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港市的領導者們沒有大驚小怪。他們認為，這些傳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首先亂了陣腳。近年來，張家港人沒有用嘴去辯解，而是凝心聚力求發展，團結實幹不爭論，用發展這個硬道理來回答。如今張家港已成為江蘇全省學習的榜樣和趕超的目標，前不久，鄰省一位領導到張家港參觀考察後，不由自主地發出感慨：“近幾年很少聽到張家港的聲音，原還以為你們不行了，沒想到恰恰相反，你們發展得更快了！”
最近，我去了一趟江蘇，我感覺張家港就是這些年征蘇的拓影——在2001年，江蘇國內生產總值為9514億元，名列全國第2。前麵是10556.5億元的廣東，後麵則有名列第4的6700億元的浙江。在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位次上，三省間都是如此排列。今年，江蘇出口突破了300億美元，出口規模亦在全國排第2位，而實際利用外資已過100億美元，首次超過上海，位居全國第10
“蘇南模式”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江蘇經濟的滑鐵盧。
在這塊與浙江一樣被上蒼青睞的土地上，石拱橋下的流水也是如此雅致，夏夜茉莉花的暗香也是那樣古典。多少紫霧煙色，多少燈影槳聲，吟六朝更替，憶一曲秦淮……在這塊與浙江一樣被上蒼精雕細刻的土地上，文化充滿了內斂性，雖沒有北國“駿馬秋風”的闊大氣象與到悍之力，卻有深藏虛穀、悄然吐納的精神，明眸下總在思量將手上的一切推向盡善至美。也許正是這種內斂性，燃點了上個世紀50年代蘇南平原上燦如星河的鄉鎮企業；在90代鄉鎮企業漸顯疲軟之態後，又是它掏肝摘肺，剔肉挖骨，轉折為經濟再度快速發展的內生機製。
關於當今江蘇可以說的話題，其實有很多，比如江蘇人怎樣看市場，著名的“江陰現象”，還有南昌市民們從吳新雄書記身上可以感知的蘇南幹部的精神境界與工作作風，以後本觀察將陸續推出。
“蘇南模式”的終結，並不意味著蘇南經濟的終結。與之相反，在經過反思和改製的陣痛之後，蘇南經濟的發展在整體上有了新的格局，最為引人注目的應是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和民間經濟力量的勃興。具體地說，在蘇南出現了五大新的亮點：
一是以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等為代表的蘇州園區經濟。迄今為止，蘇州累計合同利用外資已達355.6億美元，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僅次於上海，實際到賬外資203億美元。蘇州園區經濟的特點是規模大、集聚能力強，全球500強中有39家在蘇州新區落戶，摩托羅拉、杜邦、索尼、愛普生、富士通等國際著名企業在新區生根開花，有的還成立了研發中心，由此帶動蘇州的進出口貿易迅猛增長。
二是以“江陰板塊”為代表的資本經營。江陰目前有10家上市公司，通過上市，江陰企業籌措到20億元人民幣，擁有自豐知識產權30項，大大改善了生存環境，競爭力明顯提高。在股市的財富效應下，企業有力量進行技術開發和外出采購高新技術。
三是以常熟康博、夢蘭、隆力奇為代表的村級經濟，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民營經濟，它們十分注重品牌維護和現代企業經營機製的建設，與過去的明星村迥然不同，與原來的村辦企業的經營理念也差別甚大。
四是以吳江盛澤東方絲綢、常熟招商城為代表的民營經濟。2000年盛澤擁有各類織機2萬多台，其中無梭織機占全國總量的1/6，是中國最有規模和影響力的薄型裏料織物生產基地和價格中心。常熟招商城現已聞名遐邇，每天十萬商賈雲集於此，日資金流量達1.5億元。
五是以張家港的沙鋼、永鋼為代表的規模企業，張家港現有一批叫得響的規模企業，如沙鋼集團、牡丹汽車、永鋼集團、東海糧油、梁豐食品、華昌集團等十家企業集團占全市經濟總量的一半。1999年蘇州市銷售總量的前5家企業中，張家港占三家。2000年該市技改投人40億元，絕大多數是高新技術。同年張家港高新技術產品銷售達52億元。
中國私營經濟24年
《中國私營經濟24年》一文是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先生的近作。
黨的十六大報告對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此文在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的立場上，回顧了20多年來私營經濟在中國這塊大地上走過的坎坷曆程，無疑對我們落實黨的十六大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機遇，在過去民營經濟一向薄弱的江西掀起一個民營經濟發展的高潮不無裨益。
從增量改革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最大變化，是私營經濟的崛起和發展。
