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迎君
摘要 本文旨在厘清人在數字網絡新媒體語境中的結構性存在邏輯所在。基於媒介消費符號係統的勘察，存在者在總體上處於“無暇之人”的狀態：其一，個體存在者的暇刻時間（自由時間）附庸於娛樂意識形態的影像消費，失去其自由時間的本真性，個體陷於異化暇時之中；其二，媒介仿真擬像對存在者進行反向異化性建構，個體進一步失去其本真性暇時；其三，媒介消費符號係統生產以差異性為邏輯原則的“個性化”仿真擬像序列，個體的真實性個性被符號係統抽空和重構，附屬於完美無暇的個性符號；其四，在媒介仿真擬像遞增生成的“超真實”世界，個體被進一步建構為無暇幻象之物。而基於權利約法係統的參照，新媒體推進現代法體係的消費體製建構，且建構出推進個體存在者自省的有效反思維度。
關鍵詞：新媒體，無暇之人，暇刻時間，異化，個性化
一
勘探於數字新媒體的問題域，一個不可或缺的學術清理路向，乃在於不斷質詢和問思“新媒體語境中人之存在”（Gaston Roberge，2005）之何在。換言之，亦即持續追問個體乃至群體結構性存在的生產邏輯何在。而沿循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媒介是人的延伸”省思進路，亦即電子媒體“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發揮著塑造和控製的作用”進路，則可有效警覺於我們的存在危機：在數字網絡新媒體愈來愈內在化於個體存在的當下，“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我們的延伸會使我們麻木。”然而，嚴格而言，“麻木”（numbness）並不足以清晰闡明數字網絡新媒體語境中的個體存在狀態；在此，本文試以“無暇之人”總而名之：“無暇”具有雙重的意義指向，一者意指迷失無為時間之“閑暇”，一者意指麻醉於視聽完美個性譜係之“無暇／無瑕”誘引。循此，則可推進對當下數字新媒體語境中個體存在境遇的問題省思。
如馬克思所提醒，時間正是人的積極存在，它既是人的生命的尺度，也是人的發展的空間，而“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進而，在確立勞動時間和非勞動自由時間的分野的前提下，自由時間、或曰暇刻時間，則成為勘察個體存在的關鍵性參照維度。正基於此，塞巴斯蒂安·狄格拉斯（Sebastian De Grazia）進一步強調，“人人都有暇刻時間（free time），但並非人人都擁有閑暇（leisure）。暇刻時間是一種可以實現的觀念，而閑暇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真正達到的人生狀態。”而約翰·凱利（John R.Kelly）則同樣指出，閑暇（leisure）是“人生曆程中的‘成為’人”的所在。——然而，身處數字新媒體語境中的存在者，卻不得不麵對異化暇時（暇刻時間）的困境，盲瞽閑暇的淵藪。
有必要強調，本文所論之“新媒體”，迥異於近半世紀前麥克盧漢所論之“新媒體”，擇其要者而言：當下“新媒體”其一具有全球電腦互聯網、手機寬頻信息網絡、其他數字／移動網絡等媒體技術基礎，由此出現虛擬社區、網絡博客（微博客）、電子郵箱、電子雜誌、IPTV、公交電視、手機電視、手機報紙等新媒體，並日益深植於日常生活；其二具有消費社會的語境前提，總體性社會消費符號係統對所有存在物品進行編碼，並進而對存在者進行編碼；其三置身於冷戰兩級世界消解後的多極世界，國際政治形勢在多元化格局中總體趨於緩和，數字網絡新媒體相關法體係建製不斷推進。而值得強調的是，新媒體（new media）的含義，始終隨著社會變遷和技術革新而處於動態流變中；然而，數字網絡新媒體的運行邏輯，卻同時一直具有某種內在同質性。在此意義上，麥克盧漢、讓·波德裏亞（Jean Baudrilltard）乃至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這些已逝者對於“新媒體”的精辟洞見，迄今仍能相當程度上有效引導對於新媒體問題域的穿透。
波茲曼提醒，在“新媒體”電視主導暇刻時間的社會語境中，“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盡管當下的“新媒體”已經將常規家庭電視排除在外，然而波茲曼所洞察的娛樂成為主導一切的文化精神的人類生存困境，總體上並未有所改觀，甚至愈陷愈深。IPTV、公交電視、手機電視等新媒體顯然遵循常規家庭電視的娛樂性邏輯；而網絡遊戲、網絡音樂、網絡視頻等互聯網新媒體，同樣遵循娛樂性邏輯（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稱，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網民達3.38億，居世界第一，手機上網網民達1.55億；網民上網首在娛樂，尤其聽網絡音樂、看網絡視頻、玩網絡遊戲）。另一方麵，新媒體的技術並非中性，而是裹挾其內在的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地麻痹人們，數字媒體的“技術變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術變化更能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這是一種沒有文字的意識形態，而且它因為沒有文字而顯得更加強大”。在此語境中，個體存在者的暇刻時間，在悄無聲息之間，見縫插針地填滿數字網絡新媒體及其娛樂信息，尤其視聽影像娛樂信息。由此，新媒體建構出一個幾乎無處不在的媒介生態環境，置身其中的個體乃至群體存在者始終“在線”，逐漸為其所“規訓”和“異化”。波茲曼曾言，“電子媒介決定性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在我們的文化裏，信息、思想和認識論是由電視、而不是鉛字決定的。”現在，這句話似乎需要改寫為：我們當前的信息、思想和認識論，是由隨時隨地提供視聽娛樂的數字網絡移動新媒體、而不是固定電視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