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從道光年間以來，文武官員飲酒戲樂，輕慢拖遝已成為風氣。曾國藩以公正、忠心、誠實、樸素而倡導天下人，即使是做官、領軍，也純粹是一派儒者氣象。1861年，他製訂了十六條勸勉訓誡州縣、營官、委員、紳士的規定，並向群眾公布。勸勉訓誡州縣的條文是：“治理官署內務以端正根本，闡明刑律法令以廓清訴訟，重視農業生產以使人民生活富裕，崇尚節約儉樸以保持廉潔。”勸勉訓誡營官的條文是：“嚴禁騷擾以安撫百姓，戒煙酒以警惕懶惰，勤於訓練以抵禦外寇，崇尚廉儉以使民眾信服，勤學好問以增長才智，戒除驕傲、怠惰以端正習俗。”勸勉紳士的條文是：“保護愚昧怯儒的百姓以庇護鄉裏，崇尚廉潔謙讓以奉行公務，禁止說大話以求務實，擴充才識以待來日之用。”
曾國藩的文章精深博大，氣勢雄厚，是文壇的盟主，而且曆時已二十年。
他自己說是粗通文字，由桐城姚鼐先生啟發而成。但其宏富的內容、豪放的文筆，是姚鼐所不能及的。當時漢學與宋學的爭論最為激烈，曾國藩致力於調和二者，認為義理、考據，一個也不能缺少。他是這樣說的：“文章的純與不純，隻看表現出的道理有多少，以此為差別。所謂表現出的道理多少應分幾點，一是深，二是博。後世文章的見解比不上孔子的，或是文章的深度比不上，或是文章的廣博比不上。能夠既有深度又內容廣博，而且文章又不比古代聖賢文章的意義差的，自孟子而下，唯有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其文章淳樸正大，立意高遠而少有人能與之相比。許慎、鄭玄也能做到有深度且廣博，但解釋古書字義的文章，則失之於瑣碎；程顥、程頤、朱熹等也能做到有深度且廣博，但訓導道理的話語，則失之於狹隘。其他如杜佑、鄭樵、馬端臨、王應麟這些人，能做到廣博卻不能有深度，那麼文章則流於枝蔓太多了；遊、楊、金、許、薛、胡之輩，能有深度卻不能廣博，那麼文章則傷於太簡易了。因此有了漢學、宋學之分，相互爭辯不休。我想名取兩者之長，見解既有深度，且引證廣博，而寫成文章又要做到不堆砌。”
在名他的門下，如李元度、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都是文章寫得特人別好的。黎庶昌就說過：“湘鄉曾文正公出來後，將姚鼐的文風發揚光大，評將功績、德行、語言統一到一起，吸取眾家所長，沿著前人車輪碾過的痕跡曾加以綜合而延用其方法，跨越諸子百家，從因循兩漢而返回到夏、商、周三曾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的文風，斷絕後又再次得到延續，這難國道不是所謂的豪傑之士、才德高尚的人所無法媲美的嗎？大概從歐陽氏以來，藩僅此一人而已。”
又說：“曾氏的學問出於桐城。本來就知道他與姚先生的主張相合，而不是不著邊際地宣揚自己。遵循姚氏的學說，摒棄六朝以來講求對仗的習俗，來追求所說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規越嚴格則文體越尊貴。遵循姚氏的學說，盡可能地吸取諸位學者多見識、究事理、廣辨別、多考證的特點，將其全部納入於雄奇萬變之中，用以矯正桐城派末流空無內容的裝飾，其道理互相補充，不能有所偏廢。”這是他所推崇的，並不是過分誇獎。當時海禁剛剛解除，有誌之士爭相學習西方的學術。曾國藩第一個派學生到西歐國家留學，學習學術和技藝，造就的人才很多。他們學一點回來就有用處，後世的人尊稱他們為“湘鄉派”。曾國藩所著有《求闕集》。
曾國藩臨死前所寫的遺疏送入朝內，皇上驚悸悲痛不已，停止上朝三日，追贈太傅，按照大學士的慣例賞賜撫恤金，並賜予諡號“文正”，進入京城的昭忠祠、賢良祠予以祭祀，並在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門的祠堂。不久，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代理兩江總督何靖上奏陳述曾國藩曆年來的功勳業績。李瀚章的奏折大概說：“曾國藩剛到翰林院，就與已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鑒、徽寧道何桂珍講習研明程朱理學，約束自己，反省自身，國藩後來實際上得力於這個。他遭逢艱難時世，毅然以天下為己任，將死生禍福都置之度外。他超人的膽識和魄力，在於能夠堅持主見，不為輕浮的議論所動搖。用兵江、皖時，陳述四路進攻的策略；剿辦撚軍時，提出四麵逼敵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