國際經濟增長研究中心主任巴列塔說：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重要的是下述兩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私營經濟能夠提高效率，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產品。
中國的實踐正在證明這兩個論斷。這裏還要補充第三點：私營經濟正在創造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緩解失業造成的巨大壓力。《人民日報》2002年3月19日報道，包括在鄉鎮企業就業的1億多農民，私營企業實際吸納勞動力2億左右，這對於當前中國的社會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回顧20多年來私營經濟走過的曲折過程，你會為它頑強的生命力深深感歎。我們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化發展，在更加寬鬆的製度和法律環境中，私營經濟將會獲得空前蓬勃的大發展。
“一天不為，三日不安”
2002年11月10日下午，深圳體育館。中國足球甲A聯賽深圳主場，深圳平安隊在這裏迎接天津泰達隊的挑戰。
那天的比賽比較沉悶。深圳平安隊雖然占據主動，但幾次射門都無功而返。直至最後一分鍾，平安隊才灌進對方一個球，全場頓時歡呼雷動。然而不可理解的是，球場那頭打出了“勝也愛你，敗也愛你，離開深圳不愛你”的巨型橫幅。不可理解的隻是外地觀眾，對於已經屢屢聽說因平安保險公司的戰略轉移，深圳平安隊也即將易主的本地球迷來說，陷於失落與傷感中已有多時了，今天則是他們情感的集中噴發。這橫幅表示著即使深圳平安隊在這次甲A聯賽中奪冠，可對於深圳球迷來說，他們的興奮在攀上巔峰的同時，他們的痛苦也將墮人深淵——如果平安隊果真拋棄了深圳！
11月25日，一篇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近2萬字的長文，出現在“深圳熱線”上，短短幾天，點擊率直逼數萬人次。作者雖然匿名，卻在文中清楚地表明了他正是那天在比賽現場的觀眾之一。他由深圳球迷的情感裏生發開來，對深圳發展的諸多方麵旁征博引，逐一述評，字裏行間充滿了優時感懷之情，表現了比本地球迷更為深刻的深圳有識之士們的某種失落與優慮，從而被深圳數家網站轉載，勾起了無數深圳人的閱讀欲望，又被熱心者“張貼”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上，引起全國各地數十萬網民參與討論。
可能沒有一篇網上發表的匿名文章像“《深圳，你被誰拋棄？》這樣，在深圳乃至全國範圍內產生如此大的反響”。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教授楊立勳等多位知名學者接受記者采訪時都發出如此感啃。楊教授告訴記者，去年年底，他正受命調研深圳1300多名科級以上幹部的思想狀況，在銀湖度假中心召開的座談會上，很多人都提到了這篇文章。
在不久前舉行的中共深圳市委三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長於幼軍也坦言：“一段時期以來，對深圳的議論很多，深圳該向何處去？深圳的定位是什麼？成為深圳人的一個熱點話題，這說明大家對深圳的關心。”他特別提到了《深圳，你被誰拋棄”在社會上的廠花傳閱，找想作百元笠足出於一種好意，如果他不是出於對深圳的愛護和關心，他是不會花這麼多時間去認真分析寫這篇文章的”。會議分組討論中，此篇文章又一次成為討論的焦點。
一篇盛世危言式的網文，引起了軒然大波。這足以證明網絡世界已成為當今時代抨坪跳動的心髒，相形於其他媒體總難摒棄空話、套話乃至假話的陳式與習慣，它如此迅速、大麵積地，又尤其如此清新、真實地切人我們的視野，鼠標輕輕一點，千百萬人即可領略猶如《清明上河圖》般宏闊的社會長卷……
如何應對自由精靈翩翩來去——聰慧與謬誤、激情與無聊、深刻與膚淺並存的網絡世界？如何應對這樣一篇在世人麵前直指深圳種種“軟肋”的文字？是視為黃口小兒的浪說，是視為別有用心而找出黑手？或者是讓更多絢麗的文字的花瓣開滿枝頭，讓更瀏亮的歌聲伴隨南國的熱風唱遍祖國大地——
深圳並沒有被誰“拋棄”，至少現在還沒有。20多年舉世矚目的發展，深圳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即使金融重心轉移上海後，近兩年的幾份權威調查分析仍表明，深圳現在的綜合競爭力仍然與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巨頭”難分伯仲，深圳的現代化程度甚至還略占上風。深圳的高科技、外向型經濟等仍然在全國領先。鵬城花園般的城市更是有著無窮的撩人魅力……如此先進、美麗、充滿活力的城市，怎麼會被拋棄呢？
