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祝福中部
來自曆史深處的關切
主持人的話：
江西與湖南具有特殊而親幾密的關係，不但兩省的人。有割不斷的親情血緣，彼此一直來往，而且山水相連，地理條件也驚人地相似：北方都瀕臨長江，且各自有一個大淡水湖，即都陽湖、洞庭湖；東南西三麵都是崇山峻嶺環繞，且共有歲霄山脈及南嶺的一部分。然而，兩省的社會發展軌跡卻迥然有別。曆史上的江西輝煌一時，海內稱雄，南湖南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發展遲緩；近代以後雙方角色發生急劇轉換，湖南如美少年般迅速崛起，光華四射，享譽天下，而江西則龍鍾老態，自艾自怨，鮮有作為。據我所知，這一情況曾引起不少大家如梁啟超、熊德基、譚其攘等先生的注意，遺憾的是他們都因各種原因而沒能對此問題抉幽燭明，探明緣由。
曆史真是一個變幻莫瀏的舞台，入現代後，湖南、江西，同為中國革命的暴風驟雨裏最早舉著火把與紅繆槍從煤窯、茅屋裏衝出來的兄弟。入當代，尤其是改革開放的這20餘年，兩省除了各自背負著蒼茫的曆史巨影而顯得有些舉步維艱，又麵臨中部地區急欲發展的共同馗尬。現在當我們決意打破這不東不西的尷尬，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結束中部一度棄婦式的哀怨，去唱出洞庭風潮的激越、都湖煙雲的雄闊時，毋庸裏疑，相鄰的兩省恰似對峙的兩山，彼此間都在天光下不動聲色地較著勁，暗影中彼此的眼睛卻瞪得大大的。但我認為，讀者們在本期的訪談裏亦可看出——與此牽繞不散的，彼此間肯定還有一份來自曆史深處，或者說是遙遠血緣的關切……
朱翔（湖南省政府顧問、專家谘詢組成員，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湖南省2001年的人口是6562萬，人口總數在全國排第7位，人口密度在全國比較高，平均每平方公裏310人。GDP產值是3987億元，大概排在第12朱翔位，本來排在第11位，後來福建追上來了。湖南的人均產值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全國是人均800美元左右，湖南是人均600美元左右，大概低了1 /5，排在全國第17位。湖南的財政收入在全國排第16位，人均壽命排在第19位，總的來講湖南比中等發達省份要差一些，總體實力卻還可以，主要是因為人口多。湖南的行政區劃共有72個縣、29個縣級市、14個地（州）市、5個經濟區，現在14個地（州）市全部改成了地級市。
湖南在曆史上開發得比較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湖南隻有三四十萬人口，在經曆了中國曆史上幾次人口大遷移以後，才陸續得到開發，人口也逐漸多起來。三國時期湖南出過幾個人物，比如黃忠在這裏駐守過長沙郡，孫權在嶽陽（巴陵）當過官，還有那個挨打的黃蓋是湖南人，三國後期的蔣碗也是湖南人。屈原是湖北人，但死在湖南。湖南在曆史上大批出人才的時期是在近現代，晚清以後形成了湖湘文化，這時候出現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篙煮、陶澎。湖南出的經濟人才不多，近百年沒有出過一個大資本家，主要是出軍事人才、政治人才，共和國10位元帥中有3位是湖南籍，10位大將中有6位是湖南籍，57位上將中有19位是湖南籍。湖南出人才有幾個高峰期，一是湖湘文化繁榮的時候，湖湘文化重儒輕商，多出文史哲人才，像王船山、魏源、陶澎，商人沒有地位。二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像陳天華、黃興、宋教仁、蔡愕、譚嗣同這批人。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早期出了很多革命家。湖南的人傑主要出於三鄉，即：湘鄉、湘潭鄉、寧鄉。湘潭毛澤東一家就有七八個，湘鄉出了陳賡、曾國藩等人，寧鄉出了劉少奇等人。湘東的山區也出人才，像李立三是酸陵的，譚震林是枚縣的，王震、張震、楊勇、彭佩雲都是瀏陽的。湖南還出英雄人物，像雷鋒是望城的，羅盛教是新化的，向警予是淑浦的。湖南可能是中國近百年出革命家、軍事家人數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四川，湖北和江西可能還要排後一點。
★湖南在曆史上也曾風光過。這風光隻是相對而育，與江西中古時期的輝煌是沒得比的。
★進入近代以後，湖南在中國中部異軍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省區。
江政華《湖南省委講師團教學輔導處處長，副教授，碩士》：先秦時的楚國還比較強大，當然主要是長沙一帶，其他地區還很落後，特別是湘西、湘南，曆來被人們稱為“蠻荒之地”，有“瘴病之氣”，是“武陵蠻”及苗、瑤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最近這些年湖南連續出土了許多竹簡、木簡，先是長沙出土的三國時的，後來是龍山出土的戰國時的，內容都十分豐富，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法律、交通等多方麵，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曆史意義。此外，還有上世紀70年代初長沙馬王堆漢墓的考古大發現，這一切可說明湖南在曆史上也曾風光過。這風光隻是相對而言，與江西中古時期的輝煌是沒得比的。一個地區的社會發展，主要取決於三個條件，即天時、地利、人和。如果這幾個條件不具備，那要發展就非常困難，甚至無從談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況就是這樣，從“天時”上看，雖然南宋以後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卻遊離在這個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臨安（今杭州），以及與其毗鄰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區。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竺、“無徽不成鎮”等，湖南都不沽邊，那時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沒有什麼地位。從“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沒有一點區位優勢。當時由北向南有兩條主要交通要道，一條經過江浙人閩，一條途經徽贛進粵，都繞開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處中部內陸，沒有直接的入海口，這樣就更限製了湖南的經濟發展。從“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謂“惟楚有材，於斯為盛”，並不符合曆史實際。“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3名，屬於湖南的隻有57名，僅占其中的0.98％；又如明代科舉人物，湖南人中進士427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1.9％，狀元1名，在全部89名狀元中僅占1.1％。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別是元末明初與明末清初兩次改朝換代過程中發生的大戰亂，更是導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蕪，這是曆史上湖南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據曆史資料及民間傳說，元朝蒙古人對漢人的統治很嚴酷，別的不說，僅準許幾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就可見一斑。所以，漢人的反抗非常強烈，湖南地區亦然。後來紅巾軍在江淮流域起義，其中的陳友諒部隊就主要活動在湖北、湖南一帶，湖南有不少人參加了。以後陳友諒與朱元璋爭天下，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激烈水戰。有一次還打得朱元璋落荒而逃，被圍困在康郎山，情況非常狼狽。軍師劉伯溫寬慰朱元璋說，這裏有“糠氣那麼“豬”就有活路。後來果然在山上挖出了糧食，大批人馬轉危為安。多年相爭的結果以朱元璋的全麵勝利而告終，朱元璋坐穩江山後卻來報複曾經支持過陳友諒的湖南人。朱元璋曾派軍隊三剿湖南，其中一支是從新疆調來的軍隊。當年北京大學的著名曆史學家翁伯讚，據說就是這支軍隊的後人，他的籍貫是湖南桃源，卻是維吾爾族。經過反複“圍剿”，湖南人死的死，跑的跑，結果造成湖南人丁稀少，田地荒蕪。據說那時候路上丟了錢袋，過幾個時辰走原路回來，錢袋還依舊在那裏；許多田地也因多年沒人耕種，長起了合抱的大樹……
