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新學”既有正麵意義也有負麵的影響，它有一個觀點是恢複周禮，也就是複古製。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家常常打著複古的旗號，像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也是要恢複古之理想的“大同世界”。但當代中國的改革木能回到老路，而是要創新思維。突破“兩個凡是”，這就是一個創新思維；走市場經濟道路，也是一個創新思維。我覺得江澤民同誌“三個代表”的提出也是一個創新，把黨的群眾基礎擴大了，一個黨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現在為什麼對弱勢群體如此重視？為什麼要努力提高農民的收入？都是從這裏麵自然引發出來的。
改革：主動乎？被動乎？
★中國曆史上，當一個朝代民貧國弱到了極點的時候才願意改革，這種改革是一種被動改革，不是主動改革。
要理解王安石變法，得對宋代的曆史背景有所了解。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溉謊稱邊境有亂，率兵出城，在陳橋發動兵變，手下將黃袍加於其身，返回來他就做了皇帝。他當了皇帝後，最擔心的事就是別人也仿效他這麼做，所以他就搞了一個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把武將們集中起來說：今天下太平，你們都回家享福去吧，我給你們很高的待遇。這樣一來，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提升文人的地位，貶低武將。在宋代，文人的地位非常之高，待遇非常之好。當時有的文人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來：天下權力是由我們這些士子和皇帝合掌的。二是文官任武職，不僅是“國防部長”，連“邊防司令”也是文人去做，而且將領隨時調動，士兵也常常調動，使得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皇帝就怕大將把兵變成自己的家兵。文人搞武備當然會造成國家非常軟弱，軍隊幾乎不會打仗，這是北宋對外戰爭長期以來敗多勝少的主要原因。
有學者指出：北宋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唐末遺留下來的外患問題，令北宋疲於奔命地應付外患，耗損了國力。同時由於定都失當，汁京無險可守，宋室必須長期在京師駐紮重兵，養了一支康大的禁軍，結果造成國家經濟負擔過重，而無法創造本朝的強大局麵，這便是“先天不足”。所謂“後天失調”，是指宋朝的治國策略出現了問題，推行中央集權，分別為“強幹弱支”及“重文輕武”的政策。中央的政權機構很強大，中央的禁軍也很強大，其他的地方廂軍都是老弱病殘。又逢外強環峙，軍事弱，就要養兵，打仗花錢也很厲害，國家難以維持。與此同時，朝廷為了把兵權收回來，又把官員的待遇提到相當的高度，而且開了一個“恩蔭”的先例，就是官員的兒子、孫子乃至親戚都可以接著做官，每一年都要恩蔭一大批，有一次竟然一次性恩萌了4000人。你不當官了，還給你一個“祠祿官”，即可以不到職，以這個名義拿棒祿。如此大的財政負擔，國家收取的稅自然就重，收稅一重，老百姓就要造反。可以說，北宋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三冗”問題——“冗兵、冗官、冗費”。
早在宋太宗、宋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範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兩年後，範仲淹在應天府（河南商丘）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采納。慶曆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範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範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優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麵的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範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曆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範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中國曆史上，當一個朝代民貧國弱到了極點的時候才願意改革，這種改革是一種被動改革，不是主動改革。在此背景下，就會出現改革一遇有勢力的反對者，或者改革措施危及到統治穩固的時候，改革馬上就會被停下來。即使你是滿腔熱情地要富國強兵，統治者也不要你了；即使你可以富國強兵，你的人頭也要落地。改革家為什麼很苦？苦就苦在這裏。
第二次就是王安石的1069年的熙寧變法。王安石在神宗之前的宋哲宗的時候，就上過《萬言書》，要求改革。他的《萬言書》寫得真是好，雄辯說理，如江河滔滔不絕，當時被人看做是孟子再生，但如泥牛人海，毫無消息。當時，神宗還隻是一個少年，他已經聽說了王安石的名氣，他登基以後，馬上就間王安石在什麼地方？將王安石招來以後，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卻很有意思。神宗問：我的祖宗守天下百年太平，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的潛台詞是：列祖列宗不搞變法不也太平了百年嗎？原來，神宗帝內心本不想搞改革。王安石厲害就厲害在這裏，他上了一道奏折《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因循守舊”這個詞就是在這篇文章中首次出現的。裏麵對北宋“為什麼百年無事”分析得非常透徹，當然分析的語氣非常和緩，因為牽涉到前輩皇帝，不能說他們不行。比如：他說宋朝的皇帝都很有仁愛之心，不願意對外用兵，但是現在人家老欺侮我們，怎麼辦呢？其實這就是婉轉、間接地指出北宋王朝存在武備非常弱的問題。他認為雖然百年無事，但是因循守舊的結果積累了大量的矛盾。累朝皇帝但知畏天命、畏議論，苟安於對外的妥協忍讓，而現在應當認識天命不會長久，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這道奏劄比前兩次給仁宗上書要深人、切中要害得多，實際上是熙寧變法的總論綱和設計藍圖。在對策中王安石要求神宗皇帝應以堯、舜、文王、唐太宗為榜樣，他自己則願如周公旦、魏徽一樣輔助明君開創大業與勵精圖治。神宗皇帝的本意是要論證不搞改革，但是王安石巧妙地把事情翻過來了，變成了必須要改革。這深深地震動了居安不知危的神宗的心靈，莫定了王安石與宋神宗的君臣精誠合作推行變法的政治基礎。
改革措施：原汁原味還是走形變樣？
★改革從表麵上看是一個製度調整，本質上卻是利益再分配。
★古今中外的曆史，任何變法革新的障礙，大抵來自於毛種阻力，可稱之為“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和“既得觀念者”。
王安石熙寧變法的時候，先任副宰相，後來當了正宰相。他的改革大概包括財政經濟、軍事、教育等幾個方麵。在財政經濟方麵，他設立了製置三司條例司，以審核度支部、鹽鐵部、戶部，這三個部是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的重點部門。製置三司條例司大概等於現在的國家審計署，但性質還不僅僅是一個審計機關，它後來成了王安石製定變法法令的機構。財政經濟方麵的新法，有“農田水利法”，派官員到外勘探，把廢田開墾出來，把水利修整好，增加生產；又招募懂水利技術的人才，在各路設立農田水利官。推行“方田均稅法”，重新丈量全國土地，按土質肥痔訂立稅額。根據土地的肥痔分成五等，按土地交稅。原來是按人口交稅，比方說一家地主有5口人，擁有1000畝土地，隻交5個人的稅；農民一家有5個人但隻有3畝地，卻要交5個人的稅，這樣一來，稅賦的負擔就成了一個社會問題。“方田均稅法”就是要革除豪強瞞稅之弊，平均老百姓的稅收負擔。“免役法”，看了《水滸》就知道，宋代的勞役非常重，民不堪其苦，很多民變就是因為沉重的勞役激起來的。免役法就是將“參役”改為“雇役”，如果你不想服勞役，可以出錢，由國家拿錢去雇人服勞役。這樣一來受雇的人很高興，可以賺點錢了；有鋒的人也高興，他寧願交錢，可以省事了。“青苗法”，往常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常去借高利貸，稻穀收下以後，就得還高利貸，結果所剩無幾，這是農民貧困的一個根源，而且導致了土地兼並，形成惡性循環。王安石在知鄲縣（今寧波）時，發明了一種方法，就是由官府貸款給農民，每年兩次低息貸款，還的時候加兩分息。這個設計不錯，在寧波也施行得非常好，可是一推行到全國就出問題了，“青苗法”當時受到的攻擊是最多的。再有“市易法”，在京城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市易司”，如果民間有滯銷的貨，官方把它買進來，使得民間不會虧本；若民間有所需求，隨時平價出售，以穩定物價，防止商人從中屯集居奇。還有“均輸法”，古代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活動就是潛運，比如江西的大米、瓷器都是通過遭運送人汁梁，路上損耗不少，中間的貪汙很厲害，運輸費用很大，服差役的負擔也沉重。“均輸法”實施後，官方幹脆把貨物在當地賣掉換成錢再送到京城。地方上貢的物品，凡屬京師所需，在價廉時可以預購，如果不是京師所需，可以轉銷各地，以抑製商賈，減輕百姓的納貢之苦……