然而，深圳的主政者沒有使用這一套陳舊、蒼白的話語係統。他們認真傾聽網絡世界的脈動，對這篇“危言聳聽”的網文以及隨之而來的民間大討論，表現出相當開明與大度。盡管作者根據一些傳聞，文章中做了一些不太符合事實的判斷，比如說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的一總部準備搬走，華為、中興的總部也要搬走……某些觀點亦不無偏頗，但於幼軍說：目前深圳的發展確實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醉策優勢、區位優越減弱的情況下，深圳要高起點、高標準發展，麵臨著“百上加斤易，千上加兩難”的態勢。目前深圳麵臨三大挑戰：一是加人WTO後，外資進入中國投資取向發生了變化；二是深圳經濟結構的變化；三是深圳麵臨向現代化大城市邁進的轉折時機，我們的幹部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確實需要有新的發展目標定位、新的思路、新的發展措施，要有危機感和憂患意識，知不足而後勇。
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的閉幕式上，於幼軍又一次從容而又堅定地說：“隻要深圳人不自己拋棄深圳，誰也拋棄不了深圳。”
我對此不無感佩：深圳畢竟是深圳。
或許，改革開放已在全國全麵開花的今天，深圳不能也不必再依靠中央的“特殊關照”了。作為一個全新的城市，它朝氣蓬勃，目光清純，沒有任何曆史包袱，總可以輕裝上陣，因此它可以在舊有的優勢失去之後，適時不斷地改革與創新。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深圳已被國務院確定為行政體製改革試點城市。一套決策、執行、監督分離的行政體製改革方案已經擬就。此方案付諸實施並取得成功後，將極大地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從而改善深圳的投資經營環境。更為重要的是，還將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供極其可貴的新鮮經驗。
其實，深圳遠比江西活得精彩，活得生猛，活得有滋有味。很長時間裏我們倒真正有被誰拋棄了的感覺，在心理上我們與他們曾像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否則，在江西不會有那麼多人去了南方，不要說是“孔雀”，就是“麻雀”也在振翅南飛……
20多年來，深圳憑借特區的各種優惠政策，加之以地緣優勢，幾乎想風得風，要雨有雨，真可謂“春天的故事”唱得天碧海藍，花紅草綠，一路高歌猛進。它似乎太順利了，當中央政策和全目好殊六昌赫由了其些必要的調移後．它確實有些碎不及防，並因此引發了深圳人普遍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竊以為，深圳人之所以會如此，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因為深圳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萬千寵愛於一身”了……
而江西呢？江西人呢？
我們這片久經沉寂與失落的土地，近兩年剛剛活出些欣喜與熱鬧來，周邊卻已經是“豹眼環伺”。之所以不說是“群雄環伺”，中部六省因著還遠未在經濟上強大起來，當今誰骨頭縫裏都在隱隱發痛，這便像是一對對謀食於荒原的炯炯豹眼了。因為不東不西少有政策傾斜，隻有自我開掘的中部天空，如今已滿是看不見的大滋的飄拂，還有聽不見卻切實存在的排兵布陣時彼此冷兵器的撞擊聲……
結語不妨引用孟建柱書記在最近江西省人大會議結束時講的一句老話——“一天不為，三日不安”。
海南起伏
本期，我們將隨孫東海先生走進海南。
海南，不在東部，不在中部、西部，雖是特區卻孤懸外海。在有過上世紀F*- &1L-年代末90年代初的如日中天、炙手可熱之勢後，很快便消散了千軍萬馬過瓊州海峽的盛景。多年來，椰風寂寞，海浪惆悵，海灘無主，猶如南國少女嚼過又吐出的檳榔，國內的媒體上漸漸淡忘著“海南”這個詞。海南，本也不在我的視野之內。
讀罷《海南起伏》，很快讓我改變了想法。
這真是一個劇烈、劇痛的起伏——1992年、1993年海南的GDP增長速度分別高達40.1％、20.9％，位居全國前列；而1995年、1996年卻跌至4.3％、4.8％，連續兩年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一，由此進入持續多年的經濟低迷。在這大起大伏中首先被甩出來的就是房地產泡沫，550多幢“爛尾樓”遍布於海口、三亞，兩市可謂爬得越高摔得越慘。此外，還有此前的倒車熱，與此同時的炒地皮熱、炒樓熱，此後的炒股、賣彩票熱……在海南，曆次發財的機會大概都與“權力尋租”有關。作者引用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廖遜的話：將發財的機會放在“尋租”上，致使海南人在一段時期內滋生著“一夜暴富”的心理。在這一陣又一陣的“尋租”浪潮的反複衝擊下，海南曾一度找不到一塊埋頭發展生產力的淨土。到處是心浮氣躁、六神無主的人群……
此文清晰地勾勒了海南這十餘年的發展軌跡。建省之初，海南已有一個符合省情又受到中央決策層首肯的經濟發展戰略。由於在主導產業的確立上爭論不休，搖擺不定，這一戰略在實際中一直沒有得到落實，從而失去了快速發展的大好時機一。直到跌人低迷、痛定思痛後，才又回到“實業興省”的思路上來。正如一首歌裏唱的：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
