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隱、李唯建將他們68封“沒有一句，甚至沒有一個字是造作出來的”情書，發表在陸晶清、謝冰瑩合編的《華北民國日報·副刊》上，後結集為《雲鷗情書集》在上海出版。廬隱的好友王禮錫在序中評論說：“這一束情書，就是在掙紮中的創傷的光榮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青年男女們的情感，同時也暴露了這新時代的矛盾。”
廬隱可謂是中國現代第一位大量公開個人情書的女作家，在這部情書的結集中，廬隱如此坦白：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把戲也都嚐試過了。從來沒有一個了解我靈魂的人，現在我在無意中遇到你，我們第一次見麵，就是基於心靈的認識。異雲，你想我是怎樣欣幸？我常常為了你的了解而歡喜到流淚，真的，異雲，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認識你，一定是叫你來補償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1930年8月，廬隱辭去北師大附中的教職，與她的“小愛人”（謝冰瑩語）到日本度蜜月。
在日本旅遊的時候，廬隱陸續發表了小品文煉京小品》，原擬二十題，但隻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誌》上發表過。由於日元高漲，生活不能支持，他們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被壓迫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象牙戒指》，這是一部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李唯建回憶說：
我於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那時，我熱烈地愛著拜倫、雪萊、濟慈以及布萊克和泰戈爾的詩，苦苦地探求著人生問題，並寫信求教於泰戈爾，後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願。1928年重返北平，繼續在清華大學讀書。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經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紹，認識了女作家廬隱，相談投契。廬隱在城中教書，我住清華園。結識廬隱後，廬隱考慮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書一封，表明內心。
經我多方勸慰，心緒漸寧，決心生死相從。頻繁的書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報》連載發表，廬隱自名“冷鷗”，名我為“異雲”，於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譯成法文，出版單行本。再後取名《雲鷗情書集》，於1931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1930年與廬隱結為伉儷，遊日本，住在東京郊區，懷一女，後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個小女孩名為李瀛仙，乳名“貝貝”。為了生活，二人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她一麵教書，一麵寫文章，她自己說，寫文章“自信是為興趣有時也為名，但為錢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拿文章賣錢究竟是零賣靈魂，有點可憐，所以我寧願在教書的餘暇寫文章了。”她還說：“我不敢為了機械的教書生涯忘記我一向所努力的創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寫……”她不停地創作，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誌》和《現代雜誌》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
其實廬隱拚命寫作也是為了養家，“小愛人”李唯建一腦袋浪漫主義思想，有了女兒後就在家帶孩子。廬隱勸他努力上進，他權當耳邊風。這哥們兒也真是人才，在廬隱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記錄了這樣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裏，租住屋裏出現盜賊的動靜，廬隱建議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幫忙，李在慌亂之中竟然打不開門“……為了建的緣故，我隻得大著膽子走向門邊幫他開門；其實那門很容易開，我微微用力一擰，便行了，不知建為什麼總打不開。”
現在很多人都把廬隱與李唯建共處的四年奉為其最幸福的時光，而據張昌華先生考證“他要求廬隱既做職業婦女養活全家，又做賢妻良母；特別是對待兩個同母異父的女兒有明顯的偏向。這令廬隱十分傷心：喝酒澆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卻趁廬隱外出打麻將消遣的當兒，不時溜出家門，以致有朋友在燈紅酒綠的四馬路碰見他“疑心他在逛什麼，哀歎‘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廬隱的朋友擔心李唯建胡來，出麵請舒新城介紹他到中華書局編譯所工作。邵洵美在《廬隱的故事》裏寫道“廬隱的天真，使你疑心‘時光’不一定會在每一個人心上走過；喝酒是她愛的，寫文章是她愛的，打麻雀是她愛的，唯建是她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