進入近代以後，湖南在中國中部異軍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省區。我認為主要得益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移民因素。由於湖南開發較晚，從五代開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陸續遷人湖南，宋元兩代已成風氣。三剿湖南之後“方土地總不能一直荒蕪下去，宮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時移民湖南達到高潮，移民主要來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順治、康熙至乾隆年間也屢頒召民開墾的諭旨、此後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漸趨於平緩。據統計分析，曆史上遷人湖南的移民來自全國16個省市，其中來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區主要的姓氏毛、羅、李、周、彭、龐、劉、蘇等，都來自扛西，鄧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為江西人，這一切有史為證。我們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從江西移來，到我父親這一代，還經常唱山歌：“我們從江西搬過來，傳了十八代……”但我們不知道具體來自江西什麼縣，族譜上隻寫了來自“江西大葉（音）樹土地”，可能是一個旁邊有棵大樹的土地廟。為什麼不準寫從江西何縣何村來呢？當時是強迫移民，江西人不願來，怕你們去尋根參不安心呆下去。當時湖北、江西等省的開發比湖南早，來自於這些地區的移民素質比湖南土著人高，我們老家的房屋與當地土著的風格就不一樣，有山牆，講風水。前些年報道的湖南嶽陽山區的張穀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個姓張的風水先生建的，整個村呈八卦圖形，很有意思。當地土著人一直發展緩慢，我們老家附近有個姓朱的土著村子，一兩百年過去，還是二三十戶，一百多人，而我們卜在桃源的江姓已經發展成三個大村落，有一兩千人，大家彼此間時有走動。移民有較開闊的眼界和見識，有適應新環境的一技之長和銳意進取的拚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遷人湖南不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質，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別是洞庭湖區得到了空前的開發，省會長沙很快成為全國四大米市（另三個是無錫、蕪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時呈現出一派“四方商賈輻揍，數裏市鎮，堆積貨物”的繁榮景象，常德、嶽陽、衡陽也成為南來北往的商業重鎮。
第二，區位與交通因素。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清朝隻開放廣州為惟一的對外貿易港口，由一個名為十三行的機構主持外貿事務，於是廣州成為中國茶葉、絲綢、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鴉片等商品進入中國的惟一窗口。湖南南連廣東，經濟貿易來往密切，這一重要的區位優勢很快使湖南成為繼江西之後第二個中外進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轉地。曆史已經證明，交通通訊在一個地區的開發開放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方麵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淺。1897年成立鄂湘輪船局，首開小火輪定期航行於湖南的長沙、湘潭、常德、嶽陽以及湖北的沙市、漢口等城市之間，溝通了湘江、沉江流域與長江水係的聯係，並開通了長沙至漢口的電報業務。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國第一條公路——長潭公路，使長沙、湘潭這兩個當時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間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陸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長2298公裏的京廣鐵路的開通，使湖南的區位優勢進一步加強，不僅帶來了交通樞紐株洲的興起，而且像串糖葫蘆一樣，給湖南帶來了嶽陽、長沙、株洲、湘潭、衡陽、郴州的繁榮。與此相反，江西則逐漸喪失了這種區位優勢。
第三，文化因素。隨著湖南的開發，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條更為重要的路線，湖南正好處於這條路線的折衝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觀念直接衝擊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傳統，引起湖南人思想觀念、價值觀念乃至生活習慣的巨大轉變。從此，有識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彙與大融合（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終走在全國各省市前列，成為當時全國最富有生氣的省份，並對中國的全局影響至深至巨。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後的郭篙殼等人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進步主張，把人們的目光從封閉狹小的天地引向豐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軍統帥曾國藩提出了“師夷智以製炮製船”的建議，全麵、完整地表達了洋務派觀點的思想，並與左宗棠一起，興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批軍工企業，造輪船，製機器，開礦山，建立譯書局，興辦新式學校，並選派幼童出國留學。再如，戊戌維新的主將譚嗣同極力主張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改革中國的各種製度，失敗後他又慷慨就義，為中國改革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說“惟楚有材”並不符合古代湖南的曆史實際，那麼，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群雄並起的局麵則完全證明了這一點。1905年夏，孫中山在日本領導組建同盟會，參加籌備會的成員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1/4強；同盟會最初兩年有會員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會武昌起義，總司令和代總司令是湖南人黃興和蔣栩武，之後湖南又是“首義之省”。再如，20世紀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數量之多，進出國門之頻，均為各省之冠。根據1904年《清國留日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統計，當時中國留日學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1/6；從1919年到1920年，全國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約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運動以後，湖南成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湧現了像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戰爭時期，廣東成為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湖南則既是廣東的大後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在330名黃埔名將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254名中將以上的將帥中，湖南有68人，占26.8％。僅平江一縣，在國共兩黨中任少將以上軍官者就有一千多名。
★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為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基本條件對湖南的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湖南最大的問題是一直把自己定位於農業大省……上個世紀90年代又提出要成為農業強省，湖南的農業產值卻從全國第3位掉到第8位，並沒有搞上去。
