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浙江、江蘇咄咄逼人的上升勢頭相比，廣東省統計局將廣東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概括為“總量領先，差距縮小”八個字。這個結論是將廣東與上海、江蘇、浙江和山東四個經濟發達省市2002年上半年的統計數字進行橫向比較後得出的。所謂“總量領先”，是指廣東仍占有規模優勢，經濟總量仍居全國之首，尤其是外貿出口比2001年同期增長20.9％，一馬當先；所謂“差距縮小”，是指廣東經濟增長速度處於中遊，部分經濟指標增速過低，與後來者的差距日漸縮小。
珠三角地區經過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後，原有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已逐步弱化，亞待創造新的條件以促進自身的發展——這或許就是珠三角今天麵臨的最大挑戰。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長三角地區已成為不但是國內，而且還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發展前景的經濟區域之一，並被公認為繼倫敦、巴黎等之後的世界第六個大都市群。
紅棉如火如茶和杜鵑雲錦般開放的珠江三角洲，總是和“一個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圓”聯係在一起，總與情灑江天的《春天的故事》聯係在一起。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珠三角幾乎成了“輝煌”、“奇跡”的代名詞。近年來，這一代名詞在許多方麵被長三角奪去，而掀起時下中國新一輪發展大潮的熱風也多從東方來。這僅僅是在重複著“風水輪流轉”的老話，還是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由政策、技術與資金決定的淺層麵，的的確確進入到由製度、精神與文化決定的深層麵？
“春江水暖鴨先知”，首先對長三角正超越珠三角這一態勢做出反應的，可能就是台商了。作為同種同文的台灣人，他們已透過經濟層麵切人並感知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地差異的本質——文化層麵的問題。
本期由近來報刊上的有關文章編輯而成。竊以為，了解當今時代的這一熱點，不僅對於江西更好地整合和調配自己的諸種資源有利’，亦對我們思索如何確立與鍛造贛人的“精神氣質”大有裨益。
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會受到兩種要素的約束：不可移動的要素（例如土地），可移動的要素（例如生產資本，有知識、有技術的人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說過：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猶如候鳥對於季節的敏感，從經濟發展的曆史來看，資本、知識和企業的所有者總是在遷移到這樣一些地區——保護產權和個人自主，政府能夠接受規則的約束，信用和商業文化發達。這樣的地區也許在不可移動的要素方麵並不豐裕（例如土地麵積和自然條件），但由於培育了被經濟學家所稱的“商業派生品德”，因此在吸引可移動要素方麵成效卓著，並因而擁有競爭中的區位優勢。歐洲文明史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凡是珍惜與善待資本、企業家們既可惜時如金的工作又可恬適如羽地生活的地方——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安特衛普、紐倫堡、尼得蘭、英格蘭和普魯士，都獲得了經濟的繁榮；那些因專製、封閉、官僚文化橫行而讓資本總想望風而逃、企業家們也幾乎談虎色變的地區，也許其地域更為遼闊，資源更為豐富，卻都在經濟上沉淪下去。
資本和企業家總是在用腳投票，而且不管看台上的拉拉隊怎樣鼓噪，這一腳總是命中“球門”。台商們的進入，或者退出，已引起廣東方麵的警覺與深思：為什麼現在投資需求不足？為什麼很多資本和人才東移？哪些因素導致了他們的退出？而對於正渴望要在中部崛起的江西來說，我們應該也必須由此解讀的是：江西需要培育一種怎樣的要素環境，才能使資本和人才不斷產生新的進入？
1948年，年輕的法國經濟學家阿蘭·佩雷菲特準備將“各民族的精神氣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為其博士論文題目，他受到導師的警告：“你踏上了地雷陣！”這意思是用客觀存在的物質條件去解釋一個地方為何領先或落後，這是一般容易順利通過的路徑；而所謂的“精神氣質”卻像阿爾卑斯山上的雲霧一樣不可捉摸，它無法量化為具體指標。野心不死的佩雷菲特，46年後在法蘭西學院以“奇跡”為題做了一係列講演，宣稱令他年輕時代如此著迷的“精神氣質”在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曆史學家們對一些“奇跡”總是大惑不解——從擁有“四大發明”的早期中國、埃及文明，到近代史上荷蘭、英國的崛起，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德國的複興——它們如何能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獲得如此驚人的成就？
