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遺篇拾絮
說明：因篇幅所限，有若幹期《江鈴都市新觀察》未收進本書。考慮到它們的話題及主持人的文字並非空穴來風，總或多或少、或近或遠地觀照著江西，現將這幾期的主持人文字一並收錄如下。
西部虎躍，中部龍騰
——重慶、成都過眼錄
無疑，最近一年裏，重慶正成為西部最亮點之一。2002年4月，頗受世人關注的AAPP亞洲議會和平協會第三屆年會在北京開幕，而後的正式會議轉移到了重慶舉行一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這種安排在國內還不曾有過先例。”此舉突出表現了中央對進一步提升重慶地位的支持。2002年6月18日是重慶設為直轄市五周年的日子，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類大小媒體都給予了集中報道。在報道中，西部大開發的“龍頭”、“窗口”、“經濟中心”這樣一些高調的言辭不斷出現，這一切似乎都讓人們對它的未來看好。
如果僅從城市麵貌上來衡量，重慶改為直轄市後的成就無疑是驚人的。改直轄前，重慶城之破敗陳舊，猶如一年多前的南昌，每每讓本地人氣餒。重慶一著名企業老總就曾直言不諱：“我們比成都至少落後了五年。”而現在，在重慶市中心的渝中區，摩天巨廈的密集程度幾乎可與上海浦東媲美，尤其在曆來是重慶象征的解放碑、大都會廣場、地王廣場、新世紀百貨、太平洋百貨、重百大樓、渝都大酒店、揚子島酒店……紅塵囂囂，熱浪滾滾，讓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在不過1平方公裏的地麵上，擁有包括購物、旅遊、商貿、餐飲、娛樂和金融等各類服務機構5000多個，營業麵積達140餘萬平方米。晚上萬家燈火映江天，燈影婆婆，層次曼妙，最下邊的幾條寬闊的濱江路上，似鐵水出爐，如黃金所鋪，通體奔騰而又剔透，大展了山城的陽剛之氣。說重慶擁有內地最美的夜景，可能毫不誇張。
在長江與嘉陵江交彙處的朝天門碼頭，被改造成了一個巨大的休閑廣場，無數星辰般的燈光將其勾勒成了一座巨艦的造型。廣場上舞姿翩翩，音樂悠揚，江風清涼人肺如菊花茶。在男男女女一張張卸去沉重、怡蕩於這良辰美景的臉上，我讀到：對於不謀花翎頂戴、不圖香車寶馬的老百姓來說，他們終其一生期待的不就是眼前的稱心、舒心與太平嗎？
訪談詹躍良先生，不像對麵坐著的是一個資產已過億元的民營企業老總，倒像是重慶市委的宣傳部長，或者市旅遊局的局長在講話。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塊從冰箱裏拿去陽光下的奶油蛋糕，正在他的勢不可擋的熱情與激情下慢慢融化。
我畢竟不是奶油蛋糕。經濟數據是枯燥的，又是客觀的。正是一串數據使重慶頗為華麗的現實露出了破綻。事實上，重慶改直轄市後，其實際經濟增長率已連年落後於周邊和其他一些地方。2001年，重慶吸引外資總額僅有4.2億美元，這一數字尚不及東部的某些縣級市。而在2002年前5個月，當東部幾乎所有的地市在利用外資上都出現了大幅提高的時候，重慶的合同外資金額仍然同比下降60％。在數量不多的一些外資中，雖然也有一些世界500強企業，但其投資大都是輕量級，僅有的工業大項目是福特汽車，似乎外方更多看重的也是長安所擁有的轎車生產目錄。最近在東南大學推出的國內主要城市競爭力抖附榜上，重慶也名落孫山。這些不能不讓一心想成為“西部王”的重慶有些許的尷尬。
從詹先生的話裏，我們還能聽出長期以來在重慶、成都間總有些磕磕碰碰。上成渝高速公路，重慶籍的司機告訴我：這條路兩家各修一半，重慶這邊寬闊平坦，成都那邊多彎路窄，事故不鮮，一跑就曉得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然而，就是在直轄後諸多的優惠條件向重慶傾斜的時候，聽司機的口氣似乎有點偷奸躲懶的成都人卻一下振作起來，要暗暗地進行一盤渝蓉試劍。這座與杭州一樣可稱為國內最休閑最具女人味的城市，竟然有了超強的經濟實力——
2001年，成都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491億元，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僅落後廣州、深圳、杭州，名列第四。再以成都和大連比較，1994年，大連國內生產總值為520億元人民幣，同期成都為558億元，兩座城市的差距僅為38億元。但到2001年，成都已達到了1491億人民幣，同期大連卻僅為1235億元，與成都的差距已拉大到260億元。成都還是國內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誕生了多個蜚聲全國的民營大企業，希望係的劉氏家族已被公認為是國內首富，而托普、邁普、國騰、地奧等企業也已具有了不凡實力。
在重慶改為直轄市後的驚人成就前，成都也以日益飽滿的力量顯示出自己是國內矚目的城市經濟明星。由此，在中國式的“西進運動”——“西部大開發”澎湃而來時，一剛一柔的“雙城”便有了巨大的懸念空間。國人將拭目以待，誰將會在這部酣暢淋漓的史詩裏占據中心位置？
但我仍被詹先生的一席談而深深打動，摯愛著家鄉並為她的每一天每一年的進步而深感自豪的人們，總是值得尊敬的。況且，他不過身分之一是江鈴汽車代理商，卻在長江上遊始終睿智地關注長江中遊邊這塊駛出了江鈴的土地。西部虎躍，中部龍騰。九州隆起，中國方興。此刻，我真感到長江是胸中沛然而過的血脈……
誰是蘇南老大？
