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滄桑凝眸
中國在海中
主持人的話：
本期和下一期將要說的話題是關於海。
今天便捷的交通，已能輕鬆地消除沒有去過海邊的人們的遺憾。對於地處內陸、還處於三方大山包圍的粉地的文化記憶來說，海卻是遙不可及的，也是陌生的。因此，可能有讀者會問：放著江西、南昌時下那麼多可圈可點的話題不說，你去說什麼海呢？
東有先生告訴我，自他在廈大讀完社會經濟史的博士回江西後，我是第一個找他大談海洋文化的人。學富五車的他有了此次奔騰的宣泄，可能不會“高處不勝寒”了，而我則又一次地察覺自己觸到了中國近代以來曆史走勢的一個命門。最早有所察覺，是去年秋天在滬上與曹娜清教授談他剛出版不久的大作《黃河邊的中國》，他寫的是在中原大地的所行所見所思。內陸文明是輝煌的，又是凝重的，山地文化是古樸的，又是老道的。河南，還有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在內的整個中部，他們在革命戰爭歲月輝煌難璨，在計劃經濟年代不可小視，但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卻步及滿姍，麵容戚然。與此同時，這些年去過廣東、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區的人，大概都會為這海風勁吹海浪牽繞的一塊塊熱土而心熱耳熱，滿懷折服：原來此岸的城市也能讓彼岸的紐約凸顯老邁。原來民間這個大礦一旦開掘竟有不盡神奇的偉力。原來經濟經市場這門無形而又威猛的禮炮可以打出如此高遠、絢麗的焰火……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沿海地區這20年的巨變，當是與他們昔日海洋文化、海洋經濟的一種接續。但昔日多是毛茸茸的民間狀態，而當今因為來自官方的一條理性、堅定的改革開放路線，洛海地區與海洋文化的濡染更為自覺，隨海洋經濟的消長更為密切。
如此說來，我想讀者們應該有耐心看下去。我保證占用了這幾塊寶貴版麵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科普知識、曆史地理介紹，亦不是文人的味歎性散文。
★從1500年開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個個孤立的洲或者國家構成，而是通過海洋連給在一起的洲或者國家。
★地中海就像一台巨大的編織機，來來回回地編織粉人們一個非常皿要的觀念——不論是在經濟生活上，還是在傳播宗教方麵，都必須走出去。
陳東有
陳東有（南昌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廈門大學杜會經濟史博士）：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我們的國門是被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的，從此中國與世界才開始有了比較大的交流，但這不是二種互動的交流，而是被動的、單方麵的。世界近代史是從16世紀初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險開始的，用歐洲一位史學家的話來講就是，從1500年開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個個孤立的洲或者國家構成，而是通過海洋連結在一起的洲或者國家。這時候人們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但圓到什麼程度還不很清楚，這圓圓的地球上有些什麼更不清楚。人類比較早的文化有巴比倫文化，也就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的兩河文化，這一時期人們主要生活在內陸地區，位於波斯灣和地中海、黑海之間，兩河文化比較發達，比印度河文化、尼羅河文化、黃河文化都要早，它給人類的發展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就是出現了遊牧生產方式和農耕生產方式。雖然那時已經有了商人，他們的活動主要集中在黑海、裏海和地中海東部等靠近兩河地區的地方，但是還沒有一個成體係的商業模式。商業是很重要的，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實際上就是在商業利潤的推動下實現的。展開世界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的兩河文化，正好夾在尼羅河和印度河之間。人們最早之所以在河邊生活，是因為河流為人類提供了很多讚源。但在這一時期人類還是封閉的，不僅不知道地球是圓的，而且還不知道周圍還有更大的地域和水域，這個水域可以引發更大的資源配置。
人類曆史繼續往前發展，當發展到14世紀，文藝複興出現以後，地中海周邊地區已是一片繁榮。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一是地中海周邊地區牧業、農業自然條件非常好。二是地中海周邊地區的商業條件非常好，形成了歐洲最早的商業文明，地中海的海上運輸溝通了地中海南北岸的商業貿易，由此人們的視野開始打開，並逐步把歐洲中部地區與沿大西洋海岸、英倫三島以及北歐地區的貿易活動聯係在一起，皮毛、肉食的交易活動大大增加，帶動了地中海周邊地區的牧業，使牧業有一個很大發展。三是地中海地區在中世紀時期，城市已經大大發展起來。西方對此有一個確定的名詞叫“地中海文明”，就是指以地中海周邊地區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模式形成了一種新的文明，這種文明超越了原來發達的兩河地區及更大範圍的包括尼羅河、印度河地區的文明。
在14世紀時，世界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黑死病”在歐洲流行，整個歐洲的人口至少損失1/3。“黑死病”一直蔓延到17世紀，有的資料說是蔓延到18世紀。事實上進入到15世紀時，“黑死病”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已經逐漸減弱，沿岸國家的生活逐漸恢複正常，生產又開始有了大量的剩餘，城市和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而且人口的增多促使人們要尋找更多的資源，因為當時歐洲的生產資源不能滿足歐洲人新的生活模式的需求。還有這一時期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都在蓬勃發展，這些宗教的傳播也緊隨著地中海地區的發展而發展起來。可以說地中海就像一台巨大的編織機，來來回回地編織著人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不論是經濟生活上還是傳播宗教方麵，都必須走出去。
歐洲人終於發現歐洲太小了，他們要到新的地區去尋找新的資源。而且他們還發現，從東方過來的經過中東的“絲綢之路”雖然給歐洲帶來了很多商品，但是中東波斯人賺得太多。當時最暢銷的商品是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瓷器，後來又有了茶葉。歐洲當時最發達的是牧業，可以供應大量的肉食，當時卻沒有冷凍儲藏設備，所以他們需要大量的香料，香料既可以當佐料，又可以作防腐劑，保存肉食，但歐洲沒有香料資源。原來歐洲人主要是通過中東和馬來、印度的商人，通過印度洋航線從東南亞二帶販進香料，又發現並進口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貿易中間有很多環節，周轉時間也比較長。隨著歐洲農業、牧業的日益發展，歐洲人希望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歐洲最早的向外擴張，是由一些大膽的商人、航海家提出來的。像哥倫布想要出海探險，尋找東方的香料、瓷器和絲綢，但他沒有本錢，也沒有人資助。後來找到西班牙國王，在國王和王後的資助下（以人股的形式），最後得以成行，去美洲探險。歐洲人最初向外擴張還不是為了尋找市場，而是為了尋找資源。當然，資源與市場密切相關，但從探險者的動機上看，從商人對利潤的需要來看，卻不一定是一回事。15世紀末，在商人和探險者的推動下，形成了歐洲人或沿著海岸線或橫越大西洋向外尋找資源的潮流，人類因此被海洋連結起來。所以說世界的近代史是從1500年開始的。換言之，世界的近代史是從海洋或者海洋的航路上開始的。
★從16世紀開始，全球的經濟已經在向一體化邁進，當時西方國家的全球貿易活動就是今天的一體化雛形。
★世界近代以來的曆史，不管是世界經濟，還是世界政治形勢，就是一部海洋文化史。海洋文化實際上就是世界文化，是全人類的文化。
進入16世紀後，緊跟著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這些人身後的，都是一批又一批的冒險家。他們一旦通過冒險找到了新資源，就要占為己有。中世紀以前，歐洲本身的政治習慣中也推祟“誰先到誰擁有”、“誰占領誰擁有”的原則，維護著一種自由競爭的狀態。這與中國的傳統政治觀念和行政管理不一樣，我們往往是由上麵指派欽定，欽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從16世紀開始，全球的經濟已經在向一體化邁進，當時西方國家的全球貿易活動就是今天的一體化雛形。隻不過當時人們不這樣說，還沒有這樣的觀念，但他們開始這樣做了，而且首先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向全世界擴張，首先是為了獲得資源，其次才是為了尋求市場，這都為後來的分工合作打下了基礎。隻不過在實現分工合作之前，全世界的人們互相至少打了三百年，這裏麵有一個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殖民者到達新大陸之前，不知道上麵已有土著人，這是矛盾之一。其二，殖民者競相探險，你從東海岸登陸，我從西海岸登陸，都想把腳下這塊土地的資源占為己有，結果在同一個山頭碰麵的時候，肯定要發生爭鬥，甚至為這個山頭如何命名都要大打出手。人類近代以來發生戰爭大部分都是因為資源競爭、市場競爭。17世紀、18世紀乃至到19世紀是擴張性殖民活動最頻繁的時期，也是人類用武力進行資源配置最瘋狂的時期。亞洲國家先是經受葡萄牙、西班牙的掠奪，然後是荷蘭、英國。可以說當今世界的列強大國都是依靠海洋發展起來的，當年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那時候它是海上霸主，隻要海洋能到達的地方都有他的領土。擁有100多個殖民地。獲得了相當多的資源，形成更大的市場。這種“全球一體化”的利益都被它拿去了。其他走向了海洋的歐洲國家也嚐到了甜頭，都得到了世界資源的良好配置。但是隨著他們各自實力的不斷變化，互相之間的各種摩擦、矛盾不斷加深，這種爭鬥更加激烈，不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就是“各領風騷數百年”。雖然，有的隻是風騷幾十年。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是美國，但是，如果沒有海洋經濟也就沒有這個移民國家。最早到北美洲去的不過是一些冒險家、囚犯，所謂的“五月花號”精神，實際上就是這些人走到一起後，為了自己在海洋和新大陸上的生存而形成的一種契約關係。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世界強國的發展仍然是依靠海洋這一載體，美國等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不管是搞跨國公司，還是要展示軍事實力，都必須以海洋為舞台，否則就是紙上談兵。