朱翔：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為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基本條件對湖南的經濟發展更為有利，從1950年到1956年，是湖南致力於國民經濟恢複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全省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26.1％，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6％，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9.13億元，新建工廠434個。這個時期不僅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經濟效益也較好，國民經濟主要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全省城鄉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從1956年到1966年，是湖南致力於全麵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全省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59.9億元，平均每年近647,元．比前7年平均每年投資的1.3億元增長3.6倍。在蘇聯的早期對華援助項目中，湖南受益較多，有株洲車輛廠、湘潭鋼鐵廠等，為湖南的工業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在能源工業方麵，新建了拓溪、嶽陽、邵陽等電廠和漣邵煤礦，擴建了白沙煤礦；在鋼鐵工業方麵，新建了漣源等鋼鐵廠；在冶金工業方麵，擴建了錫礦山與水口山礦區，發展了銅、鉛冶煉；在機電設備工業方麵，開始了冶金采礦設備、發電機、電動機和電機車等產品的生產；在農業機械化方麵，建立了一批農機廠，到1966年底，全省農機總動力發展到54.47萬千瓦；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麵，全省最大也最著名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區，於1965年開工。湖南的卷煙、食品工業都不錯，國家在湖南批了8個卷煙廠，搞得較好的是長沙和常德卷煙廠，白沙煙、芙蓉王煙全國有名，現在卷煙算是湖南的一個支柱產業。可以說，湖南進行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但是，這個時期由於“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工作上也有嚴重失誤。主要是不實事求是，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錯誤地搞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盛行。結果生產急劇下降，市場商品非常匾乏，人民生活極度困苦。據統計，1961年全省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35.6％，其中工業產值下降46.5％，農業產值下降15.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下降14.2％。經過三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關停並轉了工業企業1萬多家，壓縮下放工人539萬，調整了黨在農村的政策，集中力量發展農業，到1965年，全省經濟才渡過難關，重現新的生機。1965年與1962年比較，全省社會總產值增長41.6％；其中工農業總產值增長36.9％。
從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與全國一樣，湖南經濟也受到極大破壞，到處停工停產，武鬥成風，打砸搶盛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在這個時期，由於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努力，國民經濟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幾個地、市利用國家大量投資進行“三線”建設的機會，爭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設項目，如枝（江）柳（州）鐵路的開通等，為湘西北這一廣裹的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以前，湖南的經濟發展情況還過得去，比周邊一些省區發展的勢頭要快，特別是農業情況更好一些。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湖南在全國的總產值還排在第8位，湖南的大米、臘肉、鹹魚源源不斷運往廣東，那時候的日子比廣東好過多了，許多廣東人來湖南買農副產品帶回去。民間對此有一則笑話：湘粵兩省邊界有一座金雞山，雞頭在湖南，雞屁股在廣東，人們說這是吃湖南人的米，蛋卻生到廣東人那裏去了……
湖南最大的問題是一直把自己定位於農業大省。農業現在在全國還算可以，農產品主要有水稻、生豬、柑橘、蘆葦、竺麻、茶葉。生豬在全國排第2位，第1位是四川。湖南的生豬主要是寧鄉豬，比較肥，瘦肉率不高，主要還是飼料的原因。水稻的產量在全國大概也是第2位，產量一直很高，天生不足的是質量不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過高，湖南的有錢人寧願吃東北大米和泰國大米，也不吃本地大米，所以現在大量種雜交稻。種水稻、養生豬沒有什麼錢賺，中國的農產品加工利潤很低，工農業的剪刀差很突出。湖南作為一個大省，完全依靠農業支撐是不行的，人民富不起來，這個省也強不起來。上個世紀90年代又提出要成為農業強省，湖南的農業產值卻從全國第3位掉到第8位，並沒有搞上去，而人家四川搞農產品深加工就搞得很好。四川的白酒產值大概是湖南的11倍，而且做出了品牌，五糧液係列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有名。湖南雖然有一個“酒鬼”酒，但沒有做成係列品牌。不過，現在“瀏陽河”酒賣得不錯，牌子打出去了，一年純利有好幾千萬。搞好農業，充其量不過是百姓有飯吃有衣穿罷了，那隻是古人的一種低層次的生活追求，如果要真正的強省富民，提高人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檔次，關鍵還是要搞現代工業與高科技產業，靠“農業強省”的道路肯定行不通。說起來，過去湖南的幹部素質總的來說還比較低，或是戰爭年代打出來的南下幹部，或是建國後培養的當地工農幹部，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缺乏現代科學知識與理念，發展思路不清，憑經驗辦事，使湖南的發展走了不少彎路。
★湖南受到比較濃厚的保守文化影響，從舊的意識形態藩籬中剝離出來分外艱難痛昔……對新的變革曾難以適應，從而多次貽誤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與有利條件。
★最近湖南這兩屆省委幹得不錯。省委這兩年的發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長沙、湘潭、株洲三市一體化、城市化，帶動全省的城市化，用這三市金三角的工業化和信息化帶動全省的經濟發展。
江政華
江政華：據我看來，湖南還經常成為革新文化與保守文化互相碰撞、比拚的主戰場。當然，中部及西部不少省區保守文化也比較突出，但湖南一直表現得很典型，革新文化與保守文化在湖南都有相當勢力，你爭我鬥，一直較量，此伏彼起，搞了很多回合。如曆史上的葉德輝、張敬堯、許克祥等就是保守文化的代表。毛澤東等人代表了當時的革新力量，領導了“驅張運動”，結果勝利了。以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許克祥在長沙立刻發動“馬日事變”，保守勢力又占了上風。又如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湖南省委機關刊物公開發文認為這與毛澤東思想這麵大旗相抵觸。結果，胡耀邦發火了，派中央工作組下來解決省委的認識問題。接著改革開放之初，農村改革中的聯產承包，湖南又比全國晚了好幾年，後來華國鋒專門給省委打招呼才搞起來。前不久，我去省建設廳做關於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講座，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發展趨勢總體上是好的，聽眾中有一個退休前擔任過某重要媒體總編輯的副省級幹部不同意，結果我們之間有了一場爭論。他認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國的黃金時代，現在則是“禮崩樂壞”，社會問題嚴重，如腐敗、犯罪、社會風氣不好，等等。我說，你說是“黃金時代”，我說是情況惡劣，形勢嚴重，我們家鄉情況就是如此。所謂“三麵紅旗”之一的大躍進，在家鄉農民稱之為“打躍進”，為了做表麵文章，要高指標，什麼人都打，一級一級往下打，縣打公社幹部，公社打大隊幹部，大隊打生產隊幹部，層層揪右傾分子或所謂“小彭德懷”，搞得當時湖南農業一塌糊塗，餓死很多人，又有許多人回流或移民江西，如奉新、靖安等縣就去了很多湖南人。當時湖南省委對極左政策有不同看法，如周小舟、李銳、周惠等，後也被打成“湖南幫”。我說經濟上的腐敗確實沒有現在嚴重，但當時大搞一言堂、長官意誌、瞎指揮、重用自己人等難道不是腐敗嗎？最大的腐敗就是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必定草營人命。那老幹部也不同意我說的那時候用人方麵也存在腐敗，我說當時不少幹部子女當官的捷徑就是“一年兵，二年黨，三年當上副處長”。比如林立果小小年紀，一下子就當上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居然空軍司令也要讓他三分，這正常嗎？又如王海容，是毛澤東親老表的孫女，本是長沙二中學生，成績平平，居然沒多久就當上外交部副部長。毛遠新不也是這樣嗎？要知道，老一輩革命家張聞天、王稼祥解放後也不過是做到外交部副部長，她王海容的能力、貢獻、資曆能與張、王相比嗎？那老幹部又說這是毛主席的事，不應該舉這個例，也就是不合適。我說不能為尊者諱，“大躍進”那幾年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劉少奇幾次勸毛澤東要慎重一些，說我們的所作所為是要上史書的，是要承擔曆史責任的。但毛聽不進去，仍一意孤行，還繼續搞“左”的一套，大反右傾，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災難。對他的晚年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已經做了分析、總結，我為什麼不能說呢？