佩雷菲特1949—1952年恰好呆在德國。他發現，比起當時其他歐洲國家，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的困境更令人絕望。但麵對舉國幾乎觸目皆是的廢墟時，他常常聽到工人與老板相互告慰：“即使我們發生了爭吵，也永遠不能從這裏走出去，我們一道幹吧！”他們一起睡在地窖裏，一起喝可以照得見人影的大眾湯。巧年過後，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
佩雷菲特又以韓國為例，1997年之後的韓國，外部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片肅殺，內部是工會罷工、企業破產、政府失信、社會動蕩累積的一片瘡演。有外國人形容說：漢城是一座正在絕望中顫抖的城市。但是從那些走上街頭湧去銀行試圖通過變賣首飾細軟以償還國家債務的平民婦女，到金大中總統盡管兩個兒子因涉嫌受賄人獄，也要努力斬除商界與政府章魚觸角般糾纏不清的黑金關係…016-5400萬韓國人身上充分表現出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悲壯色彩。正是這種精神色彩，使得韓國率先在金融風暴後站起來，並日益具備一個地區性大國的影響。像足球一樣，在這幾年韓國的電影和流行音樂風靡於亞洲，僅安在旭那身行頭就“酷斃”了多少以“哈韓族”自居的中國少年……
我很認同佩雷菲特先生“精神氣質”的說法。眼裏蒙了雲翁，當然難看到形而上的東西。倘若有一雙慧眼，便會發現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文明進程中那個最散德又最本質、最柔軟又最堅硬、最平和又最熱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氣質”了。它恰似石中之玉，鳥中之鳳，絲中之錦，霧中之鬆。
現在讓我們掉過頭來看看國內——
在浙江，東陽不產木頭，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條產業，嘉興不產羊毛，卻有稱雄國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全省沒有資源依托的“塊狀經濟區”達300多個，柑橘節、楊梅節、毛竹節、絲綢節等各種發明出來的節慶有200個之多，居全國之最。原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說過兩則浙江商人的創業故事。一是在2000年，海寧長虹皮夾公司捕捉到一條信息，將要流通的歐元紙票尺寸比當時流通的歐洲各國貨幣要大，這意味著歐盟12個國家內起碼有兩億人要使用新的錢包。於是，他們立即組織生產，出口歐洲後大受歡迎；二是仙居的農民靠回收照相館廢棄的膠片、相紙等含銀的廢料、廢液一、廢渣提取白銀，變廢為寶，每年加工交易白銀500餘噸，相當於全國白銀產量的1/4……
對沒有資源依托的“塊狀經濟區”，你可以稱之為遍及錢塘大地的無中生有，即“零資源現象”；對張德江津津樂道的故事，你可以說是浙江人發現商業機會的高度敏感和精明的商業計算能力。但我認為，這些往深裏說，都來自於浙江人的精神氣質，猶如來自血管裏的血總是熱的。
其實，以下這一切都在默默地發散著長三角地區人們的精神氣質，並讓我們深深思慮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欠發達決不僅僅在於經濟層麵——
一位曾在上海嘉定區掛職三個月的上饒幹部，回來後同朋友算過這樣兩筆賬：一筆是公務員工作時間對比，上海公務員每天在單位時間都在10個小時以上，超負荷的工作時間至少有8小時；而我們一些基層單位上班遲到早退現象時有出現，一些人在單位時間僅6個多小時，真正進入工作狀態的時間不到4小時，也就是說兩地工作時間之比是2比1。另一筆是行政機關來客應酬時間對比，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員的時間表上，“請客吃飯”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現，許多在我們看來必需的應酬，都用工作餐取代，這樣一來，本要兩個小時完成的事，隻需半個小時就輕鬆解決了，暫且不算投人的費用，單從時間上看，效率之比即為4比1。盡管這兩筆賬顯得有些細碎，但這恰是每個工作人員每天或經常要麵對的問題。她深感江西的許多發展思路和措施並不一定比發達地區差，差就差在落實的環節上和“幹”的過程中。試想，如果江西的任何一項工作都能像上海那樣，從決策出台到基層執行，從執行完畢到信息反饋，整個過程都有序運行、高效運作，把節約時間作為加快發展的第一要訣，樹立時間就是效率、就是進步、就是發展的新理念，那麼江西在中部地區的崛起不就大大提速了嗎？