借助海洋，發現新大陸；借助海洋，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打開自己的新視野；借助海洋，交流和傳播動物、植物，也傳播人自己——傳播宗教，傳播文化，世界就這樣靠海洋聯係了起來。為了借助海洋，人們在尋求和發明新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在形成並積累進步的行為製度。由此看來，海洋確實是人類走向互相溝通、互相理解、互相促進，但同時也產生互相爭鬥的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物質載體。而整個世界近代以來的曆史，不管是世界經濟發展，還是世界政治變化，就是一部海洋文化演變史。海洋文化實際上就是世界文化，就是全人類的文化。
★海洋文化所包含的這些精神並不會自然生長出來，也不是人為地杜撰出來，而是自然環境培養出來的，被一種為生存和發展的經濟行為通迫出來的。
在大略了解世界近代史的海洋背景後，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區別。我們站在一個比較矮的山頭上，視線所及不過這個山頭周圍幾十平方公裏。如果我們掉到山穀裏，那就隻能看見幾十平方米，充其量也不過幾百平方米。如果你站在更高一些的山上，當然可以看得更遠。但即使你站在珠穆朗瑪峰上，視線所及也不過幾百平方公裏，而且你還隻能站在這個地方不能動。在海洋中就不一樣了，海洋是動態的，一望無際的，與海洋的遼闊相比隻有天空。而且人類在陸地上所經曆的風險，相對於在海洋中所經曆的風險是微不足道的。
長期和海洋打交道的人，必然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性格——冒險，這是海洋文化的第一個重要特點。他們要生存下去，必須要冒險，甚至要冒很大的風險，為什麼沿海地區有很多“寡婦村”呢？就是因為過去那些地方經常是一個村的男性青壯年全部出海作業，一旦遇上惡劣天氣便可能全部遇難，那麼這個村就變成了“寡婦村”。海洋文化的第二個特點是開放，從自然狀態來說，海洋就是開放的，海洋無法封閉。人在海洋中的基本活動是經濟活動，無論是漁業生產，還是海水養殖，無論是海上貿易，還是海洋交通，都是四海為家的經濟行為，隻是有近海與遠洋的區別而已。它不為地域所限，世界為我所有，為我所用，開放的特點由此而成。海洋文化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對各種文明兼收並蓄。我們從地圖上可以發現，海洋如此廣闊，所連結的國家林林總總，文化差異非常大，而且人種、製度也斑斕五色。內陸的行政區劃之間的連結則非常有限，文化差異相對要小。像我們一個內陸省不過和幾個省相連，除了中國這樣的大國，其他陸地國家也不過連結幾個國家，而且這種連結還有很多的自然屏障，比如山川、河流的阻隔。而海洋卻不一樣，人們在海上航行，隻要前方有陸地，不管是什麼地界都要上去，因為人們需要陸地進行休整，補充給養。通過這種尋找，人們不僅找到了陸地，而且找到了資源和市場。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人在最初探險的時候正是這樣摸索著前進，無意中發現了新大陸。這樣的海洋活動決定了在海洋上進行活動的人必然形成兼收並蓄的特點，他們可以接受各種文明或文化模式。海洋文化的第四個特點，是團隊精神非常強。航海的風險非常大，靠個人的力量很難抵禦，一定要形成五六個人、七八個人或者更多的人組成的團隊，如果大家不能同心協力，不能按共同規則辦事，就有可能被海浪吞噬。即使在現代航海條件下，一個人泛舟於海洋之上的情況也很少，除非是體育競賽或者海上探險。海上作業要求人們必須要有嚴守規則、協同作戰、配合默契同時又尊重技術權威的團隊精神。
海洋文化所具有的這些特點並不會自然生長出來，也不是人為地杜撰出來，而是在海洋自然環境因為生存的需要培養出來的，是海洋中的人們被自己的經濟行為逼出來的。而海洋文化的這四個特點在山地文化中恰恰相反。第一，山地人不必冒海洋人這麼大的風險，也就形成了不敢冒險的性格和不會冒險的技巧，性格上多四平八穩，也希望四平八穩，有的人還善於四平八穩。在山地、平原中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雖然也有大小災害，但滅頂之災極為罕見，況且還不時風調雨順，所以他們風險意識不強。第二，山地生活和生產的人們處於一種靜態的、封閉的空間，特別是在山區生活和生產的人們，靜態的封閉的模式，也使人自己保守，缺乏開放的意識和行為。所謂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很有道理。山既可以讓人們登高望遠，但也把所有的東西都隔開了。中國各省的地理分界基本上是以自然地勢為原則，比如：山東、山西以太行山為界；河南、河北以黃河為界；湖南、湖北以洞庭湖為界。隨之，中國行政管理的最大特點也是條塊分割。在海洋上要求穩定，要求沒有風險，無異於神話，海洋中的人們隨時做好了不穩定和冒風險的準備。在內陸中不要求穩定，要求有風險，也無異於神話。內陸的農業生產就是需要穩定，為了維護穩定，往往是一個大家族聚在一個村落裏，構成家族利益共同體。海洋文化中也有家族共同體，也常常是一個家族的族親全部駕船出海，進行捕撈作業，但這種海上共同體與內陸山地的共同體不一樣。內陸山地的共同體更多的靠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推選出權威，技術在這裏不是首要的，所以強調資曆，強調輩分；海上共同體雖然也有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但還得看你的技術，否則你當不了船長，大家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賭在隻有資曆、輩分而不懂得海洋的人身上。第三，一有封閉保守，自然不願意兼收並蓄。山地生產更多的靠經驗，傳統的農業生產主要是經驗性的。經驗來自經驗者自己，非眼見不為真實，不為有用。即使親眼見他人的好東西，也不一定會去兼收並蓄，人家的好東西不一定適合自己呀，如果還要試驗，就得冒風險，一旦失敗，一家老小怎麼活？第四，山地文化中難以培養按契約、規則和協作精神組合起來的團隊精神。農業生產除了興修大中型的水利設施，一般來說，獨門獨戶也可以完成生產的全過程，依靠個人的力量照樣可以種地，隻不過是種多種少而已。自古以來，小農經濟狀態中的人們隻要種著一畝三分地，便可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成了人們的最大理想。
★金字塔式的結構無疑是最穩定的一種形式。金字塔與山的形狀恰恰是驚人的相似，這一結構先天性地決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並蓄。
★海洋上的激烈競爭促使人們不斷地創新變革；靠天吃飯的山地文明，則在這方麵表現得相對遲緩。
胡平：誠如陳東有先生所說，內陸農業生產除了寄希望於自然條件的照顧，還要求內部有一個穩定的結構，而金字塔式的結構無疑是最穗定的一種形式。金字塔與山的形狀恰恰是驚人的相似，這一結構先天性地決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並蓄。一方麵，因為追求穩定則必然表現為想方設法維持原有的生活秋序，時外來的文明總是抱著懷疑、害怕的心理，害怕它們打亂傳統的生活秋序，直至拒絕、排斥。另一方麵，坐上塔尖的人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和既得利益，也想方設法去鞏固、凝聚塔基，而不希望有多種因素來幹擾、動搖這一基礎，所以理所當然地也要拒絕外來的文明進入。在山地生活中，輩分、血緣與經驗是帷此帷大的，坐上塔尖的人，不是熬著輩分上來，就是以世襲的方式在內部繁衍，而不管繼任者是否能勝任。海洋的風險性則決定了人們在海上的第一位需求是生存，誰能夠帶領大家平安到達陸地，誰就有可能被大家擁戴為船長，而不管這個船長是兒子還是父親，出身於草根布衣，還是貴宵紊門。如果同時有幾個人自認為有能力帶領大家平安返航，那麼推選船長的惟一方式就是公平竟爭，這也就意味各種文化背景、文明成果、思想觀念的載體都可以閃亮登場，其兼收並蓄的特性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我認為海洋生活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特點，即創新變革的意識非常強。海上航行的惡劣自然條件迫使人類要挑戰大自然，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地改進航海技術和運輸工具，比如：海船由單桅單帆發展到雙桅雙帆，然後又是多桅多帆，再後來實現了機械化，直至後來的核動力；海上通訊聯絡由傳統的火光聯絡、旗語、吹海螺、牛角，變為信號燈、發報機、無線電通訊，直至今天的無線電話甚至可視電話；海上導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瀏風向，到後來的羅盤，直到今天最先進的衛星導航，可以說新技術、新設備層出不窮。翻開人類的航海史，關於這方麵的記載恒河沙數。16世紀西斑牙由於改進了海船的設備，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船隊，被稱為“無敵艦隊”，一度稱霸海上，脾晚天下。自從被後來居上的英國艦隊打效後便風光不再，失去了海上強國的地位。換一個角度來講，也是海洋上的激烈竟爭促使人們不斷地創新變革；靠天吃飯的山地文明，則在這方麵表現得相對遲緩，雖然農業社會的曆史也同樣在不斷地發展、進步，但與前者每一塊陌生而又奇詭的大陸、每一次搖撼大海的風幕都是挑戰相比，後者為了應對挑戰而創新求變的願望不是那麼迫切，人們習慣於按照四季的交替按部就班地進行耕作，改進勞動工具的頻率太慢，表現得最明顯的莫過於大家最為熟悉的鐮刀、鋤頭，這是我們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幾個世紀的古老農具，即使到了今天所謂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仍有大量的中國農民在使用，而“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則兒近成了農夫們世嘴代代那黛黑如土、粗糙如根的皮膚。
★黃河文明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自給自足的生活。人們不僅能生存下去，還能有剩餘食物可以發展，人們很容易安於這種生活狀態，沒有必要留更大的風險。