在軍事方麵的改革主要是“保甲法”，寓軍於民，百姓平時種田，戰時轉成軍隊打仗，半軍半民，相當於現在的民兵，明代的王陽明也沿用這種方法。“保馬法”，北宋外患嚴重，養馬是國家的一個重要活動。群牧司就是專管全國養馬的部門，相當於今天的總裝備部。“保馬法”推行後，把馬兒由公家養分到老百姓家裏去養，平時你可以用，國家還給一點工錢，但遇有戰事，國家一征調你必須把馬送回官府。還有一個“置將法”，裁減冗兵568000人，改變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現狀，又置軍器監，招募能工巧匠，以求兵器製作精良，充實國家武備。
在教育方麵改革科舉考試製度，廢除唐宋以來用詩賦取士的做法。唐詩宋詞為什麼達到那麼高的水平？原來當時是以詩賦取士，科舉考試必須考這個。王安石提倡經義論策，學以致用，考生從《三經新義》中取一個內容來寫一篇治理國家的論文、策論。但此項改革不到10年就被廢除，朝廷仍然將詩賦取士作為科舉的重要途徑。教育方麵還有一個改革，就是增設學校，增加了武、律、醫等科。又改革太學，分太學為外、內、上三舍，增加名額，依次考升，上舍成績優異者，免試授官。還命令各州郡廣設學校，員生由政府贍養。
荊公新法實施以後，效果非常明顯，推廣了教育，培養了人才，農民得到了實惠，增強了國力。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成績，全國開墾的荒地達到36萬頃，耕地增加了將近1倍，因為是按田地數量收稅，稅賦一下子就上來了，全國的保甲兵達到700萬，軍費卻減少將近一半。財政支出每年節省4/10，稅收增長將近1倍。當時有一個叫王韶的人，雖然也不是武將，但他曾在河西徒步考察3000多公裏，專門考察邊關的軍事，寫的策論得到王安石的賞識，一再得到提拔。他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發動了對西夏的戰爭，取得了收複河涅（陝西、甘肅、青海一帶）故漢地二千裏的大勝利。大捷傳來，神宗在大殿接受群臣祝賀，激動得了不得，因為以前從來沒有打過勝仗，他對王安石說：“當初我信心不足，幸賴你助我，才有此成功。”當場就解下自己的禦帶賜給王安石，這是對王安石的殊寵，至此王安石的聲譽地位達到了極至。
王安石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變法卻最終失敗了。
改革從表麵上看是一個製度調整，本質上卻是利益再分配。利益再分配必然會傷害到某些人的利益。我看一篇文章講，觀察古今中外的曆史，任何變法革新的障礙，大抵來自於三種阻力，可稱之為“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和“既得觀念者”。前者好理解，什麼是“既得習慣者”和“既得觀念者”？例如，林肯解放黑奴，許多不習慣做主人的黑奴竟然群起而反對；清朝末年女革命家秋瑾提倡女子“放足”，卻遭到習慣裹腳的婦女們群起辱罵；辛亥革命後，許多留慣了辮子的人被逼得要剪辮子，卻痛哭流涕，深感愧對祖先，孰不知中國男人自古就是不留辮子的……荊公變法一樣被這三種阻力頂得死死的，尤其遭“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他曾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嘔心瀝血推出的哪一項新法不是為國為民？但他沒有發現新法觸犯了貴族、官宦的利益，比如：不準他們放高利貸，按實有的土地數交稅等，這就使得很多不交稅或者少交稅的官僚、豪強的利益受到傷害，賺錢的路被堵塞。曆史常常是由大人物們寫就的，王安石的罵名千載，從他一開始改革便注定了。
新法的推行光靠個人的品德與力量遠遠不夠，一定要有一大批支持變法的人。王安石恰恰就在用人的問題上失誤了，他的一係列從良好願望出發的變法政策，在下級官吏執行時卻往往變形走樣。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本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然而當他將此在鄲縣成功的方法推向全國之後，卻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當時廣大農民幾乎都不識字，如果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過程大約如此：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汙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汙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麵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指令一般的農民要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呀！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後來，這項改革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手段。反對派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說王安石的變法是“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後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此外，王安石變法求功心切，不能根據地域、環境的差別而采取不同的政策。當時最主要的是南人、北人的差別。均輸法、免役法、保甲法都是北人受苦，南人受益，北人因此非常怨恨。一項新法推出來以後，露出的弊端還沒有解決，王安石又推出另一個新法。他性格堅毅，聽不進他人的意見，頗難容人，比如：他與司馬光之間的過節。司馬光是一個觀念保守的人，他搞《資治通鑒》，總結曆代的統治經驗，供當時的皇帝借鑒，認為固守原有的規矩是最重要的。再說司馬光也確實了解到新法頒布以後有很多弊端，所以他對變法持反對態度。而王安石聽不進去，王安石認為就是你們這些人在故意搞我。本來司馬光和王安石也是同朝為官，甚至是同科進士，兩人還曾同在包公手下為吏，應該是很親密的朋友。但王安石仍采取一些手段逼走他，司馬光無奈，主動提出告老回家去修他的《資治通鑒》。司馬光的人品並沒有什麼問題，王安石去世以後，司馬光對他的評價還是不錯的，曾要求皇帝冊封王安石。其實，他們兩人之間惡化的關係有一些是後人誇大了，兩人的衝突，乃至日後司馬光盡廢荊公新法，並不完全出於對王安石個人的低毀或者是宦海之爭。
歐陽修一開始是變法的堅定支持者，他當時也在中央做官。他和王安石開始的衝突起於青苗法，歐陽修認為這項新法的弊病太多，王安石就把這位江西老鄉貶走了。還有後來的蘇軾，都是因政見不同而被貶出京師。政治實際上是一個協商、諒解的過程，你要使你的政策得以實施，你就得做很細致的調解工作，把你的反對派變成讚成派。但是主安石不屑於做這些事情，政治上缺乏雅量與謀略，硬是要一意孤行，所以曾非常欣賞王安石的朝中重臣司馬光、歐陽修、韓琦一個個都離開了他。此外，王安石啟用新人不當，陸九淵講“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啟用的新人中有很多是鑽營的人，比如蔡京、曾布、呂惠卿等人，這些人後來都變成王安石的對立麵。
變法失敗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盡管王安石向神宗灌輸了“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思想，但神宗並沒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禮。熙寧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北方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早災，9個月不下雨，河北的饑民湧到京師，群情洶洶，民心不穩，神宗優形於色，寢食不安。當時有一個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參軍鄭俠，認為是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想要猛醒王安石，就畫了一幅《饑民流徙圖》送到京師。神宗觀圖再三，看了以後直流眼淚，給自己下了一個罪己詔。朝廷上反對派和保守派也紛紛上奏“去安石，天災就沒有了”，認為天災是變法引起的天怒。古人的神秘迷信色彩很強，皇帝就是一個神秘化的皇帝，神宗一想可能真是這樣，於是王安石被迫辭去宰相，新法功敗垂成。
千秋功罪，任誰評說？
★改革的成敗最終係於人，取決於人的素質，取決於是否有一支高效廉潔的官吏隊伍。
★王安石新法失敗在於兩點，一是不知人，用人不當，用小人；二是新法應首在革新“人心”。從政者的行為是從其觀念而來，觀念不變革，人的行為很難規範。
★用改革的手段作為社會發展的機製，我覺得其優點固然很明顯，但缺點也同樣很多，近代以後的中國人喜歡質變、突變，喜歡運動式的社會變革，走激烈、動蕩的道路，與此不無關係。
一年後，王安石被重新啟用，這時他鋒芒大折，深感新法很難推行，加上愛子王芳死去，年僅27歲，王安石心灰意冷，於是第二次退休。但是新法修修補補，一直延續到了神宗去世，前後約有17年。以後高太後臨朝聽政，重新啟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從洛陽回來，一年之內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了。廢除到最後一個新法的時候，正逢王安石撤手西歸。