湖南受到比較濃厚的保守文化影響，從舊的意識形態藩籬中剝離出來分外艱難痛苦。表現在寧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條，祟奉權力，輕視經濟，或者從政治層麵去思考經濟問題，對新的變革難以適應，從而多次貽誤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與有利條件。說一個過去的笑話吧，上個世紀80年代末物價騰漲時，湖南市場還是比較穩定，農副產品比較豐富。廣東有個代表團來湖南采購糧食，省裏做了個決定，對該代表團要熱情接待，讓他們吃好玩好，但糧食一粒也不賣給廣東，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糧，心中就不慌”。後來湖南糧食多得賣不出去了，派了個代表團去廣東推銷，廣東方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他們吃好玩好，但一粒糧食也不要。兩省關係鬧得有些僵，至今廣東在湖南沒什麼投資。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與時俱進，這看來是中部地區開啟現代化之途的共同課題。記得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長江中遊濤聲依舊》，說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在新一輪改革中沒有什麼動作。我看了心裏很不好受，雖然幾個省彼此彼此，但畢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發展才好。
最近湖南這兩屆省委幹得不錯。王茂林同誌是1993年來湖南的，他有新觀念，新思路，給湖南帶來了一些新變化。過去湖南是“不給不要，不請不到”，這是胡耀邦所批評的，意思是過去湖南總是坐等中央頒發的政策、路線或者下撥的財物。王書記來後，要有關部門經常去中央各部委對口跑，要項目，要資金，要幫助。這一屆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來歲的新幹部，文化素質都比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擔當的魄力。在經擠工作中大抓了基礎建設，尤其是交通。1995年昌九高速、京九鐵路一搞，江西搶了先手，爭了風光，不少湖南人覺得湖南有危機了，那時湖南還沒動哩！都是舊式公路。可時過境遷，現在湖南不但有107國道，而且從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質量標準都比較高，用進口柏油，沿途綠化，兩小時之內就能從長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陽到湛江的鐵路已經開修，它從湘中穿過。重慶到長沙的鐵路、長沙到張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陽到昆明的鐵路，以及重慶到上海的鐵路等，都正在建設之中。車輪如風的三湘大地，正在成為貫通中國東西南北的一個重要通道。現在的省委書記是楊正午。省長張雲川，他是從江西來的。張雲川先是擔任長沙市委書記，其政績主要在舊城區改造，城市麵貌為之一新。如火車站前的五一路拓寬，搞綠化帶；又如老城的黃興南路步行街的建設，這裏居民密集，老牌字號名店林立，房屋產權複雜，關係也多，但長沙市決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標準也高，建設好後就是比起上海、大連等發達城市也毫不遜色。環城高速公路現在已通車兩環，將要搞三環、四環，這是張雲川當長沙市委書記時就下決心搞的。長沙、湘潭、株洲間的高速公路已成體係，這三個城市彼此相距40—50公裏，以後電話可直撥。湖南現在把長株潭作為一個城市來規劃，長沙市區非農業人口146萬，湘潭是52萬，株洲是54萬，全部加起來是250萬人口。到2020年，規劃人口規模達到500萬，占地麵積為長90公裏、寬50公裏。等到快速新幹線開通以後，北邊通嶽陽，南邊通衡陽，形成一個城市帶，叫做湘江中下遊工業長廊。省委這兩年的發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長沙、湘潭、株洲三市一體化、城市化，帶動全省的城市化，用這三市金三角的工業化和信息化帶動全省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湖南的國有企業體製改革、產權改製力度很大，基本都改成股份製，或私人承包。如常德市隻剩下常德卷煙廠，它是大戶，有70多億銷售額，30多億利稅，這國家是要抓住的，其他企業國家都放手了。長沙的阿波羅大超市名義上是國營，實際上是股份製，也已經改製。長沙市因為國企多，加上是省會城市，怕震動太大，隻能分階段進行，但原則隻有一個，國企搞不好，就遣散、破產，由人家兼並、承包等。民營企業也要務求做強做大，湖南民營企業有名的是遠大公司，是兄弟倆創辦的，都是知識分子。現在民營企業更多的是從事商業、服裝、食品之類，搞製造業、高科技的還很少，主要有創智軟件等。湖南以後將在計算機產業化、市場化方麵加大動作，力爭有個較大的發展。湘計算機是上市公司，就是以國防科大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這些年來，省委對青年幹部素質的提高一直都很重視，每年從省直單位及地市抽調一百多青年千部去國防科大學習，每期半年，一年兩次，主要學計算機、係統工程、英語，目的是適應新時期的工作。總起來說，湖南這些年比過去更重視經濟工作，但比廣東、上海、江浙還是要差，可能搞政治、理論、文化方麵的建設要強一點，或者更在行。曆史上湖南人重文尚武，書讀得好，豬養得好，兵當得好，但經商經得不大好。湖南人過去搞政治、現在玩文化確實有一套，如電視文化就成了湖南的一個品牌：“玫瑰之約”，“快樂大本營”，投巨資參拍《還珠格格》《雍正王朝》，又舉辦“金鷹電視節”，還在嶽麓書院請黃永玉、餘光中、餘秋雨等名家開講，在全國搞得影響很大。但文化活動該如何有利於精神文明的建設，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這值得認真研究。在湖南，也在全國，社會各界對《雍正王朝》的看法就迥然有別。金鷹電視節影響是大，但賠錢不止，每年要賠進幾千萬，而且買斷了十年。今年本來搞不下去了，據說省裏下令卷煙廣資助，長沙、常德兩煙廠共拿出幾千萬元……
胡平：在長沙時，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當了20年省政協委員、並是兩屆政協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向我談了他時那部主要作者是湖南人、也是湖南出資拍的《雍正王朝》的看法。他認為，雍正至少有兩個問題，一是對海洋實行封鎖，當時沿海的工商業已經比較發達，但他下令“不許片木下海”，把很多廠礦封掉或內遷50裏。（此說有些不確，下令“不許片木下海”的是康照，但禁海如禁火的國策，由康照起，經雍正、乾隆，一直到鹹豐、光緒，都是照此辦理的。）二是壓製一切不同的聲音，時任何不同的意見進行殘酷打擊，具體表現形式就是“文字獄”。中國的封建製度在唐宋時期已經達到繁榮的最高峰，清朝所代表的仍然是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隻會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帷我獨尊，壓製民主，振殺明朝中葉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我們將清朝200多年的曆史放在世界曆史範圍來看，這段時間西方國家已經完成文藝複興，現代化的工業革命精血飽滿地上路，並帶動起無數燦若星河的發明創造。這是一個巨人輩出的時代，湧現了很多思想家、科學家，像牛頓、達爾文、盧校、伏爾泰。黑格爾的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已在掀起一場心智風暴，而紐約、倫軟的股票交易市場裏人頭攢動，空氣裏滿是海鰻般活躍的資本在作無形的遊弋……兩相對比，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清代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所謂雍正皇帝的勵精圖治，以及總有人渲染不休的“康乾盛世”，總體上不但在中國曆史上起了負作用，更與世界的發展潮流背道而馳。李先生頗有些氣憤地說：“《雍正王朝》之後，熒屏上到處是清宮戲、帝王戲泛濫，群起而竟相仿效，這真不是湖南人的什麼功德，相反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一些湖南人的落後和保守的思想動態。”