★在最早走向海洋的中國人裏，以福建人和廣東人為多，在福建人和廣東人中，閩南人、潮汕人居多。閩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則基本上是客家人……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寧波人。
陳東有：創新變革，在海洋文化中的確十分突出，所以說，世界近代科技史也是一部海洋技術史，海洋活動的需要，大大促進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
黃河文明是十分輝煌的，中華民族有著自己悠久而又燦爛的文化。講海洋文明不能否定養育人類成長的內陸文明。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發展自己的文明，不能忽略自己在另一個方麵的嚴重遺漏。特別是當因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導致了遺漏，而現實的發展正需要梳理這一曆史時，我們應該勇敢地直麵自己的過去，以更好地建設未來。
中國原來一直忽略海洋文明。中國的農業文明是從黃河中遊地區發源的，雖然後來陸續在江南發現了很多文物，證明南方很多地方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但最大的生活族群還是集中在黃河中遊地區，不管是傳說中的炎黃二帝，還是後來的夏、商、周，都是在這一帶。通過研究當地出土的動植物化石，證明那時的黃河中遊地區草木豐茂、氣候適宜，非常適合進行農業生產，而不是現在千瘡百孔的黃土高原地貌。另外，從地圖上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北京的八達嶺外沿開始向西南，沿秦嶺一線，再到四川、甘肅交界地區，再往下到雲南，有一條400毫米降水線，它的走勢由東北往西南，這就是中國古代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分界線，這條線的東南是農耕文明，西北是遊牧文明。黃河文明的產生與兩河文明、尼羅河文明、印度文明一樣，首先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生存。在當時的情況下，自然條件對一個族群的生存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當時的黃河文明恰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自給自足的生活條件。人們不僅能生存下去，還能有剩餘食物，因而才有發展的可能，所以人們很容易安於這種生活狀態，沒有必要冒更大的風險。根據考古發現，上古時期中華先民在沿海地區活動的地方主要是在山東半島，東南沿海沒有什麼人群活動。後來，黃河中遊地區的中華先民活動逐漸向四周擴散，再往後，主要是戰亂的原因，出現了大型的遷徙活動，活動範圍越來越廣。像江西到西漢初才開辟，南昌是漢將灌嬰築城才有的。江南開辟以後，江南的自然條件成了農業生產的最好資源，逐漸地發展起來，並很快趕上了中原地區，富庶的長江以南地區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到了唐代，整個江南地區的財賦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七成以上。韓愈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隋朝為什麼要開鑿運河？就是為了把江南的財富源源不斷運到京城。中華文明在內陸地區如此發達，所以人們沒有必要走向海洋。
在夏、商、周時期，山東、河北的沿海一帶已有行政設置。中國人最早在海上的活動來自於傳說，相傳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東渡扶桑，如果確有其事，我們能認定山東沿海地區在此時已獲開發。秦、漢時，東南沿海也有了行政設置。但是有了行政設置不一定就有了規模性的經濟活動，更不一定就有了從事海洋經濟的活動。東南沿海一帶真正意義上的開發是在東漢以後，既有當地先民的開發，更有中原移民的開發，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我們常說的客家移民。大規模的客家移民有好幾次：西晉末年至唐初，主要是“五胡亂華”所致；唐末和北宋、南宋之交，主要原因是黃巢起義之亂和金兵大舉南下所致；還有宋元之交、元明之交、明清之交，每當朝代更替，中原的人們在戰爭的逼迫下，通過遷徙來躲避戰爭災難，尋找自己安定的生存之地，向南進入江西等長江以南地區，然後又繼續向福建、廣東等地遷徙。人口遷徙的主要原因還有災害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客家人遷徙到閩南、嶺南，走向了海洋，生活在海邊，並逐漸進入海洋經濟模式中，原來的農耕經濟模式發生了變化。
從宋朝開始，中國人與海外的來往頻繁，但往海外大量移民則是從明朝開始，主要遷往呂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明朝永樂年間，鄭和曾經七次帶領浩浩蕩蕩的船隊下西洋，多次到達東南亞地區，又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最遠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的中部。最近還有報道，說是鄭和首先發現了美洲大陸，還去了澳洲，我十分驚訝，不敢相信。鄭和的船隊在東南亞許多地方停泊休整，補充淡水，還把一些體弱有病的人或有其他情況的人留在當地。從此有中國人不斷遷徙到東南亞各國，謀求新的生存之地。到明朝萬曆年間，菲律賓當地土著人的人數和大陸遷徙過去的華人差不多，而且商業基本上由華人經營。華人很善於經營，如果華人不經商，當地人就買不到東西。當時的菲律賓被西班牙占領，西班牙人對華人獨占商業極為不滿，唆使土著人和華人發生對峙、衝突，甚至多次聯合起來屠殺華人。但每屠殺一次，當地的經濟就兩三年發展不起來，又不得不讓人帶口信，請那些逃走的華人回來。等到經濟恢複到一定程度，衝突又起，於是又屠殺一次華人。在最早走向海洋的這批中國人裏，以福建人和廣東人為多，在福建人和廣東人中，閩南人、潮汕人居多。閩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則基本上是客家人。客家人除了大量地遷往東南亞地區，近代開始還有一部分由於經商進入到歐洲和美洲。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寧波人。
★乾隆皇帝在給英王的回信中意思很明確：中國人沒有你們，照樣可以活得很好；你們如果沒有中國的貨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國怎麼可能和你們平起平坐呢？
★中國曆來有“四夷”之說，即：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惟有中原是中心，中國是中心，而這正是拒絕、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原因。
中國有18000多公裏的海岸線，有3多個大小島嶼，海洋麵積有300多萬平方公裏，當然應該屬於海洋國家。台灣和海南是最具海洋特征的省份，沿海省份中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的生存模式和理念帶有較多的海洋文明的成分，但仍受內陸的影響，處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之間。山東、河北和遼寧則顯得相對要保守一些。從整體來看，中國雖屬海洋國家，但海洋的生存模式和海洋文化並不鮮明，這是因為內陸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過於強大所致。雖然曆朝曆代的情況不盡相同，但總體特征差別不大。
一是認為自己的經濟已經很不錯，自我感覺良好，完全不需要去考慮海洋問題，拒絕海洋文明的交流。最為典型的事情是1793年英國公使馬戛爾尼奉英王之命，借為乾隆拜壽來到中國謀求商業活動，被乾隆拒絕。在此之前，英國人與中國人做生意幾乎總是逆差，他們從中國進口大量瓷器、絲綢、茶葉，有這麼一種說法是“中國的茶葉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但他們能賣給中國人的主要產品就是呢料（絨、毛織品）。呢料在海上運輸，一路上經過風浪顛簸，很容易被海水打濕，水分蒸發後，鹽分留在了呢料上。一旦天氣變潮，呢料又會變濕，因為鹽會吸水。這樣的呢料運到中國來，就成了次品。當然，更大的原因是中國人不喜歡穿呢料，南方天氣溫暖，不需要穿呢料，北方人在冬季穿棉衣更暖和。英國的貨物當然很難賣掉。英國人希望也能像葡萄牙人那樣借一個澳門之類的小島供其商船停泊休整，給他們晾曬被海水打濕的貨物，或者在北京開辟一個客棧倉庫。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開始實行“一口貿易製度”，認為紅毛藍眼的西洋人很難捉摸，名名堂堂的事情太多，下令確定廣州市為供西洋商人貿易的港口城市，這是乾隆重海防、輕外貿的典型表現。英國人對此很著急，希望自己的商品能直接運到中國的北方乃至北京進入市場。他們還對在廣州買杭州的茶葉被當地商人狠狠地賺了一筆叫苦不迭，他們要求能直接進到中國的其他港口，比如從寧波港上岸可以買到杭州最好的茶葉。此外，英國人在廣州做生意的時候，對中國海關的稅收摸不清楚，一下這樣收，一下又那樣收，一下要求多收，但如果行賄的活，又可以少交。中國的稅額到底是多少呢？為求得這些問題的解決，謀取英國的利益，馬戛爾尼公使向中國皇帝提出了六點要求。清廷對馬戛爾尼使團可以說是熱情有餘，但是商務免談，並斷然回絕了六條要求。馬戛爾尼一行一無所獲。他回國之前對中國表示了極大的遺憾，這應該看做是日後鴉片買賣的最早起因。當時英國國王要馬戛爾尼轉給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談到希望能和中國進行互利貿易。在英國國王看來，每年幫你們中國銷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herb”（直譯為“中國草”，當時還沒有用茶葉這個單詞“tea”），你們能不能幫我們銷售一些貨呢？總不能老要我們運白銀給你們。乾隆皇帝在給英王的回信中說：中華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仰賴別國貨物。中國特別盛產茶葉、精美的瓷器、絲及其他物品，皆為爾國及其他歐洲各國必需之物。意思很明確：中國人沒有你們，照樣可以活得更好；你們如果沒有中國貨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國怎麼可能和你們平起平坐呢？從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中國曆代統治者的一種非常固執、非常霸氣的觀念和行為——不僅總認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極力拒絕別的文明，自我封閉，自我保守。清帝國到乾隆朝是最強大時期，然而，最為高傲的乾隆朝，在他的頂峰之時，開始走向沒落。中國曆來有“四夷”之說，即：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惟有中原是中心，這原來是講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到後來又被盲目地用到對外國的關係上，自認中國是中心。這種糊塗觀念正是拒絕、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原因。