曆史上的改革者沒有幾個人有好下場，王安石卻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個例。他的變法雖然失敗了，他個人在世時並沒有受到什麼迫害。他還一直受到皇帝追加的冊封，有病，皇帝還派人攜藥專程看望。王安石的地位也一直在提高，直至封為荊國公，去世後還配享孔廟，這是封建時代對一個士大夫的最高褒獎了。對王安石的評價從南宋以後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對他的誣陷之辭越來越多。王安石死後41年，北宋就亡國了，有些人講這是王安石搞亂了人心，上下交爭利，焉有不亡之理？後來清代有個江西籍的官吏，叫蔡上翔，任四川東鄉知縣，後奔母喪解官歸田，因“憤後世低毀荊公者皆失實”，費20多年精力編次《王荊公年譜考略》，“博考諸書，參互證明”，他是第一個為王安石全麵翻案的學者。現在他的故居還在金溪，就是王安石的外婆家，王安石曾住在那裏讀書好長時間。在此之前，陸九淵曾寫了一篇《王荊公祠堂記》，由自己的感受出發認為王安石的人品非常好，改革本身卻有許多問題。蔡上翔的翻案文章，則進一步把南宋以後對王安石的誣陷之詞，一條條引證駁倒，雄辯有力。蔡上翔如是評價王安石：政治上“欲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以期富國強兵。
然後就是梁啟超，他每讀宋史便不由得想哭，認為若王安石變法成功，北宋何至於亡國？他為王安石變法的流產和失敗痛心不已，對王安石變法推崇備至，這當然與他參加過戊戌變法的背景有關。再後麵就是胡適，胡適講王安石的時代是一個需要變革的社會，他對荊公的評價特別高。當然，對王安石讚譽最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70年代“批林批孔”的時候，把王安石視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儼然是一尊神，這未免又有些評價不實。那時又大都引證列寧的話，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際情況是：1906年俄共內部討論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問題，普列漢諾夫曾在《社會民主黨人日誌》第5期上發表言論，警告俄國工人政黨在土地問題上“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轍”。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一文中，含蓄地批評了普列漢諾夫的觀點。此文的後邊加了一條注釋：“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遂。”（見《列寧全集》第10卷第152頁），這句話究竟是列寧寫的，還是編者加的，不得而知。但不管語出何人，說王安石“實行土地國有未遂”，都不準確。用列寧著作注釋中的一句話，把王安石幾乎抬到了天上，既不科學也不嚴肅。
千秋功罪，任誰評說？我行走了這麼多路，看了這麼多的資料，對王安石做了一個近距離的尋訪。我覺得王安石是一個大思想家，他推出“荊公新學”，以一種成熟的理論體係來指導改革，這在中國曆史上恐怕當得上二“第一人”。其次，他的人品光明磊落，曆代文人讚不絕口。再一點他在政治上非常剛毅果敢，和現在官場上的一些風氣——不少從政者遇事一般是推誘，小心翼翼，曲意逢迎，不願意做事，隻願意琢磨人截然不同。王安石這個人要做就是板上釘釘，不畏艱難險阻，不懼個人得失，這是搞改革者必需的一個很重要的品質。王荊公真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光照千秋。
宋明理學家們推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價值標準；中國古代朝廷重的是“祖宗之法”，以這兩條標準來看王安石變法，自然離經叛道。改變祖宗之法，在古代簡直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君子喻於義，小人才孜孜於利，你專門講利，上下交爭利，世焉有不亂？國焉有不亡？這是曆代由負麵評價王安石的一個統一模式。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看清幾點：
第一，王安石變法主要起於外憂，外患導致內憂，所以必須要救亡圖存。當強兵壓境，外強環峙的時候，有些措施就是要強力推行，改革才能卓有成效。但是改革為什麼又終於失敗？我仔細思考，發現他變法的核心是富國強兵，讓國家掌握更多的資源。拿現在的話來說，他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走官商之路，由國家最大限度地掌握資源，所以他是由政府來辦經濟，政府介人了流通流域，政府介人了“銀行貸款”。如果從戰時經濟來講，王安石這些改革措施即使有問題，也都是對的。任何國家在戰爭時動員起來，都是國家控製一切資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英國、德國、美國、 日本等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國民黨時期也是這樣。但是到了和平時期，由國家控製一切的改革就會導致弊端百出，出現嚴重的官商問題。官商問題的實質就是權力經濟，權力尋租，權力的貨幣化。它多半導致兩個結果，一是低效率，二是腐敗。官吏們也會有自己的考慮：我辛辛苦苦做事幹什麼？拿到手的錢隻有這麼多啊！無“善吏”的結果必是無“善法”，“利民之政”終成“擾民之舉”，這必然危及到改革。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成也官商，敗也官商。
對照於900多年前的王安石改革，這一點對我們現在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
第二，改革的成敗最終係於人，取決於人的素質，取決於是否有一支高效廉潔的官吏隊伍。陸九淵對王安石有個很客觀的評價，他說王安石新法失敗在於兩點：一是不知人，用人不當，用小人；二是新法應首在革新“人心”。從政者的行為是從其觀念而來，觀念不變革，人的行為很難規範。
我看《陸九淵集》悟出一個道理，覺得一般而言，官吏從政可區分出三個層次：一是有一種人身在政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因不知工作的意義，無聊且麻木地度過每一天。這種官吏效率低，而且極易墮落，見利就上，遇工作就推。二是有些從政者有責任意識，在其崗領其薪，就必須做一份工作。這些官吏工作有效率，卻無工作的創造性、積極性和主動性，對提升官位的渴望遠遠高於幹好自身的工作，也易於走向腐敗墮落。三是以哲學的思維和哲學家的境界來從政者，他們不是為做行政工作而做行政工作，也不是為提升官職而努力，更不是為發財而效命。他們心中有“道”，渴求的是與“道”合一，力圖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獲得“道”、顯現“道”、完成“道”，江西先賢陸九淵知荊門軍時便是這樣。赴任前，他在貴溪的象山精舍講學，那時他還不知道荊門有多麼重要，金溪縣令就告訴他：荊門是一個次邊之地，也就是金人南犯邊防的腹地。他原準備單騎上任，一聽說是次邊之地後馬上改變主意，把家人和侄子全部帶上，以示和百姓同患難，共生死。陸九淵就任荊門後，發現這樣一個次邊之地竟然沒有城牆，這在當時簡直不可想像。為什麼沒有城牆呢？前幾任知郡都做過一個設計，預算要20萬緡錢（緡是一兩銀、一石米、一匹布、一貫錢混稱的計數單位），而當時荊門軍全部財政收入不過5000而已。陸九淵想了許多辦法，屢屢請命於上級，爭取到稅收政策的調整和改變，爭取到築城的經費劃撥，等等。前後隻用了20天，花了3萬絡錢，就把這個工程全部做好，老百姓一下子就非常信服他。陸九淵內心充盈著人文道德精神，外顯為天理良知，從政處處表現出遵“道”行“道”實踐“道”。這樣的話，就使枯燥、繁重、瑣碎的行政工作轉化成了內蘊天理、完成人道所必須的磨煉。繁雜的日常政務皆具有了神聖性的光環，增強了從政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他僅僅在任一年零四個月，就以治荊的顯著政績而載人《宋史》。荊門人告訴我，至今當地人還認為他是810年來最好的一個縣令，我聽了以後簡直是大吃一驚！王安石從政也是這樣，他心中有“道”，改革的措施無不認為是“天理”的顯現，所以他才能如此不顧一切地推行改革。“三個代表”則是當代中國從政者應該執有的“道”。但現在有多少官員能在從政的每一件小事中體會出這個“道”呢？中國吏治問題的關鍵，是要求從政者從第一、第二個層次上升到第三個層次，才能夠真正提高幹部隊伍的水準。
第三，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之一，是沒有做到“因地製宜、因時製宜”。他變法求功心切，希望整齊劃一，沒有考慮到南人、北人的不同，也沒有考慮各地經濟水平、環境有異，一下就推行到全國。由國家倡導的改革經常會陷人這種集權式的模式——長官意誌，急於求成，出現數字飄升、政績遍地開花、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的現象。這些問題也是我們當今改革中的大忌。
