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園又是個很有意思的人——
第一篇論文發表後，日本國際陶瓷學會即邀請他出國訪問。不像現在出國如過江之卿，那時節出國之難幾如要上火星，於是有關領導難以決斷且諄諄告誡他，仿佛放他出去了他就會叛國叛黨。他按捺不住，拍案而起道：你以為我算老幾？劉新園的名字如果脫離了中國景德鎮，一文不名！
“文革”中省革委會頭頭來景德鎮視察，把他找來當講解。當年的省革委會頭兒可是個跺跺腳江西大地就得晃幾晃的主，誰見了不低眉順眼，恭敬逢迎？他高大筆直的身子卻不知道得稍彎彎，他恍若視而不見，自顧自侃侃而談。頭兒眉頭一皺，已經有些不悅。講到一件珍貴的百極碎瓷時，他說百極碎，又名碎紋釉、碎瓷、碎器，是釉麵布有紋片的瓷器。這本是燒製工藝上的缺陷，即胎與釉的膨脹係數相差過大而出現的一種裂紋，但古代的製瓷者就聰明地利用這一缺陷來作裝飾瓷器的特殊手段。
頭兒當即將大腦殼搖得像個撥浪鼓……
他見對方被肥碩的身體給撐著的軍裝上有粒扣子從扣眼繃出來了，便不動聲色說，好，我打個比喻，譬如一個大胖子，他硬要穿件號數小了點的衣服，一經大運動或心氣不平，喃——衣服就得脫線開縫了！在場的人無不忍俊不禁，卻又膽戰心驚，把一言九鼎的頭兒給惹惱了，怎麼辦？主任的臉憋得血紅，可劉新園麵不改色，還加上一句：比方不夠確切，不知聽懂了沒有？程世清這時緩過氣來，似笑非笑地答曰：你這小鬼頭……
在劉新園身上，那股剛烈勇猛、寧折不彎勁，似又應了“湘人不死，華廈不傾”之語。
好幾年前，《人民日報》海外版一資深編輯從我處得知在景德鎮有這麼一個古陶瓷學者後，油然而生敬意，說此人真值得好好宣傳。想讓我較正規地采訪他一次，寫篇專訪，可是卻很難聯係上他。他那時應東南亞幾個國家之邀，正作巡回講學；後來，好不容易我和他都在北京且電話聯係上了，可他即將乘飛機去西歐講學。他說：“歡迎你再來景德鎮長談。可是在報刊上宣傳，如果是十年前，那倒也罷；可我現在老了，隻想實實在在地做點事了。”
我心裏頓時格登一下，像被人冷不丁往心湖裏擲進一塊石頭！
我從未想過他也會老，他也會退休。他老了麼？即使老了，他也是海明威筆下的《乞裏馬德羅的雪》中的主人公。他是這樣的男人。
他的中國古陶瓷情結，他與景德鎮的不解之緣，讓我難以釋懷。他卻說，他畢竟最鍾情的是文學，可一輩子這樣走了過來，說古陶瓷是他的衣食父母也罷，說是相濡以沫的患難妻子也罷，文學卻始終是他的一個夢，是揮之不去的夢中情人。不過，他將這片癡情燃燒於冰冷的瓷上。
去年，《家庭》編輯部的一位女編輯來學校找我，她說，你們江西有一位古陶瓷學者太有名了，比爾·蓋茨的母親要買一批中國古陶瓷，結果請了他當鑒定人。你知道，他是誰？
我說不知道。《江西新聞》裏沒這新聞……
集體無意識
★仿製盜版者獲取的也許不過是蠅頭小利，但是，他們湮沒了大師的心血之作！如果好作品的作者還沒成為大師的，那就是扼殺了未來的大師！
★日本做陶藝的來景德鎮學習，參觀陶瓷博物館，立時就在民間青花瓷櫥窗前撲通跪下，虔誠敬仰呀。麵對景德鎮陶瓷文化，我們是否有“撲通”一聲跪下去的激情和虔誠？
恕我直言，古鎮對知識產權像是很不重視。
如果說中國現代陶瓷藝術，在科學技術方麵與世界先進國家尚存在較大的差距有待努力，那麼，揚長避短，藝術上就是我們的所長了。況且，藝術的巔峰，應該是人的腦子與人的手工的奇跡，而不是人的腦子與機器的奇跡。
高爾基在《論藝術》中說：“藝術的創始人是陶工、鐵匠、金匠、男女織工、油漆匠、男女裁縫，一般地說，是手藝匠，這些人的精巧作品使我們賞心悅目，它們擺滿了博物館。”
現在日用瓷要大量生產，因為事關高科技，迅速找到突破口還比較難。而現在你到景德鎮隨便采訪哪個瓷藝家，他們都從心裏感覺眼下是藝術瓷的春天，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能得到最好的發揮，他們這些人沒有必要在我麵前說假話。
許多年前，我曾采訪過康家鍾先生，那時他的“康家娃”瓷雕風靡美國。可是，他從不批量生產，他讓我掂掂他的“康家娃”，好沉重嗬！他說，是實心的，一個，就隻一個，不重複第二個。這是藝術家的節製和矜持、追求和良心，什麼東西一旦泛濫成災了，就走向反麵。
在景德鎮，我們不得不正視的現象正是：古鎮的人很聰明，仿製能力強，想想看，過去千餘年的禦窯皇瓷，怕難得有什麼精確的圖紙給你，一個樣品，無論中外的，給你看一眼，匠人們就得給你做出來。這幾乎成了集體無意識。但若將此長處用到模仿盜版上，那就成了“癌細胞”！一個瓷藝家用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乃至一輩子心血創造燒煉的藝術精品，隻要走紅，不消幾天，其創意，其造型，其彩繪，或幹脆整個的仿製品就會充塞市場。不能說全是偽劣粗糙，也有的看得過去，甚至可稱精良，但滿攤遍地了，精品也會變成倒擔的菜論堆賣了，陡地叫人大倒胃口。可價位特低，從普通消費者的心態來看，花幾塊錢買個遠看像是大師的作品何樂而不為？
這真是自己搞垮自己，自己作踐自己。
如果認為，不就是泥巴和水揉揉，轆護車上轉轉，胚胎上畫畫，火裏燒燒，誰不會呢？那就簡直是對瓷的裹讀。
對景德鎮陶瓷文化的耕耘開拓，也存在這種現象——
先可以無比熱情地邀請你寫古鎮，但隻要你拿出了提綱，寫了個開頭就行了。不就是這些資料麼，不就是寫字麼？現在更快，敲電腦，與其你幹，不如我幹。浮躁，急功近利，恨不能白天敲字，晚上就數錢。他們不知道，陶瓷作品是有生命有靈魂的，文字也是有生命有靈魂的。
陶藝家、學者秦錫林說過，英國著名美學家H.裏德曾讚歎中國陶瓷：它不是水晶玻璃，而是一朵鮮花。中國青花，便是永不凋謝的奇葩。尤其是民間青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而愈來愈散發出永不消逝的清芬。日本做陶藝的來景德鎮學習，參觀陶瓷博物館，立時就在民間青花瓷櫥窗前“撲通”跪下，虔誠敬仰呀。
麵對景德鎮陶瓷文化，我們是否有“撲通”一聲跪下去的激情和虔誠？是否有“高山仰止”的敬畏和仰慕？是否有扼腕長歎仰天長嘯的痛惜？是否有超越前人的執著和腳踏實地的努力？
千年窯火燒煉的品牌，隻能在我們手中再創輝煌，萬萬不可糟蹋啊！
★或許，正是這不能飽滿的殘缺，使得這種大美有了一些悲劇性……
★那些大美卻無言的先走者，作為後死者的我們總要為他們說些什麼。
胡平：胡辛先生對劉新園這一類知識分子似乎特別能感應與溝通。他們除了我在上篇說到的都是對社會對自然執著尋求的人之外，他們還把贛地這方水土作為靈魂的家園，將自己畢生的心血與才華奉獻在了這裏，他們的精神堪稱大美。但我早就察覺這種大美又是殘缺的，他們的付出與他們的所得，乃至命運總是不成比例——高山流水難有知音外，長時期裏江西經濟文化發展的沉悶與滯後（更有“文化大革命”中與“文化大革命”前這塊土地上極左政治的彌漫與酷烈），像一個巨大的革子，他們的事業所能達到的境界，他們所能產生的影響，總是被這個無形的革子給革住。黃秋園留在了江西，便隻能是生前塗倒，死後“出土”；傅抱石走出了贛地，便大呂黃鍾，決非是昔日的傅抱石了。或許，正是這不能飽滿的殘缺，使得這種大美有了一些悲劇性……
隨著江西局麵的大大改觀，劉新園先生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心境應該明媚起來。但那些大美卻無言的先走者，作為後死者的我們總要為他們說些什麼。這一是贛文化積累、承傳的需要，二也因著在他們如月之升的在天之靈下，讓那個灰絮般沉沉的革子在這塊土地上從此撤去！胡辛先生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彭友善傳》，便做了這方麵的工作。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灘我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沮我足。”城地上一代文藝家縱有千般的艱難，但絕大多數人靈魂的深處還有粉屈原依稀仿佛的身影……
★我想，我們今天得到的是我們從未擁有過的，但我們今天輕易拋卻的，卻是我們甚至我們以後的幾代人所要苦苦尋求的呢？
胡辛：彭友善先生與景德鎮陶瓷亦有不解之緣。少年時就讀陶業學校，1950年任景德鎮陶業專科學校教授，70歲時去景德鎮畫瓷畫，並在景德鎮舉辦瓷畫展。1940年曾與胡獻雅先生在贛州共同舉辦抗日義賣畫展。
33萬字的《彭友善傳》，卻斷斷續續寫了十餘年！用“滄海桑田”來形容，未免誇張，但是，十年中，我父母、彭伯這一代老者相繼去世，乃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的見證。留給我們晚輩心中的痛與震撼，也將伴隨著今生今世。
彭友善從5歲繪畫，直到87歲心髒病突發倒下，始終不曾舍棄手中的畫筆，去世時他的畫桌上筆墨未幹、色彩滋潤，是一種堅忍的執著。在我的生命史中，真正接觸的第一個畫家就是彭友善。讀初中時，我們年級參觀江西省革命烈士紀念堂，在正廳迎麵撲來的巨幅油畫《永生》麵前，同學們被深深地震撼了。是江西的冬天，樹枝光禿禿，草兒枯黃。躺在擔架上的年輕人死了，是普通戰士還是指揮官？他的周圍是默哀的人們，有紅軍有老百姓，一位年老的農婦正悲痛欲絕地要給他蓋上被單，是他的母親，不管是親生的還是不相幹的，就是母親的情懷。我是從這張油畫中理解到毛澤東的這段話的：成千成萬的先烈在我們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還有雪萊的詩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知道這幅畫是彭伯畫的，我還知道彭伯的大哥就是在江西蘇區為掩護方誌敏而犧牲的，這似乎成了我的驕傲。然而，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彭伯被打成了極右分子！