二是統治者擔心出問題，所以排斥海洋文明。海洋非常廣闊，古時候在海上真的是可以無法無天，什麼人都可能藏匿於大海之中，統治者經常把盜賊、土匪和海洋聯係在一起，海商集團也往往被稱之為海盜，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也曾被稱為海盜。中國過去的海商集團確實具有商、盜兩種性質，如果生意好做，風險不大，那他們就是商。一旦生意不好做，就搶掠別人的貨物，變成了海盜。也正因為此，“海”與“防”才緊緊地連在一起，成為統治者對海洋的根深蒂固的理念。
三是統治者沒去思考海洋可以給國家帶來的好處，海洋也是一種可利用的資源。
中國曆代政府對海洋多以“防”為主。中國在明朝以前不禁海。宋朝以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中原，像漢唐的都城在長安，北宋的都城在開封，雖然這時候東南沿海地區已經開始發展，但海洋對中央政府的利弊都不多，統治者因此並不重視海洋的作用，也就不存在禁不禁海的問題。元代是中國曆史上惟一一個敢於麵向海洋，並且準備借海洋大幹一番事業的朝代，元蒙統治者的鐵蹄幾乎踏遍了歐亞大陸，而且元朝是曆代王朝中海運最興旺的時期，京杭大運河當時並沒有完全貫通，很多方麵得依靠海運，海運成本低，隻是風險太大。禁海是從明朝朱元璋開始的。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響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後，很擔心東南亞和東南沿海一帶的勢力對自己的統治不利，加之沿海僑亂再起，所以禁海。朱元璋死後不久，朱棣從建文皇帝手上奪得皇權，成了永樂皇帝，是為明成祖。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當屬永樂皇帝的氣魄最大，此人年壯氣盛，辦事果斷，還很有謀略，他派鄭和下西洋，即是為了顯示朱明王朝的強大。也有人認為是為了與那些國家進行貿易，我看主要還是政治目的，是為了宣揚皇恩浩蕩，而不是自覺的經濟活動。船隊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求當地頭人率眾先接旨朝拜，鄭和再贈送皇帝的賞賜之物，最後才讓手下的人與他們進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貿易隻是順帶的副業而已。另有一種說法是此舉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即為了尋找逃出皇宮後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建文皇帝。雖說法有異，但明朝有一段時間不禁海是確實的。
到明朝中後期樓患愈烈，香寇鬧得最厲害的時期是在嘉靖年間。那時的航海動力不是機械，而是依靠海流和季風，船從日晶本過來基本上隻能到達浙江，所以這一時期樓寇的侵擾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和浙江、福建沿海地區。明朝中葉以後，樓寇當中十有五六是中國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這便是假樓現象。假樓有二：一是從事海盜活動的閩、浙沿海人，他們或是自己剃發著裝，扮作樓寇侵擾沿海；或是與真侯勾結，內外相通，侵擾沿海。二是被真樓抓去的中國人被逼為僑。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裏有一篇小說，講有一個叫楊八老的西安人到福建經商，歸途中被樓寇擄到日本，19年後，又被日本人逼回來打中國，這個揚八老就是一個假樓。但不管是真僑還是假僑，對東南沿海的騷擾都是很嚴重的，給沿海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明王朝的統治造成很大麻煩。明朝對付俊寇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禁海，二是打擊。幾位著名的抗樓英雄張經、俞大獻、戚繼光等人，都出現在嘉靖、隆慶、萬曆年間。
贛亦在海中
主持人的話：
當然不是在做散文，但是關於海，的確可味歎處太多——
民間有山大王之稱，沒聽過有海大王之說。
在山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有牽氣，有自足感或淩駕感。在海邊，連亂世嫋雄曹操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浪花來自哪裏，又去向何方？人生不過是逆旅過客，白駒過陳，人們對天地充滿了敬畏。
山間，光陰仿佛凝固了，空氣裏往往靜得蜘蛛可以從容結網，古刹多在山中，隱士多在山中，阿Y也多在山中。海上，雪浪如炸，濤陣如牆，無窮盡的變幻與運動……催人奮進，促人警醒。
這些年，我感慨最深的一個詞是“下海”。過去脫離單位去做生意，俗稱“下海”。但時下下崗後自謀職業再找生路，也是“下海”——承擔起昔日從未有過的風險，激發出過去從未有過的心誌潛能，去搏擊日已過中天的人生的不多的機會。今天幾千萬大抵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國男男女女，在換一個活法，即是由“山地”走向“海洋”——竊以為，這更是民族曆史上一次不無悲情、悲壯的“下海”，由此大大地提升人民的自省自強精神，鍛造我們民族麵對海洋的新的特質。
好了，不敢再說了，還是回到與陳東有先生的訪談上來。
★入主中原皇位還不穩的清廷為了隔絕東南沿海人民與鄭氏集團的聯係，下令沿海居民後撤30裏甚至50裏，嚴令“片板不許入海”，這就是清初有名的“遷界”和“禁海”事件。
★對“海洋活動”和“海外關係”嚴懲不貸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際十分痛楚，亦使中國海洋經濟的道路走得分外艱難。
陳東有（南昌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廈門大學杜會經濟史博士）：清朝海禁最為嚴厲，其禁海卻不是因為樓寇。明朝滅亡後，鄭成功依靠福建的泉州、廈門一帶作為抗清複明的據點。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年輕時曾在日本經商多年，娶了一位有日本血緣關係的翁氏（也稱田川氏）女子為妻，生下鄭成功。因為這種關係，日本人一直對鄭成功也很尊重。後來由於清兵大舉南下，福建形勢吃緊，加上父親降清，母親殉難，鄭成功發誓要抗清複明，以報家國之仇。他又屯軍廈門，後來以此為基地收複了台灣。收複台灣不到一年，鄭成功就病故了。史學界一般將鄭成功四代及其家族稱為鄭氏集團，鄭氏集團始於鄭芝龍，中經鄭成功、鄭成功之子鄭經，亡於鄭成功的孫子鄭克演。鄭氏集團和清王朝是對立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也反映了這段曆史，隻是反映得不那麼準確。最後是施琅從鄭氏集團手中收回了台灣。鄭氏集團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走向海洋並利用海洋生存發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集團。他們主要依靠海上貿易來解決經濟問題，有“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貿易網絡，把國內東部地區都作為了自己的經營範圍，北京、蘇州、杭州、山東都有他們的商貿點，同時又與日本和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這就保證了他們在廈門、台灣的供給和抗清複明的經費。他們還在與荷蘭人、日本人、呂宋人做生意時，直接談判，提出條件，甚至還發布命令，鄭成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具有海權意識的人，為中國的海洋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人主中原皇位還不穩的清廷，為了隔絕東南沿海人民與鄭氏集團的聯係，下令沿海居民後撤30裏甚至50裏，嚴令“片板不許人海”，這就是清初有名的“遷界”和“禁海”事件。這樣一來，漁民由過去的依靠海洋生活變成了依靠土地的農耕生活。而福建沿海一帶自然條件惡劣，農耕條件很差，不用說後撤30裏，有的地方後撤10裏就沒有了平地，沿海地區一片荒蕪淒苦。康熙朝後期海禁雖基本解除，但以後的統治者雍正、乾隆一直到同治，對海洋的觀念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出海經商或是務工的人一旦回來被抓，輕則罰款流放，重則極刑，甚至株連家族。我看過光緒後期一個外國人拍的一張照片，有4個到海外經商的人偷偷跑回來，結果被抓到了，當即就在海灘上殺頭示眾。地方官府什麼理由都不說，也不給你辯護的機會，可見當時海禁是多麼森嚴。我從資料中發現，明清時期也有不少江西人到廣州去打工，其中有的就從廣州下南洋了，極少有人回來，一回來就要被官府捉去殺掉。這種對“海洋活動”和“海外關係”嚴懲不貸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際十分痛楚，亦使中國海洋經濟的道路走得分外艱難。
清代的海禁最為嚴厲，但在對待海外貿易和西洋歐洲人的問題上，不同的皇帝也有不同的表現。康熙皇帝的度量要大一些，在某種意義上他願意並能夠接受外來文明。15世紀末16世紀初，意大利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等來到中國，此後有數百位傳教士進入中國，比較起來在康熙年間來華的傳教士磕磕碰碰要少些，有的還受到一定的禮遇。乾隆皇帝則不希望“外夷”們進入中國，他沒有他爺爺的氣魄。馬戛爾尼在回憶自己中國之行的文章中寫道，他當時來中國目的是貿易談判，找的借口卻是給乾隆皇帝祝賀80大壽。但當他一行人萬裏迢迢到中國時，已經遲了，乾隆皇帝已是83歲。當時還來了很多國家的使臣祝壽，乾隆皇帝隻是認真地召見了馬戛爾尼，這其中還有過一場有名的西洋人是否依中國的禮製下跪的爭論。對待其他國家的使臣的祝壽，乾隆更多的是傲慢。