第四，回顧中國一兩千年的改革史或者叫做變法史，可以看到，幾乎每一次改革都是國家（王朝）到了危急的關頭才被迫進行的：戰國七雄為什麼變法？要爭霸天下，你不變法就給別人吞掉了，實際上也是一個被迫的變法。戊戌年間為什麼變法冬也是列強環峙，不變法中國會亡國滅種，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國家1978年以來的改革實際上也是不得已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再不改革就要出問題了。為什麼中一國社會的發展往往要采取一種突發式的、運動式的、集中式的變法（改革）？為什麼不能在社會體製中形成一種主動的調節機製，當各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問題還沒出現甚至剛剛出現的時候就把它解決掉，不要使得問題累積到無法治理的時候再去搞“改革”？用改革的手段作為社會發展的機製，我覺得其優點固然很明顯，但缺點也同樣很多，近代以後的中國人喜歡質變、突變，喜歡運動式的社會變革，走激烈、動蕩的道路，與此不無關係。如“大躍進”實際上是一種經濟改革，它失敗了，所以再有政治性的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它們都是希望通過一個集中的運動的機製來實現社會突進性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改革渴望症”。
我覺得現在中國社會也彌漫著“改革的渴望症”的心理，許多人盼望每一項改革都能解決一些社會經濟的問題，渴望每一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能為自己帶來利益。這種急於求成的改革心態，必然導致人海戰術，全民動員，全能政府，行政幹預一切，資源高度集中，社會成本花費浩大。變成了人人講改革搞改革，而理論研究不夠，社會穩定度不夠，人心動蕩，社會浮躁，金錢至上，經濟泡沫化，“浮誇風”甚囂塵上……人們總以為所有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都能由改革來解決。所謂“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就死路一條”，還有20多年了，還處在“改革的攻堅戰”等提法，我總覺得不是味道。要形成一種機製，對社會的動態有非常敏感的吸納，能迅速地做出反應，在問題產生之前，或問題剛剛出現的時候，就去加以解決，而不要等這些問題積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非用改革的方式不可。這種機製，隻能建立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並以科學為旗幟。而惟有這種機製，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並完成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不斷改善民眾生活水平的重任。
今天反思王安石的改革，我覺得同樣的問題是：改革之利現在已深人人心，改革之弊卻未引起充分注意。目前有一種數字經濟主義，幾乎將一切全部歸結為經濟的發展數字。這樣的經濟至上主義，導致的負麵影響不可低估，經濟發展用5年、10年可以上一個大的台階，但如果人心搞壞了，幾百年都夠嗆。現在中央為什麼製定並頒發《公民道德實施綱要》？為什麼要大力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為什麼要淨化社會？這些問題的提出，就是因為時下產生了不少社會的弊端。再有，某一縣的改革經驗能否推廣到一個地級市？某一地級市的經驗能否推廣到全省？某一省的經驗能否推廣到全國？這些都要嚴密的論證。王安石的青苗法在鄲縣可以成功，在全國就成功不了，這裏麵亦能引申出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胡平：曆史上多少政權，因為求新思變，使百弊叢生的國家脫胎換骨，再一次麵貌井然一新：商秧變法終使秦朝兵強國富，包舉宇內，並吞八方。王安石的變法，讓北宋重重危機的政權一時回黃轉綠。日本因明治維新，從此在亞洲第一個走向現代化之途。戊戌變法雖扼死胎中，卻引發清末新政，這場與戊戌變法比起來更具近代化性質的變革，自毀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牆腳……由此看，任何世態，乃至所有事情，都是“法久則生蔽”，惟有不斷地求新思變，才能適應時代浩蕩之潮流。
然而，在中國曆史上，變法運動所取得的效果極為有限，不是當時便以失敗告終，就是雖然一度威武雄壯、有聲有色，最終卻守持不住。有的皇帝一朝駕崩，便政息法亡；有還是同一個皇帝，知宋神宗，也。旗息鼓。察其原因，並不在於變，而恰恰在於不變：變法而不能變人，改製而不能治心。此種改革不但不能改變社會的整體麵貌，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有順應現狀的意味。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及基本價值遭到破壞之時，很容易將成堆如麻的問題簡化為製度問題，由此出現因社會風氣惡化引發改製，再因改製引發社會風氣浮躁的惡性循環的局麵。不解決人心、風氣之弊，希望以製度的變化應對一切，解決一切，此種改革與其說是創新，還不如說是守舊，守中國曆代變法之舊。
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已是56歲了。他攜帶全家老幼與兒子王芳的靈樞，在颯颯秋風、滔滔江水聲中回到江寧，即今天的南京，葬子於蔣山腳下，並建祠，舉行道場，為其超度亡魂。王安石擇居於鍾山半坡，宅院、園子頗為簡陋，自號半山老人。他看書累了，常常騎一頭驢子下山，聽蹄聲篤篤，鬆風長吟，看天光帆影，蘆獲瑟瑟，他蒼搞的臉上總漫上一層惆悵。他有詩雲：“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設暖榮辱……”想起當年新法初行舉國“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欣榮情景，真是憂若隔世。在南京終老的日子裏，荊公最為快慰的，是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蘇軾遷官經江寧，不懼門庭冷落來訪。兩人同遊蔣山，把酒唱和，芥蒂冰釋。荊公深感蘇東坡確是“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自己卻因政見不同和小人們的忌才挑唆而蒙蔽了眼睛，使之一直未能擺脫坎坷屈辱的命運。然而，如今他已是下野之身，對蘇拭愛莫能助，曆史也沒有機會、更沒有時間讓他去改正昔日輕信提拔小人的錯誤了。“自古書傳所記，巨奸老惡，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欺，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為唇齒，帷恐失去憑依……”（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這即是說，宋徽宗四次罷免蔡京，又四次起用他。一個本經變法有可能中興的大宋江山，因詩詞一流、繪畫一流、書法一流，但荒唐昏庸也一流的趙桔不理朝綱，幾乎全靠在了中國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奸臣蔡京的身上。而此時蔡京已屆80,雙目昏花，兩耳失聰，步履跟蹌，大抵上已是老年癡呆症患者……
王安石死後41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汁京（今開封）城破，宋徽宗趙桔、欽宗趙擔父子，為金人所俘，與後紀、皇室、貴戚、臣工一起，共約一萬四千人的大隊俘虜，被分七個批次，鉀解去北方的雪野莽林，史稱“靖康之亂”。
說不盡寫不盡的景德鎮啊
主持人的話：
本期和下一期說的是景德鎮。
景德鎮，這是一個我早就想做卻又不敢賈然去做的話題。
景德鎮，這是一個兒乎黃童白臾都可以說三道四，但要撥到弦上、切入骨裏，非得破題者有智有情還得有一副好肝膽。
胡辛與我同在南昌大學文學院領著一份薪水，我與她卻接觸不多。我是個散淡之人，在我的印象裏她卻是個總緊著發條的女強者。隻是通過她偶然打來的電話裏傾瀉出的她的快樂、她的憤慈，我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歲末的一天下午，她的談話開始不久，我便想起柳永的那首詞“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閡珊處……”心裏說，就是她了！
胡辛不是景德鎮人，不是曆史學家或古陶瓷學者，亦不是當今尤負“崛起”重任的地方官員。但她是一個知識分子，請注意：世俗中凡以為有大學文憑、有某種技能、從事某一職業的，皆可稱做知識分子。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是一些對社會“不滿”的人，科技領城的知識分子因對自然世界“不滿”而不斷進行發明創造；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因對社會的某些現狀、某一體製或機製舀不滿”，而向社會坦陳病因，呼喚警覺，要求除舊布新，從而推動社會向著美好的方向前進。
倘若失去“不滿”，隻有自足或妥協，或者在滾滾紅塵中隨波逐流，乃至長袖善舞，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便可“下崗”了，而人類便患上了“軟骨症”，曆史前行就失去了燈炬……
胡辛：本名胡清，作家，南昌大學中文係教授、影視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千年窯火
★宋真宗是皇帝也是人，他可能是在吃茶的那一瞬間感到此碗正合寡人之意，一時龍顏大悅，也就是在這一刹那間命名了今天的景德鎮。
