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學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國維仍然拒收。他於1922年8月1日《致馬衡》中說：“昨曰張君嘉甫見訪，交到手書及大學條金二百元，閱之無甚惶怵。前者大學屢次相招，皆以事羈未能趨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導師見委，己惟淺劣，本不敢應命。惟懼拂諸公雅意，又私心以為此名譽職也；故敢函允。不謂大學雅意又予以朿脩。竊以尊師本無常職，弟又在千裏之外，絲亳不能有所貢獻，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況大學又在邸屋之際，任事諸公尚不能無所空匱，弟以何勞敢貪此賜，故已將脩金托張君帶還，伏祈代繳，並請以鄙意達當事諸公，實為至幸。”在大學方麵看來，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著還會不受職位。於是，馬衡幹8月17日又致函王國維說：“大學致送之款，本不得謂之束脩，如先生固辭，同人等更覺不安。昨得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兄來函，深致歉疚，堅囑婉達此意，茲將原函附呈。”同時，再請張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務祈賜予收納，萬勿固辭，幸甚幸甚。”這封沈兼士致馬衡的書信手稿，近期亦已見到。沈兼士聽到王國維不受薪金事，鄭重地告訴馬衡：“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須賴靜安先生指導處正多，又研究所國學門下半年擬懇靜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校中每月送百金，僅供郵資而已，不是言束倘。尚望吾兄婉達此意於靜安先生，請其俯允北大同人歡迎之微忱，賜予收納，不勝盼荷。頃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張亦與弟同，並囑吾兄致意於靜安先生。”王國維多次不受薪金，顯然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廉潔。這使人想起了殷周時代的伯夷，作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那^末，以清朝遺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國的國立大學的薪金呢？看來老實的王國維在思想中經曆了曲折的鬥爭。蔡元培校長很懂得體貼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這不是薪金，而是郵資。因為，既，然接受了通訊導師的名義，緊接著“郵資”總該接受的。這樣就名正言順了。果然，王國維在1922年8月24日致馬衡的信中說：“前曰張嘉甫攜交手書並大學脩二百元，諸公同意殷拳，敢不暫存！惟受之滋愧耳。”並且，立即任事。他說：“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幹人？其研究事項想由諸生自行認定？弟於經、小學及秦漢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備諸生頋問；至平生願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耳。《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王國維終於多請才出山。
沉思的銅像
在現今的北京大學一角，那裏有一個湖，這湖到現在還找不到合適的名字。怛未名湖卻成I’它的流行的、也是永遠的名字。那裏還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也許，這似是預先設下了一個名字，讓北大接受並豐富它。就在湖光激灩、塔影婆娑的校園-側，那裏有一棵隻有北方寒冷氣候才能成長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濃蔭下，蔡元培先生在那裏永恒地沉思
著。他的安祥而容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視著現今的一切，也許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傳了他的學術自由的傳統，也許他是在回憶“五四”時代他為保護營救被捕學生憤而抗議辭職的悲壯往事……
要是再把目光往前追溯，北京城裏有一個很奇怪的地名叫沙灘（其實那裏沒有海，當然更沒有所謂的沙灘、那裏站立著一座魁梧的樓宇：紅樓。紅樓的一側，是民主廣場。這些，都是與1919年開始的中國現代史相關聯的名字。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學、和蔡元培校長聯係在一起。
正是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幾乎都和社會危難有關。1919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舉行了巴黎和會，北京軍閥政府在會上簽訂了喪國辱權的條約。消息傳回國內，舉國震驚。5月4日以北大為中心的3000餘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隊伍便是在紅樓鍾聲的導引下，在民主廣場集合並由此出發的。憤怒的學生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並痛毆章宗祥。警察逮捕學生32人。3日下午，各校學生在北大開會，通電全國，呼籲各界“一致聯合，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蔡元培校長為抗議當局逮捕學生，憤而辭職。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不止一次為保護北大師生而以辭職相抗議。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義一次辭職。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義感的進步學者。
蔡元培以科學、民主兩大旗幟為北大豎起了永恒的豐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學的現代改造，使之以嶄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傳統、又擁有領導最新學術潮流的，具有先鋒精神的，傳統與現代、中國和世界綜合融彙的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北京大學一直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它不僅以學術的博大精深和創造精神著稱，而且也以它對中國社會的使命和責任的承諾著稱。