彭伯的人生充滿了傳奇。他是徐悲鴻大師的學生，走的也是徐悲鴻中西合璧之路，把中國畫畫得像油畫一樣，極有厚重感。他出名很早，1936年曾畫過一幅酷似油畫的國畫《同舟共濟》，為蔣家父子收藏；1937年又以《惡夢》《華清池》等4幅像油畫的國畫破格人選第二屆全國美展，那時他不過26歲。抗日勝利之日，他飽蘸激情畫了一幅國畫《全民雀躍迎和平》，一株紅梅老樹，樹上360隻麻雀歡躍。第二年，他在廬山辦畫展，此畫為馬歇爾看中，其時中國翻譯以為，送給杜魯門更合適，他同意了，至今這幅畫還珍藏在杜魯門圖書館。後來，杜魯門圖書館還寫了一封信來表示感謝，並寄了一張照片。在廬山彭伯另送了一幅《駒虞圖》給馬歇爾，馬歇爾以為是老虎不樂意，他解釋說這是駱虞，連螞蟻都怕踩死呢，希望將軍做“和平使者”。但後來到底以老蔣的名義把彭伯召到南京，又畫了一幅《全民雀躍迎和平》送給馬歇爾。彭伯曾有三次機會可離開贛地，到南京這是第一次，但他在戰亂中還是毅然回到了家鄉。第二次是剛解放時，彭伯任教景德鎮陶業專科學校，接到徐悲鴻先生的信，推薦他去中央美院研究部工作，他一百個願意，但當時省領導堅持留他下來，調到了省城。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又重新火起來，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辦了兒十次個展。第三次是彭伯75歲時還應海南大學校長之邀去辦藝術係，他呆了一段仍打道回府……似乎是命運安排其生於斯、逝於斯。
先生留下的畫還真不少。重大曆史題材之外，彭伯對大自然與女性敬畏又親近，能將親和敬、畏和近融為一體，我認為這就是藝術的一個高境界，不是普通的藝術家輕而易舉所能到達的。山林獸王——虎在彭伯筆下形神兼備、千姿百態，有威武、陽剛、凶猛、力量的象征符號，但決沒有惡和毒的內蘊和外表，也許，這與自然界的虎不一致，可藝術就是藝術，藝術是作者心的傾訴。彭伯從少到老還喜歡畫仕女，美麗嫻淑又新鮮活潑；即使當代題材畫中的女性，不論是女遊擊隊員還是山村老摳，都剛毅堅忍中不乏善良賢惠。我想，這裏邊融會了太多太多的他對奶娘、母親、曾祖母、祖母、戀人、妻子的依戀情感，說女人是藝術的源泉，大致是不錯的。
彭友善先生之外，江西的老畫家我還有幸結識不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灌我足。”贛地上一代文藝家縱有千般的艱難，但絕大多數人靈魂的深處還有著屈原依稀仿佛的身影，傳統的人文精神支撐著他們走過複雜坎坷變幻莫測的歲月，什麼沒有經曆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優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擁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人道精神、良知原則、人格意識，已熔鑄進他們的骨髓，成為一種生物慣性，盡管有卑劣者的出賣，有庸俗者的飛黃騰達，有小人的得誌，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格守著一方寂寞的精神家園，他們曾上下求索，當然四處碰壁，吃虧上當屢屢，卻從來學不乖。然而，卻有誌同道合的友情溫暖他們那顆茫然的心，足矣足矣！這些朋友，也有因學術派別之爭或性格迥然而有這樣那樣的矛盾糾葛，但是，曆經歲月的篩子，滄桑的淘洗，卻少有叛賣，難得趨炎附勢，這是很難的，更是極珍貴的。
到得我們這一代文人，怎麼看怎麼有些不同，當然變是必然的。我在寫作，我在思想。前人的靈魂在我眼前幽幽又悠悠飄蕩，過去的就過去了嗎？我期望筆墨複活曆史與人。
我想，我們今天得到的是我們從未擁有過的，但我們今天輕易拋卻的，也許是我們甚至我們以後的幾代人所要苦苦尋求的呢！
人生如瓷的燒煉。人的情感如珍貴的瓷，需要珍愛。哪怕不小心輕輕一碰，她也可能粉碎，何況重砸！一旦碎了，哪怕高科技的豁合，留下的仍是永恒的傷痕。
一個現代城市的批評者
主持人的話：
操著一口地道南昌話的宗九奇先生，談起南昌的過去如數家珍，滔滔不絕，神采飛揚，提到的一些老地名、舊稱謂，竟讓都是本地人的我和助手有一種雲遮霧革的感覺，迷茫中如同第一次踏上異鄉。從他引經據典、細致入微的描繪中，古代的南昌——一個威尼斯式的水城，海市蠶樓般飄渺於眼前，引得我的助手竟如村口老槐樹下支著脖子聽老翁講故事的軟童。而聽他敘說南昌曆史進程中的遺憾，評點城市建設中的致筆，又多針針見血，不由得令人扼腕歎息，真所謂愛之愈深，責之愈切。
從下麵訪談者的簡介中可以看出，除了本職工作，因為廣泛的愛好，頗深的造詣，宗先生還有不少社會兼職，出版了不少著述，他是個把生命的空間和意義都填得滿滿當當的人。感佩之外，我更看重的卻是他所自覺擔當的一種角色，他時我說：“我的這些意見不管官員們願不願意聽，但我要像廣告一樣滾動播出，給他們產生深刻印象。”我稱此種角色為現代城市的批評者。
鄉村生活不需要批評者，在推崇血緣關係和經驗的鄉村生活中，誰是長輩誰就是一切，誰有胡子誰就是一切。計劃經濟下的舊式城市也不需要對話，更杜絕批評者，長官意誌就是一切，全能政府就是一切。而現今從市場經濟與人文底蘊中勃勃生長起來的城市，擾如掛牆青藤上開出的一片菌茵嫩葉，呼喚陽光，呼喚雨露，她需要從上至下的對話，需要方方麵麵的批評。現代城市為政者的灑養，就表現在他能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其水準最終表現於他能夠在聲音的礦山上開掘、提煉出聲音的純金，並依此在一個斑斕而又迷離的、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坐標係上擇定自己城市的坐標。
在南昌，能寫會道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但是比起關注這個城市來，一些人更關注腳下的那一畝三分自耕地。近年來，在會上會下、茶餘飯後等各種場合，關於這個城市的議論也如夏日蟀鳴。但議論不等於批評，徜若沒有對於本土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又缺乏時南昌發展的憂心與激情，所謂的議論在很大程度上便等於閑說。而宗先生，恰恰在這兩個方麵足以成為本土文化人的表率。
★南昌市在古代應該是典型的東方威尼斯，我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說法的人，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提。
★古豫章城的水多，真不比威尼斯遜色，當時水網縱橫，城內大湖與城外大湖連成一片，舟拇相通，烏篷小船翩翩無數，穿梭不息。
宗九奇
宗九奇：（南昌人，別號豫章散人、匡山人、匡廬山人，1943年生於江西廬山。主要著述和參編著作有《野草集》《雜花集》《屈原詩歌新譯》《莊子新譯》《江西省旅遊誌》《滕王閣誌》《滕王閣史話》《南昌古今談》《陳三立傳略》《八大山人與青雲譜》等。在詩詞方麵，是楚調“唐音”吟詠的傳人，其吟詠的調式、旋律、節奏之美，堪稱一絕。現任滕王閣管理處副處長、江西省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等職）。
一般現在都講南昌這座古老的城市有2200多年的曆史，是從灌嬰築城開始的，其實真正追溯起來還不止2200多年的曆史。孔夫子有這樣一種說法：“禮失而求之於野。”這句話很有內涵，意思就是說在野外還找得到古禮。在城市中心是找不到文物的，隻有在周邊才能找到。因為城市中心是人們經常活動的地方，破壞得好厲害，周邊相對就破壞輕些。同理，一些古風、古禮、民俗現在也很難找到，但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海外還能找到，因為中原地區破壞得太厲害了。像青山湖、艾溪湖近年都有相當多新石器時代的出土文物，它們證明了遠古時期即有先民們在此漁獵。南昌市的老城區正被這些出土文物所包圍，被出土文物包圍的中心地區肯定是古代發達的地區，這是一條基本的規律。
南昌城的變化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狀況密切相關。建城兩千多年來，有幾個高峰，也有幾個低穀，像在漢朝是一個高峰，唐朝是一個高峰，到明朝又是一個高峰。明朝的南昌城與宋朝的城區相比縮小了一點，元朝時南昌的城牆緊靠著贛江。元末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都陽湖展開了一場大戰，朱元璋從現在的“龍沙夕照”這個地方攻進南昌城，當時的城牆比較結實，但護城河與城裏城外的大湖相通，他們是從水路直接爬上城牆攻進來的。攻占南昌以後，朱元璋在龍沙宴請有功將領。後來，為了防止別人也學他的辦法從水路攻進南昌，他下令把城牆往後退了幾步。以後南昌逐朝都重修過城牆，但從文字記載的情況來看，明朝的城牆修得最好，而且非常牢固。明朝以後，江西燒製的城牆磚不僅供應南昌，還運到當時的都城南京去。南京現在的明城牆中能發現很多江西豐城燒製的城牆磚，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了當時江西的發達。