★當年的景德鎮是對外開放的，走向了世界。看看永樂前期地層中出土的青花衝耳三足大鼎，滿繪洶湧又寧靜的海之潮水紋，當有紀念出海之意。
★宋元明清。可以說皇帝的建功立業、征戰祭莫、婚喪嫁娶，乃至吃喝拉撒睡等。都與這方水土息息相關。把景德鎮稱為“皇瓷鎮”，千真萬確。
胡辛
胡辛：1968年夏，67屆大學生的我分配到景德鎮，對景德鎮的第一印象很深，近景德鎮時客車開進樹木參天的楓樹山，像是進了深山。車上人說，當年日本鬼子都望而卻步不敢進景德鎮呢！而往東一拐，豁然開朗，寬闊的昌江平靜流淌，東岸跪著密密麻麻的倪衣女子，芒褪聲此起彼伏。仰望景德鎮的天空，則是煙囪的森林。過了昌江大橋，進到鎮裏，古老的瓷作坊就藏匿在古街古弄裏。
一周後，我再被分到興田，才曉得離古鎮160裏的山村也還是屬於景德鎮。那時學校下遷，在興田中學讀書的學生大多是鎮裏人，學校每月放假4天，食堂停火，鎮裏學生都要回家，我也就帶著學生結伴走，每次走的路線都不同，見過一些古窯遺址，走夜路時也攔過裝窯柴的卡車。一年半後調進市區中學，便經常帶學生去瓷廠學工，一中那時還辦了瓷廠，所以對整個瓷的製作過程非常清楚。
我以景德鎮這一地域為背景寫了不少東西，筆墨文字如長篇小說《陶瓷物語》，中篇小說《地上有個黑太陽》《瓷城一條街》，短篇小說《昌江情》《百極碎啟示錄》《河·江·海》等，其中包括以畫家胡獻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曆為背景的小說。散文就更多了，散見於《人民文學》《文藝報》《福建文學》《江西日報》《星火》等報刊。在影視作品方麵，早在1990年由江西電視台和景德鎮市委聯合攝製的9集電視係列片《瓷都景德鎮》獲得中國電視二等獎和江西省政府獎，我擔綱撰稿。1998年9月，景德鎮市委宣傳部和中央電視台記者專程來到南昌，邀我再為景德鎮專題片撰稿，我給他們擬出提綱。他們滿意後，又去景德鎮實地踏訪了一星期，將稿寫出，可惜至今未果……
誰不知道，CHINA——中國，chin——瓷？中國，是瓷的祖國。
土與水，在火的戀膛中結合，是人類創造的第一個新物質——陶；由陶到瓷，是人類物質精神文明的飛躍。江西省清江吳城商代遺址出土的銅器和原始瓷，印證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代，中國便出現了原始瓷，“陶鑄於昆吾”——最早的青銅器和原始瓷片出現在同一時期的文化遺址中。一千七百餘年前的東漢，我國就有了真正的瓷。比西方早了多少年代？
其實，至遲從9世紀下半期起，中國陶瓷經絲綢之路就已輸出到西亞、中亞和地中海世界；海上“陶瓷之路”似更早，唐代東西洋航路所及之處，都發現有唐瓷碎片，在文獻無記載時，不朽的瓷片忠實地記錄下中國瓷外銷及文化交流的曆史。
今天，在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等世界著名的博物館中，幾乎都收藏了中國瓷器；伊朗阿爾德比勒靈廟、土耳其托普卡普·撒萊博物館、東非海岸的哥迪和基利菲古建築、沙撈越的嵌瓷墓柱……都留下了中國景德鎮古陶瓷。元明清三代名瓷大都出於景德鎮，即使民國時期景德鎮陶瓷畫家王琦的大寫意畫花瓶，今天在國際拍賣行中底價也在2600美元以上。
瓷，當與中國四大發明比肩而立。瓷，是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不朽的外衣，是中華文明的太陽永不沉淪的標誌。
說不盡、寫不盡、拍不盡的景德鎮啊……
因為她的神奇和神秘，因為她的博大深厚的陶瓷文化積澱——
在中國陶瓷史上，景德鎮並非一枝獨秀。在宋代，汝窯、官窯、龍泉窯、定窯、鈞窯五大名窯早已名噪一時，相比之下，景德鎮隻是個小女子。然而，歲月悠悠，或因戰亂破壞，或因王朝更替，或因原料耗盡，或因自身粗製濫造，五大名窯一個個黯淡泯滅，空留下昨天的回憶。
景德鎮卻依憑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又以海納百川的胸襟，“集各家之長，成一家之法”，後來居上。
古鎮陶瓷史，載有“新平治陶，始於漢世”。唐時改稱昌南鎮，曾有瓷匠將所製瓷器運到京都長安，被譽為假玉器，瓷匠也就訛傳名陶玉，但畢竟未成大氣候。天寶元年改為浮梁縣，茶倒是小有名氣了，白居易詩《琵琶行》中歎日：“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直到公元1004年，古鎮方嶄露頭角，這得助於宋真宗的厚愛，命在這方水土燒製的瓷的底部寫上他的年號“景德年製”，景德鎮由此得名，沿襲至今。
為何宋真宗對景瓷情有獨鍾？我未曾見到相關細節。請教本校邵鴻博士，他說，宋真宗可以說是個很平庸的皇帝，他癡迷道教，曾有過生造“天書”的活動。道教發祥地倒就在龍虎山，離景德鎮不是很遠，這有關係嗎？
我在拍專題片時見到陳列於景德鎮陶瓷館的一隻傳世的北宋影青白瓷鬥笠碗，覺得或許也是一種解答。白裏泛青，青裏透白，江南的春意都融會在裏麵了。那真是名副其實的“白如玉、青如天、薄如紙、聲如罄”，我覺得宋真宗會喜歡。這種鬥笠碗不是吃飯用的，是“吃”茶用的。我們南方的古音是對的，古時的人是“吃”茶——喝光水後還得嚼進茶葉，至今湖南還保持了這種習俗。古人為什麼把小拇指留那麼長的指甲呢？就是為了方便把茶葉鉤到嘴裏去。這碗形，太順溜了。我想宋真宗是皇帝也是人，他可能是在“吃茶”的那一瞬間感到了此碗正合寡人之意，一時龍顏大悅，也就是在這一霎間命名了今天的景德鎮。
到了元代，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便在景德鎮設置了惟一的為皇家生產瓷器的官窯浮梁瓷局。景德鎮一躍而為瓷都，禦窯正式成立。登廟堂之高的景德鎮瓷，以清新高貴的青花、巧奪天工的青花玲瓏、華麗絢爛的顏色釉、中西合璧的粉彩、惟妙惟肖的雕塑、薄如蟬翼的卵白炫耀於世，獨領風騷！
我曾問過省政協委員詹開遜，元代統治者在宋朝皇帝定點的地方製禦瓷，是不是和現代人的心態一樣，要沾皇氣？他連連搖頭，回答說不是。古代皇帝對此是很忌諱的，改朝換代時惟恐上一代的皇氣還留存在那裏。隋文帝稱帝時，將南京皇宮之地深犁三遍；朱元璋滅元時，亦將元大都原皇宮之地牛拉犁深翻三遍，把皇氣的底根都翻掉。不過所幸的是他們在拆皇宮之前先用圖紙繪了下來，犁過後又按圖紙複建。
那元太祖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呢？後來我看了些文章，說到元太祖在馬背上得天下，很多將士血染疆場，白骨累累，而戰爭期間沒有辦法厚葬。等到他自己登基做了皇帝，為了籠絡人心，便對死去的將士重新進行厚葬，於是需要大量的祭器。祭器要白瓷，況且北國人尤其是遊牧民族，白雲、白雪、白羊群，酷愛白色，崇尚白色。那麼這些祭器選在什麼地方生產呢？龍泉的瓷土是青釉，沒有白的效果。而景德鎮的高嶺土和瑤裏釉果可以達到甜白的效果，所以窯址選在景德鎮。當然，景德鎮還是江南的景德俱，不知不覺中青花瓷脫穎而出，白地青花，可以說，是北國的尚白與南國的尚青的有機交融。青花綻開，在陶瓷史上，可謂開辟了素瓷向彩瓷過渡的新時代。青花釉裏紅自然也應運而生，“萬綠叢中一點紅”是妙不可言的意境。
再後來到了明代，朱元璋又把景德鎮作為禦廠，製瓷也是供上用。有記載洪武二年在珠山的禦廠燒製出第一口大龍缸。為什麼明代又選中了景德鎮呢？我覺得這可能和朱元璋與江西的糾葛有關——他與陳友諒在都陽湖大戰不已，江西是他血戰發跡的地方，從一介草民當上皇帝很不容易，他選中景德鎮燒煉禦瓷似在情理之中。傳說朱元璋坐天下的金奎殿上的琉璃瓦就是在窯裏燒的，朱元璋說這麼漂亮的地方勝過天上的瑤池，所以改叫今日的瑤裏。
瑤裏是一個旅遊勝處，離景德鎮市120裏，靜中有鬧，鬧中有靜。這裏直通安徽，過去多出商賈大戶人家，滿目皆是毗連的巨型古屋。當年陳毅曾率新四軍一部住在這裏一幢十幾進的老屋中，後開往安徽。這裏的山水風光壯麗又秀美，瀑布處處，真的是物華天寶。最有名的是這裏是瓷的外衣——釉果的最佳產地。史料載，盛時幾百架水輪車旋轉，幾千支水礁翻滾，晴天響雷數裏，這該是怎樣的人間奇觀！許多年前，我曾經獨自買張車票去瑤裏，住的是6塊錢的通鋪，還包飯，吃的菜是蘿卜絲。我到處轉悠時，大約見我是一個戴眼鏡的陌生女人，竟驚動了書記，硬是攔住我，參加公社婦女幹部會的晚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很是熱情友善，到最後也沒問我的姓名，真是民風古樸。
朱元璋沒有把皇位傳給兒子，而是傳給了孫子，就是建文帝，結果他的四子燕王朱棣造反。有隻鮮紅甜白龍紋架形小壺，再現的便是一幅神奇的曆史畫麵：“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棣在嚴冬清晨率軍造反，他的紅戰袍上霜花竟然凝成了白龍紋。三軍以為瑞兆，後果然大捷。真乎？假乎？事實是侄兒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立為帝，第二年改元永樂，朱棣就成了永樂帝。
生性極為好動的永樂帝，最大的功業怕還是派遣鄭和六次出使“西洋”。當然曆盡千辛萬苦、功勳卓著的回族人鄭和的知名度也決不亞於朱棣。他開創了中西間的直接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帶去的貨物，最受歡迎的是景德鎮青花瓷，帶回來的對中國陶瓷影響最大的則是蘇泥麻和胭脂石。蘇泥麻是青花瓷色料，胭脂石是祭紅釉色料之一。從這一點看，當年的景德鎮是對外開放的，走向了世界。看看永樂前期地層中出土的青花衝耳三足大鼎，滿繪洶湧又寧靜的海之潮水紋，當有紀念出海之意。
2002年12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馬來西亞，在馬六甲有三寶廟紀念鄭和，傳說永樂帝的女兒漢寶麗帶一千宮女跟隨鄭和下西洋，就留在了馬六甲，問導遊可是史載？答日，待考。但終是一美好的傳說。