這位幹部還觀察到，上海年輕人聚在一起，談論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些什麼書，有些什麼心得體會？周末參加雙休日報告會，MBA ，MPA培訓以及英語、法律等專業知識學習蔚然成風，“學習的革命”隨處可見——政府是學習型的政府，社區是學習型的社區，千部是學習型的幹部。她還注意到最近有部門對上饒和溫州兩地分別做過同一項問卷調查，即“賺了十萬元錢後怎麼用”。上饒問卷的結果是：90％的人“用來買房子和存銀行”，不到10％的人“用來生產性投資”。恰恰相反，溫州調查的結果是：90％的人“用來生產性投資”，不到10％的人“用來消費性開支”。她又查閱了一些統計數據：一組是江西省銀行的存貸差額2001年底為450億，2002年5月份上升到530億，資金不是流人而是流出，這說明江西省民間資本還很有潛力；另一組是上饒市2001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151.7億，如果能將這些“休眠”資金中的1/3轉為投資，就大約相當於當年上饒市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當年固定投資為44億）……
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一次會上說：“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我體會，這不僅是指黨的十六大後中國大地必然要發生的一輪更深刻的經濟甚至政治改革，而且還表明包括廣東人、江西人在內的所有國人必須經曆的一場文化意義上的擅變。在這場擅變中，一種平實卻又高貴、開放卻又內省的精神氣質的培育或錘煉，可能比具體的改革措施、物質的發展條件更為重要。
文化的力量
——中原行之二
張宇
本題的話題仍是河南，但側重處是在文化。
沒有文化的眼光隻能是近視眼，看不清自己的來處，也看不到自己的去處。有了文化的澆淋，眼光便在曆史的時空上有了長足的距離，我們能像張宇先生一樣發現——
……人們慢慢由大河文化向海洋文化轉移。這種轉移的大勢所趨，必然開始拋棄和冷落原來的文化中心。人類在曆史和文化的發展中這種超越自己的行為雖然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殘酷無情的，是以犧牲自己原來的出發地和根據地為代價的。就像雞蛋孵出了小雞，就像小雞離開雞蛋以後隻把雞蛋剩成了一隻空空的蛋殼。”（《守望中原）））
江西與河南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江西也曾是一隻“空空的蛋殼”。
在這種規律性的文化轉移下，不會所有的河南人都沉得住氣，有相當多的河南人昔日良好的心態被打破了，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栽害，由此開始迷失自我。他們明裏暗地問別人也間自己，這種追問有低級、高級，有具象、抽象，但總的意旨是：這個世界怎麼了？為什麼中國曆來的中心被邊緣化？為什麼昔日的一個鍾鳴鼎食的望族，今日竟有些像破落戶子弟……前些時，民間與網上有多少對河南的“妖魔”，一本接一本，加起來比磚厚的出版物上就有多少為河南討回的“公道”，這正是許多河南人某種蒼涼而又激烈的情緒的反應。
仍有河南人心靜如水，笑裏有禪。馬國強先生說：發展經濟不是太難，隻要製度、體製得當，發展的路徑都差不多，不過時間或早或遲。但中國文化的極品如果保持住，將來的世界上說不定它就是先進文化。張宇說得頗形象：當初從貧窮的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時候，人們喜歡塑料工業製品，詛咒大布和方口布鞋，不喜歡大自然中土裏土氣的東西。後來發現塑料鞋竟然造成了生態汙染，人們又喜歡方口布鞋了，衣食住行又都流行回歸自然，但這中間必定會經過一個“塑料文化”的過程。
竭盡所能地警惕、批評小農經濟文化、封建專製文化和極左政治文化的流毒的同時，他們對腳下的這塊土地的美好未來充滿信心。他們出省去自尊自強，更為河南的每一天的進步而自豪，絲毫不覺比別人矮了半分；他們在故土，依舊篤篤定定地生活與工作，有滋有味地創作與編寫，絲毫沒有亂了方寸。竊以為，這便是文化的智慧，文化的定力，還有文化揚棄後的承傳。擁有了它們，就必然要或早或遲爆發出文化的力量1
當今去河南，人們總要勸你去林縣的紅旗渠看一看。在太行山東麓的那片原本土薄石厚的不毛之地，在祖國艱苦而又動蕩的年代裏，林縣人憑著自己的一雙手，闖過50餘處懸崖峭壁，劈開264座山嶺，跨越274條河道、山溝，打通68個隧洞奮費時6年完成了長達1500公裏的紅旗渠工程。這個迄今為止震撼和打動了無數參觀者、被許多外賓歎之為“人類現代史上的奇跡”的工程，還有它帶出的今天林縣活躍在祖國各地的十萬建築大軍，可能是最強烈最完美地體現了這文化的力量。
江西人能夠擁有並且爆發出這種力量嗎？
在河南，對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這段曆史，官方的主流學術研究機構和媒體都不去碰它，但同知識分子聊天，以及在學者、作家自己的有關著述裏，很少有不談到這段曆史的。為了讓年輕的讀者有些了解，我不妨簡述如下——
