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為貴”是中國人的傳統哲學。不過，“人整人”又是封建社會的“風味產品”。
50年代初的中國，物質不充足，但人們的精神狀態是安適的。不過，用精神補充物質的不足，把思想作為物質的代用品，隻能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限度內。長此以往，樂此不疲，便可能從以精神取代物質發展到以為思想意識可以決定物質存在。
疆山五間亭。1936年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就是從這五間亭的後窗戶跳出去，逃往山上的。五間亭裏擺著當年的陳設，掛著當年的照片，創造1936年蔣介石住在此間的氣氛。偏偏牆上貼著一張犬煞風景的紙，上麵粗魯地寫著四個大字：“嚴防扒手”。由此可見小偷未必鮮見，由此可見小偷是連小東西也要偷的。不過“嚴防扒手”這四個字至少可以改成“請您注意您的衣物”，以淡化階級鬥爭的味道。連年重鬥爭不重發展的結果，是我們今天還得和小偷鬥爭。是真正的小偷，而不是那種搶銀行、劫火車的大盜。小偷問題自有其經濟根源。
少不了還會有人老是上他那兒去請示。對於這種人，他隻好不客氣了：“希望你們以後少找我！”事事想照搬上級意見的人，看上去最忠誠，其實太少責任心。
一個人，如果已經適應了汙染的環境，突然來到一個清純的境地反而會產生一種對環境、對自己的懷疑。小天鵝廠的消音室，是測定洗衣機的噪音的。天花板和四壁，都是用玻璃纖維的方塊包壘成的，人一走進去，耳朵就覺得不適。我們的耳朵早已習慣於各種噪音，一旦在這個隔絕噪音的空間駐足，反而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故障。
不正之風往往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做人做得清白，是道德，也是政治。
我們很大的阻力是怎樣評價人、怎樣對待有爭議的人？爭議的焦點在於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覺得要從一大堆人裏找一個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而他覺得要從一大堆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裏找一個能勝任業務的。首先要相信，大家都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然後看誰能幹好工作。
作為共產黨員，是不是審查沒問題了就夠格了？沒有問題的就夠黨員資格？沒有作為也可以當黨員？何況這種沒有問題能不能反映人的道德、品格？如果共產黨員像少先隊員戴領巾那樣佩戴標牌，而且編上號碼，隨時接受群眾監督。沒有先鋒模範精神的、沒有勇氣時時戴佩編號標牌的，可以要求退黨。或許這種正麵考核能更快當地提高黨員的合格率。
在一切一切之上的，是喚醒人們被扼殺了的需要，恢複人們被壓抑了的自尊，激起人們減弱了的責任，開發人們甚至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潛能！一個人往往和一個社會一樣，總是交織著光明和陰暗，交織著昨天的陰影和明天的陽光。讓我們用愛來播下明天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