在近年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城市帶與城市帶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正發生一場魚驚水不跳的較量。所謂“水不跳”，麵子上總是兄弟城市、革命同誌，媒體上隻見迎來送往，傳經送寶，仿佛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所謂“魚驚”，大隱隱於市，此刻誰不是食不知味，優心如焚，樹欲靜而風不止，月偏西卻眼難閉，死死盯牢了各自的“假想敵”……
城市之間的較量，本觀察在前幾期曾提及，在重慶改為直轄市後的驚人成就前，成都也以日益飽滿的力量顯示出自己是國內矚目的城市經濟明星。這是一盤電閃般的弧光正劃破中國西南部天空的渝蓉試劍。城市帶之間的較量，最矚目的當表現在眼下長江三角洲對珠江三角洲咄咄逼人的挑戰。後者由廣州、深圳、珠海、東莞、順德、中山等14個城市組成，因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一位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片熱土。前者則包括上海、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的巧個城市，因90年代初的浦東開發，迅速集結為當代中國現代化戰役中一支虎虎生氣的新軍勁旅。進入新世紀以來，珠三角因對外向型經濟的高度依賴，人力資源遭遇瓶頸，科技創新能力偏弱，政府服務稍遜等原因，在後來居上的長三角的冬冬腳步前，已顯力不從心之態。而且珠三角的兩個主要城市——廣州、深圳，心懷玄機，各有打算，彼此間難以協調和溝通，使得該城市帶缺乏一個公認的龍頭老大。相比之下，上海在長三角城市帶的分量重於泰山，不可顛覆，各城市據此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與調整，以形成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經濟一體化的色彩越來越濃，恰似彌布於這片土地的800裏太湖煙雲。現在國際上已公認長三角為世界六大城市帶之一，這六大城市帶正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人類的文明。當世界500強雲集上海，台灣電子業領軍企業紛紛奔向長三角地區，特別是連珠三角的台商也抽資北上時，後者吃不住勁了。這種巨大壓力可以從不久前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個“高度重視”中體現出來，其中一個就是：高度重視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迅猛發展的勢頭，並強調要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
本期將要介紹的是時下蘇州、無錫間進行的悄悄卻是激烈的較量。同位於長三角城市帶，又同處蘇南，說著同一的吳儂軟語，吃著一個湖裏的鮮蝦肥蟹，按曹植老先生的說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在當今這無焰之陣卻硝煙隱隱可聞的競爭遍布國中之時，倘若誰察覺不到這撲麵而來的硝煙，誰就是不削發不吃齋的另一類老僧；倘若誰不想先人幾步高人一頭，誰就一定在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格局中沒有地位。擴張自是野心使然，更是實力使然。傳統的田園詩道德早已蒼白，昔日行政體係極力維護的和諧亦在剝落，必要時豆莢、豆其還得相煎。叫板未必就是狂妄，相煎未必就是死路。在中國這新一輪的城市大較量必然會帶來的又一次城市體係的大蛻變中，誰敢說蘇州、無錫不會出落成兩隻比起今天更動人更熱烈的金鳳凰呢？
現在能肯定的是較量這個與發展一樣的硬道理。較量無疑帶來壓力，在較量中許多城市的思考更加開放，跳出自己看自己，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與產業分工的背景下認識並發掘自身的比較優勢，並借雞生蛋，借帆出海，較量最終將導致城市新一輪自我超越的張力。不僅僅是渝蓉試劍，蘇錫過招，長三角與珠三角頂角中天，再看看本觀察近幾期所做的湘、鄂、一皖等省的發展略影，今日之中國，雖麵臨諸多艱難與問題，但充滿競爭與風險意識的市場經濟，卻在我們民族曆史上引領出一個從未有過的富有巨大創造力的時刻，可謂家家抱藍田之玉，城城握北海之珠。這亦是一個我們民族生命力空前的流沛不已的時刻，多少人、多少行業、多少地方，正如壁虎斷尾，旋即再生！
自然，有識之士們也注意到目前城市較量中的一些隱優——
政府主導型的競爭如何更貼近地方實際和長期的比較優勢，政府行為如何避免短期化？
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獨尊”的心理框架，讓產業的力量成為主導？
城市間的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為簡單的“領導的政績較量”、“各項經濟指數的較量”、“景觀的較量”，而同時成為造福人民、有著豐富的人文內涵、立足於一個地方可持續發展的較量？