★中國的東西部之間存在很大的梯度差，東部發達，西部落後，湖南、江西兩省正好處在這個十字路口，這種情況有點像歐洲的瑞士……
朱翔：中部這幾個省要發展經濟，首先一定要把工業搞上去。現在說工業化，很多人可能認為已經落後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總是說要“退二進三”，現在許多人已經明白，沒有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搞不起來的。湖南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想清楚了，現在不但要“進三”，還要“進二”。我認為比較合適的產業結構應該是第一產業占10％，第二產業占40％～50％，第三產業占50％。也就是說“五四一”的結構才比較合理。湖南和江西現在可能都是“三三製”，一、二、三產業各占30％，這個結構還需要調整，但各個省千萬不能搞“一刀切”。
全國城市化的水平是35％～36％，湖南現在是29％，江西可能比這個比例還要低，因為江西的城市少。我們國家將來肯定是要讓大量的農民進城，即使每年放100萬人進城，20年才放2000萬人進城，這個數字不多。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50％～60％也不多，西方國家已達到90％多。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達，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城市化水平要達到75％。現在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將來農民大量進城後，不能搞虛假城市化。進城的總人數中有1/3的人要進入中心城市，1/3的人進入中小城市，1/3的人進入小城鎮。但小城鎮千萬不能遍地開花，如果到處搞小城鎮，那是錯誤的。我認為小城鎮如果沒有8000人左右就不會有什麼效應，重點城鎮如果沒有3萬人左右，同樣不會有什麼效應，一個城市達不到30萬人口，也不會有規模效應。
我對江西的印象是過去欠賬太多，吉安、撫州以南的發展一直比較慢。但現在的發展千萬不能搞大推進，大推進隻會把環境破壞掉。事實上也不可能整體推進，因為有的地方還相當落後，彼此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隻能搞增長級的發展，沿著京九線做文章，做好昌九工業走廊的文章，西邊把新餘、豐城搞起來，東邊把鷹潭、貴溪發展起來，形成一個小“丁”字形的發展區域，然後進一步帶動全省的發展。江西可能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與廣東連結起來。京九線將來肯定要搞複線，原來的選線不是很合理。江西南部的口子一定要全部打開，現在雖然有京九線，但我感覺江西的南大門還沒有完全打開，運力沒有上去。湖南南部的口子是全部放開了，從運力就可以看出來，107國道一天到晚忙得要命，晚上全部是大貨車來來往往拉貨，江西的國道卻沒有這麼忙。湖南、江西到底是應該往東靠？還是往南靠？這是一個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是要以上海為龍頭形成長江中下遊經濟發展區，但是這裏麵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研究和重視。100個湖南人到廣東去創業，有85個可以站得住腳，能夠在當地打工賺到工資混碗飯吃，其他巧個人混不下去回了湖南。100個湖南人到上海去創業，卻隻有15個人能站得住腳，大多數人在那裏呆不下去。兩者一對比，說明湖南文化與嶺南文化是吻合的，與上海文化是有衝突的。1990年湖南曾搞過“兩東兩海”戰略，即與浦東、廣東和上海、海南做生意，但與上海的合作很久沒有什麼動靜。後來浦東開發搞得熱火朝天，湖南人也進不去。開發珠江三角洲，湖南人倒是打進去不少。江西的情況估計不同，江西現在是和浙江靠在一起，走得比較親密。上饒、景德鎮肯定是往浙江那邊靠，贛南是往廣東靠。所以研究中部的經濟一定要研究文化，因為很多經濟決策產生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維。
我認為，江西北邊要依托長江經濟協作區，南部要緊靠華南輕工業基地，這一南一北有很大的經濟結構差，江西要利用好這些有利因素，北邊搞昌九工業走廊，南邊搞外銷型加工業。中國的東西部之間存在很大的梯度差，東部發達，西部落後，湖南、江西兩省正好處在這個十字路口，這種情況有點像歐洲的瑞士，處於南歐、北歐之間，東歐、西歐之中，自己也不靠海，也沒有什麼礦產資源，但它們旅遊資源豐富，鍾表製造業發達，國民生產總值很高。所以我們的道路應該怎麼走，把國內外的例子對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我們還是要立足於本省的資源優勢，北靠南連，承東啟西，把自己的經濟搞上去。
白雲黃鶴的地方
主持人的話：
在中國的城市中，隻有兩個城市被冠之以“大”，一是上海，二是武漢，連首都也沒有過“大北京”的稱謂。但“大上海”什麼時候都可以叫，後者似乎隻是在杭戰時期和滔滔洪水天上來的峻急關頭，舉國上下才有“保衛大武漢”的說法。
大概因了武漢居中得厚、九省通衡的區域位置，因了博大俊朗的楚文化及其傑出典範——屈原《離騷》的悲情辭章和曾侯乙編鍾的雄渾音響，湖此在國人眼裏從來是一塊曆史的沃土、現實的熱土。1889年至1907年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放著嶺南的荔枝不咦，駐節武昌。他傾其全力以荊楚大地為舞台推進洋務運動，建立了當時亞洲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及槍炮廠、棉紗廠，修建了貫穿中國南北的第一條以漢。為起點的京漢鐵路，使得早期現代化原本遲於廣州、上海、天津等地的武漢，發展成為超過廣州，與天津爭雄、直追上海的全國當時的現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毛澤東也看重湖北，“文化大革命”之前武漢一直是中南局的所在地，長期擔任中南局書記的，則是毛十分欣賞並引以為弟子的黨內著名筆杆一王任重。毛本人十數次來武漢，愛住東湖邊，喜吃本地廚師燒的魚，“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詩興一來，便為武漢的餐飲業免費做了一個起瑪百年不倒的金字廣告。他在此暢遊長江，揮波身浪，以此拉開驚世斌俗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雖說湖北如“洋務運動”、“武昌首義”一樣讓國人為之一捧的時代早過去了，現在湖北的眼球率自然趕不上上海、廣東，可“疫死的駱駝比馬大”。僅說高等教育，2001年湖北全省有高校75所，本專科在校生45.3萬人，居全國第二位，高於上海。多數高校集中於武漢的武昌區和洪山區，如華中科技大學在校生4萬多人，內有研究生1萬餘人，其中博士與碩士的比例為30∶10，武漢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學城。
上個月我到長沙，湖南省政府顧問、專家谘詢組成員、湖南師大的朱翔教授向我談了他對中部諸省經濟發展的看法。他認為：由於曆史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優勢，長沙、南昌再怎麼發展都不能取代武漢的位置。中央過去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湖北是挑擔子的，前麵一個筐是江西，後麵一個筐是湖南。江西、湖南雖然不高興，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人家是左手挑都陽湖，右手挑洞庭湖。武漢是很有實力的，雖然有40多萬下崗職工，但問題不大。湖北的大型企業多，家底厚實，這是湖南、江西、安徽所不能匹敵的。而且將來三峽水電一上網，又可以做成產業帶，形成長江中下遊的金三角……以上說法自是一家之言，可能不那麼準確，但從中可以窺見湖北的分量仍是沉甸甸的，中部諸省對湖北不敢有一點低佑。
本期，我要請讀者看看湖北的專家、幹部是怎樣看待湖北的，我想在此搭起一座視線的高架立交橋。自主持本觀察以來，我常常走在這樣的橋上。沒有高架立交橋，就沒有現代發達的大交通格局；而有了視線、還有思維的高架立交橋，人們就有了現代化道路上更多的冷靜、穩健及經驗。
陳文科
陳文科（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近代以來，湖北有三次大的開放。第一次開放是被帝國主義用洋槍洋炮逼出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漢口成了13個通商口岸之一。洋務運動中張之洞在漢口搞了幾個兵工廠，奠定了湖北工業基地的基礎，並把漢口推到了對外開放的前沿，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發展。第二次開放在抗日戰爭以前（1928—1937年），這是湖北尤其是武漢發展的黃金時期，從出口情況來講，當時武漢是僅次於上海的內河港口，與天津不相上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大撤退時退到武漢，當時的武漢事實上相當於臨時首都，國民政府黨政軍機關都搬來這裏。這一時期充分發揮了湖北九省通衙的地理優勢，帶動了全省的經濟發展。第三次開放，就是建國後“一五”計劃一直到“六五”計劃時期，這是湖北百年曆史上的第三次大發展。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中央政府把湖北作為新中國的投資重點之一，當時156個大項目中大概有七八個項目放在武漢，比如：武漢鋼鐵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到“六五”後期，湖北建立了以“一二三”大型企業為代表的現代化工業體係，具體來講：“一”是指武鋼；“二”是第二汽車製造廠；“三”就是指“330葛洲壩工程”。