因為古代以水運為主，以陸運為輔，古代中國的城市一般是臨水的，很多城市名稱中都有“州”字（“州”字從水）。還有很多帶“昌”字、“豐”字，即是期盼豐足的意思。南昌的城市名稱中帶“昌”不帶“水”字，它卻有一個靠著都陽湖，也靠贛江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我曾經說過，南昌市在古代應該是典型的東方威尼斯，我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說法的人，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提。我這樣說，初看起來顯得唐突、勉強，因為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而南昌並不是一座水城。但據我考證，明朝時期的南昌正好是在贛江的東岸和南岸，贛江由南向北流，然後向東流，贛江水就像兩隻胳膊一樣抱著南昌。中國的風水先生們認為，被水環抱著的地方肯定是吉地。翻開南昌的導遊圖，人們的第一印象是水多湖多，江水穿城而過。老城區中，有如“牛扼”的東、西、南、北四湖，波光閃耀。在城區的外圍，還有四大塊翠玉般的湖泊，鑲嵌在城區的四角，煞是天設地造，令人叫絕，這就是市民們所稱的“外四湖”，即青山湖、艾溪湖、象湖和黃家湖。其中青山湖，湖麵寬闊，湖水清深，魚甚肥美，綠樹繞岸，時有水禽翔集。隔水西眺，梅嶺橫翠，波光搖曳，滿湖青蒼。而艾溪湖，據史書記載，西漢大將灌嬰南下至此，築城以居，南昌俗稱“灌嬰城”即源於此。這裏湖麵開闊，湖水清澈見底，夏日候鳥白鷺閑步展翅；每到秋冬之季，風嫋嫋，波森森，冬候鳥南來，數萬羽雲集湖濱越冬棲息。象湖、黃家湖雖然麵積要小於前兩湖，但也是湖水連碧天的一方淨土。
明朝的南昌市區地圖現在找不到，但是我找到了清朝的地圖，南昌當時是“三湖九津”，市內有三湖，即：東湖、西湖、南湖（南湖和北湖是一個湖）。有人認為東湖在漢朝的時候叫“東大湖”，其實當時是沒有名稱的。哪道元《水經注》中的原文是“東，大湖，十裏二百二十六步，北於城齊，南緣回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意思就是說，城東大湖的周長有十裏二百二十六步，湖水北流至墩子塘與城北齊頭，南邊到了南塘（即現在的撫河公園一帶），湖水本來與贛江相通，湖水的漲落與江水的漲落同步。湖深水清，裏麵的魚非常多，個頭大而肉味鮮美。漢朝時南昌的東湖周邊還有一條萬金堤，也叫萬柳堤，得名於沿湖邊種了1萬多棵柳樹，風景非常優美。“津”就是渡口的意思，也就是說在南昌市周邊有護城河，當時有九個渡口，所以叫“九津”。古代有些北方城市隻有城防，沒有護城河，有壕溝而無水就稱之為“煌”。南昌的城牆下麵則是有水的，城市完全被水環繞，而且這個水不是以贛江為護城河的，而是有專門的護城河（南昌人叫“壕溝”）完全護住城池，南昌在明朝的時候有七座城門，那時的護城河一般有15—20米寬。九個渡口一直連通城內，其中有一個南浦渡口連通撫河古道，由此啟帆行船，可以從南浦釋經西湖，再從西湖到東湖、南湖、北湖，又經賢士湖和青山湖直抵贛江。古豫章城的水多，真不比威尼斯遜色，當時水網縱橫，城內大湖與城外大湖連成一片，舟揖相通，烏篷小船翩翩無數，穿梭織不息。而且那時候橋也多得不得了，唐朝詩人杜牧在南昌有詩雲“千步虹橋氣象新”，走一千步就可以遇到橋，而一橋又掀一景，你說東湖有多少橋？留下來的最有名的是狀元橋、靈應橋、百花橋、三道橋和高橋，但以後或填塞或重修拓寬了。
★元朝的大航海家汪大淵出自於南昌恐非偶然，這大概與古代南昌的豐饒的水城麵貌有關。
★南昌不但不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而是在此幾乎能聽到中央心髒搏動的聲音。
宋朝紹興年間豫章節度使張澄曾在東湖演練水軍，演練水軍自然不光是練習遊泳，還必須要走兵船。當時東湖有一個講武亭，後改為冠鼇亭、中山亭。東湖原來經常淤塞，經過這位豫章節度使的整治，使東湖又成了煙水蒼茫的所在。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曾提到“炯艦迷津”，說明唐朝時更是有很多樓船戰艦布滿了南昌的各個渡口，當時南昌的造船業可見非常發達。唐宋代，很多遠洋船也在此造出來。元朝的大航海家汪大淵出自於南昌恐非偶然，這大概與古代南昌的水城麵貌有關。直到清朝初年，南昌依然是三湖九津的水城，古代凡是商貿發達的地方，必定是臨水的地方。南昌有這麼好的水係，商貿活動也比較頻繁。南昌與江西四大名鎮，即景德鎮、樟樹鎮、河口鎮、吳城鎮的關係非常密切，南昌正好被這四大名鎮所包圍，它們實際上成了南昌的衛星城，為當時南昌的物流暢通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隨著國內陸運、空運逐漸發達，除了景德鎮、樟樹鎮，其他兩個鎮都衰落了。當時的南昌有很多騷站，騷站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傳遞官方信息，二是接待朝廷的官員，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郵局、電信局和市政府辦公廳接待處。在古代凡是朝廷的命官，包括七品縣官都是由中央任命的，那時候沒有副縣長，隻有一個縣垂和一個主簿，縣垂就相當於副縣長，主簿則相當於秘書長。明朝的縣官先要到京城去接委任狀，然後才去赴任，路上要走兩三個月的時間。不少官員還沒有到任，路上就被土匪殺了，結果土匪拿著委任狀去上任，明朝的很多小說寫了這樣的故事，《三言二拍》中就有。盡管當時交通很不發達，但江西的官員，或經南昌中轉的官員，到南京拿委任狀卻很方便，走水路可以直通，當時一條民船從南京溯流而上到都陽湖的湖口，然後經過贛江到南昌，大概五天左右的時間就到了，在當時實屬快捷。南昌不但不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而是在此幾乎能聽到中央心髒搏動的聲音。宋朝時由於有了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鄉賢，他們提攜了一大批贛籍文人人朝當官，在權力中樞形成了一種力量。明朝時，因為江西相當於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革命根據地”，可能他有一種情感在裏麵，贛籍士大夫曾長時間布列朝班。
胡平：明朝由“江西幫”主持朝政的局麵，從永樂初，一直延續到了成化前期，大概是1404—1468年左右，前後達60餘年。贛人在中央決策層影響的灰飛煙滅，是在嚴高終於倒台之後；就是在嚴嵩所處的明世宗嘉靖朝，大概在1521年後的四五十年裏，翰籍士大夫布列朝班的狀況，依然令人為之矚目，除4位宰相裏有3位是贛人外，有人統計，先後在中央任職的粉籍要員還有：吏部尚書5人，該部侍郎7人；禮部尚書5人，該部侍郎7人；刑部尚書3人，該部侍郎15人；工部尚書4人，該部侍47人。如果再算上都禦史、副都禦史、翰林學士、國子監祭酒，贛籍要員們可以編成一個連了。
宗九奇：贛籍士大夫裏像嚴篙一樣潛心鑽營者也有，但贛人也確實會讀書。明朝總共276年，科考一般是兩三年一次，明朝共有89名狀元，其中江西達17名。利瑪竇到南昌來時，曾看到2萬多人參加鄉試的盛況。從2萬多人中選出80多人到京城參加考試，欽點的狀元隻有一個，其次是榜眼、探花，可以說能考上狀元，真的是風毛麟角。明朝洪武開國的第一個狀元就是江西金溪人吳伯仲，此事所產生的鼓舞力穿透到幾代人，結果明朝第二個、第三個皇帝科舉開考的狀元，也接連是江西人。直到明朝萬曆、天啟年間，江西也還出了不少人才。撫州的民間有這樣幾句話：“臨川的才子金溪的書，宜黃的夏布樂安的豬，東鄉什麼都不出，隻有蘿卜和芋頭薯。”這些話都是從明朝開始傳下來的。正如現在凡是年輕人向往的地方，一定可以形成人才高地，而中央的目光關注的地方肯定發展得比較快，所以當時江西的經濟文化都很發達，而江西的輝煌史就是南昌的輝煌史。正因為南昌當時是一個繁榮發達的地方，所以在全國的知名度可想而知，在全國的地位亦可想而知。當年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從廣東韶關出發，經大庚嶺路過南昌去南京，我想南昌一定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南京呆了一段時間，行教不成，隻能折回去時，他一下想到的便是南昌。如果南昌不是一個風景如威尼斯一般的水城，且經濟繁榮，人文昌盛，那是很難吸引他在此一呆就是三年的。
★當年的南昌除了湖、橋比較多，功名牌坊也很多。
★可惜的是日後萬金堤已不見痕跡，不少水域，諸如羅家塘、墩子塘、鴨子塘、鐵線湖也都沒有了．僅留下一些地名路牌。
古豫章十景中，沿江的有“龍沙夕照”、“滕閣秋風”、“南浦飛雲”、“章江曉渡”，關於東湖的景點有“東湖夜月”、“蘇圃春蔬”、“徐堤煙柳”，還有一個是“鐵柱仙蹤”，指的是萬壽宮的許真君，許真君以治水而有功於南昌。這些景點都與水相關，由這些景點的名字可以想像古代南昌在一片迷蒙的水汽中，風景相當秀麗。除了自然風景非常美，南昌人文資源也非常豐厚。南昌曆史上的書院比較多，春秋時期，孔子弟子——子羽來這裏搞了一個書院。近代以來，東湖書院、豫章書院比較有名。老貢院從明朝就有，但過去科舉鄉試在老書院街裏進行，清初遷到東湖之濱，也就是現在的八一公園。王安石、歐陽修、曾鞏肯定到過這裏，明朝的17個江西籍狀元也肯定來過。不僅是他們自己，他們還要帶書童，在這裏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當他們日後榮歸故裏的時候，肯定前呼後擁，盛況空前。所以當年的南昌除了湖、橋比較多，功名牌坊也很多，
胡平：《利瑪竇書信集》裏記有：南昌街頭可見許多雄刻精美的牌坊，按中國人的習慣，“凡家中有出任高官者，在其誕生地建立牌記”。而此間的牌坊“比比皆是，幾乎無空間可以再樹了”。
宗九奇：其實，利瑪竇所看到的牌坊有很多是門嵋。過去有身分的人家除了門本身，外麵還有石頭的門嵋，上麵雕刻著精美的圖案，中間刻有“大夫第”之類的字樣。遇到戰亂失火之後，木門被燒掉，隻留下這些石頭的門媚，他恐怕將此也誤認為是牌坊。真正的牌坊中最有名的是“萬曆牌坊”，在原來的永和門邊上，是解放以後才拆掉的。永和門就在現在的南京西路和疊山路交界的立交橋那裏。還有一個“戊子牌坊”，也是從明朝就有，位於現在的磨子巷。磨子巷在現在的黃慶仁藥棧北麵，這是一個跨街的牌坊，陳寅格的家早年就住在戊子牌坊邊上。知名的還有一個“為國求賢”牌坊，位於今八一公園北門，這是清朝年間建的……
