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分配的辦法如下：先算總收入，把一年中農業收入、副業收入等算總賬，減去支出後稱作純收入。從純收入中再減去行政管理費、公積金、公益金等等，剩下的作為社員的分配部分。分配時，將可供分配的部分除以全生產隊的工分總數，得出每個工的應得數額。然後進入農戶分配，每戶合計多少工分，乘以每工日應得數額，就是一個家庭全年的勞動所得。安岸莊是一個純農業村莊，沒有搞過副業，集體化時代的糧產量又很低，所以，多數農戶都是缺糧戶。缺糧戶欠了集體的錢，分口糧時要補交差價，但是，集體化時代的“人性化”不比現在差，實在交不上的，應得的口糧照分不誤，有些更困難的，還可以申請救濟。“受不受，三百六”，說的就是這。
五、統購統銷
1953年冬季，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這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切向蘇聯學習，各種物資全部實行計劃管理，計劃分配。就在這個時期，糧食統購統銷工作開始實行。
那年十月份，縣委召開了縣、區、鄉、村四級幹部會議，布置了糧食統購統銷任務。大會結束以後，幾乎所有的機關幹部都被分配到各村進行糧食統購。統購的任務由縣下達到區，由區下達到村。層層包幹，限期完成。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幾年，尚屬單幹時期，土地都由個體農民耕種，加之農民剛得溫飽，許多人惜售。怎麼辦？由群眾評議，群眾議定誰家賣多少就賣多少。群眾對幹部的命令是可以反駁的，但群眾對群眾自己是不敢違抗的，因為人們普遍相信這樣一句話：“家有千兩銀，外有百杆秤。”“外”就是群眾。這樣一來，任務很快完成了。有的戶本來沒有多少餘糧，但在一個崇高名義的激勵下和“群眾評議”的製約下，通過私自挪借的辦法湊數。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樣的指導思想和工作辦法以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一直掛在人們的嘴邊，但是，通過這個村莊的統購統銷這件事，我們可以斷定，某些時候，群眾的眼睛並不是雪亮的，有時也可能故意不雪亮。因為，僅僅在第二年春天，這個村莊就發生了較大範圍的饑荒，通過向上反映，區、鄉政府又撥下一筆較大數量的返銷糧。雖然撥下的糧食中有陳糧，還有紅薯幹之類的替代品，但村民對此還是感激的，對政府也是相信的。那以後，村裏人在“受不受，三百六”這句話的後麵又加了一句：“夠不夠三百六，不夠吃再研究。”
六、掃盲
建國初期，為了提高全民素質，黨和政府號召在農村掃盲。村裏辦起了民校，也叫夜校。該村雖為文化村，但有文化的仍是少數，廣大農民識字很少，特別是婦女，幾乎全是文盲。對於上民校夜校，大家都擁護，也都踴躍參加，但有些婦女會受到丈夫和公婆的阻撓。碰到這種情況，下鄉幹部、婦女幹部和夜校教員們就登門做工作，開導教育，教育不好的就開會“幫助”，總而言之，非參加不可。開了幾個人的“幫助”會以後，大家的思想就都開通了，掃盲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效果非常好。那時，大隊部設在一處土改時被沒收的四合院裏，正房辦公，東廂房就是民校夜校。夜校外麵的牆壁上用毛筆寫了兩千多漢字，人、手、口、足、尺……從簡到繁，從易到難。這就是一張大考卷，考卷上邊寫了一句很能激勵人心的話：“有哪個英雄好漢自報奮勇敢過關！”大家都想過關，於是大家都在認真學，每晚吃罷飯，男人們顧不上抽煙，女人們顧不上洗鍋，早早就都來上課。從1952年冬至1953年夏，夜校辦了將近一年，效果很好，成績很大，青壯年文盲基本掃除，連許多老年婦女都能寫出自己的名字，能夠認識一些簡單的漢字和洋碼字。那以後，實行五年製普及教育，再以後實行七年一貫製、九年一貫製，適齡兒童全部上學，村裏就再無文盲產生了。該村夜校辦得好，掃盲掃得好，被政府樹立為典型和樣板，常有人參觀，還到省城太原開過經驗交流會，得到過一麵錦旗。
七、大躍進
1958年，黨中央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合稱為“三麵紅旗”。“高舉三麵紅旗，建設社會主義”、“十五年超英趕美”。當時，村裏的牆壁上到處都寫滿了激勵人心的政治標語。
山陰縣的大躍進從1958年年初開始，那年春節剛過，縣委就在縣城北邊一個叫大橋溝的地方搭台，召開了萬人誓師大會。當時全縣13萬人口，差不多每個村莊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參加。會上提出宏偉口號：“大戰洪濤山，征服三道河，治理鹽堿灘，戰勝五峪口”。當時要求男的學趙雲，女的學穆桂英，孩子學羅通，老年人學佘太君。動員全縣人民群眾向荒山大地進軍，徹底改變山陰麵貌。
