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報》誕生在災難的1898年，它從死處求生，把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開始的事業發揚光大，在異國他鄉播撒變革維新的思想，終於在1901年以完整的三年的時間出至第一百冊。梁啟超當然非常珍視這三年辛勞換來的成績，為了慶祝這個勝利，他親自撰寫了洋洋灑灑的一篇長文：《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其目的顯然在借《清議報》百期的慶典以總結中國維新報業運動的成就。這位文化巨人在這篇文章的結論部分，寄希望於《清議報》能從“一黨報之範圍進人一國報之範圍”，“更努力漸進以達於世界報之範圍”，依然表現了世界性的寬闊眼界。梁啟超文章最後禁不住高呼：“《清議報》萬歲！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
但也許是一種命定，也就在他良好的祝辭發出的時刻，《清議報》也隨之畫上了句號。《中國近代報刊史》這樣記載了這家報紙的終結：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曰《清議報》出至第一百期。為了紀念這個曰子，這一期改為特大號，發表了梁啟超寫的《本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報之經曆》等紀念性文章。特大號剛剛出版，設在橫濱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館的報社就遇到火災，館舍和一應設備全部焚毀，原來保險單上沒有把經理人的姓名寫準確，承保的外國保險公司拒付賠款，《清議報》因此停刊。從1898年12月23日（陰曆十一月十一日），到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以完整的三周年，走過了跨越兩個世紀的艱難路程。它的最後的火焚，仿佛是上蒼有意的安排，這是19世紀一次鳳凰涅槃的儀典，也是20世紀日出時刻騰空而飛的一隻再生的鳳凰！X寸於苦難中的中國，這是否是一次預言，或者是一個暗示？也許是一個警號，這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火焚，也許是預示著往後100年的更加嚴峻的命運的挑戰！
從古老的燕京大學圖書館出來，筆者的耳邊依然喧騰著上一個世紀黃昏時節的呐喊和召喚。當年的英豪和誌士都已遠去，他們叱吒風雲的名宇也成為曆史。但我們依然能從當年的文字中感受到那種專注和投入的熱情，那是一次次以生命和熱血為代價的搏擊。這種精抻，在這個世紀末浮囂的習氣和放浪的遊戲中，已經變得非常的陌生和遙遠了。
康梁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了，但在文學上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麵，桎梏思想的八股文，埋沒人才的科舉製度，因了康梁的猛烈攻擊終於廢止了。使一般士人可以不受功名的約束而自由思想，自由寫作，這是文學進步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麵，梁啟超自亡命日本以後，先是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以鼓吹他們的政治主張，為了擴大宣傳，增加外力起見，自然不能不采用平易暢達明白如話的文體。這種文章易學易懂，所以即刻風行全國，成了報章體的老祖宗。0因為有了梁啟超的文章，於是開創了一個梁啟超文體的新時代。這個文章的新時代，即是以梁啟超汪洋恣肆的文字為模範的“報章體”。梁啟超生平傳記的作者，在談到1898年梁啟超主持《清議報》的編務時髙度評價了梁啟超的貢獻，談他“沛沛浩浩若有電力的熱烘烘的文字，鼓蕩著，或可以說是主宰著當日的輿論界”。關於這種文章的養成和風格，梁啟超曾有自敘：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鑠。至是（《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譏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平易暢達、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這確是對自己文風的中肯總結，也許還應加上另一個特點，即奔騰飛動的氣勢。他的這種文章風格，對於拘謹嚴整的古文，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這種文章更切於實用，而不是如同往昔那樣偏於技巧的炫耀和賞玩。這樣，文章就從古文大家的規範中，從模範文選中走出來，成為人人能夠閱讀和書寫的實用的文體。
梁啟超說自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但他卻是從那裏走過來的。胡適說：“譚嗣同與梁啟超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卻不滿於桐城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複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卻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沉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啟超說的‘筆鋒常帶有感情’。這種“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又“經過一個桐城時代”，從那裏走出，卻又得到了並吸收了那裏的“體例氣息”，胡適這樣的分析沒有把問題簡單化，是非常切合中國的實際的。