曆史上很多文人墨客到過南昌。當年韓愈在袁川（今宜春）刺史任上心儀南昌已久，稱“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所謂“臨觀”就是登臨籠觀看。為什麼說江南多臨觀之美，而不是江西多臨觀之美，因為滕王閣古有“西江第一樓”之稱。有很多人問我為何稱之為“西江第一樓”？我說“西江”就是西來的大江——長江。如果叫“江西第一樓”就局限了，隻是指江西省，而“西江第一樓”則是指長江一帶，也就是說在江南蘭大名樓裏其他兩樓名氣都不及滕王閣。關於滕王閣，白居易、杜牧、歐陽修、主安石、黃山穀、朱熹、辛棄疾、湯顯祖等許多詩文巨匠都留下了傳世佳作。蘇軾親筆書寫的《滕王閣序》流傳至今。唐朝詩人杜牧在南昌呆過比較長的時間，而且留下了詩句；張九齡當過南昌的“市長”，古代在南昌當官當得最好的就是張九齡和韋丹，特別是後者，在鄉賢當中是一個很了不得的人，可謂有口皆碑，前清以前在南昌隻要提起韋丹，沒有不知道的。江淹在南昌當過豫章王的記室參軍，這個職務相當於秘書長，他有很多關於南浦的詩句，比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詠吟南浦景色的佳句還有白居易的“南浦淒淒別，西風嫋嫋秋”；王安石的“南浦東崗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李紳、黃庭堅、朱熹、蘇轍、辛棄疾、文天樣、虞集、胡儼、解絡等人，則留下了不少佳構讚美東湖的萬金堤。可惜的是日後萬金堤已不見痕跡，不少水域，諸如羅家塘、墩子塘、鴨子塘、鐵線湖也都沒有了，僅留下一些地名路牌。
豐富的水土資源，養育了古城南昌世世代代的百姓。地得水則“靈”，“地靈”必然“人傑”。倘若南昌是一方缺水之區，古人也就不會將這方土地譽之為“南方昌盛”之地，王勃也就不會譽之為“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曆史豐南昌的發展，離不開水，離不開江河湖泊。然而，正像文明古國之人不知愛惜文物，因為多得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南昌人對水的保護意識也似乎麻木了。水資源的浪費觸目驚心，水體的汙染比比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多和所謂建設的需要，填江、縮湖、淤池、塞塘，人工造地。其結果，江河濕地本是大地的腎，可以調節小氣候，現在卻成了“腎結石”。我們不能再填湖和填水塘了，要多留濕地，要清洗城市的“腎髒”。”
胡平：我認為，南昌原本豐沛水域的逐漸淤塞，乃至一塊塊消失，最後隻剩其名，本質上是這座城市由滿是氮氮水氣，甚至漫有海詳氣息的開放狀態，漸漸走向觀念遊塞、變革凝滯的保守、封閉狀態的一種物化形式。
吳新雄書億主政南昌後，本居市委市政府在發掘濱江臨水的城市特色，以打造一個“親水南昌”的格局上，慧眼高標，手筆如橡，正日夜兼程的“八湖二河工程”將勸南昌的整個水係進行治理。潔淨的撫河活水將引來南昌，屆時八湖漸次花容月貌，楚楚動人，兩何也清波玉帶，蕩氣滌塵。據說2004年年底，就可泛舟河上，由象湖直抵青山湖。這將重現漢唐年間像章古城的盛景。我還看到的是，在此又一種物化形式後，南昌正在精神上去遊除塞、開啟心誌，激揚人氣，以走向她飽經淪桑的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咫風般強勁的開放……
★滕王閣的生存空間，隻剩西邊臨江可透一口氣了。登閣眺望，東、南、北一派固體垃圾、視覺汙染。
★南昌市作為一個古城應該有古街，古街應該有古店，古店應該有傳統的產品，應該有曆史積澱在裏麵。
宗九奇：南昌的地下排水係統也存在很大問題。漢朝以來，為政者對城市的排水係統都比較重視，宋朝時的南昌專門有一條豫章溝，這是官修的水利工程，它溝通了東、南之西、北湖和賢士湖，所以湖水四季清澈，碧波粼粼，達到了讓利瑪竇眼睛為之一亮的水平。現在的湖水為什麼這麼髒？因為南昌很多居一良性宅樓沒有化糞池，也沒有專門排泄分散糞便的渠道和途徑。早些年都是把糞便運到周圍的農村去當肥料，現在卻大多是通過下水道直接排放到江湖裏。地下排水管本來隻能排放街道的雨水，而不是生產汙水、生活汙水都通過這個管道來排放。硬性排放的結果，必然是沉澱物越積越厚，最後把管道堵塞，管子一爆裂，到處汙水橫流。生活汙水應該化整為零進行處理，每個生活小區得有一個大化糞池。現在的問題是薰新鋪設這些管道需要一大筆資金，而其他的處理辦法都是治標不治本，前幾年好木容易治理了四湖，結果沒過多久湖水又變得很髒。這個問題在全國都比較普遍，一方麵浪費資源，另一方麵又汙染環境。國外一些城市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好，那裏下一場雨，整個城市幹淨豁亮，如同洗過一樣。而我們的城市下過大雨以後，就像掉進了泥巴湯裏。
南昌過去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整個城市的規劃雜亂無序，首先可以說的是我工作的滕手閣。江南三大名樓中，嶽陽樓比較小，隻相當於滕王閣旁邊的一個亭子。黃鶴樓也不及其規模，但從周邊環境來比，黃鶴樓高居龜山之上，珍勢很開闊。從樓閣本身來講，建築質量最好、最牢固、規格最高、體量最大、建築最美的是滕王閣，但周邊環境最惡劣的也是滕手閣。滕王閣與其他地方不同，還在於有三個惟一：是江澤民總書記先後於1989年和1995年惟一兩度到過的名勝古跡，他是最大的回頭客，而且在第二次還親筆題寫了王勃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惟，通過立法保護的名勝古跡，1996年省人大批準出台了《南昌滕王閣名勝區保護條例》；是惟一在全國樓閣景點中被國家旅遊局定為國家名勝示範點，並寫了史、誌、記的樓閣。對於如何保護這一王牌旅遊名勝，有些人認識到了，有些人還混混沌沌。現在的滕王閣被一幢幢灰色的高樓所包圍，我稱之為“固態垃圾”。這些建築物，明顯占據了《南昌滕王閣名勝區保護條例》中所表述的景區外必須有的“協調”、“保護區”的範圍，使之成了一紙空文。滕王閣的生存空間，隻剩西邊臨江可透一口氣了。登閣眺望，東、南、北一派固體垃圾、視覺汙染。然而，站在這些建築物上望去，滕王閣倒像是他們的“後花園”。真是滕王閣無景可借，他們卻借來了滕王閣。有遊客曾形象地概括：滕王閣是“盆中之景”，“蠶食之葉”。1995年，中共中央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登閣時說：“滕王閣的範圍太小了，周邊的建築物太不協調了，當拆的要拆，應好好整治。”江澤民同誌也指出周邊的環境與滕王閣不協調，要進一步改善與清理。2000年底，國家4A級景區檢查組的成員登閣憑欄，眾口一詞，遺憾地指出：“膝王閣的周邊環境如此惡劣，全國罕見！”是的，滕王閣周邊令人遺憾的環境，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
在南昌僅僅保護滕王閣、繩金塔這兩個古跡是不夠的。我認為南昌市作為一個古城應該有古街，古街應該有古店，古店應該有傳統的產品，應該有曆史積澱在裏麵。原來南昌市有那麼多老店，像三泰、蓄得利、廣益昌、鶴紀、新桂園、新雅、清真萬花樓等都是老店，但很多老店已經沒有了。現在走出去看看，很多城市千城一麵，東西南北一樣，大城市小城市一樣。我最近到金溪去看了看，連縣城也一個模式，馬路穿城而過，兩邊都是火柴盒子式的建築，灰色的牆，貼瓷磚、現在又都在搞亮化、美化和“平改坡”，大家都是一種樣子，一點城市個性沒有。
再者，南昌的老街幾乎都被堵死，我曾經談到過立交橋的問題，我說這些老街上的立交橋是“巨型蜘蛛網”，比如：老福山立交橋下麵的所有店麵被這個巨型蜘蛛網一網以後全部死掉；八一橋引橋下麵的裕豐大酒店也死掉了。凡是挨著立交橋的店麵全死，因為道路被堵塞了。還有像勝利路上的金龍購物中心現在也癱掉了，因為道路不暢，猶如被點了穴，血脈不暢就癱掉了。還有不少地下通道也是一點作用不起，甚至有人在裏麵拉尿拉屎，搞得一塌糊塗。我的意見就是要拆掉，拆立交橋是我首倡的，結果現在百貨大樓、郵電大樓、真真照相館、黃慶仁藥棧門口的立交橋都被拆掉了，大家都說好。但我說還不夠，還要繼續拆。比如：老福山的立交橋也應拆掉。勝利路現在雖然搞了步行街，但還是半死的，因為它的血脈還不暢，必須要與周邊的人文景觀相通才算暢通。人們逛街都有一個惰性心理，哪裏順腳就往哪裏走，不順就不走；以前人們可能還會趕熱鬧，現在主要圖自由自在，人擠人誰願意擠呢？我說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商品，是一個移不動、搬不走的大商品。城市隻有人流來了，人們願意到這個大空間裏來消費才有生氣。這個銷售的通道是什麼呢？就是道路。道路暢通是城市一切消費的前提，隻有屁股坐得舒服，腳走得舒服了，人家才可能眼睛看得舒服，耳朵聽得舒服，嘴巴吃得舒服。如果道路不暢，城市這個巨大無比的商品的銷路就不暢，很可能有些人來過一次南昌以後就再也不來了。但如果我們能讓人家帶走一個好口碑，那就不一樣了。