清朝並不完全拒絕海外貿易，在廣州設有所謂的“十三行”，讓國內的商品流出去的同時，允許海外的商品有限地進入。但這樣做是為了顯示皇恩浩蕩，是關心外夷，幫助外夷，恩賜外夷。所以我們不能講中國一直以來都閉門鎖國，但開門是有條件的，門也開得很有限，而且是單向的，不是互動的，國與國之間也沒有什麼平等可言，其思維定勢還是以我為中心。看起來那時的中國無比風光、無比強硬，可以對西方人說“不”，但其危害和遺害極大。在貿易中一直沒能賺到錢的英國人，喪心病狂地用鴉片貿易來填補他們的逆差，在每年上萬箱甚至數萬箱的鴉片上賺了大錢，做的是一種反道德、反文明的罪惡貿易。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自明代中期到清朝道光初年止，中國從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中獲得了大約為4億兩白銀的收入，而罪惡的鴉片貿易和1840年以後中國連續幾次被迫賠款的總額也差不多是4億兩白銀。也就是說，中國人通過三四百年的貿易賺來的錢又被西方列強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全部掠奪而去了，因此，清王朝帶著極大的恥辱與巨深的創痛走向了自己的不歸之路。
★王權、集權專製常常把海洋文明看成為自己的天敵。
★與王權、集權專製的曆朝統治者對海洋文明的排斥態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間社會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跡。政府的排斥態度和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形成了中國有限的海洋貿易。
從本質上說，海洋文化的冒險性、開放性、兼容性及其實現個體欲望的驅動力，是和集權專製相對立的，後者不會去考慮底層社會的人們的欲望、利潤和經濟活動，而海洋文化中生發的民主、平等的製度正是綜合這一切的產物。所以海洋國家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那麼早就出現民主、平等的形態，出現議會製、選舉製等製度，而且不斷地走向規範，走向現代。這些都不是個別的規則，而是海洋文明的共同規則。內陸文明由於封閉、保守和強調經驗，往往強調個別的規則，所謂個別規則就是堅持或保守已有的傳統製度、落後的製度。這種製度往往是集權專製，不提倡政治平等與經濟開放，因此，王權集權專製常常把海洋文明視為自己的天敵。
與王權、集權專製的曆朝統治者對海洋文明的排斥態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間社會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跡。潮汕地區為什麼會很富有，因為他們在明清時期是中國最活躍的海洋活動地區，當地人靠著海洋冒險精神，充分利用海外關係進行海上貿易，甚至海上走私，他們投人最小的成本，卻獲得最大的利潤。明清時期，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農民在農閑時節想方設法出海，有的是租船，有的采取合作買船的形式到日本去經商。日本的造船技術當時不如中國，也缺少造船材料，而浙江、福建的造船技術非常高，又有很好的造船材料，沿海的漁民把貨物運過去以後，還可以把船賣掉，商貨與船同時獲利。贏利很大，但冒的風險也很大，官府不禁，好辦；官府一禁，就隻能偷著幹，也就是走私，一旦被抓到，就要賠個精光，還有性命之憂。政府的排斥態度和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形成了中國有限的海洋貿易。
有很多明清時的史料和文學作品記載了中國百姓參與海洋經濟活動的事情。明朝末年淩蒙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中的第一篇《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籠龍殼》，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描寫蘇州人出海經商發大財的短篇小說。小說裏一個叫文若虛的蘇州人，參加了幾次科舉考試都沒有考中，功名成泡影後，就想下海經商。他把白紙折扇買來，在上麵畫一些山水石竹，模仿名人的字體寫上幾個字，因為他的文筆還可以，畫得也比較像，扇子還比較好賣。由此他想送一批扇子到北京去賣，估計北京的文人多，用他的這種折扇的人也就多。但偏偏那年北京的夏天不熱，陰雨連綿，沒有人買扇子，而且扇子上的墨汁因受潮粘到一起，一打開，扇子就扯破了，這批扇子沒有賣到一分錢。所以人們叫他“倒運漢”。蘇州人有經商的習慣，他們不僅依靠運河北上南下多商，而且還因為近海而出海經商。當時的蘇州離出海口很近，淮河流域的沿海地區的地貌多為灘塗，由淮河衝擊大量的泥沙積澱下來，使得這一帶的陸地漸漸向海洋推進，長年累月便推出了一大塊陸地，所以地圖上顯示這一帶的海岸線是向外凸出去的，今天的蘇州自然離海岸線遠了很多。這個“倒運漢”反思自己科考沒有考上，做買賣也不成，真是倒運，就提出要跟著那些出海經商的人們出去玩一玩。船老大一想，他去也好，可以在船上給大家講故事解悶，於是同大家商量，大家沒意見，就同意了。結果，僅以一兩銀子出海的文若虛不僅開了眼界，而且有了奇遇，賺了大錢。由此可以證明，當時民間的海洋活動還是比較多的。還可以證明的是，像《紅樓夢》等明清時期的一些小說，雖然沒有直接寫出海經商的內容，但裏麵有很多精致的用具是洋貨，是從海外進口的。明清時期，大量的西洋貨是從廣州上岸，經江西運往全國各地。國內許多貨物也是由江西運往廣州，然後再出口。今天，我們如果去贛南大餘梅關的古騷道上遊玩時，別忘了在地上多看看，還可以看到不少瓷器碎屑，這就是當年運輸時留下的。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到這麼一件事：從江西挑到廣東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瓷器、絲綢、茶葉等。從廣東挑過來的商品多精細巧小，比如鍾表、珍珠、瑪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累得要死，隻賺到很少的錢；廣東的挑夫比較輕快，卻可以賺到很多的錢。這不公平，江西人不幹了，打官司。於是當地官府下了一道令，兩地挑夫的擔子一律在梅關頂上交接，江西挑夫的笨重擔子到了關口交給廣東挑夫挑下去；廣東挑夫的細軟物件，到了關口則交給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這樣兩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錢也賺得差不多。這件事說明當時廣東、江西的商貿活動非常頻繁。
海洋商貿活動會受到海洋自然條件的限製，不像內陸，既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約定三、六、九或者初一、十五進行貿易。海洋貿易的間隔期比較長，要等海外的貨物過來，貨船的行程又要看洋流和季風的情況如何，一般半年才有一次順流順風的季節，這時便會有大量的貨船過來。這段貿易時間約持續兩三個月，甚至更長一些時間。等季風和洋流返回的時候，西洋人又把自己買好的貨物運回去。在廣州進行貿易的時候，西洋人要杭州的茶葉，問中國商人最快需要多長時間，中國商人說最快要100天，這包括路上往返的時間。商人是追求利潤的，他們不會誇大這個時間。由此可見，當時的貿易活動既頻繁，也很費事。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海洋國家，中國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資源，保護海洋資派，用好海洋資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參與世界的事務，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1/5的國家的作用。
★隻有海洋才能把世界各國和各地區聯係起來，隻有走向海洋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偉業。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海洋國家，中國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資源，保護海洋資源，用好海洋資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參與世界的事務，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1/5的國家的作用。中國人要走向海洋就必須強化自己的海洋觀念，勇敢地站在全球海洋的風口浪尖上搏風擊浪。鄧小平同誌之所以能指明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正確之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年輕時在法國的留學經曆對他產生的影響，對人類海洋文明有一種特別的認同，因此，他有很多思想都是站在全世界的視野上表達出來的。他把過去一直作為內陸文明大國的中國帶向了海洋，帶向了世界。江澤民同誌之所以能夠繼承鄧小平理論，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推向一個更新的階段、更高的水平，推向新的時代，是因為他更多地矚目於世界的發展，更多地從全球文明發展的未來思考問題，製定決策。中國之所以要加入WTO，就是要進入世界經濟體係也就是海洋經濟的體係之中，這對中國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而WTO就是全球海洋經濟的協調機構。中國不僅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而且在2002年最為成功地舉辦了上海APEC首腦會議。亞太經合組織，就是以太平洋作為聯結紐帶的海洋經濟組織。中國政府已經非常明確地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具有大開放特征的海洋國家的位置上，這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過的明智和成熟，前所未有過的“與時俱進”。
說到底，WTO規則其實就是海洋經濟活動規則。隨著世界海洋經濟及其文化的發展，以前各自為政的遊戲規則是不行了。為什麼大家要遵守一個共同的規則？因為大家都要從事海洋活動，海洋活動的動機就是實現全球一體。古代的海洋活動就是海上捕撈、海洋養殖，近現代的海洋活動就是跨洲際的海洋交通和海洋貿易，當代的海洋活動則表現為海洋資源和世界市場的重新整合和重新分配。如果沒有一個共同遵守的規則和為了遵守這個規則實施的協調機構，世界很可能出現我們前麵已經講過的近代幾個世紀都出現過的海洋暴力行為。這個共同遵守的分配原則和遊戲規則就是WTO規則，在英語中，對世界的表述，既可以用world（世界），也可以用seas（海洋）。海洋中的人們是這樣認為的：隻有海洋才能把世界各國和各地區聯係起來。今天的我們則這樣認為：隻有走向海洋，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偉業。
★還記褥鄧小平乘坐新千線時的麵容，“那種思考所流礴的表情可以觸動任何人”。
★23年後的今天，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三次訪美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已成無堅不摧、根轉岩破的甸然之勢……
