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王寵惠出任國務總理，組成內閣。王內閣的組成成員為：外交總長顧維鈞，司法總長徐謙，內務總長孫丹林，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淩霄，財政總長羅文幹，教育總長湯爾和，海軍總長李鼎新，交通總長高洪恩。在王內閣中，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幹都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簽了名，是好人政府主義的鼓吹者，他們和顧維鈞都是亦學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屬於國內黨派，故這屆內閣標榜為“好人內閣”或“好人政府”，又稱為“英美派政府”。然而，在這屆內閣中，核心人物並非王寵惠，而是吳佩孚的親信孫丹林和高洪恩。事實上，王寵惠等“好人”和“好人政府”都是吳佩孚的工具。但此時的北京政局矛盾重重，混亂不堪：不但有總統、國會與軍閥間的矛盾，而且直係軍閥內部也存在著爭權奪利的鬥爭，分為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曹錕急於想當總統，竭力主張先選總統後製憲，吳佩孚則認為先製憲後選總統更有利於統治，對選舉總統表示淡漠，而忙於練兵和準備武力統一。保、洛兩派各不相讓，鬥爭激烈。處於重重矛盾之中的“好人政府”處境困難，絕難有所作為。“好人政府”隨之被洛派所控製，被稱為“洛派政府”，這引起了保派的不滿。而“好人政府”傾向吳佩孚，向洛派提供的軍費又大大超過保派，更使矛盾激化。於是，保派極力企圖推翻“好人政府”，進而驅逐黎元洪，使曹錕早日登上總統寶座。11月18日，在保派慫恿下，傾向保派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幹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有貪贓情事，逼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幹，造成轟動一時的“羅案”。“羅案”是保派對洛派的一次攻勢，也是對幻想依靠軍閥進行“奮鬥”的“好人”的一個當頭棒喝。事情發生後，先是在吳佩孚幹預下將羅釋放，接著，曹錕等直係軍閥紛紛發出通電，要求嚴懲羅文幹、王寵惠等人。吳佩孚四麵楚歌，為了擺脫困境，於11月25日發出通電，表示對羅案毫無成見，對曹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吳佩孚服從於曹錕，“好人政府”失去了靠山，隻得垮台。11月29日，汪大燮接替王寵惠署理閣務。這樣，“好人政府”僅僅存在了72天就夭折了。
越飛來華
1922年下半年，蘇俄政府任命副外長越飛為駐華全權代表，來華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和商務，同時和孫中山商談國共雙方的合作，這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步驟。
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聯係早在1920年8月馬林被任命為駐華代表時就已開始。馬林在對中國社會狀況進行了分析並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進行了考察後認為，中共應以“黨內合作”的方式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合作關係。共產國際采納了這一建議並且作出指示要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1922年8月25日至30日的杭州會談上，中共最終決定采用“黨內合作”方式與國民黨進行合作。會後，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在上海拜會了孫中山，使國共合作有了進一步可能。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和蘇俄也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多種方式對孫中山進行真誠支持和幫助。孫中山表示願意立即同蘇俄建立親密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1922年7月26日，蘇俄政府正式任命副外長越飛為駐華全權代表。越飛，阿爾道夫·阿勒拉姆，蘇俄早期革命家、外交家，猶太人，曾任國際法教授。1917年在彼得格勒參加十月起義，為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18年1月率蘇俄代表團參加蘇德布列斯特談判，主持對德媾和事宜。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為蘇俄駐華特命全權代表，8月到北京，與中國談判複交並同孫中山通信和會談，1923年1月與孫中山簽署聯合宣言。後又在日本與孫中山的代表廖仲愷談判蘇聯與南方政府關係。越飛來華後，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談判進展緩慢，但與孫中山的秘密談判卻進展迅速。8月下旬，孫中山會見了越飛派來的代表，就遠東局勢及解決方法等問題進行商談。此後，孫中山和越飛在相互通信中繼續就中俄兩國的國際和國內各種迫切問題交換意見。1922年8月至12月間，孫中山和越飛曾書信往來7次（其中越飛4次，孫中山3次），越飛向孫中山介紹了蘇俄的情況以及他與北京政府所進行的談判及其遇到的困難，孫中山也向越飛介紹了中國內部的政治形勢，講述了自己的政治、軍事計劃。1922年秋，孫中山派張繼前往北京，“致書越飛”。12月，張繼在北京會見越飛兩次，商討廠越飛與孫中山親自會談等技術問題。馬林、張繼等人經過多方努力，越飛以養病為名，從北京赴滬，準備親自與孫中山會談。1923年1月17日，越飛抵達上海。22日，越飛和秘書史瓦爾茨在上海莫裏哀路29號孫公館與孫中山進行會談，參與會談者還有國民黨廣州辦事處幹事長張繼。會談討論了下述三項目的的途徑和方法：（1）迫使日本撤出東北；（2）保證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3）促使中國與蘇俄締結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