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學堂畢業後的五六年間，嚴複一直在海軍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隨“威遠”號練習船遠航新加坡、檳榔嶼等地；又曾登“揚武”號巡曆了黃海和日本海。1877~1879年，嚴複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國普茨毛斯大學，後又轉格林尼茨海軍學院，在那裏學了髙等數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各種知識。
除了這些自然科學和實際技術之外，嚴複在留學期間，還廣泛接觸和研習了社會政治和哲學等社會科學方麵的學問。也就是在這個期間，嚴複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術理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閱讀了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學術名著，從而奠定了他丙學的基礎。這為他日後的社會改革立場、現代學術觀念的形成以及作為翻譯家的生涯創造了條件。
社會危機四伏的時代，往往也是社會勃發著生機，蘊蓄著無限可能性的時代，而且也是呼喚全麵發展的可以稱為奇才出現的時代。中國曆史上的清代，經曆了300年的繁榮昌盛，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國勢開始衰落。統治者的腐朽沒落，國際列強勢力的人侵，加上民眾心理上的積弱，造成了那個世紀末普遍的社會危機感。當中華帝國這艘世界巨輪顛簸於風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沒之際，“船民”中的感時憂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這時，他們的天資和毅力便受到嚴重的同時又是有效的考驗。時勢造英雄，在行將沉沒的艱危中，站出來一批擁有智慧和膽識的巨人。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學、軍事、實業、教育、經濟，直至文藝各個領域。嚴複，這位生長在南中國海濱的貧家子弟，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關於嚴複的生平，本書在論析《天演論》出版的章節中，曾有介紹和評論。在那裏，著重評介了嚴複對中國近、現代翻譯工作的開創性貢獻。但的確，翻譯在嚴複的豐富人生經曆中，隻占一個不算大的位置。他的貢獻於中國社會進步的，是一種巨大而全麵的覆蓋，他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麵的嚐試，都不隻是屬於一個學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後，我們現在不是仍然懷念和思考馬寅初在五十年代所主張的市場經濟和人口計劃是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的嗎？如果隻把他們的主張和行為單獨地作為孤立現象來考察，那麼這些隻是個別曆史人物的貢獻和成就，但如果把他們聯係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線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中的一個曆史環節；其所以如此，除了他們個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們作為北大校長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為他們不隻是一個著名的全國學術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圍還有一大群知名學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讚同他們的主張。所以從這個角度審視和考察中國現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曆的艱難曲折的前進步伐。從王瑤的論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認為北大校長必須是一位能夠成為全國的學術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時，他也論證了北大校長所處的地位和他可能產生的巨大的曆史文化的影響一一這種影響涉及整個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的命運和走向。
從這一前提來觀察曆史上的北大校長，我們便可獲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的新的概念，同時也加深了對戊戌維新最直接的產物京師大學堂的認識。在考察曆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建設的關係的總題目下，蔡元培無疑是對中國新舊文化交融、衝突和轉變起著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個人所擁有的學術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學所擁有的曆史性影響，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祥地，成為近代以來爭取社會進步的民主堡壘，同時，也成為中國新文學革命的中心。偉大的五四運動最初的怒吼從這裏發出，由於校長蔡元培以及北大進步師生的協力奮鬥，團結了全國的學界，並推進到全社會，終於導致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為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國近、現代史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他生於1868年，戊戌變法那一年，他正好30歲，是學問和人生都到“而立”時期。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審視那場巨變。他原是光緒進士出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編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儲才之地。清製殿試朝考後，選取一部分新進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後，經考試優者留翰林院，為編修、檢討等。其餘的人則改授他職。留翰林院的人，升遷與他官有異，清代大臣多從此出。這說明，以蔡元培當日的處境而言，為他的日後的仕途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確定無疑。
