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網絡傳播研究中心項目組
中國新媒體傳播學年會由中國新聞傳播學界新媒體研究領域的兩個傳統學術會議——“中國網絡傳播學年會”與“新媒體與新思維論壇（新新論壇）”合並而成。更用現名後，第一次年會於2008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召開。當人們尚在慨歎民間力量崛起之時，其暈輪效應進一步延伸到了2009年新媒體的話語格局。在這一年裏，中國的網民繼續以幾何級數量增長，他們不僅具有“原子化”、“碎片化”的個體身份，更在新媒體的平台中積聚成群，深刻改變了中國現實體製中話語力量關係，乃至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權力和製度結構，不失為世界新媒體傳播格局中一個亮點。2009年中國新媒體傳播學年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
本次年會以“媒介演變與社會發展”為主題，分設“網絡群體性事件專題”、“新媒體與公民社會”、“網絡輿論研究”、“新媒體實踐與挑戰（圓桌會議）”、“新媒體與社會交往”、“新媒體曆史與發展”、“新媒體理論與方法”、“新媒體產業與市場”、“新媒體文化與藝術”9個單元專場。在學科交叉融合與傳播研究國際化、科學化、本土化進一步深化的大趨勢下，對新媒體的現狀與未來、影響與使命進行廣泛的探討與交流，並將對新媒體傳播研究本身進行有益的總結與反思。
一、網絡群體性事件：成因、主體與危機處理
2009年的網絡媒體，眾聲喧嘩，幾乎每一個網絡人都能敏感地察覺到中國的互聯網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從甕安到石首，從羅彩霞到鄧玉嬌，從三鹿奶粉到H1N1，網絡總是在事態發展的關鍵節點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扮演著參與者或製造者的角色。當網絡的話語力量從虛擬的社會情境轉向了社會現實之時，網絡群體性事件已經替代了網絡輿論，成為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學者們試圖探尋，究竟如何對網絡群體性事件定性或是命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製是什麼？它為何而來，又將走向何方？對於中國的政府、新聞媒體以及公眾，網絡群體性事件到底意味著什麼？麵對網絡群體性事件潛藏的合法性危機，政府又當如何應對？這一連串的問題僅僅隻是研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初始議題，對此，已有學者嚐試著作出解答。
北京大學賈哲敏分析了網絡群體事件興起的原因、特征與作用。他指出網絡對於信息和參與者的集聚效應是網絡群體性事件形成的基本原因，而與傳統的製度性政治參與渠道不。形成對比，網絡言論平台的無限性、開放性和言論自由的特點給中國民眾帶來的利益表達的希望則是網絡群體時間興起的深層原因。他進一步分析了網絡群體事件的四個重要特征，在此基礎上，網絡群體事件的正功能和負功能都得到了闡釋：一方麵可以改變政府的決策順序，另一方麵還存在著損害正式製度的有效性、危害社會穩定等問題。
相較於上述宏觀層麵的思辨與分析，南京師範大學王少磊從南京的突發事件談起，對網絡輿情產生“時代焦慮”的論斷則更具有中觀研究的特點。他認為，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凸顯激化，以“門”為表征的突發事件集中爆發。“門”所折射的網絡輿情，既是民意的自然體現，也可為官方決策參考。同時，在新時空下，官民的位格關係和互動結構，都發生了顛覆式的變化。精英和草根的話語衝突，構成了獨特的“線上意見生態”，並一直延伸輻射到線下社會，從而，中心的邊緣化與邊緣的中心化一樣惹人注目。
以上兩位學者對於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都是從成因出發，落點在社會效應，由此關照現實則轉向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危機傳播。武漢科技學院陳薇、中國海洋大學伍新明各自選取了典型的危機事件，通過個案解析，來探討這一問題。前者著重研究網絡媒體，分析了“三鹿奶粉”事件中網絡媒體的議程設置的特點，進而論述了網絡媒體在危機事件中的應對策略。而後者則側重探尋甕安事件中危機傳播的信息博弈機製，並指出，在新媒體條件下，把危機傳播的利益博弈看成是整個社會為取得社會共識而進行“利益協商”，並把它看成是社會民主進步的一種標誌，這對應對群體性事件的危機傳播將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