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在這之前，河南已經刮起欺上瞞下的浮誇風，高產“衛星”滿天飛。其實，1958年河南的糧食產量隻有281億斤，身為省長的昊芝圃卻咬定有702億斤，由此導致了全省範圍的高征購。同年6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一屆九次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壓等領導幹部試圖糾正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而吳芝圃取而代之成為省委第一書記。次年，借著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觸天之怒，吳芝圃再度搞高征購，“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會像土改時期鬥地主那樣被鬥得落花流水；而哪個農民．膽敢不交足糧食，便可能被關押拘留。在誕生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信陽地區，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僅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為追逼糧食，經專政機關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達667人。在後來的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檢討中，亦稱這個時期的信陽，為“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吳芝圃唱功不凡。1960年10月間，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來河南調查了一個星期。像是一位老師教一個冥頑的學生算術，他一一扳著手指頭說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一幾筆賬算下來，陳雲的結論是，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
吳芝圃仍堅持唱道：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人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正是陳雲在河南的那幾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四名幹部，將一份關於河南信州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裏披露，在信陽地區，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萬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10萬人。遂平縣12 7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600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4000人，占總人口的10％，在有的隊竟達到了30％。各種令人發指的暴行，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1960年，僅信陽一地就餓死50多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同年，河南全省人口比上年減少161萬人。
1958年底，毛澤東兩次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吳芝圃還盼望黨中央能在鄭州開一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他已經從硬件上做了精心準備，在鄭州北郊的黃河岸邊：興建了一片豪華的園林型的別墅群。別墅群內，除了按當時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的一幢大樓外，還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有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副主席、主席，麵積與舒適性逐級遞增，以主席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豈料落成後信陽事發，中央震怒，吳芝圃遭查辦下台，此處尚未開張就打人了冷宮。此後，中央再也沒有來過鄭州開會。（以上可參見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張向持著《解讀中原》，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我打聽了一下，此處一度拿來辦黃河大學，後來沒有辦成，又改做接待貴賓的黃河迎賓館。豪華早已談不上了，不要說跟北京、上海的星級賓館比，就是與鄭州的比也差之甚遠。但是現在走進去，它的那份幽靜，那份開闊，那份蔥鬱，讓你身置其中心曠神怡外，還讓對河南那段慘痛的曆史有些了解的你覺得，那份幽靜與開闊，來自於好不容易濾去的、曾喧囂一時的浮誇、浮華與浮躁，深藏著中原大地的滄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樂；而白楊、泡桐、雪鬆等各種挺拔的老樹上的無邊蔥鬱，則似乎在微風裏輕輕地提醒後人永遠思忖：