甲午戰後，蔡元培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派。這表明他並不著意於維持當日的仕途優勢，而選擇了更為獨立的道路。1898年9月亦即政變發生後的當月，他懷著對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鄉紹興興辦教育、提倡新學，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辛醜條約簽訂後，蔡元培對清廷的腐敗無能非常激憤，決心遠離政治中心，在邊緣地區謀求事業的獨立發展。他在這一年到上海，任教於南洋公學，後任愛國女校校長。1902年，與章炳鱗等創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並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提倡民權，宣傳排滿革命，先後遊學歐美諸國。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響不僅在北京大學，而且在全中國；也不僅在當時，而且綿延到今天。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明確宣稱並堅定實行他卓越而獨立的教育理想，他堅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校方針。為這所中國第一學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礎。
蔡元培是一位貫通中西的學者，一位主張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反對尊孔、倡導新學的學界領袖。他擔任北大校長後，不遺餘力、無所畏懼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張。他要求北大學生研究高深學問，不要追求做官發財，強調“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涵容百家，乃至保護異端，在北大蔚為成風。由於他的努力，使北大徹底擺脫封建舊學的影響，而呈現出生機勃發的新式大學的最初輪廓。所以說，今天的北京大學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思想堅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於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他既是前清進上，又是翰林院編修，又擔任過教育總長，以他的資曆而言，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自是綽綽有餘，名位相當的。但蔡元培更主要的是他個人的學術成就，這在當時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學功底極深厚，叔父銘恩是清末廩生，設塾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導下遍讀經史小學諸書，打下了舊學的堅實基礎。13歲時受業於王子莊，王係經學名宿，蔡元培於是對宋明理學有很深的造詣。但蔡元培的學問決不是到此為止，他決非自封於舊學的人。在到達當時學人所能到達的高度後，他不止步，而是重新開始尋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舊思想激烈衝擊、維新改革之風吹起的年代，蔡元培於這一年開始學習日文。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決心到世界各地考察求學。1907年，蔡元培抵德國，先補習德文。蔡元培學習德文時已41歲，早已過了青年時代，但他依然以堅定的努力，彌補自己知識的缺陷。第二年，進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美學、心理舉等科目。1919年，他再度來到萊比錫大學文化研究所問學，並開始為期三年的歐遊，其間訪問過美國。
一個出身於舊學環境，並中過清代進士的舊式文人，在他自己堅持之下，終於成長為精通西學的發展全麵的新型知識分子。這裏說的“新”，不僅指他在知識的構成方麵，而且也指他在治學方麵的成功，對世界學術、文化曆史現狀的了解，以及獨立的人格修養的完成，等等。他已完全能夠以一個韋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學問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更是深孚眾望的、當之無愧的人選。
蔡元培作為為北大奠定新型大學雛形的校長，他留給後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舊日京師大學堂的官僚積習，為之注人現代社會的民主性精華。他的影響最深遠處，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品格的培養和塑造方麵。他上任校長的首要之務，是在學校中推進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時，這所大學已染上當日官場和紈絝子弟的衰頹風氣，讀書便是為了做官，是當時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學也者，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階梯”，強調學術的獨立性等。這均是針對當曰教育思想的實際而發，對當日學校內的官場習氣起了扭轉的作用。
蔡元培的學術自由思想是廣泛而精深的，其中“兼容並包”四個字，則是他實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實的一步。如今“兼容並包”已與這所大學的精魂“科學、民主”一道，成為豎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與世長存。單就“兼容並包”這方計來說，蔡元培是想到、說到就全力以赴、力排眾議地去做到。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蔡校長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認為教授的身份在於他在學術史上有貢獻，在本行中是權威，並不在於他選擇何種政洽態度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他學術獨立的原則在於承認學術的本質是自由，並且使之和政洽予以區分。這是為了維護學術的純潔性，也為了堅定地排除學術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對學術的幹擾。
