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來華
共產國際於1922年底召回駐中國代表馬林之後，改派鮑羅廷使華。鮑羅廷，1884年生於俄國，早年參加猶太人的社會黨。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因從事革命活動遭到沙皇警察逮捕，後移居美國，參加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國，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和俄共（布）中央工作。1923年10月6日，鮑羅廷及其夫人和蘇聯派駐廣州革命政府的軍事顧問團成員波裏亞克一起經上海抵達廣州。共產國際派鮑羅廷作為共產國際與蘇聯政府駐廣州和國民黨的代表是慎重的選擇。鮑羅廷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同列寧、加拉罕以及斯大林、齊切林、幣哈杯和托洛茨基等蘇俄黨政領導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而且，鮑羅廷在共產國際中也有重要地位。他曾參加共產國際的一大、二大和共產國際的多次代表會議。列寧為共產國際二大起草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草稿》都是由鮑羅廷譯為英文向全世界發表的。因此，鮑羅廷既通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長於革命實踐，是一個深得列寧信任的人。他的來華，標誌著共產國際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已經在中國發展成了共產國際關於蘇聯援助下的國共合作戰略。
鮑羅廷到達廣州時，受到孫中山的熱烈歡迎。孫中山再三感謝蘇聯黨和國家這樣迅速而真誠地回答了他籲請援助的要求；派出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軍事顧問和黨的工作人員到中國來幫助進行革命鬥爭事業。孫中山在與鮑羅廷的會談中提出，在蘇聯的援助下進攻帝國主義支持的北京政府，並提議開辟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直達廣州的航線，以便同蘇聯建立直接的聯係，使廣州能從蘇聯直接獲得它所需要的各種軍事物資。鮑羅廷向孫中山承諾，廣州方麵可以得到蘇聯優惠的武器以及各種軍需物質及軍事和政治方麵的專家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鮑羅廷在考察了國民黨的組織狀況後向孫中山指出了國民黨的嚴重缺點，即組織不完善，紀律鬆散；腐敗官僚和投機分子擁雜其中；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鮑羅廷多次與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領導人商討和談話，始終不懈地闡述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鮑羅廷的主張和建議雖然受到廣州政府和國民黨內很多人的懷疑和反對，但孫中山卻表示給予堅決的支持。
在鮑羅廷的大力推動下，1923年11月，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全麵開始。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孫中山就提出了由鮑羅廷起草的和由他批準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交付大會審查通過。宣言提出後，國民黨右派很快就以民生主義為題發動了對宣言的進攻。在此關頭，鮑羅廷反複與孫中山談話，堅定了孫中山反擊右派的決心，使《國民黨一大宣言》最終得以通過。
與此同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們還一起製定了依靠蘇聯援助創建中國國民革命軍隊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改組軍隊，即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把歸附廣東政權的地方軍閥聯合成統一的革命軍隊，並以此為起點，逐步建立起國民革命軍。鮑羅廷還指派切列潘諾夫、捷列沙托夫、波裏亞克等人組成蘇聯軍事顧問小組，參加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黃埔軍校參照蘇聯紅軍製度辦校，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的機構，施行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並重的方針，製定了政治工作製度。蘇方還為黃埔軍校提供了200萬盧布作為開辦費，及一批武器和彈藥。不久，鮑羅廷擔任國民黨政治總顧問，先後參加指揮了平定商團叛亂、東征陳炯明、南伐鄧本殷等戰役，協助肅清了廣東的敵對勢力，改組了政府，整編和統一了軍隊，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鮑羅廷還在中國北方推動馮玉祥加入國民革命戰線，提高其軍事戰鬥力和政治地位，為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創造了條件。1926年4月蔣介石“整理黨務案”中，鮑羅廷與蔣談判時節節退讓，終至釀成蔣全麵限製共產黨人的陰謀的得逞。1926年7月，鮑羅廷極力推動了國民政府的北伐，並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一道，在北伐取得初步勝利之後，堅決挫敗了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以便把黨和政府控製在其之下的陰謀。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後，鮑羅廷被召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