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國民黨沿襲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政策，否定中國有多民族的存在，對漢族以外的許多少數民族不予承認。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保安族也從未被國民黨承認為一個民族。長期以來，保安族人被稱為“保安回”，沒有自己確定的族名。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針對這種情況，多次下發文件，張貼布告，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禁止對少數民族使用侮辱性、歧視性的稱呼。為了進一步把黨的民族政策落到實處，50年代初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各地開展了對不同民族的識別工作，並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曆史進行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根據各民族群眾的意願，由政務院批準，對各民族予以確認，沒有民族名稱的，給以準確的命名。1952年3月25日，根據曆史和群眾意願，經政務院批準，命名保安人為保安族。從此，保安人有了明確的族屬，有了自己確定的民族稱謂，以一個嶄新的麵貌，充滿自信、昂首挺胸地屹立於中華民族之林。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和基本政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1952年3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和保安族人民的願望，成立了保安族自治鄉（1956年改為保安族民族鄉，轄大墩、梅坡、甘河灘、崖頭、高趙家五個行政村），選出的鄉政府委員10人中，保安族有9人，主席、副主席都是保安族人。保安族開始自己當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內部的地方事務。1954年4月，積石山地區又成立了“大河家回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聯合自治區”（後撤銷），下轄包括保安族自治鄉在內的10個鄉。1979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根據積石山保安等少數民族群眾的要求，報請國務院批準成立“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1980年6月底國務院批準，次年9月30日，自治縣正式成立。培養民族幹部是民族區域自治的根本保證。解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黨的民族幹部政策的貫徹、落實，一大批保安族幹部茁壯成長，其中一些人還走上了地、縣、科各級領導崗位。1991年頒布實施的《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自治條例》，對各項自治權利，特別是在培養民族幹部方麵做了許多具體規定，從而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國成立後，保安族地區和其他地區一樣，經曆了深刻的社會改革。社會改革是分兩步走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首先進行以土地改革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改革，其目的是消滅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解放生產力。土改完成之後，進行社會主義三大（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其目的是消滅私有製，把各族人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土地改革中，保安族地區堅持貫徹執行“慎重穩進”等黨的民族地區工作方針，以及“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充分發動廣大各族群眾，組織一切反封建力量，加強和擴大反封建統一戰線；動員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參加土改”的政策，采取了比一般地區較為溫和的做法，團結、爭取了絕大多數民族上層和宗教上層，使他們積極協助黨和人民政府動員、說服群眾，開展各項工作。在鬥爭惡霸地主，沒收土地和評定階級關係中依靠本民族幹部、群眾進行。分配土地和財產等勝利果實時，對保安族給予了特殊照顧。在農業合作化中，貫徹“自願互利”的原則，建立民族聯合的互助組、合作社，從而在各民族之間建立起新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
解放後，黨的宗教政策在保安族地區得到貫徹，切實保障了保安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清真寺、拱北等宗教場所受到保護，宗教人士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適當照顧安排，黨的宗教政策得到保安族人民的擁護。1958年反封建鬥爭中，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影響，發生了嚴重擴大化錯誤，錯鬥、錯捕了一些人，株連了他們的家屬和親友，拆掉和關閉了不少清真寺，粗暴幹涉了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使民族關係、黨和政府與信教群眾的關係都受到了嚴重損害。60年代初，自上而下開始對反封建鬥爭中的擴大化錯誤逐步有所察覺和認識，通過貫徹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1961年）和全國、全省民族工作會議（1962年）精神，保安族地區落實政策，甄別平反了不少人的問題，重新開放了一批清真寺。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糾正錯誤不徹底。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左”傾嚴重錯誤，對建國以來黨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的正確方針、政策以及成就進行否定，嚴重破壞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與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錯誤地把民族問題看作階級問題，把民族區域自治看作是“人為地製造分裂”，搞“獨立王國”，把民族風俗視為“四舊”，納入“橫掃”之列；把宗教信仰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強行禁止保安族群眾的宗教生活，燒毀經書，將大墩、梅坡、甘河灘、高李等村的清真寺、拱北均予以拆除、毀壞或占用；把以往進行了政治安排的民族上層和宗教界知名人士視為“牛鬼蛇神”，列為專政對象，製造了一批冤假錯案。如此幾經折騰，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宗教工作遭到了徹底破壞，保安族群眾的風俗習慣、正常宗教活動均遭到嚴重踐踏，極大地傷害了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