不久前著名作家馮驥才對記者呼籲說：“現在全國都在進行舊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鏟掉了，變成一個個所謂的‘羅馬花園’、‘香港國際村’、‘美國小鎮’。這是對民族自尊心的文化心理的無形打擊。在這一點上大陸不如台灣地區和日本，台灣地區的一些小區的名字都用的是中國名字，日本人也絕不會起這樣的名字。包括台灣出產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夠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隻有我們連農村的理發店也叫‘威尼斯發廊’，叫‘蒙娜麗莎’……可見，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頤武也在最近的一次與房地產商的座談會上，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說：這十年來中國房地產真是偉大、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我覺得最偉大也給人民印象最深的是——把整個歐洲、整個美國都搬到我們周圍了……
此外，雖然曆史可以改寫，中城市不能欽定，“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發展水平懸殊的國李，史乙城市應該是多層次的。城市女。何根據實際情況定位於哪個層級的中心，而不是動輒宣稱要建設成“國際化的大都市”？
還有，在城市較量的同時，如何避免“鵡蚌相爭”、“以鄰為壑”等弊端，以推進城市之間具有雙贏局麵的合作？
以上的問題會有很多種答案，渠道卻是惟一的——對話。如果說“對話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現形式之一”，那麼在中國時下這新一輪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城市更需要批評者。在鄉村生活中，風俗人情就是一切，老者長者的經驗就是一切。在計劃經濟體製中，官長意誌就是一切，有著章魚般繁複觸角的政府就是一切。在鄉村生活和昔日．舊的體製裏，批評者不窗於眼中釘，喉間刺，腳板上的雞眼。而今天，城市在需要廣場、噴泉、鮮花、藍天之外，還需要有著比廣場更博大、比藍天更高遠的襟懷，可以容納並傾聽成百上千種不同的聲音，這既是越來越逼近時代的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亦是為了保證我們所在的城市在較量中能夠走得更穩、更好。
編完原刊登在近期《南風窗》上的此文，我不無幾分欣慰與親切感。我估計讀者們也會與我一樣注意到，在此文許多處提到的無錫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發展方略與趕超目標上，仿佛落有吳新雄先生那睿智且灼熱的目光……
湖南戰略
近年來，關於所謂“中部塌陷”的焦慮不時見於媒體。
我們還清晰地記得，1999年9月，在由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發起的“‘十五’中部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來自中部地區的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們分析中部地區的戰略地位時，認為“中部地區論市場發展和經濟發達程度不如東部，論貧困和地緣政治上的敏感度不如西部”。認為中部地區往往會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盲點，容易成為被中央傾斜政策遺忘的角落，境地難免有點尷尬。因而在那次研討會上，有人開始流露出“謹防中部塌陷”的焦慮幻
其實，“中部塌陷”與其說是專家學者的焦慮，倒不如說是現實使然。因為，就在這次會議結束不久，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拉開帷幕。這時，中部地區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因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傾斜點沒有落在自己的頭上所帶來的失望。從那時以後，“中部塌陷”的焦慮沒有減輕，反而加重，可謂如芒在背，如續在喉。這一焦慮集中於文字的表現，是幾周前的《南方周末》推薦的一本書，書名就叫《謹防中部塌陷：西部大開發，中部怎麼辦？》（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焦慮來自於人們對中部地區現實經濟發展狀況的關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經濟部劉勇研究員近期完成了《中部地區發展若幹問題研究》一文。由該報告列出的一組數據可見一斑：按照“七五”計劃的劃分，我國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9省區（中部另一種約定俗成的劃法為隻有後麵6省），總麵積285.2平方公裏，占全國的29.7％；人口4.39億，占全國的34.81％。2000年，中部人均GDP為5983.18元，隻有全國平均水平的61.72％。若按歐盟人均GDP低於平均水平的75％的地區即為貧困地區的標準，中部當然陷人了塌陷。也正是有了中部塌陷的現實，才激發了中部諸省崛起的強烈渴望。