明代，是中國景德鎮瓷的鼎盛階段、黃金時代，而又以宣德瓷為最。宣德帝朱瞻基是永樂帝鍾愛的孫子，這位多才多藝的皇帝在位僅十年便英年早逝。宣德五年六月，他又派遣鄭和拉開七下西洋的帷幕，途經二十多個國家，三年之久才回朝。生長於故元大內的永樂帝有著北國的豪放，生長在南京的宣德帝卻風格婉約，他喜歡南宋宮廷畫，表現更多的是江南才子的情懷。所以宣德瓷便更見江南的婉約，青花瓷墨彩煙暈、疏淡空靈，祭紅瓷溫潤如玉、深沉凝重，五彩瓷紅綠對比、瑩亮潤澤。
成化瓷也是好的，但已沒有進口色料，成化年間的瓷工仍然在自己製作的瓷器上寫有“明宣德年製”字樣，古陶瓷學者劉新園解釋說：他們不是作偽欺詐，而是恨不生於宣德時代——真是文人的滿懷情感的理解和解釋。
景德鎮千年窯火不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則可以說是中國姿業的曆史高峰。乾隆八年，卓有成效的督陶官唐英奉旨編製《陶冶圖編次》20幅，不隻是出色地描繪了當時製瓷工藝流程，而且渲染還原了中國瓷製作過程的嚴謹細致、精益求精，以及熱氣騰騰的創造精神。乾隆年代做出的轉心瓶，已經有不少科技含量。但最繁華時也往往轉淒涼，他們追求繁文褥節，沒有過去那種大氣，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清末民初，景德鎮瓷業可以說是日暮途窮、氣息奄奄，1922年，“青花大王”王琦與王大凡、汪野亭等成立“瓷業美術研究社”，後遭軍閥擄掠被迫解散。1928年秋，他們又與鄧碧珊、劉雨岑、程意亭、畢伯濤等八人重整旗鼓，組建“月圓會”，後又有徐仲南、田鶴仙、張誌湯、方雲峰、汪大滄等陶瓷名家相繼加人。他們於蒼茫昏暗中托起景德鎮本不該墜落的太陽。
1934—1937年，著名的愛國實業家、卓越的民主戰士杜重遠先生，應當時的江西省府之邀，先後三次來到景德鎮。“車近鎮邊，已見其衰落景象，蓋煙窗百餘座，出煙者不過十之一二，道途汙穢，民多菜色”。坊間的民謠——“坯坊佬坯坊佬，掏泥做坯雙手攪，彎腰駝背受折磨，死孔不如一根草”，更有滿目瘡痰一落千丈的瓷都，莫不讓他疾首痛心。他試圖“用科學方法改良國瓷”，拯救“日暮途窮的景德鎮”，可惜不得天時，終半途而廢。
解放後，景德鎮的陶瓷業蓬勃發展，一直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國家領導人出國的禮品瓷幾乎都是這裏燒煉出來的，毛澤東用的7501餐具是這裏生產的，其中“水點桃花”技法者便是“珠山八友”之一徐仲南的女兒徐亞鳳創造的，她的舅舅劉雨岑亦是“珠山八友”之一。繼承古法風格又自創技法，徐亞鳳深得真傳。
宋元明清，可以說皇帝的建功立業、征戰祭奠、婚喪嫁娶乃至吃喝拉撒睡等，都和這方水土息息相關。把景德鎮稱為“皇瓷鎮”，千真萬確。決不像當今洶湧澎湃的“皇家熱”，城鎮鄉野吃穿用行全得粘糊上皇家，“皇瓷鎮”貨真價實。
從今天市場開發的角度來看，也是值得探究的。獲荃餅可以同慈禧太後聯係在一起，千層底鞋可以同乾隆帝聯係在一起，紅燒肉可以同蘇東坡聯係在一起，連黴豆腐都要說是當年劉文彩愛吃的，醬油也要說是“皇家醬油”……而我們的景德鎮是名副其實的“皇瓷鎮”，為何不大做文章呢？
不是說景德鎮的曆史是皇帝創造的，恰恰相反，珍貴的瓷是千千萬萬的能工巧匠的心血汗水凝結的，然而，曆史很少記載他們的姓名，也可以說，根本沒有留下他們的真實名字。隻有隨著改朝換代的變遷，順著一個個皇帝的名號年號，把握他們的好壞優劣、精明昏庸，揣測他們的藝術情趣、審美走向，似乎禦瓷官窯才能凸現中國陶瓷演進的線路，雖然這是怎樣的不公和悲涼，卻由此可發掘出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蘊。
在前年省政協會上，我們幾個委員聯名提過一個提案《宣傳景德鎮，“厚古”不會“薄今”》。我們想，新的都市是可以拔地而起，可以沒有一塊補丁，但是曆史不可重建，就像一件有補丁的舊戰袍和一襲簇新的時裝，其價值不可相比。原先的古瓷，現在再來做，即使技術再好，但土不同了，水不同了，色料不同了，技術不同了，人不同了，一言以蔽之，無法完全還原，這就成了無價之寶的絕物。“厚古”也就是愛今，這樣才既對得起祖宗，也對得起後代。中國曆史上有四大名鎮——朱仙鎮、漢口鎮、佛山鎮、景德鎮，今日倘若能將景德鎮做成一個旅遊古鎮也不得了。
赤誠的聖地
★世界上的陶瓷研究者將踏訪景德鎮稱為“朝聖”。
★白色土的純潔、白色土的骨氣、白色土的坦誠、白色土的無私，支撐粉瓷的悠久的文明。可是，不說在外域，就是在本土，有多少人知曉她呢？又有多少人知曉她後很快又將她遺忘呢？
今天的景德鎮仍舊籠罩著瓷都曆史的光輝。
瓷，浸染著景德鎮的土、水、火，浸染著景德鎮人的人生。瓷業仍是景德鎮的主要經濟貿易，並形成全國最大、最完整的工業體係；全國惟一、世界僅二的陶瓷學院已有40多年的曆史，部、省陶瓷研究所和古陶瓷研究所已向世界展示了實力；千年窯火的曆史又成了最好的旅遊資源，瓷器街、龍缸弄、師主廟、佑陶寺、羅漢肚、鬥富弄……演繹著昨天今天瓷的故事，吸引無數中外旅遊者。
世界上的陶瓷研究者將踏訪景德鎮稱為“朝聖”。
在虔誠的朝聖者中，曾有一位執著的老人，他數次探訪景德鎮，足跡遍及湖田、高嶺和瑤裏。他就是前英國駐華大使、後執教於牛津大學的約翰·艾惕思先生。1980年他為景德鎮題寫道：“要深人研究這一寶庫的全部重要展品，一個月，甚至一年也是不夠的！然而，允許我在此度過一天是對我的極大關照，我對此深為感激。1982年冬，他又寫道：“我已年近七十，來日無多，隻有有限的時間及早地寫出我對中國陶瓷的理解。”
遺憾的是，三個月後，老人流然長逝。
還可以說另一位外國人。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法國傳教士昂特雷科萊從都陽湖乘船來到了景德鎮。此前，這位裏昂貴族之後已在廣州、都陽傳教七年之久。他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叫殷弘緒。是存心還是有意無意間，他開始探研起製瓷的奧秘來。1712年9月，他給法國耶穌會寄去了彙報書簡《中國陶瓷見聞錄》，一時轟動了整個歐洲。他揭開了製瓷的秘密，尋找到了瓷的“骨骼”，這“骨骼”便是白色土——高嶺村的土。1720年，他被調升到北京；1721年底，年近六旬的他，竟又冒著嚴寒風雪，再次來到景德鎮做了一個多月的考察，於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月25日寄出《中國陶瓷見聞錄補遺》，解答了歐洲人燒製硬質瓷的種種疑難。
他是傑出的文化使者，抑或工於心計的科技間諜？但結果是西方也閃爍起瓷之光。
後來，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來景德鎮考察，將世界製瓷業通用的白色陶土稱為“Kaolin”（高嶺土）、“Kaolinite（高嶺石）。
自此以後，“KaolLin”（高嶺土）、“Kaolinite（高嶺石）就成了世界製瓷業通用的白色陶土的名稱。
高嶺村默默無語。早在1637年江西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陶涎》中就記有：“一名高梁山，出梗米土，其性軟，瓷器方成。”他以為，高梁即“高嶺”方言。地方誌載，此地開采始於南北朝，盛於元明，延續約兩百餘年，盛時搭篷數百。而今，隻剩下掏空後的白色的荒涼。深邃的古礦洞，荒蕪的礦石淘洗遺址，蔚為壯觀的白色尾砂堆，還有無論多少年代多少人踐踏過依然潔白的高嶺山路……但隻要你靜下心來，仿佛空氣中還積澱著當年古礦工們揮鋤采土淌出的汗味，山穀還回響著勞動者吭晴吭晴的號子聲。奉獻到極至，便剩下一片白色的廢墟。
高嶺人依然以純潔和坦蕩迎接每一個來到的中外遊客，當然包括對它凱靚向往的今古陶瓷學者專家。
白色土不見驕傲與華貴。擁有白色土的小村一度寂寞而無怨，與偏僻閉塞的山村別無二致。有條南河彎彎繞村流過，村前村後便是綿延的白色土山巒。小村民風依舊古樸。男人們多粗獷，種地砍柴外也好打獵，到了年邊，赤膊春核把和打年糕，是他們的嗜好和歡樂。山裏的女人手很粗櫥，做出來的活計卻精細，家家擅長做蘿卜絲醃辣椒，香脆可口；風幹的板栗、溝栗，燒在肉裏，可與禦膳媲美。村裏不論老小，一到冬天一律擁一火桶，下擱匣缽裝炭火偎著，好提好坐，走到哪裏提到哪裏坐到哪裏，閑聊窮吹，胯下熱烘烘的，有時“嘯”地一聲巨響，於是一哄而上，扒開炭灰拾栗子，還有香噴噴的番薯之類，這些都可共享。
偶爾，小村會掠過鬧騰，有吉普車或麵包車駛進，中央的省裏的市裏的電視台人員，間或也有國外的記者來到，這裏那裏拍攝一番，酒醉飯飽後熱心的會丟下一句話：哪天放電視，我們會通知你們嗬。也有過小轎車嘀嘀吧吧開進，黃皮膚陪著大鼻子藍眼睛者光顧，是考古學者？地質學者抑或陶瓷學者？於是，人們依稀記起一個與藍眼睛的外國人有關的白色土的故事。
還聽過幾個小故事。有一尊瓷雕，題名並不藝術、直白，但仍有魅力，叫“女孩”。女孩正在舔舌頭，像剛吃過美味，更像正出神地聽著一個故事。女孩的黑發上係著一條潔白柔軟的紗巾，數以萬計的紗孔叫人疑是鬼斧神工。此雕隻應天上有，人間哪得此妙手？可是技術人員漫不經心地說破了秘訣：無它，以一方紗布浸釉披上坯胎，去燒窯即可……聽者無不歎息。
那個可愛的女孩——瓷雕的模特兒，正是敝人在景德鎮興田村教書時第一屆學生中的一個。她叫李平。一個非常平常的名字。圓臉圓眼睛，兩個小酒窩，能掂著腳尖跳芭蕾式的“不忘階級苦”。所以這個小故事更讓我刻骨銘心。以後又聽到一個小故事。一日本參觀團對景德鎮青花祟拜得五體投地，邊參觀邊問這問那，團長漢語口語很整腳，似乎不經意地隨手拿起一支畫筆，在左手掌上寫下漢字以助講話。一出車間，主人極熱情周到地將日本團長請到水龍頭下：“手弄髒了，請洗一洗。”香皂手巾隨即遞上，於是那青花顏料的配方便不曾泄露。
似大快人心。
幾個故事的內涵太複雜，有失落有收獲，有惆悵有欣喜，或全有之。不知該鬱忿還是該超然？
卻有一種深刻的不平，為了這片沉默的白色土。
白色土的純潔、白色土的骨氣、白色土的坦誠、白色土的無私，支撐著瓷的悠久的文明。可是，不說在外域，就是在本土，有多少人知曉她呢？又有多少人知曉她後很快又將她遺忘了呢？
聽說眼下的高嶺村蠻熱鬧了，讓一個浙江老板人承包了旅遊，但有多少遊客會在白色土前深深思考呢？
母性之城
★把樁師傅會直言不諱地告訴你，窯門就是一個正在生惠的女人……
★愈是精美的瓷器愈怕碰撞，一不小心，它就會粉碎。整個煉瓷的過程就像人生一樣，特別是像女人的人生經曆和女人的情感。