胡平：23年前的1979年，國門剛剛打開的鄧小平出行美國。訪問期間，他到處感受到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在布什總統的故鄉德州，他從騎士手中接過牛仔帽戴在頭上，這是豪爽的德州人歡迎尊貴客人的最高禮遇。在西推圖市波音公司生產車間的參觀，又讓鄧小平心潮起伏，難以釋懷。幾十年意識形態上不共戴天的“死敵”，現在居然有著如此強大的科研能力與工業製造能力，而且，看起來工廠、城市和鄉村也都是那麼風景如畫，充滿了勃勃的活力……回國途中，鄧小平順訪了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日本。著名的新千線上，流線型的列車馳騁如電，卻又似車窗外的富士山一般平穗。當時的隨行人員，現任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研究室主任的傅夢孜先生，至今還記得鄧小平乘坐新幹線時的麵容，“那種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觸動任何人”。以這位中國現當代史上三起三伏的政治老人的性格，他當然不會把這種複雜的感慨和觸動告訴身邊的人，但曆史已經證實的是，回國後鄧小平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由此中國進入了一個長時期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
真是江山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主人從老布什換成小布什，客人由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換成第三代領導核心。令人備感欣40的是，當23年後的今天，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三次訪美，應邀去德州首府以能一個世外桃源般的牧場與布什總統聚談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在廣度上堪稱無堅不摧，在深度上可謂根轉岩破，均成不可逆轉惟有向前的旬然之勢……
★福建提出了要把自己建成“海洋大省”，全省上下有了必須走向海洋經濟、形成自己的海洋社會的膽識。全省麵貌為之一新，民氣為之一振。當你在和福建人聊天的時候，你會深感福建人對海洋特有的感情。如果不讓福建人參與海洋活動，隻是讓他們種地，對他們真是一件極痛苦的事，他們幾乎本能地有一種親近海洋的衝動。
陳東有：需要區別一個概念，地理位置麵臨海洋的國家當然就是海洋國家，但如果你所采取的是封閉政策，不走向海洋，不從事海洋活動，那是棄海洋大好資源而不顧，屬於內陸國家。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但它曾經自我封鎖了200多年，通過明治維新才走了出來。中國在地理位置上看當然是海洋國家，18000公裏的海岸線，6000多個島嶼，300多萬平方公裏的海域。改革開放以後，沿海諸省的實際生活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0％，中國最好的城市70％在沿海地區，但在此之前，我們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把自己看成是海洋國家。海洋國家應該是海洋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海洋文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生存方式，還有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對海洋的認同觀念，是人們與海洋息息相關的生存發展行為，是政府製定的適應海洋文化發展的製度和由這種製度營造的海洋文化氛圍。
改革開放之前福建非常窮，為什麼會窮？那是因為當時的政策限製了福建對海洋的依靠，一個典型的海洋省區在沿海地區也不能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卻要在貧瘩的土地上大搞農業生產。這就是錯位。由於福建缺乏良好的農業條件，所以你要他搞農業，連大米都沒有吃，隻能吃地瓜，人們曾稱福建人是“地瓜”，當時的全國糧票在福建賣到五六毛錢一斤甚至一塊錢一斤。加上當時海峽兩岸關係緊張，福建地處大陸“前線”，老百姓出海需要鄉政府出具證明，否則不讓你出海，所以福建的經濟很長時間發展不起來。那時候很多福建人到江西來謀生路。改革開放以後才把過去的錯位變成了到位。福建的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不快，是鄧小平同誌1992年視察南方之後才很快發展起來的。1994—1997年我在廈門大學讀博士期間，福建提出了要把自己建成“海洋大省”，全省上下有了必須走向海洋經濟、形成自己的海洋社會的膽識。全省麵貌為之一新，民氣為之一振。當你在同福建人聊天的時候，你會深感福建人對海洋特有的感情。如果不讓福建人參與海洋活動，隻是讓他們種地，那對他們真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他們幾乎本能地有一種親近海洋的衝動。
第一，福建人有海洋活動的傳統，海洋觀念是他們的主要意識，海洋經濟是他們的主要經濟模式和生存模式，所以說“閩在海中”。
第二，福建人有一個十分豐富的海洋社會網絡，福建籍的華僑遍天下，特別是在東南亞。這種情況正是福建人數百年來積極參與海洋活動的結果，因此，海洋社會資本是福建人最雄厚的資本。
第三，發展海洋事業，是福建人發揮優勢，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佳選擇。
因此把福建建成海洋大省，的確是一個明智的、到位的選擇，是一種開放性的觀念定位、經濟定位、發展定位，按照此路發展下去，加上兩岸三通的問題能盡快解決，福建一定能成為經濟強省，而且在我國東部成為別人無法替代的重要地區。
海洋文化中開放的、兼收並蓄的特點，使得福建人不會奉某一種東西為圭桌，中央氣象台的天氣預報說今天沒有風，他們不一定信，而是看實際，如果今天起風了，我當然不能出海。他們不惟上、不惟書，的確認識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亦少爭論，少謀人，多幹活，重在看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福建人的務實精神來源於海洋文化在血脈裏的承傳，顯然，在風險四起、動蕩不安的大海裏比在陸地上更需要務實。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可以在廣州聽到這樣幾句流行語：“紅燈亮了找路行，黃燈亮了不能停，綠燈亮了飛快行。”這其實也是福建人敢想敢幹、善謀能幹的真實寫照。紅燈、黃燈、綠燈是指政策。前不久，我和浙江的同誌在一起，也說到如何解放思想的問題。他們說，很多時候，中央的政策怎麼理解完全取決於地方官員的膽識。中央的政策往往是一個大原則，但不一定合乎所有的情況，要靠我們去理論聯係實際。此路不通的時候，可以找別的路子走；中央說可以試著做的事情，可以放開膽子地做；中央說可以放開做的事情，那就要隻爭朝夕地去做，要做得更好。隻要是有利於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先進文化的建設，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應該積極地去試驗，去做出來。此種積極的、總是在挑戰和探索什麼的精神境界，無疑是起源於海洋文化中的冒險精神。沒有冒險精神，守株待兔或者四平八穩是搞不成改革的。我們不要總把冒險看成是毒蛇猛獸，冒險並不是冒死，海洋文化中的人們也珍愛自己的生命，由於經常與風浪搏鬥，更加熱愛生活。但他們知道，如果不去奮發有為，不去搏風鬥浪，就無以生存。所以冒險，就是不管前麵有多大的困難和危險，為了獲得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要勇敢地揚帆衝浪，衝上前去。內陸地區也有一句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講的是同樣的道理。隻不過，內陸地區願與虎鬥的人太少，自然條件可以做成“既知山有虎，可向它山行”。內陸地區也常常號召解放思想，人們的觀念、作風多少也會有新的變化，但不如沿海地區的人們來得自覺、主動。內陸的人們往往會把解放思想當做運動來做，而沿海的人們卻把解放思想作為大海中的燈塔，作為浩瀚大洋中的一片陸地。解放思想就是他們的生存，就是他們的發展，因為解放思想的實踐就是要不斷地改革開放。對於中國沿海的人們，改革就是解脫過去的束縛，開放就是麵向海洋，走向海洋，這都是他們生存發展的根本。盡管內陸各省和沿海諸省發展經濟追求利潤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方法、途徑沒有後者大膽、靈活，思想、觀念也沒有後者鮮活、多元。
★“三個基地，一個大花園”的定位，跳出了山地農業文明的束縛，跳出了曆來總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論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國論江西的思維模式，把江西經濟與海洋經濟結合起來了，同世界的發展結合起來了。
江西近年來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實際上也是吸納海洋文化的結果。我記得有三次與孟建柱同誌談到了海洋經濟。第一次是2001年他參加“泰豪論壇”第十二期時與我們握手交談，他知道我是研究海洋經濟的博士，十分高興地說：我對海洋經濟很感興趣，並希望能看到我已經出版的博士論文。第二次是他收到我的博士論文後不久就打電話來，謝謝我的書，說他已經開始閱讀，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很好的評價。第三次是2002年春節他來我們南昌大學看望鄧宗覺老教授，見我在一旁陪同，很高興地對我說：你這位研究海洋經濟的博士，我看了你的書，寫得很好，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學術問題，也是現實問題，要繼續深人地研究下去。孟建柱同誌的話雖然不多，但很有意味。我認為這不是一般的學術寒暄，而是一位領導同誌思維定勢的表述，是一種社會和經濟思想的共鳴。孟建柱同誌2001年為江西經濟發展提出的“三個基地，一個大花園”的定位，我認為其戰略思想的視野，比曆來對江西的定位都要寬廣，它跳出了山地農業文明的束縛，跳出了曆來總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論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國論江西的思維模式，把江西經濟與海洋經濟結合起來了，同世界的發展結合起來了。
