紙創立以迄於今為自己立定的使命。這使命概括起來也有四項：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在談到“厲國恥”一項時，梁啟超說：“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內其國而外諸邦，一以夭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最後，他總結說：“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從以上的敘述不難看出《清議報》的大抱負和髙境界。當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例如辦報人的政治視野和立場就帶來這樣的局限性。把這種局限性放置在百年前的當時處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漢民在他的《近年中國革命報之發達》一文中，曾以鄙薄的口吻論及《清議報》：
梁啟超逃於日本，為《清議報》以泄其憤，專為清太後及榮祿、剛毅個人身上之攻擊，次則頌清帝載漸之聖明，而望其複辟召用，此為保皇報之杈輿。其言有曰：“今上非滿人耶？吾戴之若帝天也。張之洞非漢人耶？吾視之若寇仇也。”梁氏之頭腦如是，亦即《清議拫》之主義也。故於報界無何等之價值。
批評者從一個角度，看到的是某一個側麵，即梁啟超的保皇立場的一麵，認為他主辦《清議報》是在“泄憤”，並據此斷然說“於報界無何等之價值”，且流露出明顯狹隘民族情緒，實恐有失偏頗。
公元1912年10月22日，梁啟超在北京一次報界歡迎他的集會上，說到自己曆來辦報的經曆及思想，這對我們了解他辦《清議報》的背景和初衷是有幫助的。
鄙人之投身報界，托始於上海《時務拫》，同仁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曆史，恐今日能言者少矣。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懵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大政社名強學會者……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當時，固無自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隻有論說一篇，別無紀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隻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曰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諑巳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
這也許是維新運動中報紙的雛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信息傳遞的比較初始的方式。後來，也許被發覺是一種危險的言論傳播的行為，於是就有了梁報告中說及的那樣“不禁之禁”的局麵。
《時務報》的紀念
風雲迭起的1898年有許多事件，這些事件有的是奪人耳目的大事，有的則不很起眼，但都充滿了風前雨後的暴烈之氣。與1898年《清議報》的創立可以並提的則是這一年《時務報》的終刊。有了一個終結，就有了另一個開始，那的確是一個生生死死的大時代。在《時務報》創刊之前，有前麵述及的《中外紀聞》。從這個“準”報紙的初創和發行，可以看出當日的改良派為了表達自己的意願和主張，進行了多麼艱難的工作。《中外紀聞》的方式啟示和鼓舞了維新力量的信心，也積累了經驗。1895年8月強學會成立。次年1月《強學報》創刊。這是繼《中外紀聞》之後維新派創辦的另一份機關報。這個報紙的宗旨是：“廣人才，保疆土，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由此可見，該報是方針明確、傾向鮮明的鍥入社會現實的報紙。康有為為《強學報》創刊撰寫了《上海強學會序》，指出擺脫“愚弱”力求“自強”的主張。迫於頑固派的壓力，《強學報》隻辦了兩期便宣告停刊。
這樣，我們便迎到了《時務報》的誕生。《時務報》創辦於1896年8月，停刊於1898年8月，共出版兩年，是一個旬刊，每期二十餘頁，約三四萬字。梁啟超任總主筆。梁啟超自1895年擔任《中外紀聞》主筆到此時擔任《時務報》主編，隻是二十三四歲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在報紙的工作中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和對新事物的敏感。對這種工作熱情他有過生動的回憶：“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餘字，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當日的青年梁啟超正是以異常旺盛的精力與才識，全身心地投人這一工作中去的。