我還想說的是，八一廣場原來是一個政治中心，許多年裏變成了一個打廣告戰的商業中心。我認為廣場應該是一個城市的政治中心、信息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展示這座城市風采的最大的商標和名片。上海的人民廣場便是這樣，把市政府放在廣場旁邊，又把博物館、大劇院集中在廣場。相形之下，我認為現在市政府的位置不盡合理，政府應該是方便老百姓辦事的地方，怎麼能跑到一邊去呢？市政府最理想的位置應該在現在省政府所在的位置，省委、省政府應該遷到京東一帶或者紅穀灘，那邊地形開闊，環境優美，是高級機關辦事的理想場所。其他地市的人到南昌來辦事，一般都是開車來，他們不存在不方便的問題。把紅穀灘作為南昌的行政中心並沒有經過上下充分論證，究竟能不能成為中心還有待於曆史的檢驗。確定一個中心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客觀規律是不能創造發明的。．中心本身也是會移動的，南昌城區原來的中心是洗馬池、萬壽宮，後來移到八一廣場。原來的行政中心在經濟大樓，這個地方也是原來的撫台、行署衙門所在地，一直是南昌城的行政中心。在古代就一個城市的衙署而言，應該處在老百姓中間，一定是被市井街道所包圍。
★城市表麵上好看多了，這是大家不爭的事實。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還有待解決，現在的一些做法有點像竺穿衣戴峨”，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50年前，南昌城區僅8平方公裏，而現在擴展了10倍。縱向觀之，確實發展壯大了許多，可細想想，在這發展狀態過程中，我們丟失了很多資源。有些資源尚可重新挖掘，如南昌在上個世紀30年代開辟命名了“八大鄉賢路”，其實遠不隻八位“鄉賢”。圍繞曆史名人，大有文章可做。有些資源則是不可再生的，如南昌不少水域的消失。南昌真是沉病太多、太久。自吳書記來了以後，新一屆市委、市政府有了規劃、建設與經營一座城市的理念，在招商引資、搞開發區、做大做強經濟總量方麵有不少大動作；在舊城區改造、疏通空間上也有一些措施：四湖的清淤美化，拆除大量違章建築，清除一些有礙觀瞻的東西如沿街的防盜網、馬路上的胡亂廣告，清理衛生死角，治理占道攤點……確實取得了顯著效果，城市表麵上好看多了，這是大家不爭的事實。但一些層次的問題還有待解決，現在的一些做法有點像“穿衣戴帽”，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認為給沿街的建築“穿衣戴帽”好比是給叫花子洗澡，原來是蓬頭垢麵，見不得人，現在好歹可以見人了，但體內五髒六腑的毛病還沒有解決。此外，還有一些無須多少錢就可以做到的事卻沒有做，或者說做了卻沒做到位。南昌除了固態垃圾，還有大量存在的液態垃圾、氣態垃圾。比如：汽車尾氣，髒水、糞水四溢，收破爛與收舊家電的叫喚，出殯隊伍的敲鼓吹號聲，機動車的喇叭聲，等等。有些汙染雖很嚴重易人們卻熟視無睹，如出殯隊伍吹吹打打可以大白天走在主要馬路上，這說明清理各種汙染的力度還遠遠不夠。
★這“衣”穿得怎樣，首先展示的是各街區為官者的水平，一個有肴較離人文素養的幹部，必然有良好的審美判斷，反之亦然。
胡平：工作做了卻做不到位的例子，信手可以拈來－
我家在係馬樁附近。這條破損嚴重卻又幾近蜂粱般擁塞的馬路，2002年七八開奮終於在百掛的望寒秋水裏被修整、拓寬。對於二條非主道的非景觀路觀路，投去小竹對力與人力顯然不那麼容易。現在情狀有了大的改觀，但碑路拓寬爭，原來路邊的電線杆紛紛站到了路上，既檔了路又有礙觀瞻。知若不信，你可去係馬樁的孺子路口看看，那裏就有一根粗粗的電線——加上上麵蓬雜而去的兩排電線，究如一門叫不上名的新式武器赫然立在路中……
你再去南京西路上看看，赤、橙、藍、綠、白在這條街上都找得到，甚互同一座建築上紅、黃、藍三色並用，擾知憊天的一方碩大調色板。一些建築劇得太馬虎了，有的竟隻是別了層石灰水以代白色，連磚頭縫都清晰可見。走在井岡山大道上，也怎麼看怎麼難受，不少陳舊的居民樓臨街的外涪上劇上了濃豔的桃紅色，與之緊緊粘連在一起的前後牆卻依然黑乎乎的，恰似一片三月的桃林上吊著一口口黑鍋，大然了風景。據說，南昌臨街建築的粉刷，是由臨街單位自己出錢，有錢的自然有條件下些功夫，沒錢少錢的大概隻有應付了事。其結果便是讓一個街區的色彩變得光怪陸離，乃至刺目驚心！
我真有些搞不明白，難道一個偌大的南昌，竟找不出幾個出色的美術師來為城市確定賓色調，為各街區一一選定與自身環境和諧有致的色彩？是否這些說不上大事卻又是大事的小事，也要吳新雄書記、李豆羅市長親曆一親為，如果不見他們的發話，下麵的人便可以自行其是，如一些外地人所說的“百家爭鳴”？“穿衣”工程搞得好的也有，知勝利路步行街，整條路基本以淡藍、淡粉為主，給人以清晰推致之感，而亨得矛吐卻是過渡自然的灰色基調，無言中溢出幾分懷舊的氣息……其實，這“衣”穿得怎樣，首先展示的是各街區為官者的水平，一個有著較高人文素養的幹部，必然有良好的審美判斷，反之亦然。
★人文知識分子就要有這種做廣告的精神，要把那些淘濾自曆史又符合當今杜會發展的理念、觀點不厭其煩地反複播出，最終總能感動“上帝”，影響社會，取得“廣告效應”。
宗九奇：作為一個老南昌，看著自己的城市二天天在變化，在發展，我自然喜悅不己。但看到它還有在深層次上需加以解決的問題，以及工作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又很著急，我總想說出來，逮住機會就說。這一年多來，就南昌老城區的改造，八一廣場的規劃建設和滕王閣的外圍整治一，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刊登發表。我的這些意見不管人們願不願意聽，但我要像廣告一樣滾動播出，給他們產生深刻印象。我以為，人文知識分子就要有這種做廣告的精神，要把那些淘濾自曆史又符合當今社會發展的理念、觀點不厭其煩地反複播出，最終總能感動“上帝”，影響社會，取得“廣告效應”。
四壁縱橫數萬卷，一樓坐臥三十年
主持人的話：
看到一份材料，在去年上海和莫斯科等城市爭奪201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的過程中，上海在大多數時間是占據上風的，除了一次——當莫斯科的申博官員充滿自豪與深情地報出一長串如雷貫耳的俄羅斯文學與音樂巨匠的名字後說，這裏就是這些巨人生長的故鄉——這一向世界推介他們城市的方式，令上海的申博官員們一時間忐忑不安，如坐針氈。
文化，是城市生存的血脈。文化亦是城市發展的底氣。
如果文化貧血，城市盡管還熱熱鬧鬧，幾乎每周都能推出一百個公關小姐，一百個模特兒，一百個經理；還有幾打仕途上前進了的官員，幾打吃了“夜草”驟富起來的大款，他們像飛蝗一樣地康集，他們像交尾的蝴蝶一樣地亢奮，城市幾乎無處不流播著他們的聲音，但這些不過像裝進了竹簍的螃蟹，翻動出的多是城市經濟文化的白花花泡沫……倘若文化更是大麵積的虛空，城市簡直便成了用水泥、鋼鐵、玻璃、形形色色的憲虹燈與眼花繚亂的廣告堆砌而成的一頭巨獸，它在日升中天或萬解星光之時，搖見著兩腿，暗露譏俏之色，俯看腳下在一片欲望的紅塵裏翻滾扭動的生命。
紐約的豐姿綽約，並不僅在於人類文明的最前衛的創造力與最狂野的妄想。
天梯一般地觸及雲霄。紐約的波瀾壯闊，也不僅在於哈德遜灣之畔山巒海鉀般的種種建築隨著街路枝丫狀地延伸、交疊或平行。這個世界第一大都市的偉力，其實更多地來自於以下這些樸素無華的數字——紐約有91所大學，150所圖書館，700多家獨立研究所，每4個人中有一位大學畢業生，每10個人中就有一位碩士。
在上海今年的“兩會”上，眾多的代表、委員們認為：“時至今日，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文化在上海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價值定位問題，就目前而言，文化的價值定位偏低了。”
我們腳下的這個城市呢？南昌與紐約比起來隻是一小鎮，與上海也不是一個重量級，不處一個發展層次。但種種跡象表明，隨著南昌近年來經濟與社會的迅猛發展，南昌人失語多年的丈化意識正在蘇醒，被主客觀因素放逐了很長時間的文化話語權亦同時在胸中砰砰躍動……
細雨紛紛，桃煙柳霧，又是清明時節，總讓人靜思凝神，溯源尋根。為此，本期內容為《文津一葦》一書的摘輝，以追懷我們這塊土地上一位雙雙走過清貧與清寂的文化先驅者。
王谘臣
王谘臣簡介
1914年出生於新建樵舍鄉，譜名迪諫，別號雲峰後人。先後受業於名儒吳士材、彭以異門下，受聘於江西省圖書館，於日寇進犯時創辦史地圖書閱覽室，宣傳杭戰，激勵人心。繼受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騎之聘，任該校研究部研究員，研究目錄版本學、年譜學，兼任省立社教師範教職。抗戰勝利後，赴上海中國學典館任職，編輯《四庫全書學典》《世界辭典》。1948年返鄉後任新建縣文獻委員，纂修《新建縣誌》。1952年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從事搶救保護全省文物圖書等文獻工作。1961年創辦南昌古舊書店，出任省古籍版本鑒定員，直至1975年底退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國家對被“四人幫”摧殘殆盡之曆史文化重建工作頗為重視。他以年逾花甲高齡，廣搜殘篇，筆耕不輟，著有《南昌史話》《滕王閣史話獄滕王閣詩文廣存》《〈西山誌略〉校注》《江西二十家人物年譜》《新風樓詩文集》《宋明理學論著索引》《江西地方文獻索引》等，並將其所搜集藏書無償借與各地專家學者參閱，為社會文化做出貢獻，底得學術界人士廣泛尊重與愛戴。關於他的精神與奉獻，《光明日報》《南方周末》《江西日報》、江西電視台、南昌電視台等均有報道，中央電視台亦播出其感人事一跡。1989年他獲得市、省、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2001年5月5日病逝於南昌寓所，享年八十有八，出殯之日，省市政、教、文各界，冠蓋雲集，備極哀榮，以悼惜此一我省文史者宿。
一 滕王閣下，桃花巷中