★從2000年的幾個主要經濟指標可以分析出，湖北不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而且與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的發展差距也在縮小，經濟對外依存度比多數鄰省市還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現在受到嚴峻挑戰！
從1985年一直到90年代初期，湖北的經濟發展處於徘徊階段。80年代裏，湖北的綜合實力在全國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90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國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後有四個主客觀因素：
一是國家從1984年開始實行沿海發展戰略，國家發展戰略東移，湖北不再是國家投資的重點。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靠中央政府投資推動的工業化發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二是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湖北，人們的思想觀念沒有轉變過來，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國家的大中型工業基地，是社會主義工業的長子，當然要享受國家的優厚待遇。中央給項目，我就能發展；中央不給項目，我當然發展不起來”的思維中，不會去想是否還可以通過別的渠道來發展經濟，比如發展鄉鎮企業、民營經濟。而那時東部沿海地區，除了有中央的投資，還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觀念也很解放，發展得非常快。80年代初期，湖北鄉鎮企業的產值與山東、江蘇、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後，人家是以幾何級數在增長，我們還是在原來的水平上矮子爬樓梯，一步一步地來。國有企業的優勢沒有了，非國有企業又沒有發展起來，這是湖北逐漸落後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於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業基地，又是老農業基地。凡是基地就帶有計劃經濟體製的深重烙印，工業的產品按計劃上交，農業產品也是按計劃上交，不像單純的老工業基地，隻要上交工業產品就可以了，湖北這種情況類似於黑龍江和吉林。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這種工農業基地兼備的好處就是既有工業產品，又有豐富的農產品，日子過得很順手。但在市場經濟體製下，農村中的集體所有製農業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城市中的國有工業也受到挑戰。公有製企業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著老工業基地和老農業基地的雙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難過，經濟出現大的滑坡。1987年我們社科院的兩個學者提出了江西現在提出的這個口號，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區崛起”，當時湖北省黨代會也把這個口號作為省委、省政府的指導思想。但是從1987年到90年代，湖北與東南沿海地區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差距反而拉大了，與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相比，優勢也大大縮小了，因為湖北原來的起點應該比中部幾個省份高。有人開玩笑說，“湖北不但沒有在中部地區崛起，反而成了一個麵鍋”（麵鍋是武漢街頭賣的一種中間凹下去周圍凸起來的早點）。從2000年的幾個主要經濟指標可以分析出：當年湖北的國民生產總值是4275.32億元，在全國排第10位（也有人說是第9位），但人均GDP為7188元，僅略等於全國平均水平的7078元，在全國排第13位；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為358元，大大低於國平均水平50元，在全國排第19位，這怎麼能說在中部地區崛起？與東部發達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別為上海、江蘇、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上述三省市的11.5％、58％ 、47.75％。再與中部地區其他幾個省份對比，曾經作為中部地區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別為河南、湖南、重慶、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經濟基礎才比江西多48％，這簡直是說不過去；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額占GDP的比重，除高於河南（2.6％），與湖南（3.7％）持平外，明顯低於重慶（4.9％）、安徽（5.8％）、江西（5.5％），足見湖北不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而且與中西部地區周邊幾個省市的發展差距也在縮小，經濟對外依存度比多數鄰省市還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現在也受到嚴峻挑戰！我很同意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的一個觀點，即現在中國的地區差距拉大了，一個國家劃分為“四個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廣東、江蘇、浙江、遼寧、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邊疆地區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間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顯，湖北是屬於“第三世界”。
四是武漢與湖北全省其他大中城市的關係協調得不夠好，發展不平衡。湖北曆屆省委、省政府過分重視武漢的發展龍頭地位，對武漢取之過多。武漢市的財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1/3，在湖北的經濟發展麵臨困難的情況下，吃飯、建設、發展、穩定都要靠武漢，這就給武漢增加了很大的負擔，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越是從武漢取之過多，對武漢的負麵影響也就越大，武漢真是步履蹄珊。我們與遼寧、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做了一個比較：福建除了福州，還有廈門、泉州、漳州，發展得都不錯。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寧波、溫州、紹興、台州等城市，而且寧波現在甚至有超過杭州之勢。在江蘇除了南京，還有一個蘇錫常城市群，蘇錫常作為單個城市來講不是特大城市，但它們的經濟總量在1995年甚至超過了上海。同樣是長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漢一個特大城市鶴立雞群，經濟發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獨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遼寧省對比，人家除了沈陽這個大城市，還有大連，二雄爭霸可以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構，它們能夠互相競爭，互相補充，互相促進。但湖北的黃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與武漢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個國家級的乒乓球運動員和一個中學生比賽，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過去難以給武漢比較寬鬆的政策，還因為省市之間一直是麵和心不和。在建國初期，武漢是全國的四個直轄市之一，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的委任狀都由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當時的湖北省會是武昌，中南局的機關在漢口。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又將武漢作為副省級計劃單列市，這本身是件好事，客觀上卻加劇了省市之間的矛盾。湖北在80年代上馬的一些項目，本來可以安排在武漢，以實現“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資最少”的目標，結果都沒有安排在武漢。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當時全國僅有少數幾個冰箱生產廠，湖北自己引進鬆下技術的一家本來完全可以放在武漢，但最後還是去了沙市，因為武漢是計劃單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稅不一樣，與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