北京大學曆來是中國文化精英薈萃之處。這些社會的才俊賢達之士一直作為民族和社會的大腦，進行著富有曆史性的思考。北大師生因此也成為民族和社會的良知，他們勇於在社會和國家危難時挺身而起。北大的這種既代表學術和科學，又代表正義、勇敢和道德的偉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建設並完成的。是蔡元培賦予北大以與這個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校名相稱的胸襟和氣魄。蔡元培本人也在這種建設和賦予的過程中成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校名的更換表達了中國曆史的一次騰躍，中國完成了從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國的騰躍，從近代史向著現代史的一次大轉移。這種騰躍和轉移，極而言之，在於證明中閏社會的進步與這所學校的成立有著極密切的關聯。
五匹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而北大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基本內容的新文化運動，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學生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陣地《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最先叫《青年雜誌》》與北大師生關係極深。據胡適自述：“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複、胡適六人輪流編輯”，“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周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複興時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種，也是由北大的黎授點燃的。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指出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斷言白話文學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是中國文學史中開創新時代的宣言書。後來，胡適又在他的《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詳細論析了上述觀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陳獨秀呼應胡適的理論，發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有著維視曆史的非凡氣概：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與膽識，可以與世紀之交出現的巨人精神相銜接且毫不遜色。由於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創造性的實踐，終於使這場空前的文學革命取得了成功。數十年後的今日，有人重新評估這些前馳者的言行，有責之為過激主義者，其實是缺乏曆史眼光的見解。把五四新文學運動簡單地斥之為“破壞”亦為未妥。陳獨秀三大主義的每一項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設”。他在作這樣的論述時，有著整個的舊文化和舊文學作參照。舊時文學樣式所具有的束縛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之與新時代的嚴重脫節和不相適應，以及清末以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驅者的“改造”或“革命”的願望。這些人，不是簡單地提出口號，他們還付之實踐。是既有幻想，又肯實幹的一代人。胡適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實踐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詩“嚐試”，以及“嚐試”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開了一道缺口，從此激流奔湧而形成不可阻擋的浩蕩之勢，實有賴他那種勇於試驗的實踐精神。
重評“五四”
20世紀最後兒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躍進”、“文革”等一係列巨大的文化災難和文化動亂之後，人們在進行曆史反思時，從以往的過激的和粗暴的行動中，於巨大的驚恐和慘痛之餘得到某種啟示。這種啟示不幸地與五四運動發生某種聯想，聯想導致譴責。他們以為這是一種正確的總結。其實，這些判斷乃至結論恰恰是激動之餘又混雜著驚懼的情緒性的產物，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和理性的總結。
這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學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場或質疑的態度。一位中年學者把“五四”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又把它與“文革”和80年代文化熱聯係起來，統稱為“三次文化批判運動”。認為“‘五四’的反傳統的傳統”經過“文革”進一步得到強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麵的發展”。他在另一次發言中重申上述論點，認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曆史包揪，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以為經過簡單激烈的決裂才能對中國麵臨的現實問題作出貢獻，帶有明顯的激進色彩。在學術層麵上，全麵否定儒家的價值體係和整個中國傳統的價值，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兩分，把傳統與現代完全割裂，以科學、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確了解“傳統”、“權威”的積極意義，這顯然失於偏頗。01這是一段傾向性十分明顯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諸多的指責中一種較為冷靜的評述也在出現。1996年五四運動77周年前夕，《光明日報》邀請三位學者重估“五四”精神，與會者的談話中表現出深刻的學理性和曆史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雲誌高度評價了“五四”的功績廣民主與科學的旗峽豎立後，中國在許多方麵出現了巨大的變化與進步。