於都街在南昌人的心目中也許算不得神聖，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許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其實就在這不長不大、市聲嘈雜的地方卻深藏著具有全國影響的兩座不同莎響的建築：一是黃秋園紀念館，二是王谘臣先生的藏書樓。黃秋園先生和主谘臣先生都是一介布衣。在他們生前，也許沒有建樹像茶些人所希望的那種偉業。但是，他們以執著的追求和堅強的毅力，在艱難困苦中，在坎坷曲折中成就了一番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事業……
——餘悅（江西省社科院擇楊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
江西土改時期，全省各縣、市讀書人家的藏書，都陸續散出井被視為廢紙，大量流入荒貨攤中、廢品站裏。1952年冬，中南文化部顧鐵符同誌來江西視察文物工作時，要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古籍的流散，大力進行搶救。式平省長和省文化局領導石淩鶴便指定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一委員負責。當時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中，屬王谘臣最年輕，這個搶救文物古籍的工作，便由王谘臣先生負責。接到任務後，王谘臣先生就雇請幾名有古籍知識的人員分赴南昌市和新建、安義、高安、奉新等縣荒貨攤和廢品站進行搶救。由於各處文物古籍堆積如山，十分零亂，殘缺不全，他們的搶救工作，實際有如沙裏淘金。有些明刻本，如《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等大部頭的書，由於殘缺太甚，有的僅有一二冊。當時廢紙是論斤稱的，每市斤兩角錢。每次都能搶救得二三十斤或百餘斤不等。這樣的搶救工作，王谘臣先生和他的助手陸續做了一年多。1960年11月，為更好地開展文物保護和做好博物館的工作，江西省博物館成立，隨後經江西省人民委員會批準，江西省文化局通知，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江西省博物館合署辦公，保留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到這時已搶救出極為珍貴的古籍達十萬餘卷。這十萬餘卷古籍無不浸透著王谘臣先生的汗水與心血。
——劉雲（曾任江西省文藝學校黨支部書記、副、校長）
20世紀50年代末（原書編者注：應為60年代初），王谘臣先生在南昌市新華書店屬下的古舊書店工作，具體負責收購各種古舊書籍。那年月書籍和醃菜價格相去不遠，大都是論斤兩收購的。當時，對許多人來說，最無用處的恐怕就是那些堆在家裏占去有限空間的書籍，充其量隻能當作引火燒柴的用途。不少人拿去當破爛賣掉，多少值幾個錢。故此，古舊書店門庭若市，店內舊書堆積如山……
有一天，王先生外出歸來，無意中發現有一捆線裝書被人拆開，並被撕得七零八落，更料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將其拿去當手紙，因為他發現在廁所的紙簍裏還留有剛剛揩過大便的書頁。“真是豈有此理，怎能如此作踐書籍？”王先生火冒三丈，當即向領導反映，領導馬上召集全體店員開會，追查此事，原來是一位新來的小夥計幹的，他老老實實地說出是自己大便急了，找不到紙，於是就順手牽羊……王先生沒有輕易放過這件事情，硬是要那個小夥計將那些書頁撿回來，然後他又將之洗千淨、拉平整、晾幹、補好，重新把殘書裝幀成了原來的樣子。從此以後，店裏的書籍才安然無恙。
——林一民（南昌大學文學院教授）
父親退休之前，還不為外界所知，故工餘大部分時間是在家寫寫文章，或做資料整理編輯工作。前麵提到，父親退休時對原單位沒有任何的依戀感。竊以為：父親在原單位，再怎麼出色，充其量也隻是一個比普通人多懂一些古版本學、 目錄學知識的營業員，那兒根本沒有他施展才華的地方，他很想離開書店到江西大學或省博物館之類的學術研究機構去工作。可不如意事常八九，在1973年7月奉調返昌前夕、那個並不怎麼重視傳統文化建設的年代，雖經多方奔走，終以無果告結，加李動亂伊始，某些風派人物抄走了他的全部寶貝——圖書，更便他感到痛心的是運動之初，他就被冠以“曆史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揪鬥。可以說，由於曆史的原因，原書店給他的隻有痛苦的回憶地寄給他的書信，地址多寫省文史館、省社科院，要不就是家庭住址，鮮見由書店轉交的……
他的真正忙是隨著鄧小平複出，全國上上下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而開始的。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幾乎天天要出去，或參加學術活動，或在出版社、或省博物館、或省社科院、或省方誌辦、或市政協、或省文史館、或江西大學、或省圖書館等各類學術型機構都能見到他的身影；如果沒出門，那必定是在家接待來訪者，或者在書桌前寫什麼東西……加上各行業、各地開始大修方誌，他更是忙上加忙，有時一天甚至需要接待多批來查找資料的人。由於他具備廣泛而紮實的學術涵養，加上他一貫樂意助人的善良品德，每次的來訪者均可得到滿意的結果。我的一位同學曾說：“你父親確實了不起，那麼久遠的曆史人物、事件，他都可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出，佩服！佩服！”他謝世後，有人對我說：“江西文史界少了一個裏程碑式的人物，可惜！可惜！”雖然此話顯屬誇張，但確可反映出父親在某些方麵的成就堪稱顯赫這一不容否認的事實。
——王令策（王谘巨之子）
大約是1985年初，南昌市政府接受各方麵的建議，決定重建滕王閣，成立了滕王閣重建籌備委員會，由市長程安東先生擔任主任委員。南昌市滕王閣重建籌備委員會除資金籌措組、建築設計組等部門外，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文史資料組，王老先生與我皆列名其中。我曾陪同主老到市政府參加多次會議。我們主要是向與會者介紹曆代滕王閣的盛衰興廢，這牽涉到各代重建修建時間、主持者姓名職位、具體閣址、建築規模以及曆代名人與滕王閣的關係，等等。凡此種種，都是王老先生始終關切、熟撚子心的東西。他老人家暢所欲言，如數家珍，把情況敘述得既詳且盡。他不時地舉出種種事例；隨口吟出詩文名句、並叫我隨時補充，這種發言才叫做豐富生動。直令與會諸公，如各位文史教授、高級工程師、高級美術師們，乃至時任市長、籌委會主任的程安東先生都一由衷讚歎，皆稱獲益良多。
——廖震賡（江西省地方誌辦介室退休幹部）
王老先生古道熱腸，積極負責，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每次開會議事、老先生都會暢所欲言，轟表意見，而文史組開會時更常常是起生導作用。現在回想起來，王老羌生對童建膝王閣是做了重大貢獻的。無論是閣址的選定，還是閣形的取舍，以及千餘年中滕王閣二十八次修建的曆史狀況，老先生都竭盡全力，提供意見和史料。
……我對文化人，對專家學者素來極為尊重，這是有原因的。古話說：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時榮。這句話的前半句應是王老先生終生治學做人的真實寫照，後半句則不妨用於自己作自勉：不要在意那一時的顯赫榮耀，多為我們的人民做些實事，多修建幾座“滕王閣”，且以此告慰王老先生的在天之靈。
——程安東（曾任南昌市市長、陝西省省長）
這就是王先生新風樓藏書室，整整一個書的世界！除正前方靠窗放著一個老式書桌外，四周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是古色古香的書櫃，裏麵裝的都是線裝書，其中不乏孤本珍本，尤以江西地方文獻為豐富。僅江西地方誌書就達百餘種之多。而最為珍貴的是他所藏的清代名人手劄，如李鴻章的手跡，曾國藩的書信等，總共有近千封左右，所以先生又將他的藏書樓名為千簡齋。特別是滕王閣的史料，就有近千萬字之多，這是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收集散落在民間以及有關滕王閣的文獻資料，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勤勤懇懇地在書海文叢中搜羅爬剔，哪怕是片紙短箋，也不輕易放過，可以說是全國滕王閣史料收藏第一人。1990年，由他主編出版的《滕王閣詩文廣存》有近百萬字，一大部分資料，即來源於他的新風樓藏書。
——王河（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雄館苯）
二 清風明月長入懷
先生不善言談，愛書如命，而生活極大清淡，若知哪裏能得到善本書，則羈傾其囊中所有去買到它。家中熬萬冊的藏書，是一筆珍貴的財富，由於住房緊張，要保護和利用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製。當時的南昌市市長程安東，是一位尊重知識和人才的行政官員，特批一幢桃花巷兩層的老屋作為王老先生的藏書樓，解決了先生的後顧之優。此事，當年在南昌文化界傳為美談。老先生喬遷新居後，找到我，囑我為其題匾，我欣然提筆題寫了“立三堂”、”新風樓”兩塊匾額。老先生平日愛寫點詩，做做對聯，每寫好後常會送給我看，請推敲推敲，非常謙虛。先生既不會騎自行車，更無專車，也舍不得坐出租車，甚至公共汽車都極少乘坐，他外出訪友，總是步行往返。每次送走他的背影時，心坎中總會湧出一股無名的苦澀之水。
