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個年頭，按毛澤東的估計，通過前幾年的大亂應該達到“大治”以“圓滿結束”這場革命。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林彪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挑起了事端。
3月，毛澤東認為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黨建黨、清理階級隊伍，這時的重點應該是重建政府了，遂提出修改憲法和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並6次提到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擔任國家主席之事。但林彪一意孤行，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為此同江青集團的矛盾也日益尖銳0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給林彪一夥以沉重打擊。因此，可以說，九屆二中全會是林彪集團由發展到覆亡的轉折點。但它不甘心失敗，以林立果為首的一批效忠林彪的人組成“聯合艦隊”，開始策劃武裝政變陰謀。
1970年的經濟發展較快，不僅比上年有較大幅度增長，而且超過了1966年的水平。這一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5.7％。一些重大工程項目和科技項目取得了成就。4月24日，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誌著我國在宇航技術的研究方麵取得了曆史性突破。7月1日，全長1083公裏的成昆鐵路建成通車。這一切表明了廣大幹部和群眾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竭力抵製和克服“文革”的嚴重幹擾，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貢獻，也說明了搞經濟建設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可是，由於“左”傾方針的影響，經濟工作也出現了大的失誤。在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擬定了1970年計劃和“四五”計劃綱要（草案）。會議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的口號，把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作為“四五”計劃的重點，結果又出現盲目追求高指標，開始了新的經濟冒進，造成我國國民經濟“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麵。加上從3月起下放企業、精簡管理機構、合並部委、下放大批技術幹部。更加劇了經濟工作的混亂。
“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這3個文件相繼發出後，全國隨即開展了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鋪張浪費的群眾性運動。簡稱“一打三反”運動。
《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認為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是：“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複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雖是一小撮，但無惡不作，危害很大”。“對反革命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穩、準、狠地予以打擊。”《指示》提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方針是：（1）要放手發動群眾。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項重要的戰備工作。號召廣大群眾，對反革命分子檢舉、揭發、清查、批判，從而把隱藏的敵人挖出來。（2）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3）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敵我，區分輕重。（4）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人不可過多，殺的應是極少數，關的亦不應多，管的是大多數。不論是殺、是關、是管，都要搞得很準，必須罪證確鑿，判處得當；都要交給群眾批判、鬥爭，把它鬥倒鬥臭。（5）要統一掌握批準權限。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準，報中央備案。（6）要加強領導。必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具體指導，深入實施。嚴格地審查捕人和殺人的名單。該《指示》發出後，打擊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但由於對形勢估量過於嚴重和“左”的思想指導，也打擊了大量無辜群眾，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張誌新所謂“現行反革命”案（被處死）便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