★中部地區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農業發展方麵長期以糧為綱，沒有跳出農業抓農業。農業比重越大，產盆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這樣。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中部地區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農業發展方麵長期以糧為綱，沒有跳出農業抓農業。農業比重越大，產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這樣。1981年時，全國有11個省提供商品糧，江西、江蘇、湖南、廣東、湖北都是提供10億斤，安徽也接近這個數，連浙江當時都提供上億斤商品糧。幾年以後，江浙一帶很快突破“以糧為綱”的局限，觀念轉變過來，不再當商品糧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發展非農產業上。現在全國能夠提供商品糧的地方隻有9個省區，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就此動了感情：中部地區真不容易呀，不僅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籃子，還要負責全國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籃子。而且當我們的米袋子、菜籃子的價格高了以後，發達地區可能還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籃子，人家進口外國的糧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銷給廣東的糧食出價3毛錢一斤，他們隻同意按2角8分一斤收購，這樣一來我們就吃了大虧，糧食積壓了很多。這就是產業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區天生應該成為商品糧專營基地，不能搞其他產業了。在其他非農產業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農業特別是糧棉兩大產業實際上還是半計劃性質，在今天搞農業其實是在做貢獻，理應得到國家更多的支持。1998年在湖北開了中部地區發展研討會，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討了這方麵的問題。大家認為，近幾年中部地區的發展緩慢與中央有關職能部門的重視程度不夠也有很大關係。
★僅僅牽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還要撬牛肚子，幾個動作一起配合才行。而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是牛鼻子，西部地區是牛尾巴，中部地區正是牛肚子。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一場民族偉大、複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中部能不能發展起來。
湖北有一位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他提出一個“牛肚子”理論。“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另外一個老專家下放到襄陽湖放牛。兩人放了4頭牛，其中一頭老母牛不聽話，滾到淤泥當中不起來。這兩個書呆子，一個上前牽牛鼻子，一個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來。結果還是當地農民有辦法，人家拿一個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躥上來了。張培剛先生說眼下中國問題不少，困難很多，就像一頭陷人泥淖的大水牛。僅僅牽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還要撬牛肚子，幾個動作一起配合才行。而廣東等東部沿海地區是牛鼻子，西部地區是牛尾巴，中部地區正是牛肚子。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一場民族偉大複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中部能不能發展起來。我們社科院還有一位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有一個“扁擔理論”。1947年，按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從此拉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序幕。當時鄧小平同誌說，大別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擔，一頭挑著華東，一頭挑著西部。半個世紀後鄧小平的發展戰略裏，長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擔，中部地區正好在扁擔的中間，東頭是上海，西頭是重慶。但現在沿江戰略得益的主要是兩頭，中部地區始終沒有掀起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潮，沒有成為國家一個發展戰略的主體。所以中部地區的步伐總是比沿海地區慢一拍兩拍，後者已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或後期，是屬於加快發展的階段，我們則屬於工業化的前期，還處在上升階段。
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對中部的壓力很大，中部各省都覺得要把本省的發展與西部開發緊緊聯係在一起。湖北提出“東引西聯”，湖南提出“東聯西進”，均進行雙向開炮；河南、安徽也大體是“東聯西進”的意思，一方麵繼續靠做強做大與東部地區業已存在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麵要立足於長遠的發展，向西部地區推進，分享西部的市場空間。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的程度來看，中部大多數地方與西部大多數地方還是有層次性的，西部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中部地區正好能夠做得到。比如：中部一些老工業基地的現代化設施在本地的利用已處於飽和狀態，但在西部還有利用空間。中部地區在高新技術方麵的人才整體上要比西部多，他們可以去為西部大開發服務還有中部作為傳統農產品基地，糧食、農副產品豐富，這些產品卻是西部所缺少的，應該有著廣大的市場……中部各省現在普遍有一種“不進則退”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中部不等於中遊，不可能永遠處於不上不下的狀況。中部本來就與東部拉開了很大的差距，如果西部再利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實行超常規發展，那麼整個中部就要被甩到後麵。
★對湖北各級幹部而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就是要創造性地思維和工作，多講切合本省實際的“湖北話”……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話”代替講有特色的“湖北話”。