今日，人們在登臨江南名樓滕王閣時，所看到的“滕王閣”三個大字，也就是從老先生所藏《晚香堂蘇帖》中蘇軾所書王勃《滕王閣序》中集錄放大而成的。此帖在閣中也全文放大製成了巨大的《滕王閣詩序》銅碑，以供遊人欣賞。記得我在借用原拓本時，先生慷慨奉出，當我完璧歸趙想聊表謝意時，先生坦然道廠東坡手書《滕王閣詩序》，您能將它製成銅碑，我已心滿意足了，何謝之有！”
——宗九奇（古代園林建築高級工程師、膝閣：文史室主任）
記得最後一次帶研究生去見王先生是在1999年冬天。那天，陽光和煦，我們‘行四人來到新風樓。這時，王先生已經是重病在身，言語有些不清。師母見我們到來，攙扶起他，老人艱難地坐在廳堂，為我們講起江西文獻。這次他著重講的是清代江西文字獄時所禁毀的江西書籍。我見他體力不支，不想讓他多說，王先生又覺得不過意，經我幾次勸阻，他才停下講課。臨行，他送我一冊剛剛出版的由他主編的《新建文獻五種》，並顫顫抖抖、一筆一畫地在扉頁裏寫上“胡青學棣研究指正，校友王谘臣敬贈”。啊，“校友“——這是一個多麼貼切，對王先生來說又是多麼謙遜的自稱嗬！
——胡青（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還應提到的是王老主編的《新建文獻五種》，堪稱近代新建鄉邦文獻與人物列傳集大成者，1998年他以一85歲高齡編成。1999年秋，我去王老家借書，他專以此書相贈，扉頁題字為：“洪生同學研存，王谘臣敬贈於南昌新風樓，時年八十有六。”並蓋了四方私人印鑒。這是他老人家和我互贈論文論著的最後一次交往，並成永恒的留念。每讀此書的“序言”和纖編後記”襖感受最強的還是那條植根於鄉情並時時顫動的“文脈”。“續”而“防斷”，乃是作者最大的用心。老話常說：“知人論事”，實際上莫如“論事知人”。人們提起王谘臣先生之名時，皆知其為藏書家，但我認為他也是著作家。他的一批以敘事為主的序、跋、記等，都是非常可貴的史料。也許可以說：你隻有讀過這些序、跋、記，才會真正懂得王老為什麼藏書，以及怎樣成為了藏書家……
我也親眼目賭過王老藏書中的一些精品。那是1994年10月下旬，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馮爾康先生來江西考察，我陪他去王老家看藏書，整整一個上午，王老將床邊兩個大木箱的書一部一部展示講解，具體的書名我未記錄，但集部書為主是記得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書的稀見，那些書的良好品相，以及王老出示這些書籍時所表現的那份鍾愛和自豪。記得馮先生出門後講了一句話宮我更理解了為什麼過去總說江西是文獻之邦。
我想，如果以我個人之印象和淺見，為王老這樣一個“藏書家”做簡要描迷的話，那麼我會用以下兩句話：“生存於都市裏的民間社會，堅守在藏書、著述和道德之間。”在物欲橫流的今天，王老的行為舉止，恐怕很難為年輕一輩所理解，他映照了一個時代，他本身就是一個時代。如果我們把江西的近代與枉西的宋明時期相比，如果我們把康乾以來的江西和康乾以後的江浙相比，恐怕我們更可以感歎王老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對江西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難能可貴！同時，我們也可以更深地體會到他又是多麼的孤獨和疲憊！
——梁洪生（江西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那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王公在泰和鄉間訪書時，因避雨偶憩一劉姓農家，見其窗權之上糊有一張繪了畫的紙，乃定睛一瞧，啊！不得了，憑著他對八大山人的研究，立即判斷出這是一張八大山人的真跡畫。於是當場就願意出錢將之買下來。劉姓農民見他要出錢買一張在他眼中看來毫無價值的紙，也就說道：“一張破紙還要用錢買什麼？你要就拿去好了！”王公則再三說道：“不行！一定要拿錢買！”難能可貴的是，他買下來之後，沒有私自得下來，而是按照規定程序將它交給了有關部門處理，最後這張畫也就回到了八大山人紀念館。
——王筱波（畫家）
凡是來新風樓查問資料的，他都分文不收，甚至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專家、教授都先後到他家借閱珍貴善本，以至孤本，他都免費借出。對此我感到十分驚訝，便說：“現在借閱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都要交錢，你為什麼不收點錢呢？”他笑了笑說：“收錢不好，我不在乎這點錢。一本書能為更多的讀者使用，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收了錢反而有損自己的人格。”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十多年來我從王老先生那裏谘詢了不少信息，借閱了不少圖書資料，他從未收過分文，也從未吃過一頓飯。回憶這些往事瑣事，我打內心敬佩這位長者樂於助人的可貴風範，這不正是扛西曆代藏書家所遺留下來的優良傳統嗎？
——張來芳（南昌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先生的慷慨無私，樂於助人，凡和他有過交往的想必都有切身感受，而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的一件事。當時筆者妻執教於江西大學，應某同事之求，介紹他從新風樓借出一套線裝原版的《退廬文集》，該書是晚清禦史胡思敬的別集。孰料那位同事不久遇車禍身亡，所借之書從此便無下落。胡思敬是江西新昌（今宜豐）人，清末民初江西著名的藏書家，曾主持刻印一套很有影響的《豫章叢書》。他在南昌東湖邊上構築的藏書房“問影樓”，便是江西省圖書館的前身。這樣一位人物，正是王先生素所仰慕的鄉賢先達。《退廬文集》傳世又稀，新風樓僅藏一部，一旦借沒，損失之巨及主人失書之痛可想而知。換在別人，惟書是索，追究到底，甚至興訟理賠，連累介紹之人，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王先生卻惟有惋惜，對催難者家屬同情之餘，隻要求從台灣出版的一套叢書中影印該集而罷。對負有連帶責任的介紹人更無一言責怨，出借藏書一如往昔。我們將此事比量古代那些視珍籍如奇貨、惴惴守護、秘不示人的藏書家，深感王老盛德宏量，非常人所能及。
——萬芳珍（南昌大學曆史係教授）、謝蒼霖（江西教育學院中文係教授）
三 藏書遍訪竟忘貧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大有提高，而王老先生退休早，退休薪金較低，開始隻有40多元，臨終前也不過400多元，如此微薄的收入要維持一個數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標準已屬不易，而他數十年來，堅持節衣縮食，購書不止。往往采取“先斬後奏”的手法，“偷”出資金購置圖書資料，造成既成事實。多年的買書覓書逐漸使他的新風樓藏書增至兩三萬冊之巨。為了此事，夫妻之間鬥嘴是經常的事。記得1999年，有一次我去他家請教有關萬壽宮事宜時，看到書櫃旁擺著幾大捆未拆包的圖書，他十分得意、卻格外神秘地告訴我，這是他最近購置的新書，千萬要保密，不要告訴他老伴，我默默地點了點頭，打從內心敬佩這位嗜書如命、以藏書為大事的長者。
——張來芳
有一次我去了，他很高興，說：“你今天來了，我泡碗好茶給你吃！”於是乎就從一個樟木箱子裏拿出一包茶葉，抓一點給我泡了一碗茶。我一喝，感覺有點不對勁，怎麼有股黴味呢？我當即問他：“這是什麼茶？”他說：“這是一個朋友從杭州帶來的上好龍井。”
我一想這股發黴的味道，料定這茶有年頭了，就問：“這是什麼時候帶來的？”他竟得意洋洋地說：“這可是陳年老茶了，是1968年的茶。”“哎呀！媽呀！”我幾乎叫出聲來，現在已是1997年了，足有30個年頭了。王先生腹藏經綸，卻連這點生活常識都沒有，一以為茶和酒一樣，也是越陳越香。也難怪，一先生從來多是清水一杯，自然是不解“茶道”了。
——劉引（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國際漢詩協會理事）
他的生活極其節儉。衣裝之樸素，常常使他被人誤認為是個農村幹部，每進機關大院，必遭門衛再三盤間。省社科院在市郊，他多是“安步當車”走著來的，舍不得花幾分錢買票坐公共汽車。而他買書的決心與魄力，則每每使我震驚……一談起他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那便是他最快樂的時刻。有一次，他對我說及他收藏的一部清朝初年被列為禁書的晚明遺民集，已成稀世孤本。他隨口憶誦起北京中華書局陳乃乾先生（著名文史專家）專為此而寫給他的信上的語句：“不意天壤間竟有如此珍籍猶存耶”（大意如此）。當時他臉上洋溢著的那種怡然自得的愉悅神情，至今猶印刻在我的記憶中。
——汪叔子（研究員，原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現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
……即將與先生告別，卻不料發生一支小插曲：突然間先生的夫人在樓下喊叫起來：“老頭子，炒菜的油放到哪裏去了？”先生忙答應著：“在這裏，在這裏，你上樓來拿！”他從書桌旁拿起一個瓶子，裏麵僅有小半瓶油，慎重其事地交給夫人，並再三叮囑：“要省著點用，還有好幾天呢！”夫人很不滿意地回一答：“這點油，還要炒好幾天的菜，叫我怎麼用啊！”嘟嘟嚷嘴地下了樓。我不禁抿嘴一笑，心想，外麵的傳言果然不誣。這就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見麵。近二十年過去了，至今仍曆曆在目。