★溫潤如玉的瓷，感覺就是一種女性的、母性的嗬護。
原來位於景德鎮市中心的建國瓷廠的羅漢肚古窯算得上貨真價實的古窯，那根從羅漢肚肚臍眼上衝出的黃泥砌單磚的煙囪，足足有7米多高，但歪歪斜斜欲倒不倒，讓你看得驚心動魄，這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景觀。
為拍電視專題片，我數次走訪過那座古窯，據說同治皇帝結婚時的餐具全部出自這座古窯，建國以後是全世界惟一批量生產顏色釉的古窯，當代中國領導人出訪所需的禮品瓷，有一些也出自於這個貌似衰敗的蛋形窯。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電影《祭紅》和許多專題片都是在這裏拍的。
這座古窯很有講究，上下兩層的古窯屋，中間包著個蛋形的窯，屋裏屋外都有樓梯上去，屋外是青石板樓梯。窯屋的梁柱極隨意地用歪頭歪腦的數根搓樹頂著，是原始的美學與力學結合的典範。窯屋外窯柴堆放在露天，呈金字塔狀，沒有誰會拖到家裏做飯，這是千百年形成的規矩。以前窯屋有很多禁忌。點火燒窯之前，窯戶老板先要用金鋼醋把窯屋裏外灑一遍，為了避邪，然後要點三住香拜風火神。從點火的一霎那起，窯門旁的一張小桌子上要點一盞長明燈，那盞燈是不能熄的。桌子旁邊有一張太師椅，這椅子隻能由把樁師傅坐。把樁師傅生得火眼金睛，憑此以驗窯火生熟。1990年我隨省電視台拍攝《瓷都景德鎮》，來此拍片時采訪的把樁師傅名叫胡火旺。
窯屋在我們這次來拍攝時還是“完美”的，但1998年秋再去，卻嚇了我一大跳！窯屋門鎖著，屋上的瓦則全部掀掉了，真的是形銷骨立，連屋外的青石板樓梯都被人卸走，我徹夜難眠，非常傷心。為了保護生態環境，柴窯可以不點火，但是，這座窯屋為什麼不保留呢？
上世紀50年代以前，婦女是不能進窯屋的，說是，由於女人晦氣，因此婦女進了窯屋要倒窯。但非常奇怪的是，把樁師傅會直言不諱地告訴你，窯門就是一個正在生息的女人。窯門圖騰就是女性祟拜、生殖祟拜。由此我開始感受到景德鎮是一座母性的城市。
我在景德鎮一呆就是8年，從一個女孩子成為人妻、人母，感悟最深的是煉瓷的過程。土和水揉和在一起，做成各種各樣的器皿或者藝術坯，放到窯裏燒煉幾天幾夜，等待就像是十月懷胎，“皮包貨，識不破”，不知道燒出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哪怕是在現代高科技條件下，可以縮短時間，可以多方控製，但也不能確保百分之百的成功。水和土在火的煉獄中經過一番拚搏和痛苦之後，才有可能成為瓷。出窯時，有的如願以償；有的卻一塌糊塗，變得什麼都不是了，然而再也回不到土和水的原狀；還有時，簡直是鬼斧神工，是你不敢想像的好！真是一窯千變呀。但愈是精美的瓷器愈怕碰撞，一不小心，它就會粉碎。我覺得整個煉瓷的過程就像人生一樣，特別是像女人的人生經曆和女人的情感。
很多年以後，我讀到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詩人的一首詩：“馬鞭草枯死在花瓶中／花瓶碰到扇子裂痕暗生／扇子隻是輕輕一碰／裂痕在悄無聲息間生成……”詩中說到一個花瓶裏麵有水和花，後來這個花瓶不小心被輕輕地碰了一下，出現了一條看不到的裂紋，結果水慢慢地流幹了，花也枯萎了。讀到這首詩時，我突然發現這和我對瓷的感悟是相應的。
還有高嶺土是白色的，拿一塊白色土放進玻璃水杯裏，它會像白玫瑰一樣一瓣一瓣開放，但是轉瞬間就變成一灘白粉末了。這讓我想起莎翁之句：女人像薔薇，轉眼就凋零。這些感觸，我都放進了長篇小說《陶瓷物語》中。我去過高嶺幾次，高嶺因為堆積著曆代高嶺土的尾砂，撲人視野的滿是白色的荒原，這讓我感到就像默默奉獻了一切的母親的坦誠的胸懷……
1990年去景德鎮時，陶院一個長發披肩的男陶藝家對我說，他很討厭瓷，因為瓷太細膩，陰柔氣太重，完全是女性化；而他喜歡陶，陶很粗獷，把男子漢的力量、男子漢的線條都表現出來了，是陽剛之氣。他一說出這話，我雖不同意他對瓷“女性化”的偏見，但我頓悟，瓷確實是很細膩、精致、溫潤、漂亮，富有女性之美。
瓷在日常家居生活中，飯碗菜碟茶杯壇壇罐罐及瓷板瓷磚，平平常常還瑣瑣屑屑。藝術瓷，無論是高貴的顏色釉瓶還是低廉的小玩意，都能給艱辛沉重的人生帶來藝術的陶醉和休閑。
或許瓷不能像鋼鐵那樣大氣磅礴地鋪鐵軌架大橋，但是就看那小小的電瓷，不也給人帶來安全和穩妥嗎？
或許那精致繁褥，集雕、捏、鏤等於一體的瓷花瓶、瓷花籃，太像女人的注重枝節又愛使小性子的察性，但如果藝術隻有簡潔大氣的美，那美豈不太單調？
或許那蟬翼一般的薄胎瓷太容易叫人聯想起女人的嬌柔纖弱，但是這樣的嬌柔纖弱也是從烈火中千錘百煉出來的啊！溫潤如玉的瓷，感覺就是一種女性的、母性的嗬護。
★我們就在家門口，看普自己的家園一代代一年年縈索起來．很長時間裏，我們居然麻木不仁，居然無動於衷，我們情感的溫度計上那根水銀柱，如同這塊土地上的經濟文化景氣指數就是起不來……
★別人能把袂等餅塞給葉赫那拉氏，能把千層底鞋塞給乾隆，麵對景德鎮一桌流光溢彩的美賓我們似乎卻不知如何下手。
胡平：給人以荒寂之感的，不僅僅是高嶺村那一片蔽默無語的白色土。塌紀的也不止羅漢肚古窯。其實，處於內陸的粉地在：曆史大並非觸目大山塞天，長藤絆腳，也有地方能聞到海風的鐵腥味。海上的“陶瓷之路”似比陸路上的“絲綢之路”更早，景德鎮便有座天後宮，規模宏大，造型奇特，正服供奉的是天後娘娘，求的是她老人家保佑海外貿易平安而又興隆。1997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原本僅存的正殿轟然坍塌。次年胡辛再去看時，隻有碩大的木柱和雕琢精美的石礎還在，像是遙問長天的大寫的驚歎號。如今，怕也蕩然無存了……
我曾覺得這是個水準問題，不知道此碗是個金碗，當然由其捧摔打打，或是幹脆去地攤上戲賣了。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個“金碗”呀，我又覺得這是個情感問題——上海作家陳丹燕在歐洲的好些著名博物館裏都看到保存完好的敦煌的雄像、經卷、絹畫，盛唐氣象排山倒海地在她的眼前鋪陳開來，她寫道：此時“最好不要想起它們是怎樣離開自己家鄉的”，隻要一想起，她的心肯定會像遭電擊似地瑟瑟痛楚。可我們就在家門，看著自己的家園一代代一年年蕭索起來，很長時間裏，我們居然麻木不仁，居然無動於衷，我們情感的溫度計上那根水銀柱，如同這塊土地上的經濟文化景氣指數就是起不來……
曾經聽到不絕於耳的牢騷，我又覺得贛人的情感尚沒有死，可能這還是個技術層麵的問題——別人能把獲答拚塞給葉赫那拉氏，能把千層底“塞給乾隆，麵時景德鎮一桌流光溢彩的美客我們似乎卻不知如何下手。這便有些像中國影視與好萊塢的最夫差別了，前者能把真的拍成假的，而後者則能把假的拍成真的一樣。
不管是什麼問題，這都是必須正視、必須解決的問題。
大美無言
主持人的話：
景德鎮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理性之錘去叩問的矛質體——
它曾輝煌四海又曾衰頹於世；
它曾經波瀾壯闊地開放，又曾經苔青草深地封閉；
它原本是世界陶瓷業的麥加聖地，又曾被酸陵瓷、佛山瓷、淄博瓷打得棄青臉腫，節節效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酸陵瓷尚需掛著景瓷的招牌出口，七八十年代時便羽翼豐然，名聲中天，如今佛山瓷更是在出口瓷裏高居榜首。這便有些像“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明明絕對是江西的版權，可很長時間裏別人用得落花流水，我們憋不出一句話來；用在自己身上反覺惴惴然，休休然。
走在景德鎮的大街上，那摩肩接踵、憂知流水的一個個瓷店、瓷窗、瓷攤上，精品、質品、劣品林林總總，混雜其中，擾如這城市裏的人，從有仙風道骨的瓷藝大師、爐火純青的能工巧匠，到繩營構苟、人影幢幢的作偽盜版者……無不喝著昌江水。
具體內容有別，但在形式與本質上，江西有不少這般的矛盾體——如藥都棒樹，如千年古鎮吳城，如人才輩出宛如星河流轉的吉州（今吉安）、撫州，如本是貫穿中國南北要道的梅關、贛江、都陽湖，如明朝時與徽商齊名於天下以後卻難覓蹤影的江右幫……江西，這個時空間的巨大存在，在曆史大眼光下，其實就是這如許的矛盾體在量上的疊加，在質上的重合。
贛人的光榮與失落在這裏了，贛人的自尊與自卑在這裏了，贛人的優勢與劣勢在這裏了……
江西的話題總是因這如許的反差而顯示自身鮮明的反差——
一邊，是揮之不去的積澱於血管裏的沉重；
一邊，又充滿了那搏擊前的張力和挑戰性！
如果你走過兒乎隨時能踢到秦磚漢瓦的中原大地，如果你曾站在晉中平遙那蒼涼的古城牆上，如果一縷縷茶香、墨香、書香中，你曾在秀峰疊翠、效瓦粉牆的皖西南地區住過幾天……你就會感悟：整個中部地區亦是堆滿如峰如嶺的矛盾體的存在，並因此在今天傾瀉出從未有過的對發展的期盼，時財富的渴望，同時強烈要求為自己曾經有的曆史地位正名！
一向有著田園收歌風味的中部地區，在今天變得人心映宕，欲望橫流，充滿了難以言喻卻可意會的某種爆炸性……
我同意汪玉奇先生的一個觀點：中部地區的經濟博棄，中部各省之間的相互追趕，將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一部非常好看、非常有聲有色的大戲。中部地區是很能檢驗決策者決策能力的地方，是很能檢驗當政者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的地方。一句話，中部地區是可以鍛造政治家的地方。
話又回到景德鎮上來——
按照“重振瓷都雄風，把景德鎮市建設成為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經濟重鎮；把景德鎮市建成為曆史文化與現代文明融為一體的江南旅遊都市”的總體構想，本屆市委、市政府已確定了“以大開放為主戰略，以工業化為核心，努力實現瓷都現代化建設新跨越，在江西率先崛起”的工作思路和目標。我期待景德鎮這個矛盾體的結能夠在他們手裏打開，讓這座千年古城早日煥然一新、流光麗影起來。