此文的意義還在於向我們描繪了泡沫，以及泡沫是怎樣破滅的。這泡沫並不僅指著經濟層麵——沒有強大的工業做支撐，沒有三個產業間的協調發展，地上不會冒出突然的繁榮。如果某天早上出現了這樣的繁榮，那它肯定是玻璃幕牆上的雲錦星光，水泥板上的粉白黛綠。
這泡沫還指著心理層麵——當一個經濟落後、沉寂多年的地區急於強區富民以擺脫尷尬，擁有尊嚴，獲得話語權時，人們滿是滾滾激情與濃濃期待的心理層麵有可能竄起浮躁浮誇浮華，在中國，曆史不會忘記，這“三浮”往往比季節轉換時患感冒更容易傳染。而一旦它們形成了一種集體潛意識時，這景況便有些像卞之琳早期的一首詩裏的意味——
當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橋上看你
竊以為，在這兩方麵，過去的海南均可為今日江西之鏡鑒。
吃苦 吃虧 吃氣
——江蘇省府兩位高層智囊一席談
江蘇和江西並不毗鄰，但兩省的交往頗為久長。許是共飲長江，在清朝，江西、安徽，與江蘇一起歸兩扛總督管轄，總督府就設在南京。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間裏江西和江蘇又同屬華東局。時下的空間距離亦不遠，從南昌乘大巴經合肥到南京，一路高速隻需8小時。當今正奮發圖強、立誌要在中部崛起的江西，對於已處於中國經濟發展第一方陣中的江蘇的欽慕與關注，自是必然的了。
孟建柱、吳新雄來江西前，江西的許多知識分子不看本地的報紙和電視。他們來了以後，我們開始看了。我注意到電視裏，吳新雄一撥又一撥地接待客商，一遍又一遍地介紹南昌，一輪又一輪地拾談，一次又一次地去工地視察，在現場解決問題……俗話說：口吐千言，不損自傷，他一天光講話的時間累計起來是多少小時？
在不少南昌人的心還在失望或懷疑裏泡著時，他仿佛一位出外多年功成名就如今返鄉效命的遊子，以一種開水鼎沸般的激情，一種時不我待似乎炮火硝煙裏強占陣地的勁頭，讓不管是南昌的幹部還是外地客商，沒法不跟著他投身於振興南昌的大業。過去也聽說過薄熙來與大連這座城市的種種傳說，也看過陳祖芬女士就此寫的一篇頗有反響的報告文學，我曾認為這多少有些渲染之嫌。可這一年多來，我真是第一次在自己所在的城市裏如此近距離地看到了我黨一位高級幹部的一身的銳氣、血氣、不服氣和陽剛之氣，將這座曾經一度心死的城市攪動得蕩氣回腸，汗飛成雨。南昌在遊子和國人的眼裏開始山溫水軟、流光麗影起來。而且，吳新雄的曆史裏並沒有越過大渡河、跨過鴨綠江，我想他與我一樣戴紅領巾時唱過《讓我們蕩起雙槳》，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過肚子，“文化大革命”伊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為“紅太陽”的匆匆一掠而拍腫了巴掌，喊啞了嗓門……
記得是前年6月的一天，剛從澳大利亞旅遊歸來，打開電視，看了一會兒南昌台，曾被多難與多優的世事家事磨礪得心有些堅硬的我，不由得為之一熱，並在寫畢《千年沉重》的1998年之後會再次想起：作為一個生於斯亦將死於斯的南昌人，我應該為這片終於不再沉寂的土地做點什麼？這大概就是我這二年多來放棄私人寫作，破門而出，在《江南都市報》上操持本觀察的初衷。
江陰調查
對於“中國將成為全球製造中心”的說法，最近頗為流行，也很讓一些國人沾沾自喜。在他們眼裏，世界的製造中心最早在英國，接下來是美國，第三個是日本，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終於輪到中國揚眉吐氣、居功厥偉了。
對此可以有兩點質疑：
一、“製造”和“加工”這兩個詞有不同的含義，德國當代經濟學家烏爾裏希特別強調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對核心技術原創性的掌控狀況。依此概念，英、美、日三國不僅是全球的加工廠，而且也是世界的製造中心，即產品的研究、開發、銷售都在自己手裏，這是第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並融人民族工業的主體。對中國而言，可能用“加工”一詞來定性目前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最為準確。
有兩個現成的例子，DVD機是一個包含兩千多項專利技術的產品，其中中國企業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的不過20項。但DVD機開始普及中國家庭、市場日益做大後，國外廠家揭下了昔日溫情脈脈的麵紗，提出每台機子必須收取10～20美元以上的專利費。國內企業時下的出路似乎隻有三條：接受、轉型或是打官司。倘若是前者，那麼在國際市場平均90美元一合的價格體係中，“中國製造”過去便宜的優勢會一下蕩然無存。
再一個例子，李建德先生告訴我，他所在的江西財大與維也納經濟大學有很密切的聯係，每年雙方會互派十幾個學生和老師。他去的那一年在維也納還看不到中國貨，但這兩年回來的人告訴他，在那裏買來買去都是中國貨，但東西貴得不得了。400先令一件的衣服，在國內幾十塊錢就可以買到，翻開後麵的牌子一看，寫著“Made in China”。這些衣服是哪個地方生產的呢？江西財大麵向全國招生，有一個學國際貿易的雲南學生暑期回雲南一家外貿公司打工，他發現就是這家外貿公司把服裝生意做到了奧地利。他們賣給歐洲人的衣服連件數都不數，論公斤賣給人家，真是可憐呀！也就是說，我們拿到的僅是世界上最薄的那塊利潤，這值得自豪嗎？建德兄說：我們麵對這個現實現在還沒有辦法，對這種分工隻能先接收再改變，但絕對不能沾沽自喜。