我們注意到，目前中部地區許多省份都製定了大力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戰略。江西提出“以大開放為主戰略，以工業化為核心”；安徽提出“以工業化為核心，以招商引資為抓手，以工業園區為載體”；湖南省打出以“工業化”為核心的“三化”（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這張牌。湖北業已明確本省與江浙地區的差距，不在國有企業而在非國有企業。俞正聲書記到任後，非常注意培育市場主體，強調要建設一支好的企業家隊伍……
在中國新一輪的經濟文化大發展中，中部諸省不約而同地下大力氣推進工業化進程，顯然與自己肋間的“隱痛”有關——
在劉勇研究員的報告裏，2000年全國GDP三次產業結構為15.9∶50.9∶33.2，第二產業即工業的產值比重已超過50％。如果按照各省總計來算，全國三次產業結構也為15.3∶47.1∶37.6。這些都表明，從整體上看我國工業化已進入中期階段。但就中部各省區來看，其三次產業結構層次明顯低於全國整體水平，更低於東部地區的水平。在2000年，中部第二產業GDP比重低於全國各省總計的1.2個百分點，比東部低2.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GDP比重低於全國各省總計的2.9個百分點，比東部低3.6個百分點；中部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低於全國各省總計的2.4個百分點，比東部低8.1個百分點；中部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低於全國各省總計的1.3個百分點，比東部低3.8個百分點。
而且，除江西外，中部各省孚次產業結構類型均為“二、三、一”，江西為“三、二、一”。但這並不意味江西產業結構層次已進入更高階段，隻異常嚴峻地表明，在人均GDP較低的境遇中，江西的工業化水平落在了中部地區最後。
鑒於共同的區域經濟背景，了解中部其他省的發展戰略，無疑對江酋人民堅定地實施自己的發展戰略，多了一個有益的參照係。本期，我們將隨孫東海先生走進三湘大地。
中部諸省，尤其是江西及其毗鄰幾省肋間的“隱痛”，並不僅柯亦千特期以夾服從千“農業大省”的定位，並以此為思維框架，再怎麼改變也變不出新的氣象來，猶如磨道一旦劃定，再調皮的牲口也隻能在巴掌大的地麵打轉。
竊以為，這肋間的“隱痛”還在曆史上——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有一個著名的觀點，那就是19世紀的最後25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曆史時期，當今世界上工業國與非工業國、現代化國家與非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格局，就是在這個時期確定的。中國當今經濟版圖上中部與東部的差距，其實在那時也已確定了。
以江西為例，自曾國藩、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技術與設備，在安徽建立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所軍工企業——安慶軍械所之後，各地紛紛仿效，全國共有軍工企業21個，其中江蘇、廣東各三個，上海、福建各兩個，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一個。惟獨擁有煤、銅、鎢等豐富礦產資源的江西，直到20世紀初才出現了第一個稱得上是近代工礦企業的萍鄉煤礦，而且還附屬於盛宣懷的“漢冶萍股份公司”。
有學者粗略地查閱了清代道、鹹、同、光四朝江西巡撫們的奏議，從中發現：“除了有關鎮壓會黨、如何征稅等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通盤考慮過如何適應全國的形勢，發展江西的工商業。光緒八年，鄰省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這時扛西地方政府卻向光緒上奏，反對江西發展工商，提出江西的田賦潛糧曆朝重視，實為國計之根，而大小可為緩急之序，認為田賦潛糧應是江西的頭等大事，提出要‘合官民之力為之’。其他如辦企業、發展工商等隻不過是‘其小而緩者’，認為隻要‘鴻民力治之’就可以了。光緒接奏後‘詳加批閱’，認為可行，從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經濟發展的基調。”（萬振凡《近代粉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
對於周邊各省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鋼鐵怪物的聚囂，沒有半點迫在眉睫的恐懼；
對於在一個大時代的激變中再難布下悠然的田園風光，也沒有一絲洞燭機先的預感。一江西，幾乎是在一種類似“安樂死”的狀態中，將自身放逐於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之外。