《時務報》在當日的知識界和部分有進步傾向的官僚中，有很大的影響和很高的威望。“雖天下至愚之人，亦當為之蹶然奮興，橫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汪恩至語）該報初刊時每期隻銷四千份左右，半年後增至七千份，一年後達一萬三千份。是當時全國諸報中發行量最高者。正因為時務報有左右全國輿論的巨大影響，圍繞著這張報紙，維新派和偽維新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輿論陣地的鬥爭。這鬥爭一直進行到風雲變幻的1898年8月。這年的9月26日即戊戌變後的第五天，慈禧矯詔：“《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一紙詔書，宣告了這場報紙爭奪戰的結束。
世鄉己之交的召喚
但前期《時務報》的工作無疑為梁啟超辦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到了《清議報》時期，那種外來的幹擾少了，梁啟超和他的幾位合作者，終於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報紙的建設工作。但因為是在國外出版，依然存在著很多的困難與不便。梁啟超自言廣戊戌八月出亡，十月複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
《清議報》在流亡的環境中，堅持在海外營造輿論園地，雖然旨在宣傳維新派受挫後的政治主張，但由於報紙設在國外，日本當時又是比中國先進的國家，那裏的國際性條件使報紙獲得比較闊大的視野。正如前邊述及的，《清議報》除了發表旨在喚醒國人覺悟的重大話題的文章之外，還涉及文化、文學和詩歌等方麵的內容。特別在報道當時世界各國的政經、文化、社會動態方麵，已經萌生出現代新聞報紙的初步品質。
《清議報》為擴大自己的信息量做了大量工作。它注意譯登一些外國報紙的時論，目的也即在借以擴大國人的視野，如日本報紙登的《論美國近政之變遷》，英國作者寫的《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即使這些均不是直接與國內政局有關的言論，《清議報》也一律予以登載。但大量的也還是社論、專論一類文章，以及一些關於國內的新聞報道，這些報道所捶供的信息對海內外人士的溝通，對時局動態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助益。例如：
中國政府奉後之命巳飭在廣東省城之北洋海軍提督葉祖圭帶領海天、海等兩快艇往南海一帶接應前派往該處之刺客。蓋如能將康有為或邱菽園並他著名維新黨人活拿，即可交海天等艦帶回也。該二艦駛行甚速，每點鍾時能行一百二十華裏。英國在南洋之海無有如此迅速之艦，將來雖欲追趕亦不能如願，此皆中朝之密計，欲使維新黨人無可逃遁耳。再如：
字西林拫雲，在北京及各省之維新黨人，現西後以設有妙法剪除之，以現在無論何禦史保舉何等人員，及奏請何員補何缺，必須以所請詳加考複，須俟一禮拜或十天而後乃有準否之諭旨。若以從前而論，此等事至多一、二天即有明諭，今則不然，如其所保所請之人查有可疑新黨之處，或與西人往來、或曾辦過洋務等情必立將該員黜去不用。
也有類似今日報章讀者來書之類的文字，有一篇由“旅檀義民”撰寫的題為《檀香山華人被虐記》，就像今天的讀者投書：
嗚呼。國之不振，我四萬萬同胞受人淩辱作踐，其種種慘狀豈意料所能及，豈筆墨所能罄哉！餘旅居檀香山二十年矣，餘恨未能一遊台灣、旅順、膠州、威海、大連、九龍、廣州灣故墟，未嚐睹亡之國失地之慘狀何如，然見諸報紙之記述，得諸裏巷所傳聞，既已使人怵心酸鼻，欲讀不能卒讀，欲聽不能卒聽，然猶以為獨被割之地惟然耳，而不竟今曰乃於檀香山親遇而親睹之。吾欲記其事，則筆未下而淚已傾……這位讀者所記的華人如何被虐受辱的事實並不重要，因為這樣的事實記不勝記。重要的是，作為當日旅居國外的中國人所擁有的“亡國之民”的心境和情感借報紙得到了表達。
這時的《清議報》，較之幾年前《中外紀聞》的“隻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已有了大的進步。這時的《清議報》也不同於梁啟超所批評的早期滬、港、粵三地報紙的粗俗一一“號稱最盛，而體例無一足取：每一展讀，大抵‘滬濱冠蓋'、‘瀛眷南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
‘驚散鴛鴦’、‘甘為情死’等字樣，闃塞紙麵，千篇一律。”《清議報》有自己嚴肅的立場，明確的目標，但又有文化和社會的涵容的品質，至少，它已經超出與早期的“邸報”或晚後的專刊社會新聞的報紙而擁有高的品位。它在異國隔絕的情況下艱難困苦地奮鬥到整整一百期，它的成績是極其顯著的。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中評介說：“在編輯業務上，《清議報》借鑒了日本雜誌的一些作法，除‘本館論說’、‘時論譯錄’、‘中國近事’、‘外國近事’等傳統欄目外，增加了‘政治學譚’、‘汗漫錄’、‘聞戒錄’、‘猛省錄’等許多新欄目，發表專論和短評。詩詞小說之類的作品，也設有專門的欄目，附於報末，為它所聯係的作者群，提供園地，報紙版麵比《時務報》時期為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