胡適這種對譚嗣同和梁啟超舊學淵源的探尋，及其對他後來文章風格生成的分析，為分析中國文化問題提供了有用的經驗。中國有極為豐碩的文化積蘊，中國文人從傳統文化所獲得的營養（包括積習）怎麼估價都不會過分，因此，在處理傳統影響時，簡單和輕率是非常容易失誤的。胡適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主將，他以畢生心力向著古文的規範進行不遺餘力的攻擊。可是，對於被稱之為的“桐城謬種”，他都有一番冷靜的分析：“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漢、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沒有用，隻替文學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卻也沒有什麼大害處。這是很平和也很公允的一種判斷。當然，梁啟超和他的維新派的朋友是從桐城派古人中走出，走到了新文體的新境界了。
這一點，曾使劉師培大為感慨：“時代的力量是偉大的，它既能使桐城派的文人移譯西書，又能使文選派的文人大談其小說與戲曲。時代的力量究竟是偉大的。”感慨之餘，他還是站在文學改革以切於世用的立場上：“故就文字之進化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昔歐洲十六世紀，教育家達泰氏以本國語言用於文學，而國民教育以興。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啟超和維新派文人推進新文體的出發點也即在此，他們力求“文言合一”，使識字者日多，而不是以文章的精深典麗為目的。
近代文體新概念
梁啟超的語文觀念是前進的。他認為中國古代文與言合，極華美的文字，卻是當時的語言，文學的進化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而為俗語之文學。所以他不避以口頭平易之語人文，也不避引用外來語入文。他的實踐一方麵是向著中國古文，特別是八股文陋習的猛烈的衝擊；另一方麵也正是在實際的運用中創造了新文體的雛形。在維新派那裏，特別是通過他們的報章的推動，影響深遠的桐城義法和選學規範一下子土崩瓦解，其影響於是也告式微。
後來康有為和梁啟超在語文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康與梁不同，他完全站在保守的立場上。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中認為：
我國數千年之文章，單字成文，比音成樂，雜色成章，萬國罕比其美，豈能自舍之？且以讀東書學東文之故，乃並其不雅之詞而皆師之，於是手段、手續、取消、取締、打消、打擊之名，在日人以為俗語者，在吾國則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它如崇拜、社會、價值、絕對、唯一、要素、經濟、人格、談判、運動，雙方之字連章滿目，皆與吾國中國訓詁不相通曉。……今之時流，豈不知日本文學皆自出中國，乃俯而師日本之俚詞，何無恥也，始於清末之世，濫於共和之初，十年以來，真吾國文學之大厄也。
康有為認為日本文學“皆出自中國”，而今日轉而師之是“無恥”，這一觀念的迂腐不辯自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列舉並予以反對的日本“俚詞”，卻早已成了今曰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彙。康有為的語文保守觀念業已為事實所駁倒。
對比之下，同是國學大師的王國維卻表現得異常的明敏。他的語文觀念是全新的，在論文《論新學語之輸入》中，他主張引進新語彙以應世用：“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
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麵，故雖有新字新語，於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而上學，漸入於中國……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運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也，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這些話看來很像是對康有為觀點的駁難。
“報章體”有時又稱“時務文體”，初起於70年代，形成於90年代，是適應鴉片戰爭後實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的，是由龔自珍、魏源、馮桂芬、薛福成等經世致用的政論文章發展而成。時用文體以實用性為文章的第一要義，以能明白地表達和廣泛使用為指歸。它打破義法和陳規，實行文體解放，的確大大激活了古文在實際生活中的實用能力。而且對中國古文的板滯有了大的改善，使古文不僅能夠適應救亡圖存增益民智的功效，而且也適應了中國尋求和引進世界新學的學習和介紹的需要。