醤如：為廣大群眾所樂於接受的白話新國語的形成，為社會進步、文化創造開出無數法門；新教育的誕生，為國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礎；新文化的誕生，為廣大群眾提供了精神食糧；新學術範式的建立，為活躍中國文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的大力提倡，為掃除愚昧與迷信、發展科學與技術創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國故，翻譯西書更是融彙中西文化的基礎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業等等的提倡，則是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提高人民素質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所有這些，都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民主分不開的。耿雲誌這個發言，是對眾多的事實的概括，他所講述的內容，很難以“過激主義”的名義予以取消，所以，是相當切實和相當冷靜的總結。
在接近世紀尾聲的1996年，陸續出現了這樣一批具有一定科學性的言論。這些言論對於那些浮躁的、情緒化的判斷有一定的沉澱作用。中央音樂學院章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傳統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斷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更重要的，則是必須弄清究竟什麼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進的“五四”，也有漸進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啟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啟蒙與救亡兩層含義，其救亡一麵與曆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異，同在愛國，異在君國分離，人民自覺參政議政，即救亡建立於啟蒙之上。……而救亡是緊迫任務，
常導致激進、排他、啟蒙非一蹴可就，必要求漸進、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愛國，而是啟蒙、民主，作為斬文化運動，其本質更不在救亡而在啟蒙，不在激進、排他，而在漸進、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
如再顧及“五四”的實踐，則我們可以看到：辜鴻銘可以與陳獨秀同登講壇，《學衡》可以與《新青年》分庭抗禮，堅持文言可以與提倡白話共存於世；“中國本位文化”論可以與“全盤西化”論激烈爭辯；自由討論帶來了學術的繁榮，因而湧現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梁漱溟這樣的思想家；熊十力、馮友蘭、金嶽霖、賀麟這樣的哲學家；魯迅、曹禺、巴金、沈從文這樣的文學家。就此而言，將“五四”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便經不起亊實的檢驗。
北京大學的精神傳統，雖然緣起於戊戌維新的改良思想，受惠於孫家鼐、嚴複等這些宿耆碩儒的開拓倡導之功，其根基卻奠定於偉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與蔡元培對這所大學進行的現代改造有關。蔡元培始創思想、學術自由原則，立兼容並包方針和標舉科學、民主精神，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學的百世基業。他的精神垂範至今，成為北京大學永久的校訓。而由胡適、陳獨秀等發起並推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更是以北大為舞台，演出了一場影響整個中國現代曆史的活劇。
中國新文學的搖籃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驅，提倡了一種對舊世界的批判以及銳意進取的創新意識。他們既富有理想又勇於行動，特別是麵對重重壓力而始終懷有堅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為新文化的堡壘。它為中國新文學和中國新詩所造出的功績為國人所共知。
胡適在北大校園未設塑像。不僅於此，在革命意誌旺盛的時代，他還被當作資產階級的一麵旗幟，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激烈的批判。1954年10月，《文藝報》為支持兩位“小人物”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發表署名文章，涉及對胡適的批判：“長時期以來，我們的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和麻痹的態度，任其占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以些微衝撞；而當著文藝界以外的人首先發難，提出批駁以後，文藝界中就有人出來對於‘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對亍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擺出老爺態度。難道這是可以容忍的嗎？”對於胡適及“胡適派”的批判運動，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運動，胡適作為“反麵人物”的形象也於此時開始被確定。
但胡適作為中國批判舊文化、創建新文化的前驅者和領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於此。那次批判運動事實上未能改變人們對他作為“五四”文學革命和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評價。知識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態和聲音。但不論如何，從這裏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獻身精神則是一致的。在烏雲籠罩的時候，這裏點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壓中，這裏發出了抗爭的吶喊，而他們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一一思想讓一切腐朽和反動為之膽喪一一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識，加上對於社會進步所擁有的熱情的關切，構成了他們共同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