立國之本源自何方？
執政之基來自哪裏？
“五千年中國看山西”
——三晉大地行之一
2003年3月間，我偕朋友開車由北京經石家莊到太原，一進山西境內，便是巍巍莽莽、俯瞰華北平原的太行山了。放眼皆是雄峰峻嶺，山勢磋峨，奔逐競走，鋪天蓋地、滾滾而來的土黃色裏難見一點綠意，有的隻是間或劃過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穴，遠遠看去，像是蜂窩般密匝匝的彈孔；隻有靠近路邊時，才看清那是住人的密洞，不過不少窯洞前已蓋起平頂土屋，殘破了的窯洞現在可能隻剩下儲放雜什的功能……這一些，對習慣了滿是蔥鬱、滿是泉嘩的南方大山的我來說，真是感到有些動魄驚心！
車旋行在太行山裏，我的感覺是矛盾的，一方麵是初春裏卻有著深秋的蕭瑟，色彩單調，空氣裏也似乎溢滿木然；另一方麵是大山西邊腳下黃河一瀉千裏般的雄渾、生動、古遠。我耳邊仿佛響起了抗日戰爭年代裏那些唱遍長城內外的戰歌，我還想起中國許多著名的古老神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後射日，等等。無論是古籍記載，還是民間傳說，都誕生在這座古老的山裏。寓言故事愚公移山裏，愚公率領眾子孫要移走的兩座山，月座是陽城縣境內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這些神話和寓言傳遞著華夏先祖們非凡的想像力與堅忍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國人的審美世界裏被賦予了人格化的亙古魅力。
其實，國人，尤其是南方人，對山西的印象也是斑駁雜處的。
大約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有一部風靡了國內的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還記得飾演女主角的演員叫金迪，有一雙水靈靈而又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題歌就叫《人說山西好風光》，隨著它優美的旋律，人們肯定會對鏡頭中這些年輕人詩意般勞動與生活的秀美山川心馳神往……
再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經濟上一直躺在煤堆上的山西，政治上卻日愈成了中國的熱點地區。郭沫若有詩雲：“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裏人，樂以千裏樂。狼窩成良田，凶年奪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在這期間，紮著 白毛巾，頭朝黃土背朝天，一直幹到毛澤東麵前憨厚、幸福地笑著的陳永貴，似乎成了山西人的代表形象；而滿是紅旗和豪言壯語的“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大寨，則似乎可以涵蓋山西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狀況。
近些年關於山西的焦點視線，便是一些文化人從黃土、煤塵、貧困的背後，突然發現了令他們驚訝不已的三晉“舊貌”。其中流布廣泛、影響巨大的是餘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內稱：“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上世紀末，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穀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因印象如此斑駁衝折，山西在我眼裏便總顯得有幾分神奇。
因時下的山西又與江西一樣同被歸於中部地區，我便更多地著意在這風土人情迥然不同的黃土地與紅土地之間，在曆史與現實上，是否亦有某些深層次的相通之處？．
因本觀察每周一得出一期的慣例，我每一次出省訪談都是行色匆匆，必須速戰速決，訪談對象找得如何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中部五省（除江西）跑下來，前前後後十幾位受訪者均是學養深厚、對本土現實感覺敏銳，而且無論他們是經濟學家、曆史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教授、作家、記者，胸懷間都拂動著強烈的人文精神。他們對我沒有戒備之心，惟有共同的憂思與希冀。彼此無須繞圈子、說套話，可以真正地實話實說，盡量地鞭辟人裏，漸人佳境處真是如眺星河，如沐花雨。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思想盛宴中，大大地豐富、深邃了我對中部、對中國這個龐大而又紛然的存在的認識，避免了盲人摸象的淺薄；也使我深感在時下諸多的話語評價係統中，出自於曆史又出自於現實、穿梭於民間又邃巡於學理的知識分子的話語評價係統，最為飽滿，最為深刻，可能也最終在曆史的長廊上發出金聲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