二、在日本之後，全球製造中心還有過拉丁美洲國家及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80年代，猶如安底斯山脈間追逐血腥味的美洲豹，跨國公司看中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廉價的人力，紛紛圈地開廠、經濟上也眼花繚亂、頗為熱鬧了幾年。但因為產業命脈不在自己手中，一旦發現有加工更為便宜的所在，跨國公司就轉移資本。恰似台風橫掃過後的一片狼藉，這些國家至今在經濟上困難如山，問題成堆，乃至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蕩。如果中國成了這樣的“全球加工廠”，不過就是“拉丁美洲化”而已。
由此，有識之士們已經看出國內許多企業的一個潛在危機。可以預言，在日後那些缺少創新的地區和企業將無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的同時，蘇南經濟將會有更高品質更大規模的繁榮，因為江陰的政府和企業家們正是蘇南經濟有著傑出創新能力的代表。
順便可以提及的是，據報載，最近的一次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分布調查表明——
1．最具創新能力的地區是上海，其次是北京、廣東、江蘇、山東和遼寧；
2．北京是知識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
3．上海是知識流動最快的地區；
4．廣東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
5．北京是創新環境最好的地區；
6．上海是創新的經濟效益最好的地區。
長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
——兼談“精神氣質”
現在國內外媒體上，關於長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的文字頻頻出現。
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麵積99678.5平方公裏，人口7450.55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13740億元。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麵積41698平方公裏，總人口2262.14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二從幾方麵的數字看，兩者都相差1倍以上。
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歹在全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占了10個；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中，這一地區占有一半。長三角地區的鋼鐵、石化、汽車、紡織等產品的規模、技術水平、品牌優勢等都高於珠三角地區。世界500強企業已經有400多家在這裏落戶，合同利用外資總數已超過1500億美元。最近幾年，在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主動接軌上海，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在外來投資方麵，目前的現實情況是：製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三角地區不僅高過珠三角地區，而且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以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係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城市定位比較準確，省會城市和市、縣、區及鄉鎮的規劃和發展都比較協調。杭州市市長茅臨生曾描繪了這樣一幅藍圖：“未來的交通規劃將把長三角地區連成一個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園，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車或是磁懸浮列車去上海金茂大廈上班。”很難說這是玩笑話，但不管怎樣，卻透露出“天堂城市”也甘於在長三角的南翼做一個副中心城市。與此相比，珠三角無論是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還是在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麵，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