如建國之初的毛澤東本人期盼哪天在天安門廣場上聳起森林般的煙筒一樣，其實，從中部連綿險峻的大山裏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人，也視工業化的實現為中國最壯麗的風景線。對工業化的執著追求，可謂是計劃經濟無悔的情結，亦是長時期在城鄉間實行頗為殘酷的剪刀差的內驅動；而幾十年裏天網恢恢、幾乎將一切經濟活動一網打盡的計劃經濟，在某種意義上，也的確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一五”期間，國家確立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有不少安排在中部，此後為著“備戰”，又有“小三線”放在中部。
以江西而言，若沒有國家的強力意誌，沒有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乃所稱的計劃經濟“父愛主義”的關懷，解放前夕所謂的民族工業涉及的40個行業裏絕大多數隻是手工作坊、全市工人不過約5000人左右，大概能完整造出來的產品隻有鐵鍋、棕繩、夏布的南昌，怎麼可能在1954年就造出我國的第一架戰鬥機，在1958年又造出拖拉機？
因此，這個肋間的“隱痛”，還在於在昔日的敲鑼打鼓、滿腹豪情中，我們少了一種理性的發現——計劃經濟的工業化隻有增長沒有發展。
增長與發展，這是被經濟學家嚴格區分了的兩個概念。增長是指實際GDP的增加發展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由落後進入次先進、先進狀態，即現代化的漸次實現。沒有GDP的增加，發展當然是紙上畫餅；但發展遠比增長豐富得多，它不僅僅有GDP的增長，還含有社會麵貌、經濟方式、生活形態等廣泛的內容。
簡單點說，計劃經濟的工業化是一種沒有提升第一產業又缺乏第三產業的工業化；
還是一種城市化被嚴重壓抑、遭大大滯後的工業化。
這種工業化有點像海市屋樓，它讓我們由一度精神的富翁漸漸淪於物質的拮據；此種反差，恰似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少“父愛”關愛、蜷縮在海浪邊苦度清貧的浙江，改革開放後很快富甲天下……
在中部諸省，當然會有飯館、商場、理發店，但這隻是生活服務業，要算也隻能算最低層次的第三產業。否則，看今日之南昌，大型商場、超市鱗次櫛比，飯館開一家火一家，美容美發廳、洗腳屋、茶座更是紅男綠女似過江之娜，第三產業可謂發達得很了。其實不然，據經濟數據模型，25萬～50萬人口以上城市才開始有為生產服務的行業；100萬～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才會有谘詢業、中介業、金融業、銷售中心、研發中心等高層次的第三產業。而在江西及其毗鄰幾省中，除了省會城市孤零零地有著百萬以上人口，其他的城市大約都在幾十萬左右，視覺上也城不城、鄉不鄉，一個多少年不變的“水泥盒子”裏，人們過著灰不溜秋、“一地雞毛”的日子……
當今的工業化，顯然不能再沒有發展的寓意。
這是一種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的具有高新技術、高度分工並與國際接軌的工業化。李建德教授一次給我談到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分工不發達時，他舉的例子是：上海大眾和湖北二汽，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十堰是一個封閉的汽車城，裏麵所有的零配件和生產都小而全。而上海大眾是開放的，所有的環節都有分工，各種零配件分散到各個廠家去生產，但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在上海找到，企業隻掌握核心的組裝。因分工形成了產業鏈，自然需要第三產業的導引；因分工許多人有了收入，當地經濟獲得發展。
這是一種如浙江溫州、紹興、台州、義烏等地驅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民間並由民間布局的工業化。政府隻抓城市化，並真正成了第三產業的一部分。其結果是，隨著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有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了市民，越米越多的鄉鎮抖去塵土，成了富有現代氣息的城市，越來越多的小城市提升為大中城市，或被吸納進擁有強大經濟輻射力的城市圈。
我相信在消除了肋間的“隱痛”後，包括江西在內的中部諸省的工業化，將一定會有比以上兩條更為豐富的內容，並翻開各自社會進程嶄新的一頁。
內斂江蘇
關於浙江的話題，本觀察在2003年幾乎連著做了五期。關於江蘇，除有過幾期轉載的內容外，我還沒有做過。個中原因，可能是浙江在這些年迅速發展的民營經濟吸引了國人的眼球，江蘇則因在上個世紀80年代盛極一時的“蘇南模式”似乎氣數散盡而有各種議論、評說……
李誌勇先生告訴我——1995年，張家港成為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典型後，一時間門庭若市，來參觀取經者如潮。1998年後，社會上有關張家港的種種流言也不脛而走，其中最具殺傷力的有這樣幾種說法：“張家港舉債太多，賓館住滿了討債的主兒”、“精神文明建設花錢太多，拖累了經濟建設”、“張家港的經濟指標水分太多，經濟後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