在改造中國古文的進程中，梁啟超是實踐最力、成績最著的一位，他是當之無愧的新文體的實踐者和創造者。李澤厚認為梁啟超的主要業績還不是戊戌時期的功勞，也不是時務報時期風靡全國的政論一一
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更大，卻主要還是戊戌政變後到一九〇三年前梁氏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拫》，撰寫了一係列介紹、鼓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
李澤厚認為上述1898-1903年間是梁啟超作為資產階級啟蒙宣傳家的黃金時期，他這一時期的論著“對連續幾代的青年都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在回憶自己少年時代的思想影響時說到一一
《清議報》很容易看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卻表現得很有一種新氣象。那時候，梁任公巳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裏很鄙屑他，但卻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誌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侖、俾士麥之餘，便是崇拜加富爾、加裏波蒂、瑪誌尼了。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一一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一一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但梁啟超並非盡善盡美，對他的文章即使在當曰也有不少尖銳的批評一一
梁啟超的文章，即在它所向披靡的時候，也是瑕瑜亙見有不少可議之處的。首先是信口開河，紕漏百出。為了表明他的變法主張有充分根據，也為了炫耀他自己的博學，他在文章中征引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中.國古代的典籍，他還稍有根底，西方近代當代的各個學科，他隻是偶有耳食，並不甚解。在這種情況下，偏要裝腔作勢地“信口輒談”，古今中外地生拉硬拽，牽強附會地印證比附，怎麼能夠不紕漏百出？……其次，是文宇上的浮濫。無謂的堆砌，繁縟的鋪張，複遝的排比，充斥篇幅。
但無論如何，時務報的興起與盛行，對將中國古文改造為廣泛應用於適應時代潮流的近代文體，成為新思維和新生活內容的傳媒、手段，在擴大它與變化了的社會生活的聯係等方麵，還是有重大貢獻的。而梁啟超在身體力行這一文體方麵的功績，則是最顯著的一位。
晚清時務文體的出現，是中國近代文學改良運動中文體革命取得成就的重要標誌。時務文體的實踐是由於改良派推進變法主張，擴大自己的影響，使維新改良的思想能夠通過文章得以傳播的動機。但就根本原因而言，乃是由於西學東漸造出的震撼。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傳入，改變國人封閉而自滿的心理，中國先進的文人開始自覺學習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深刻感到了傳統的古文在傳導這種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和新知識方麵，存在著嚴重的障礙。例如嚴複在翻譯《天演論》時盡管譯筆非常端肅典雅，但很難為一般文化水準的國人接受。林紓用文言譯西方現代小說，也存在著把鮮活的內容古舊化的傾向。為了解決文言在運載西方文明思維方麵存在的矛盾，文體革命於是就成為至關重要的一個題目，擺在立誌改變國運的人們麵前。
梁啟超非常支持黃遵憲在詩界革命中引新詞入詩的嚐試。與此同時，他通過自己的大量寫作，使傳統的文言在他筆下充滿活力而變得生動起來，他的寫作一開始就具有文體試驗的性質。他在閱讀日本政論家德富蘇峰的著作時，十分欣賞他的文章：“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麵者”，並認為：“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在他的構想中，中國將來的文界革命，第一步便是像日本這樣把“歐西文思”引入中文。梁啟超在作這樣的表述時，業已考慮到傳統的中文如何適應異質文化的進入與借鑒等較為複雜的問題。他的目標當然是在於使傳統的中文能夠暢達明曉地表達西方的文化精神，而這一目標的實現無疑存在著相當的難度，因為未曾改造的中國古文的板滯和定型化的營造，很難涵容外來的新異的詞語和概念。
在戊戌政變的前後一段時期，梁啟超的文章寫作和文學主張始終注重的是實效性。在他的心目中，寫文章的目的是引進新知識、傳達新思想以助於民智的開發。寫文章是為了有用，而不是為了好看，這樣的基點就使晚清的文體革命傾向於平民能夠掌握的通俗方向。夏曉虹在分析梁啟超在文體革命方麵的貢獻時，指出他首先確定以“曆史悠久的言、文分離為變革對象”，以及“呼籲擴大‘俗語文體’的使用範圍，使之成為文壇的通行文體”，“‘歐西文思’與‘俗語文體’因此在‘文界革命’論中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