景德鎮市委書記姚亞平亦是幾年前胡辛和我在南大中文係的同事，久未謀麵了，借此問個好。我還想說的是，不管現在與以後他有著怎樣的職務與權力，但我看重的依然是他永遠不變的身分——知識分子……
“文化苦旅”
★他的眼睛發亮了，他高叫：不準推！要推就從我身上推過去！
★他老了麼？即使老了，他也是海明威筆下的《乞裏馬德羅的雪》中的主人公。
★我說不知道。《江西新聞》裏沒這新聞……
胡辛：珠山，據說環繞它的群峰如同五龍爭珠，所以，龍珠閣方圓五裏地便被曆代皇帝擇為皇家瓷廠。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刻本禦器廠圖標明：南臨珠山路，北接鬥富弄，東止東門頭，西止東司嶺。而今，明清禦廠地麵遺物蕩然無存，隻有市政府大院南門的一口古水井，還靜靜地滋潤著這方土地、這方人。
但是，地底下，卻滿是陶瓷曆史的白色頁岩。
1982年，景德鎮市政工程處在珠山鋪設地下電纜線，當推土機沉悶地刨過地表時，劉新園恰好路過，一條寬約12—30厘米的全是瓷片的地層掠過眼簾，不是垃圾，也不是景德鎮處處可見的渣餅堆，是幹幹淨淨的碎瓷片！他的眼睛發亮了，他高叫：不準推日要推就從我身上推過去！
奇跡出現了，在市領導的支持下，他率古陶瓷研究所的同誌們清理發掘出大量的宣德禦窯瓷片和疊壓在下的永樂官窯瓷片，又在中華路口市政府南圍牆前發現一座宣德窯爐遺址。被歲月埋葬的曆史終於與活生生的生命相撞了，一個古陶瓷學者的生命簡直就維係在這層層瓷的碎片上。
景德鎮的土地每一寸都書寫著密密麻麻的真實的曆史，一不小合，就挖掘出一堆堆碎瓷片，如同翻開了厚厚的線裝曆史書。並非全因質量不合格而毀棄的工業垃圾，大部分是因不讓禦器流失民間而人為地打碎的。禦窯皇瓷的挑選不僅非常苛刻，“千裏挑一”，還要維護皇帝的尊祟，未人選的瓷哪怕質量上乘，也必須全部人為地打碎埋掉，萬萬不可流傳民間。如果有人偷著拿出去賣掉，隻要被發現就滿門抄斬。還有那時候皇帝用的禦瓷都是五爪龍，其他賞賜給文官武將的瓷器最多是三爪龍或四爪龍，如果藏五爪龍瓷就有謀反之嫌。有隻出土的大龍缸，修複以後發現質量上乘，但上麵的青龍多了一個爪，不知道這是畫工故意畫的還是失誤，成了六爪龍，這還了得，當然要急急打碎深埋於地下……
清幽寧靜的古陶瓷研究所——“品陶齋”，藏匿在喧鬧的市中心。
品陶齋的人們動情地說，我們修複古瓷就是要讓它們團圓。
劉新園是一條漢子，高大筆直的形象就給人寧折不彎之感。他的談話很文氣，且富哲理。他說：木會朽，石會崩，人會亡。而瓷，曆經歲月的淘洗，卻依然固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時代的光輝。
他在中國古陶瓷和陶瓷史研究上獨樹一幟，為國人、更為外國人刮目相看。他卻是個半路出家的行家裏手，他學的是中文。1962年從江西大學中文係畢業，被分配到景德鎮陶瓷學院講授文藝理論。仿佛是曆史的刻意安排，陶瓷學院就位於湖田古窯遺址附近。湖田，沒有湖，卻有田，有水草淤塞日漸幹捆的古河道。田野寂寥、曠野疏闊，幾座碩大的古窯包悄然無語，昔日的河道孤寂嗚咽，何處尋覓昨日“村村陶、處處窯火”的蹤影遺痕？那年月，這裏是中國惟一的國家級文物保護的古瓷窯遺址。
仰望那些古窯包已如崗似嶺，崗嶺上野草青青、灌木叢生。各個都有美好的名稱：月光山、烏魚嶺、望石塢、劉家塢。這是一部部尚未開啟的厚厚的古瓷史書，什麼時候能翻開這部罕見的珍貴的百科全書，領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呢？劉新園對景德鎮曆史生出無可扼止的濃烈興趣，日後回過頭思量，他慨歎：到景德鎮是鬼使神差，到了景德鎮之後卻是如魚得水！
不久，他被調到景德鎮陶瓷館工作，1964年起，便從事陶瓷考古研究工作。號稱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幾個人在搞文化，劉新園卻走著自己的“文化苦旅”。
從湖田窯遺址走向一個個古窯遺址，靠兩條腿一步一步考察了兩千多個自然村，采集瓷瓦片標本，尋找曆史的蹤跡。常是數月在外“流浪”，蓬頭垢麵，衣衫不整，像是個“烏須子”，即南昌人喊的叫花子。“烏須子”要討來的就是中國古陶瓷的秘密。他很樂天，從不作痛苦狀，秋冬季節，是最好的田野考察時期，也是一年忙到頭的農民相對閑淡的時節，他一路交朋友，也不僅僅是眼裏隻有瓷，他喜跟老表們一塊拉二胡、練武功、尋草藥，算是苦中作樂。回到城裏，瓷廠裏的坯坊佬是他的朋友，學院的年輕教師是他的話友，老學究亦是他的忘年交……
他忘情於陶瓷考古。他的家，不過陋室一間，整個空間都讓破瓷器乃至一堆堆碎瓷片給占據了，挨牆立著書架，古籍書刊堆滿其間，沒一本他沒看過，不看的書上不了他這書架。還有從鄉間朋友那裏借到的或從焚燒中搶救下來的宗譜，這能做陶瓷考古的背景或旁證資料。他自個兒則席地而臥，來了朋友，還真找不著立錐之地。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帶領工作助手，在對全市城鄉300多處古窯遺址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與考查工作的基礎上，一麵配合城鄉基本建設，一麵進行搶救性的發掘清理，使大量珍貴的地下文物免遭破壞。這以後的十幾年間，共搶救曆代地下古瓷（殘器）達30餘噸，並組織人員進行了細致的修複工作，已修複的陶瓷文物達1200多件。大部分都是罕見的陶瓷珍品，有一部分是海內絕品，不僅為國家創造了難以估量的巨大財富，亦弘揚了中華民族曆史文化。
與此同時，他還對景德鎮城鄉130多棟明清古建築進行了調查，使之得到就地或集中保護。
劉新園摯愛這方水土，可是他並不是這方水土的土著，連贛人都不是。他是湘人，籍貫湖南澄縣。
1974年，劉新園第一篇陶瓷考古論文就在國家級雜誌《考古》上發表。這篇論文切人視角的突破、材料的豐富翔實、論證的精到，簡直是無暇可擊，還有漂亮的文學語言，真的叫人耳目一新！論文一發表，很快就被日、英、美等六國翻譯轉載，引起了爆炸式的反響。日本專家發表評論說：“中國新進的充滿朝氣的學者劉新園氏研究宋代的獨特的效率很高的窯具的論文，很值得日本研究者學習，如果我們滿足於過去的那些知識將會感到羞愧。”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學者，最可貴處是他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從多學科的角度切人，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手段研究古陶瓷。比如說，麵對發現的古窯遺址及出土瓷，如何考證它們的相對年代，當年是怎樣燒煉的，瓷的器型紋飾的來龍去脈，是皇家瓷出口或瓷民用瓷，等等，不能不涉及考古學、矽酸鹽化學、陶瓷工藝學、曆史學、民俗學、藝術學、經濟學、中外文化交流史……融會貫通，方能柳暗花明，風光無限。正是：全史在胸，血脈貫通。
之後，他所發表的幾乎每一篇論文都很快在國外廣為傳播。1983年，僅日本《陶說》雜誌就連續八期登載他的論文。
他的論文中，《蔣祈〈陶記〉著作時代考辨》影響最大。蔣祈所作《陶記》，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一部係統地敘述當時景德鎮瓷業情況的專著，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是元代著作。但是，他卻在研究中發現疑竇，從蔣祈對製瓷技術、市場銷售的記述，從對書中稅製、職官等的考證，與宋元兩代有關文獻和考古資料進行比較，論斷《陶記》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之間的作品。這一創見正如日本專家所言——是“晴天霹靂”，震撼了國內外學術界。因為這一論證將《陶記》的寫作時間提前了一百多年，這部世界陶瓷史的重要文獻誕生年代的更正改寫了中國陶瓷史。誠然，這篇論文還是“我國科技研究中之力作”，無怪乎日本《陶說》慨歎：“劉氏論文以眾多的資料為基礎來研究陶瓷史，又遠遠超過陶瓷史，它的廣度就像讀社會科學史。”
深厚的文學功底，始終不泯滅的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還有永遠的人文情懷，是他在研究中高屋建瓶氣勢磅礴又別開生麵的動力之一。
比如對多才多藝的宣德帝，他亦看到宣德帝的另一麵：走不出驕奢淫逸。繪畫、田獵、弈棋見其情趣高雅，鬥蟋蟀卻足見他的荒唐奢靡。宣德官窯出土物中以蟋蟀罐最為豐富，其中造型秀雅、紋飾豐富的，想是宣德帝親自使用的鬥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宣德蟋蟀罐在社會上卻極其罕見，是因為鬥蟋蟀時情緒太激昂而毀之？他反複推敲曰：非也，36歲的宣德帝駕崩後，是皇太後和維護正統者為維護皇帝形象而銷毀之故也。這，當是胸有成竹的史學家的一家之言。
中外陶瓷考古專家、曆史學家專程來景德鎮參觀考察的，絡繹不絕，一致公認品陶齋為中外景德鎮陶瓷考古中心。劉新園接待的國外學者數以千計，並牽頭組織了國際古陶瓷學術交流會；又走出去，在港澳和國外舉辦中國陶瓷藝術展，擴大了中國瓷都景德鎮的對外影響，讓古老的中國陶瓷文化大放異彩。
著名的英國古陶瓷學家約翰·艾惕思便是他的好朋友。艾惕思對他是既賞識又信賴。艾惕思曾寫信給他，饒有興趣地追問：元王朝為什麼要把惟一的瓷局設在景德鎮？龍泉窯不是當時生產規模最大、技藝水平最高的窯場麼？是影青瓷美還是卵白瓷美？元代印有“太禧”與“樞府”的官瓷為什麼隻是卵白的呢？元青花上流行的六瓣花是什麼花……視角獨特且細致人微，也許正應了“旁觀者清”。劉新園感歎：提出這些問題比解決這些問題更有價值，其難度更大，一一解答出來，便是景德鎮之所以為景德鎮的魅力所在。
1983年艾惕思先生去世，他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我拜讀後亦被感動，特別是結尾處：幻想有一天在艾惕思爵士長眠的墓地上，獻上一束山桅子。這花便開著元青花上流行的六瓣花……我的眼睛濡濕了，冰冷的瓷使他的情感更純更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