十幾年來，在我的印象中，冬季，他總是穿一套深藍色的中山裝，夏天則就是一件灰藍色襯衫。外出時，總提著一隻老掉牙的黑色人造革皮包。星期二、五上班，他中午也不回家，就在院內的食堂吃飯，他總是買最便宜的蔬菜，或者從家裏帶來幾個饅頭，買幾分錢菜湯對付一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然而他買書，卻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錢。
——王河
父親的“小氣”，在我們家的確是有名的。“小氣”甚至可以用來概括父親的日常生活習慣。比如他漱口隻用一茶杯水，洗臉的用水量呢，用我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叫做“蘸醬油”。還有他外出絕對不坐公交車，出租車就更不用說了，理由是為了鍛煉腳勁，哪怕是母親給了他車錢也不坐，硬要將那一元錢、幾角錢省下來。我們兄妹幾個小時候確實對他不理解。我是在父親收藏的書畫、古籍當中漸漸長大的，有一回，我好奇地問母親：“我們家哪來那麼多的圖書、畫冊？”母親當時用略帶嘲諷的口氣回答：“還不是你爸爸從死人手裏搶下來的、廢品堆中買來的。”“那放在家裏幹什麼呢？”“去問問你們的爸爸，天知道有什麼用？”老實說，這是我關於父親藏書的最初印象。
——王令策
第一次見到谘臣先生是在1981年。那時先生已經退休，被我們就讀的江西師範學院曆史係聘為江西地方史教研室教師，為我們講授《江西地方史》的課程。先生須發皆白，濃眉大眼，衣著樸素，外加一口新建方言，然諳熟地方文獻掌故，聽課別有一番味道。又聽說他是江西著名的藏書家，大家更是肅然起敬。不過老實說，那時還未人研究之門，對王先生及新風樓的價值並無真切的了解，甚至心裏還覺得王師有些土氣，不像個學者。有一次在大街上遇到先生，聊天聊得高興，先生沒注意被自行車碰了一下，騎車人連忙掏出20元錢賠不是，先生隨即接下，毫不推辭。見此情景，我心想王先生也未免太不寬容和過分看重這點小錢了……
1991年回贛以後，因從事扛西地方社會曆史和文化的研究，我和我的研究生常要利用新風樓的藏書，和王師的往來漸多起來。同時讀書稍多，經事略廣，我才越來越認識到：谘臣先生和他的新風樓，實為當代江西乃至於中國文化界的瑰寶，我們以往對他尊而不重；實在無知。即以上麵說到的賠償之事而言，對於一位經濟拮據，視購書、藏書為無上樂事而每為乏錢而徒喚奈何的藏書家來說，那20元意味著是好幾冊書籍，因而是何等的寶貴！
——邵藺（全國政協常委，教授獷南昌大學副校長）
王老在生活方麵非常節儉、“小氣”，甚至於斤斤計較。王老每月向夫人交納30元的生活費、凡是在外麵吃了飯，月底必向夫人討回生活費。記得有一次，他夫婦爭吵不休，王老請我為他做證，說這個月在外吃了五餐飯，按一天夥食標準，早上兩角，中、晚餐各四角，依此計算，王夫人應該找回他兩元錢，而王夫人卻說隻有四次缺餐，隻同意退回一元六角錢。我雖然跟王老在外吃過幾次飯，卻不曾記住次數，無奈做證無力，為此王老怪我健忘。當時南昌基本普及了洗衣機，王夫人也想買一台，請王老出資，哪怕出一半也行。而王老的理由是，夫人閑息在家，何用買洗衣機。氣得夫人罵他小氣鬼。王老當時月收入有一百二十多元，而這不包括稿酬所得，按理說，他根本用不著這般“摳門”。但我知道，他是用生活上的小氣換取購書的大九記得買一套郵票，1500元，他毫不猶豫掏錢買下了。舊書攤、舊書店他經常光顧，很少空手而歸，而且從不還價，認為他是一個有錢的老頭。我真想告訴小攤主，王老為了省5分錢的公共汽車票，每天步行一小時到省社科院圖書館兼職，不論春夏秋冬，隻是雨天除外。
——趙樹貴（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辦奮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四 贛文化的榮光之地
從1998年起，王老一次又一次地對我講起新風樓。他說他很想將新風樓建成一座以收藏江西史料為特色的資料館，供研究人員使用，我很讚成他的想法。於是我們常常談起如何來運作這項工程的問題。比如購置舊時的誌書及新編的當代史料專著，甚至包括供旅遊使用的通俗讀物、畫冊等等，因此現存的新風樓必須擴建，否則不敷使用。對新風樓的管理，必須有一二名專業人員……對這諸多問題的解決，首先得有一筆經費，這是一件令我們十分頭疼的事。其實，不僅僅是經費，還有不少我們已經想到的又不好處理的問題，諸如工作人員的工資、樓房修繕費等，恐怕隻靠資料費的收入難以解決。最後我們也隻能以長取一聲作為結尾詞。
——秦光傑（曾任江西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樣）
他的藏書屋“新風樓”是棟陳舊的民居。改革開放一以來，城市人居條件普遍改善，豪華裝修、家電設備日益普及。而他的“新風樓”，雖曾因街區改建而略做改造，卻依然簡樸如僻鄉的村舍。每次到他府上，我便會想起唐人劉禹錫的那篇《陋室銘》。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您這個‘新風樓’的樓板，我走在上麵，它都會嘰嘎嘰嘎地叫；您這麼多書，書的重量那麼大，您這個樓板吃得住吃不住？”他也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我這個大桃花巷一號（他家的地址）也是‘南昌之最’！”我問：“怎見得？”他答道：“你知道南昌最短的街道是哪一條？就是大桃花巷；南昌惟一的一條隻有一個門牌號碼‘1號’的街道在哪裏？正是寒舍。焉能不算產南昌之最！”
倘論建築、論裝飾，“新風樓”豈止簡樸，實屬寒酸。然而，一“斯是陋室”又何妨？有滿架滿壁的藏書，有滿腹詩文的主人，誠哉“何陋之有”！它在事實上確實成為了一個“南昌之最”，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南昌之最”！當代江西全省的私家藏書事業、不但藏書數量之巨，尤其藏書質量之高，迄今仍無逾“新風樓”者。聲名遠播，省內、省外專家學者，甚至有不遠千裏專程來訪的受其藏書之惠、得其指點之益者，又豈在少數！“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名至實歸，讚之無虛。
——汪叔子
……一座“新風樓”仍盜立在大桃花巷1號，留給人們不盡的追念和反思，也留下一副後人必須繼續挑下去的擔子。對此，我們首先應寄希望於王老的哲嗣．令策先生，但恐怕還不夠。近代社會以來，隨著一種公共藏書係統的建立和社會服務體係的日趨完善，本已鳳毛麟角的私人藏書樓，實際上已被賦予一種服務大眾的要求，更何況從“存書”的廣義角度理解，私人藏書樓中的典籍也是一種社會的“文化財富”，它理應引起整個社會（尤其是相關管理部門）的關注和關愛。王老用了他和父親兩代人的時間、資源、追求和功力集起一樓書，而這些條件和環境現在很多都不存在，書樓何以為繼？文脈何以傳承？能不能不再讓人們發出“建樓難，保樓更難”之哀歎？如此種種，都是這位老人留給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和希冀。
——梁講生
中國古典文化源遠流長，博大厚重。而最能集中體現和承載中國古典文化的事物，無疑就是古書了。史稱倉領造字，鬼為之泣，因為從此人類真正成為了一個不可控製和不斷發展創新的智慧物種。有了文字，就有了書籍，也就有了藏書家。藏書家的偉大，在於他們以個人之力，聚集起大批書籍，並加以整理、介紹、研究和刊布，使古代文明的成果得以保留和傳播，為中國．文化的薪火相傳，不斷光大做出自己的特殊貢獻，他們是中華文明的護寶人箱大功臣。谘臣師就是這個偉大群體中的一個。
我們將會越來越懂得谘臣先生，越來越崇敬和懷念谘臣先生。新風樓將會和它一牆之隔的黃秋園紀念館一樣，成為贛文化的榮光之地，成為南昌的一道深沉而亮麗的風景。
——邵鴻
胡平：1850年1月的一個早晨，哈佛大學的門口來了一對衣著檻樓、頗頗巍巍的老夫婦。他們要求見校長，稱有事和校長談。門衛說校長正在開會，毫不客氣地把他們攔在門外。老夫婦說他們可以等待。老人互相攙扶著在寒風中站了將近兩小時。校長開完會後在辦公室接見了他們，校長當然有著良好的教養，並在這教養下掩飾住內心的都夷。他問他們需要什麼幫助？老夫婦說他們不需要什麼幫助。他們做了，叮輩子生意而又生活一向簡樸，積攢下了一些錢，現在想把這些錢全部捐給哈佛，以實現自己的夙願。當老人掏出用舊報紙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存折——上麵寫著9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900萬美元），後人可以想像此刻的校長先生該有多麼震驚……
王谘巨先生和他的“新風樓”，與這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前者是用舊報紙包著存折，後者深藏著一種風範一片榮光的則是一幢舊屋。讀者們有便不妨去桃花巷看一下，在“握手樓”、油煙終日噴吐的餐館和僅可容下兩個人的窄道的包抄下，它確實已岌岌然，淒淒然：東牆上貫穿一條大縫，屋頂成了觸目驚心的垃級場，滿是高層住戶們的揚棄物，瓦溝為之常常堵塞，造成屋內“小雨小漏，大雨大漏”。藏書一怕謬，二怕火，偏偏這老崖又是半磚半木結構，真要發起火來，消防車還進不來……
看來這個故事今夭仍在繼續——
一片又一片高樓正淩雲迭起的南昌，能不能接受老人以畢生的心血與對力搜尋下的這數萬典籍，並為永遠安放它們給再造一幢“新風樓”呢？
當若幹年後江西已經實現了經濟在中部崛起的雄心之時，聽罷這個故事之後，人們將是深深的欣慰，還是深深的愧疚？
眼下已經不堪重負的“新風樓”，擾如大澳裏一座斯芬克思金字塔，威嚴而又狡黯。從觀念到眼光，從素質到品質，南昌這個城市正經受著它全方位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