海洋經濟、海洋文明並不拒絕農業，不拒絕水稻，不拒絕紅薯。問題是我們把農業、把水稻和紅薯放在什麼樣的經濟鏈中去考慮。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自給自足的年代。如果把農業放在整個世界的海洋經濟範圍去考慮，那才有出路。如果老是把自己定位於農業省，把自己當作整個國民經濟棋盤中的農業棋子，那就會越走越死。國家都開始實施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你還在計劃經濟中思考、談經濟，那行嗎？比如：江西的農業產品以水稻為主，那麼江西的大米就不能停留在人人有飯吃的水平上，而要設法進入國際市場，多思考怎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過泰國的大米，質量如何上去，價格如何下來，如何解決運輸成本和為消費者服務的問題。有著海洋思維的人，不會讓眼睛總盯著周圍的市場、本地的市場、國內的市場，而是要放眼世界的市場，放眼哪裏能賺到更多的錢的市場。最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以海洋為市場紐帶的世界市場經濟。
今天我們分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是就國內的經濟地理分析的，但區域之間的經濟關係仍然還是一個互相支持、互利互動的關係。上海的腹地就是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和浙江也是上海的支持地區，但這兩個地區有自己的海岸線，有自己更大的主動權。沒有腹地的支持，上海也隻能是一條腿走路。但是內陸地區如果不願成為沿海地區的腹地支持，那就是在自我封閉。在今天，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中部、西部地區，要想發展經濟，都必須走向海洋，這是常識！否則，永遠實現不了與時俱進，隻會永遠落後。海洋是現在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你能拒絕它？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在亞洲，進入近、現代以後，大凡內陸國家都很難發展起來，歐洲也是如此，內陸國家總要設法找到自己的出海口，以建立起自己的生命線，哪怕付出很大的代價。在非洲，由中國政府支持修建的坦（坦桑尼亞）讚（讚比亞）鐵路幫助兩國人民建起了交通大動脈，這條大動脈直接幫助內陸國家讚比亞建起了通往印度洋的大通道，解決了讚比亞的主要工業產品銅的出口交通問題。歐洲的多瑙河流經歐洲中部九個國家，不僅沿途景色迷人，而且還是歐洲中部內陸國家惟一的一條通向黑海，進而進入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水道，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如何合作利用多瑙河的問題上，也曾有過利害衝突，最終他們選擇的是一道走向海洋。
★江西一定要進入海洋經濟的體係之中，我再次強烈地提出這個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樹立海洋經濟的觀念意識，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們的一切要務之先。
★古人說“心遠地自偏”，我們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來。要心中有海，心存於海，心係於海，才能千海洋經濟之事。
江西不僅要有海洋經濟的戰略視野，而且還要有進入海洋經濟體係的戰術舉措。用海洋經濟思維眼光看，在曆史上，中國人參與海洋經濟活動實際上形成了三個貿易帶：中層帶是東南沿海地區，包括沿海島嶼；外層帶是東南亞地區，印尼、菲律賓等國家，更遠一些，還可以劃到太平洋沿岸，劃到歐洲；內層帶就是沿京杭大運河，當然包括贛江一帶，江西就屬於這個內層地區。內層帶主要起著支持中層帶的作用，形成腹地支持。以豐富的中國產品向外層推進，進行貿易，實現經濟利益。
江西在曆史上的發展，並不僅僅是以農業為主的。人們都說江西在明清時期經濟比較發展，隻是五口通商特別是修了京廣鐵路之後，江西的經濟開始下滑。如果江西僅僅是以農業為主的話，經濟的起伏為什麼會這樣大幅地受到交通線的影響？這是因為江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模式，那就是“過路經濟”。江西不靠海，但離海並不遠，有學者稱江西為“淺內陸地區”，這個說法很有意思，也很能說明問題。江西在明清時期，也就是16世紀初至19世紀中葉，是東部沿海各省，特別是廣州對外貿易的“第一內腹”，江西對廣州的海外貿易有三個支持：人力的支持，景德鎮瓷器特產的支持，溝通中原、北京和江蘇、浙江的交通支持。正是這種交通支持，使江西的贛江一線出現了以支持交通經濟而形成的“過路經濟”，九江、景德鎮、（永修）吳城、（鉛山）河口、南昌、臨江、贛州、大餘等城鎮在16世紀至19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當時的京廣（水道）線（含京杭大運河、贛江、北江）上的工商交通城鎮明珠，原因就在於它們都處於“過路經濟”的要途上，通過參與當時南來北往的經濟活動而發展起來。
“過路經濟”既是一個地理概念，又是一個產業概念。不論什麼範疇的概念，都要眼盯著江西的前後左右的經濟關係，盯著江西在什麼地方、什麼條件下可以與海洋經濟接通起來。傳統的“過路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是流通產業——商業，今天我們稱之為第三產業。因此，“過路經濟”的內涵是中介性的，具有過渡性、遞補性、遞度性。根據這種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過路經濟”進入今天的產業發展範疇，可以依照第三產業來進行擴充。如加工性、服務性，等等。因此，江西雖然不靠海，但我們可以借道出海，借人家的道，借人家的船，因為我們有這個“借”的地理條件。古人說“心遠地自偏”，我們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來，要心中有海，心存於海，心係於海，才能幹海洋經濟之事。有了海洋經濟的意識，你就會發現海就在身邊，何況現在的交通條件和交通時速已經大大改善，相對廣州和廈門兩個出海口，江西已經處於半徑為500公裏（借高速公路一天內往返的距離）海洋經濟圈之中；相對上海和寧波兩個出海口，也處於海洋經濟圈的邊緣。若把“過路經濟”的中心點定在南昌，同樣以500公裏為半徑，那麼我們周邊可利用的資源就相當可觀了：北有湖北、安徽，東北是上海、浙江、江蘇，東鄰福建，西是湖南，西南為廣西，南接廣東。我們在把這些省市看做竟爭對手的同時，要把他們看作是合作夥伴，更要看做是發展的資源，看作是江西走向海洋的資源。“三個基地，一個大花園”的戰略構思，不僅是要江西作為上海和沿海地區的資源，也是將上海和沿海地區作為我們的資源。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行為的最佳效果是互利互動，是“雙贏”，所以誰縣誰的資源，就看你怎樣去做。在這種分析中，我們更可以看到省委、省政府加快“天”字形高速公路建設的重大意義。一旦“天”字寫成，全省的經濟棋局就更活了。
江西一定要進入海洋經濟的體係之中，我再次強烈地提出這個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樹立海洋經濟的觀念意識，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們的一切要務之先。我出生於南昌，成長於江西，在沒有見到大海之前，對海洋意義的認識是浪漫的，也是模糊的，更不要說是談海洋經濟、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文明。見到了海，接觸了海，在海邊生活了幾年，又研究了海洋社會經濟發展史之後，我才開始懂得了海洋對人類的偉大意義。有時，我會把我的學術理性與童年對海的浪漫認識交織在一起：我們江西如果有自己的出海口多好，有自己的國際航空港多好。當京九線建成之時，我看到的是南海的波浪向江西湧來；當我乘車在贛粵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進時，我已經聞到了大海的氣息；江西到廈門的公路修通了，贛州到廈門的鐵路開工了，我就像已經看到了曾經擁抱過我的廈門大學的海灘，看到了蔚藍的東海，望見了浩瀚的太平洋……
★海終於唱起了雄渾的主旋律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而在沿海地區站穩了腳跟的海洋文化開始向中國腹地挺進，或者說內陸地區的山地文化得以蛻變，時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轉換，則發生在新世紀。
★中國正處於由一個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深刻邊變之中，昭示粉中國將要成為一個舉足輕蠶的海洋國家的雄心與信心。
胡平：我們不妨以山、海來構成中國近代以來的兩個主體意象。
在這之前，山與海無疑是對峙的，格格不入，擾如乾隆皇帝對不甘下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龍顏不悅，揮斤而去。在這之後，山總是舉起衝天的火把，唱著昂揚的主旋律，海多在疫月硫星之夜哼起不無悲涼韻味的味歎調。隻是到了上世紀的80年代，漫長的海岸線才沒有被當成一條曲曲折折、氣息晚昧、可以康棄的草繩，中國的半邊肌體感覺到了海浪一陣陣溫暖地拍打，她的至少一隻耳朵已經海螺般鳴鳴生響，遙聽來自海平線的獵獵呼喚。海終於唱起了雄渾的主旋律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而在沿海地區站德了腳跟的海洋文化開始向中國腹地挺進，或者說內陸地區的山地文化得以蛻變，時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轉換，則發生在新甘紀。大約隻有在與沿海地區有了20年的時差之後，內陸地區的人民緊盯著沿海地區的現代化指數一路凱歌，不斷走高，而自身五味俱全的心理曲線卻不斷走低乃至映入低穀，這兩者間的強烈反差，才可能形成陽剛而又靈巧的一剪，擾如一排排燕其在思想的原野上剪出了萬象一新的春日。大約也隻有在這個時候——飽經改革開放道路上的風雨與坎坷，狂奴式的激情退潮，思想的泡沫亦退去，叩問曆史岩層紋理的目光，才平靜如秋水，深邃若星空，人們打撈歲月時較客觀，前暗未來時更從容——
不能以壯年的成熟老年的賽智，對立於少年的衝莽青年的膚淺，人的成長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任何文化的演進都是一定時空下社會與自然條件的產物。我們不能邵薄乃至否定曾經有過的古老文化，擾如時下的紅男綠女可以將頭發染成金色、棕色，卻不可能將膚色染白。但無疑山地文化在中國功德圓滿了，早該如指南針、火藥一樣送進博物館。我們的民族，尤其是內陸地區，必須毫不擾豫時不我待地走進海洋文化之中。今日之中國，東南西北無不腳步匆匆，你追我趕，不見稍煙，勝有琦煙！