當時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鴻銘。他在民國成立多年之後，還拖著一條辮子，在政治上主張帝製。但他早年留學英國，並曆遊歐洲各國，精通英文，北大便聘他教授英語。此外還有一個劉師培，是擁護袁世凱複辟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他舊學基礎極好，蔡元培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在蔡元培聘請的教授中，既有辜鴻銘、劉師培這樣保守的人物，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的人士，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主張的人士。這種廣納才俊、並容百家的舉措，使當日北大呈現出學術上學派林立，各種學說自由傳播的盛況，北大隨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及中國的學術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馬寅初曾髙度讚揚蔡元培的主張和實踐：當時在北大，以言黨派，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寵惠諸氏，共產黨有李大釗、陳獨秀諸氏，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李石曾氏，憧憬於君主立憲發辮長垂者有辜鴻銘氏；以言文學，新派有胡適、錢玄同、吳虞諸氏，舊派有黃季剛、劉師培諸氏。先生於各派兼容並蓄，絕無偏袒。更於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表其嚴正之主張。故各派對於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磨擦，學風丕變，蔚成巨歡。”
廣納賢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其用心最多處便是為貫徹他的兼容並包精神而延請當時國內聞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確做到隻求有真學問而不論其政治態度地禮聘各路賢達。王國維是當代大學者，他甘當清代遺老的保守立場與蔡元培本人的進步民主思想迥異，但蔡元培為了動員王國維到北大任教，還是竭盡全力而演出了一場極為感人的故事。劉煊在他的新著《王國維評傳》中有一節文字，生動詳盡敘述蔡元培這次請王國維出山的細節，今引用如下，“五四”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學具有國內外很高的學術地位的偉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學要辦好研究所，首先辦起了國學研究所。這時候，王國維國學研究的成績巳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蔡元培主張兼容並包，就是聘請各學科和不同學術派別的最有成就的學者到北京大學講學，於是，一種新的互相探討的學術風氣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初蔡元培寫信給馬衡，表示要聘他為“京師大學教授”，王國維即托故推辭。一九一八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又出麵禮請，又被王國維婉言拒絕了。不過，王國維也留有餘地，告之北上有困難。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征求意見。羅振玉請他征
求沈曾植的意見。音韻學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輩遺老。王國維估計到：“北學之事，若詢之寐叟（沈曾植號一一作者注），必勸永（王國維自稱一一作者注）行，然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也。”以後，王國維專程去征求意見後，報告羅振玉說：“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者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謂此事何如？”？王國維忙碌了一陣，思想上有矛盾，最終沒有應聘。
一九一二年春，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後，馬衡又請羅振玉作書相勸王國維應聘。羅振玉當了馬衡的麵寫了推薦書說：“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淑兄《指馬衡一一作者注）堅囑切實奉勸……”可是，第二天早晨，羅振玉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證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公必知非弟意”。？王國維回信對羅振玉說：“馬淑翁（指馬衡一一作者注）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係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曰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麵言，而近歲與外界關係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這次不受聘，說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確實符合王國維處事的習慣。
可是，過了不久，羅振玉自己先應了北京大學之聘。他對王國維說：“去冬法國博士院舉弟為考古學通信員，因此北京大學又語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為各人麵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麵承允。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乃昨忽有聘書至，仍立考古學導師之名，於是卻其聘書。蓋有聘書，則將來必有薪金，非我誌也。若有書致公，請早為預計。”
馬衡於同時也寫信紿王國維說：“大學新設研究所國學門，請淑蘊先生為導師，昨巳得其許可。蔡元培先生並擬要求先生擔任指導，囑為函懇，好在研究所導師不在講授，研究問題盡可通信。為先生計，固無所不便；為中國學術計，尤當額手稱慶者也。”同時，正巧顧頡剛南行，又去上海麵請王國維。王雖將他們攜來的薪金退回，但這次有進展：“仍許留名去實，不與決絕，保此一線關係或有益也。校方麵考慮到王國維不就教職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那麼，通訊導師本來不必“遷地”，這層困難應該解決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北京大學國學門正式寫信懇請說：“大學同人望先生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乃頻年孜請，未蒙俯允，同人深以為憾。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這次，王國維總算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