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為國師
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戰勝阿裏不哥後返回中都，立即封八思巴為國師，頒給玉印，令他掌管全國佛教。此時八思巴年僅26歲，可以說，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向來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領袖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隻是宗教領袖，而且還需要西藏地區的政治代表。封賜國師的目的是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區，故而國師其人必定在藏傳佛教中選取。
其次，在選擇藏傳佛教領袖時，忽必烈一開始並不是選擇八思巴。噶瑪噶舉派的噶瑪拔希曾處於比八思巴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噶瑪拔希一開始就不願意追隨忽必烈，後來又站到忽必烈的對立麵，幫助阿裏不哥爭奪汗位，這引起忽必烈對他極大的不滿與憤恨，而更加信賴八思巴。因此，正是錯綜複雜的曆史造就了八思巴的國師地位。
當上國師後，八思巴既是忽必烈全家宗教上的老師，又是元朝的高級顧問。在職期間，八思巴作出了以下3點職責和貢獻：首先，為忽必烈全家及皇室成員傳法授戒，傳授喜金剛灌頂法，為國家昌盛、社稷穩定祈福；其次，發現、培養了大批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為元朝的棟梁之材，對元朝和西藏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最後，作為藏族地區的代言人，八思巴還直接參與或間接影響了中央對西藏的施政，為鞏固西藏地區統一於祖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晉封帝師
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進獻自己創製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次年下詔封八思巴為帝師。元代以前有國師而無帝師，如果說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隻是沿襲舊有的傳統，那麼晉封八思巴為帝師，的確是忽必烈的首創。帝師製度也就成為元朝近百年曆史的一項重要製度。元滅亡後，帝師製度也隨之消失，因此帝師製度也可算是佛教史上的一個特例。
實際上，八思巴從國師晉封為帝師，職責和權力並沒有相應增大。兩者都是為皇帝及皇室成員傳授喜金剛灌頂法；都是帶領僧人為皇帝進行各種各樣的法事活動，為國家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釋教徒眾和處理西藏事務，同時負責薦舉僧人及西藏地區的行政官員。但設置帝師卻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古往今來“君天下者皆有師。”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稱元朝皇帝，晉封八思巴為帝師是必然之事。同時這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帝師位極人臣，受百官崇信、頂禮膜拜，但他的權力再大，也是世祖忽必烈賦予的。至多帝師八師巴是世祖忽必烈任命的一個特殊官員；而他所管轄的西藏地區也隻是世祖忽必烈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區域。這也正是忽必烈的用意所在。
兩大貢獻
八思巴是元代傑出的宗教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一生的貢獻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榮佛教文化事業外，在政治和語言文字學方麵也有兩大非常突出的貢獻。
1、建立烏斯藏行政體係
1264年夏八思巴離開大都返回西藏，經過長途跋涉，於第二年元旦到達西藏拉薩，在向忽必烈致新年賀歲後便趕回薩迦，奉世祖之命，立即著手建立烏斯藏行政體係。
在薩迦，八思巴建立了“剌讓”製度，設立13名侍從官，即司禮官、掌內室和服飾之官、司宗教儀式之官、司禮賓官、司座經官、掌運輸之官、掌馬官、掌犏牛官、掌犬官等。表麵上看來，這些都是負責八思巴起居與日常生活的官職，但這些官職的設置類似於蒙古王室的怯薛軍組織。事實上，這些組織是八思巴代表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政治、軍事組織。
它的職能主要有：管理各教派的僧人，使帝師的法旨與皇帝的命令並行於西藏；依據皇帝的授權，給有功人員賞賜，對反對元朝和帝師的貴族加以處罰；向元朝皇帝推薦和任命西藏各級官員。從這個行政體係的職能來看，八思巴是按忽必烈的旨意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行政體係。這一體係對元朝統治西藏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順應了曆史發展要求。
2、創製蒙古新字
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熱烈歡迎。八思巴此次遠道而來的目的不是講經誦法，而是向世祖獻上新創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創製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元朝沒有自己成熟文字的缺陷，維護了大元朝的威嚴，故而了卻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樁心願。緊接著，忽必烈下詔頒行天下。
八思巴所創文字的字母表主要是由藏文字母構成，也有一部分梵文。由於字形呈正方形，故也稱“方體字”。字母的數量為41個，其中藏文字母有30個，加上i、u、e、o 4個元音和拚寫蒙古語所用的7個字母。實際上，我們可以認為它是一種靈活的拚音符號，這也是中國古文字學方麵的一大發明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