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結束以後，價格改革初步展開。在此期間，價格改革以調為主，以放為輔。國家對幾種主要農產品和幾種重要生產資料、貨運價格進行了調整，對一些小商品等價格采取了逐步放開。綜觀這個時期，價格改革有以下主要內容：
（1）農副產品價格改革。1979年，國家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糧油統購價格提高20％，超購加價由30％上升為50％，棉花統購價格提高15％，超購加價30％，生豬收購價格提高26％，菜牛提高40％，鮮蛋提高26％。1979年11月，提高了牛、豬、羊肉、鮮蛋、家禽、水產品、蔬菜、牛奶等零售價格，平均提高幅度為30％左右，同時給予了居民以物價補貼。
（2）生產資料的價格改革。1979年以後，原材料價格從兩個方麵展開：一是調整部分產品價格；二是企業超計劃自銷產品按市場價出售，形成了“雙重價格”，即價格“雙軌製”。
（3）消費工業品的價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調整了消費工業品價格。提高了棉布、鋁鍋、自行車、煙、酒等價格，降低了化纖布、手表、收音機及其它部分消費品價格。據統計，升降相抵，淨提價5％左右。
總之，價格改革改變了價格結構的扭曲狀況，下放了價格管理權限，逐步建立健全了物價管理結構和製度，加強了物價監督、檢查。這一改革，使我國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發生了明顯變化，過去很不合理的價格管理體製正在向新的價格管理體製轉換。價格改革雖然打破了固定價格（國家定價）的單一模式，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這需以後進一步解決。
另外，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展開，財政體製按照有計劃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圍繞理順中央和地方、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逐步進行了改革。
1979年3月，李先念、陳雲在《關於財經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中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製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由12位同誌組成，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避免反複和出現大的馬鞍形；搞好綜合平衡；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循序漸進。
197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中共財政部黨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彙報提綱》，自此，財政體製的改革也得到初步展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按照經濟合理、擇優供應的原則，堅決實行了必要的關停並轉；廣辟財源，大力支持花錢少、收效快、利潤多、創彙高的輕紡工業和其它事業的發展；堅決維護應當上交國家的收入；切實抓好扭虧增盈和清產核資的工作；調整價格、調整工資和實行獎金都要按照國家的統一規定辦事，不作突破；控製社會集團購買力；把基本建設撥款控製在國家預算指標範圍內。在企業財務體製改革上，擴大企業財權，加強企業責任，實行企業利潤留成，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而且，按企業利潤留成的小改方案在一部分企業進行了試點。
綜上，財政體製的初步改革，為經濟體製改革的順利進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
鑒於建國30多年中有許多年基本上是關起門來搞建設，以至於我國經濟水平和世界發達國家差距拉大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警醒起來。鄧小平指出：“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
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我們的對外經濟關係，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我國的對外開放，經曆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擴大，不斷發展的過程，是逐次推進的多層次開放。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我國的開放和改革將通過經濟特區一沿海開放城市一沿海經濟開放區一內地這樣4個層次的探索和實踐。滾動式地由南向北，由東到西，由外向內，從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在不同層次上實行不同程度的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這就構成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整體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