還沒有多少人能道破這是一場向著海洋的史詩般壯闊的偉大進軍，內陸諸省尚注目於各自的“振興”、“崛起”、“突圍”、“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奮鬥目標，但誠如東有先生已經分析過的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加入的WTo的原則就是人類海洋活動的原則，而市場經濟就是海洋經濟，越來越多的重大跡象：從一批又一批具有海洋文化背景、富有海洋經濟經驗的卓越者走向中央及各省市的權力中樞，到非國有經濟五光十色、魚龍受衍的沿海地區，已占去中國經濟江山十分有其七的總量；從中西部地區進入街世紀後不約而同地發動一輪實質性的思想觀念的再解放，到近幾年招商引資熱潮席卷各地，世界500強企業紛紛登陸，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大洋裏吸引遊資的頭號巨鯨。頻繁的對外貧易，正在悄然無聲地推動體製上的變化，如中國開始正麵談人權的同時，也在接受國家機關工作透明化的國際概念……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正處於由一個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深刻嫂變之中，昭示著中國將要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海洋國家的雄心與信心。
如果你能夠感受這一切，那麼你就明白了東有先生論海並非掉書袋，我在此說海也非卡路裏過剩，唇舌發癢。並且由此觸到了中國近代以來曆史走勢的一個命門。
如果你能夠認同這一切，你就會同意百裏、千裏的山地距離，縱然都是九嶺橫空，羅霄蔽地，卻不能割斷我們與海洋的相親相依，擾如遊子出了邊塞，仍在老母喻著淚光的視線裏……
國慶假日的那幾天，我拜讀了東有博士的導師楊國禎教授的大著《閩在海中》，我為這充滿力量又溢動著靈性的四個字而感動、退想。我想，其實隻要我們的心靈躍出山地，大海那蔚藍色永遠年輕的呼吸便是我們精神的搏動，而四千餘萬贛人的精神都如此搏動了，那麼，贛亦在海中。
承荊公變法之風，興江西改革大業
主持人的話：
上借紀之初——1922年，胡適先生在《記李的學說》一文的結尾寫到：
歐陽修生於廬陵，屬吉州；王安石生於臨川，屬撫州；曾氏兄弟（曾鞏）、鄧潤普和李靚同屬建昌軍（今南城）。這一班人同屬北宋之西路，南宋之隆興府，今之江西省。
前麵三人如雷貫耳，青史永駐，為唐宋八大家之三家。對一般人來說，後麵兩位恐顯薄名。但透過漫滾昏黃的曆史煙塵，胡適獨具慧眼，溯源鏡流，發現幾乎在南城這樣一個策爾小縣潦倒了一生的李瓤，竟然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膽，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的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在他之前，雖有歐陽修敢於疑古，但李視徹意主張功利，主張人事，比前者更進一步。後來王安石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言既出，山河變色，震古爍今，但據胡適的考證，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與李權有關。李瓤有一個叫鄧潤甫的門生，也是南城人，他把先生的書推薦給了朝廷，日後自己也做了王安石變法的左右臂。某種意義上說，王安石是已“得君行道”的李輛。北宋思想界長時期裏幾乎全是假於冬神卜覽惑眾的“道士”們在翻雲播浪，而在這種時候，江右精英群體性地如電而至，繼往轉續，或聲震屋瓦，擔經世大義，或高路遠舉，操社會批判，恰如北宋思想史上臂開鉛雲的一道霞光，凜然於巨浪中的一方效岩。
在極為專注地研究了李瓤的全部文字後，胡適先生特地寫下了《記李瓤的學說》一文，以將這位“不曾得君行道”、大半生隱於民間的王安石介紹給國中研究思想史的人們。當他揮毫最後一句貌似平實的話語“這一班人同屬北宋之西路，南宋之隆興府，今之江西省”時，我相信胡適一定如聞禪揭，心旅肅然。
“江西”，中國曆史上一個曾經多麼有分量的字眼；
江西的士子嗬，曾經有著怎樣悲天憫世、革故丹新的情懷……
★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像商秧變法、王莽改製，還有後來梁啟超、康有為的變法，實際上都沒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理論，王安石則構建了一套叫“荊公新學”的理論。
★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家常常打粉複古的旗號，像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也是要恢複古之理想的“大同世界”。但當代中國的改革不能回到老路。而是要創新思維。
鄭曉江
鄭曉江《南昌大學道德科學研究所所長、哲學係教授，武漢大學、華南師大兼職教授）：中國曆史上的變法有數百次，成規模的也有幾十次，而真正產生影響、帶有全局性的變法，大概有五次：第一次是戰國時期的變法，七雄為了爭霸都搞變法，最成功的當屬商鞍變法，使秦國一下子強大起來。第二次是西漢的王莽“改製”，這是由皇帝推行的帶有全國性的從土地製度開始的改革。第三次就是北宋王安石變法。第四次是近代的戊戌變法。第五次就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經濟改革。中國曆史上的改革留下了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在今日的改革過程中不斷地反思，尤其是對江西這個內陸後發地區，更有其借鑒的意義。
王安石是江西先賢，江西應該有荊公的遺跡，但我曾驅車3000公裏到了金溪、東鄉、撫州、崇仁，甚至到了南京，都沒有找到王安石的墓址。而與王安石同時代的宰相，也就是那位廢除荊公新法的司馬光，他的遺跡卻很多，特別是在洛陽，他的墓相當豪華，可是王安石身後連一塊墓磚都找不到。後來到了據說是王安石之墓的遷葬地——金溪縣月塘村，有40多個老表跟在後麵，還有兩個風水先生，滿山遍野地找，就是找不到。從曆史學的貢獻來講，司馬光的地位肯定比王安石高；但是從文學史、學術史、政治史上來講，王安石的地位又要遠遠高於司馬光。墓葬的有無，從表麵上看好像隻是一個文物保存是不是到位的問題，實際上這裏麵隱含著中國曆史的評價標準問題。在我為尋墓搞得合力交瘁、痛心疾首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讀懂了中國曆史，讀懂了中國的改革史。中國的改革有兩點共性：第一，改革之路是艱難的；第二，改革者的下場常常是悲劇性的，且不要講商秧車裂而亡了，我們的朱總理不也說即使前麵有“地雷陣”也要趟過去嗎？可見不僅古代，現代中國的改革也是多麼地艱難，悲壯。
王安石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在金溪的靈穀峰下苦讀，有一天讀到要生火做飯了，卻沒有火種，他就舉著燈去找當地的老表借火。老表講：你還找什麼火，你手上的不就是火嗎？這時他才反應過來：燈就是火呀！可見他讀書入迷的程度了。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王安石還特別有個性，在韓琦手下當官時，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臉都來不及洗就上朝。韓琦看見他一臉的倦容，以為他晚上荒淫酒色，勸其不要貪玩，趁年輕時要多用功。王安石卻不做任何辯解，任其諄諄教誨。還有一個很典型的故事，包拯當時在群牧司當製置使，手下幾個年輕有為的官吏中，就有司馬光、王安石。有一次，包公請他們喝酒賞牡丹花，司馬光不會喝酒，王安石也不喝酒。包公有些不高興，他說：我讓你們喝你們就要唱。司馬光最後喝下去了，但王安石就是不喝。他這個人一方麵學富五車，一方麵又非常孤傲。這種性格決定子他日後改革的艱難性，甚至埋下了他改革失敗的伏筆。
從古至今批荊公的人很多，罵他人品不好的卻不多，有些對其人品的指責都是捏造的，他的品德是無可挑剔的。宋儒黃庭堅稱其無私寡欲，“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王安石27歲任鄲縣（今寧波）縣令，親近百姓，深人民間，推行“青苗法”時，百姓歡呼雀躍。南宋朱棄的《曲消舊聞》記載這樣一件事：王安石做參知政事時，有人說他愛吃璋脯，就是璋子胸脯上的那塊肉。他的夫人聽說後覺得很奇怪，“他從來不挑飯菜呀？怎麼突然愛吃起璋脯來了呢？”她想弄清楚原因，就叫人去問他身邊的人：“你們怎麼知道他愛吃璋脯呢？”對方回答說：“他每次吃飯，都隻把一盤璋脯吃光，別的菜全剩下來了。”夫人又問：“他吃飯時，璋脯放在什麼地方？”左右的人說：“在離他筷子最近的地方。”夫人說：“這樣吧，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放在他的筷子邊上。”第二天，王安石果然把最靠近自己眼前的那盤菜吃光了，璋脯全剩在那裏。大家這才知道他吃飯的時候還在想著民間疾苦和官場政務。王安石在地方為官將近20——政績卓著，因治理地方出色才被提拔到中央。正忙於將其搬上銀屏的著名劇作家、北京電影電視藝術家協會會長計紅緒，稱王安石是中國曆史上惟一的不坐轎、不納妾的布衣宰相。
王安石變法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思想家的身份來搞改革。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像商較變法、王莽改製，還有後來梁啟超、康有為的變法，實際上都沒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理論，王安石則構建了一套叫“荊公新學”的理論。主要有兩點：一是孔孟之道經過秦始皇的一把大火後，缺失很多；二是漢儒的章句之學可謂買犢還珠，一個字可以注出三千字，要讀一本經，先得看幾十萬字的注解，結果人們往往沉溺於注解，反而把孔孟之道的精義丟到一邊，所以要推翻漢儒的章句之學。王安石和手下的幾個人搞了一個“三經新義”，對《詩》《書》《周禮》三部重要的經典做了重新解釋。為了讓人重新理解這三部經典，他又編了一個《字說》，相當於字典，這都是“荊公新學”重要的內容。王安石提出了一個改革的理念，叫做“以經術造士”，就是不能讓秦火之餘的孔孟之說和漢儒章句之學來影響現在的官吏，而要以真正的孔孟之道來培養“幹部隊伍”。“荊公新學”漸成了官方顯學，體現在科舉考試中，取消了詩賦曲詞，必須據“三經新義”的內容寫一篇策論。這種有理論準備的改革在中國曆史上是不多的，這是王安石變法取得部分成功的一條經驗。我們現在的改革，不就是從破除兩個“凡是”的束縛開始的嗎？兩個“凡是”是什麼？就是那時的“漢傅章句之學”，不破除兩個“凡是”，小平同誌怎麼能複出？小平怎麼能推進改革？從“荊公新學”，我還想到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了”，再不構建一個成熟的理論來指導改革，就會使改革付出很高的成本，走許多的彎路，甚至於失敗。所以江澤民同誌最近對理論研究非常重視，把社會科學提到很高的地位。他最近有兩個講話，提出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科學技術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