在湖北解放思想的任務也是艱巨、長期的。大別山、紅安一帶也是革命老區，全省有30多個老區縣。老區的思想確實比較禁錮，比如最近黃崗與鄂州之間修了鄂黃長江公路大橋，這座橋本來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應該修，但為什麼不修呢？1985年黃崗市召開鄂東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會上我們院長就提出“走將軍路線，早日建好鄂黃長江公路大橋”，但全場嘩然，當地幹部認為沒有必要建。建了叢黃崗到武漢隻要一個小時，但他們怕建了大橋後，黃崗會被隔江的鄂州市吞並去。結果橋修到九江和黃石去了，其實這兩個地方渡口的人流量沒有黃崗的大。這些幹部的封閉思想和以糧為綱的思想非常嚴重，去外麵考察就是考察以糧為綱的指標，回來以後也隻寫這方麵的考察報告。所以這些地方過去工業一直發展不起來，鄉鎮企業發展也非常緩慢，民間資本很少，現在還隻能走特色農業的道路，發展一些特色農業產品。對全省各級幹部而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就是要創造性地思維和工作，多講切合本省實際的“湖北話”，更多地有針對性地研究湖北經濟發展的矛盾，特別是在培育市場主體，構建投資環境，發揮湖北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發展湖北特色的產業、企業和產品等問題上，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話”代替講有特色的“湖北話”。現在湖北提出的口號是“要走在中西部地區的前列”，定位比較科學適度，不但有鼓舞性，還有可操作性。湖北的發展不是要更多的口號，而是要紮紮實實地幹，以前不是沒有口號，而是口號太多，大家都不相信口號了。我相信湖北今後的發展將會穩步推進。
杜建國
杜建國（湖北省杜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書記）：人家說我們湖北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很多事情是湖北率先提出來的，比如說“兩通起飛”，也就是說交通、流通都搞得很好，對於發展經濟是大有益處的。像武漢曆來是商品流通發達的地方，漢正街的小商品市場上個世紀80年代在全國很有名，但後來浙江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走向專業化，生產經營是前店後廠，產品打人國際市場了，而我們還停留在小商品集散地的水平。漢正街在中國最早起步，卻沒有成長壯大起來。武漢的交通在經濟發展中起了一定作用，我到過全國很多地方，發現武漢的交通確實還可以。但湖北沒有利用“兩通”的優勢把經濟發展起來，這同湖北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關係，而且還有幹部方麵的原因。所以湖北這些年的發展落後了，比起原來計劃經濟時代在全國的影響力也小得多。
★湖北有些獨特的優勢隻是屬於資源範疇內，過多地談這方麵的優勢就會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幹部隊伍的素質不跟上，再好的優勢都沒多大作用。
過去湖北一直講具有“九省通衙”、“居中得厚”、“承東啟西”的優勢，但這些話講多了就沒什麼意思。一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都可以講自己是承東啟西、居中得厚，這個優勢不是湖北所獨有。二是現在時過境遷，過去隻有一條長江水道和京廣線的時候，講這些區位優勢還可以，現在再強調這個優勢已經有明日黃花的意味。現在的長江水道有些地段其實荒廢了，因為保護不夠好，有些地段不能通行大噸位的輪船；而且水路運輸比較慢，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快節奏，現在上海到武漢的客輪已經取消，大家來回都是坐火車或者走高速公路。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後做生意都是電子決算或者網上交易，你說湖北這種區位還能有多少優勢可言？湖北現在有些獨特的優勢也隻是屬於資源範疇內的，過多地談這方麵的優勢就會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幹部隊伍的素質不跟上，再好的優勢都沒多大作用。像香港的區位優勢是曆史原因形成的，可隻要改革開放一到位，上海馬上就讓香港感到了沉甸甸的壓力。深圳現在還會談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嗎？這些優勢都是暫時的，就是還有一些，也已經不明顯。現在東部都在著力營造環境優勢、人文優勢，中部地區現在也隻能在這方麵下足功夫。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湖北經濟發展目標科學定位，不僅是一個轉變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轉變黨風，轉變領導作風領導方式的問題。
這次湖北省黨代會對全省的經濟發展是站在一個戰略角度來思考，與過去的切人點不一樣。過去一些不切實際的提法現在不提了，比如上個世紀，年代曾提出要把武漢建成國際性的大都市，成為“東方芝加哥”。那時候想得很遠大，先由一些專家提出來，政府也跟著炒作。現在大家都很務實，武漢隻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就行了。過去還搞過經濟指標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評上“十強縣市”，結果導致部分市縣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泛濫，“吹”風盛行，與泡沫經濟互為推波助瀾，以致相當一部分縣市不能按月足額發放工資，發放最低社保。即使是“十強縣市”，有幾個能做到按月發放公務員和中小學教師工資？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對湖北經濟發展目標科學定位，不僅是一個轉變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轉變黨風，轉變領導作風領導方式的問題。現在不搞這些名堂了，十分務實，省黨代會提出湖北要成為現代物流中心區、現代機械製造中心區、金融貿易中心區，等等，目標明確，有可操作性。湖北現在是一個農業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但我們要走向強省的地位。以後不再評“十強縣市”，而是評“信用十佳城市”，這就要看各地的投資環境和人文環境如何了。
★湖北的環境是製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中部地區往往既有官商的惡習，又有奸商的劣根性，兩者一結合，過去人家確實不敢到湖北來投資，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俞書記來後下大力氣抓了三個環境，即嚴明規範的法製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優質商效的服務環境。
俞正聲書記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當過主要領導，又在中央政府的職能部門工作過，經驗豐富，能力很強。我參加過幾次他主持或發表講話的會議，發現他經常脫稿講話，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風格，大家都很願意聽他做報告，在深受教育外，還覺得那是一種享受。在通報張二江所犯罪行的電話會上，他痛斥張二江是“五毒書記”。他脫稿講得相當好，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國內很多報刊轉載了。再比如談到幹部的學習問題，俞書記說：學習是一件好事，但學習的結果是要有真才實學，不能為了搞文憑而學習。我們這些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幾個是博士、碩士呀？反正我不是什麼士。共產黨的幹部大都是通過刻苦自學，在實踐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李先念、李瑞環同誌是什麼學曆呀？但誰能說他們講話沒有思想、沒有水平。林佳相同誌曾經對我說過，她第一次見到先念同誌還以為他是一個儒生，是一個文化人。但我們都知道先念同誌僅僅讀過幾年私塾，後來成為木匠，再後來參加了革命，完全是自學成才。陳雲同誌也隻是讀過幾年書，可他的講話多有哲理、多有思想呀！與此對比，我們現在一些幹部何必去追求一些徒有虛名的“博士”、“碩士”。隨著形勢的發展，今後幹部的學曆會越來越高，這是幹部隊伍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強調這一點並不排除使用那些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學曆不是評價幹部的惟一標準。各級幹部的心思要用在學習和工作上，不要用在追求一些名不副實的事情上。搞假文憑無非就是為了升遷，沒有這種水平，硬說自己有這種水平。一個人如果在學習上都可以搞假，還有什麼方麵不可以搞假呢？
俞書記還講到在職幹部公款出書、辦攝影展、書畫展的問題。他說：幹部願意學習，願意做一些理論上的思考，願意寫文章，這都是應該鼓勵的好事。但是拿公款出書就不好了，人家為什麼要買你的書？商家為什麼要讚助你？還不是因為你是一名領導幹部。你投稿到出版社，人家能用就用；人家不用，你也不需要找什麼商家來讚助你，他們一讚助你，你的麻煩也就來了，肯定要有所交易。退一步講，如果你寫出來的東西確實有自己的思考，有一些真知灼見，出版了倒也未嚐不可。但如果你是靠剪刀加粗糊，或者靠鼠標粘貼、複製出來的東西，這也沒有多大意思。雖然觀點內容是對的，但都是“普通話”，沒有什麼新東西，我們應該針對湖北的情況多講一些“湖北話”……當前幹部的腐敗問題除了經濟方麵的腐敗，比較突出的還有學曆腐敗、出書腐敗，俞書記的這些講話很有針對性，沒有一句空話、套話。而且在講話中網開一麵，以前用公款出了書、搞了假文憑、有原始股票的，向省紀委說清楚就可以了，“我不過問具體的人是誰，檔案中也不記錄。但以我現在的講話為界線，以後不準再這樣搞”，這樣一來，解脫了不少人。我一聽這些話，覺得俞書記比較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