大躍進一開始，全村人情緒熱烈，高潮迭起。首先掀起的是一個積肥的高潮，村幹部帶頭，每戶必有一個糞筐和糞叉，出門挎著，見糞就拾。那時的牲畜很少，地裏路上可拾的糞肥不多，於是就大掃除，把街上院裏的塵土垃圾清掃到糞堆上，潑水漚製，街院幹淨了，肥料也增加了。其後不久，又開始漚綠肥，把長在地裏的雜草割下，挖一些大坑漚製，也有效果。
與積肥同時進行的是“除四害”。初時的“四害”包括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其後將麻雀去掉，代之以臭蟲。以當時村莊的環境狀況而言，消滅蒼蠅蚊子是困難的，效果明顯的是老鼠和麻雀。當人們發現麻雀一少連天上的鷹鷂也少而莊稼蟲害卻越厲害因而不打麻雀打臭蟲時，麻雀已經很少出現並且長時間很少出現了。
這一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十分喜人。但到秋收時，上級號召要大煉鋼鐵，全村的青壯年都被拉到西邊的洪濤山上安營紮寨，日夜不停地建高爐找礦石，鼓風加料，地裏的莊稼沒有及時收割，損失不少。
秋後的另一個高潮是深翻地。上級號召，凡是基本農田，都必須深翻達到一米，為的是增加活土層，蓄水保墒。這個任務按村裏人計算是每人兩畝。由於不能用犁耕，犁耕最深隻能達到半尺，所以隻能用鍬挖。每人開一條深達一米的壕溝，然後一幅一幅向外翻。按土方量計算，每人二畝挖三尺，應是四千五百方左右，以一六口之家計算，將近三萬方，即使每家能有三個強勞力出勤，每個勞力也要完成一萬方以上。這樣算來，似乎不可能，但這村的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到封凍以前，全村的基本農田基本達到了深翻。之所以能按時完成，實是緣於村民的固執和狡猾，他們按要求深挖幾塊地應付檢查，其餘就不那麼認真了，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深翻其實並沒有好處。事後證明，村民這樣做是十分正確的，當地熟土層本來就隻有半尺左右，深翻以後，熟土散失或埋在地下，第二年，莊稼長勢明顯頹弱。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了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許多地塊顆粒無收，天相不好是一個原因，深翻地也是一個原因。
這個村莊的版圖麵積大約有六千畝，其中半數為耕地，半數為鹽堿灘。如果把鹽堿灘改造成耕地，那麼，該村糧產量就會翻番。於是，村幹部乘著大躍進的東風，果斷決定向鹽堿灘進軍。先是在大灘的縱深地帶建一個鹽堿作坊，稱為鹽房，抽調一批青壯勞力熬製鹽堿。另把全村人集中在大灘裏，早出晚歸，肩扛人擔，每隔三五百米，挖一條東西向的大渠。大渠挖成後，地下水滲流到渠裏，水流泌泌，一兩年後，居然有小魚遊動。但是鹽堿地從未耕種，原因很簡單，以當時近乎原始的生產力和生產水平，全村不到二百整半勞力，根本就顧不及來種。此外還產生了一個嚴重的生態損失。這片鹽堿灘實際是沼澤地，它與以東大片的沼澤地連在一起，往年春天，總有被村民稱為“赤佬”的大雁排成“人”字或“一”字，一群又一群地飛來，晚上就在這裏棲息，但在此後就漸漸絕跡了。
為了解放婦女勞動，這一年，村內還設立了幼兒園，也叫托兒所。婦女們早飯後，把孩子們送到托兒所，中午接回，下午再送，與現時的城市無異。到得其後成立公共食堂，婦女們就連做飯的營生也沒有了，隻是和男勞力一樣，按時參加勞動，那時的人們幾乎全都以為，這就已經是共產主義了。
與掃盲夜校一樣，這村的托兒所也辦得紅紅火火。托兒所辦在樊生果自家院子裏，這是一個四合院，有人教孩子們認字，還教唱歌跳舞。這個托兒所被樹為省裏的典型樣板，也獲得一麵錦旗，副書記兼婦聯主任樊生果和托兒所管理員馬禮崗的妻子還受邀去省城太原開會。
八、吃食堂
在大躍進形勢下，為了解放生產力，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在上級號召下，村村都辦起了公共食堂。安岸莊的食堂設在村中間一處流亡地主遺棄的院落內，掏空三大間。那時村內約有一百五十多戶八百來人口，每當飯時，每家每戶都來人打飯，全村人要吃啥都吃啥，一種主食，一鍋大菜，一人一份。窩窩數個，米粥過秤，誰也不準多吃多占，標準的“平均主義”。食堂初辦時，夥食尚好，標準高，份量足，管理人員和炊事人員也都盡職盡責。但是問題很快就出來了，八百多口人的大鍋飯，做不好，吃不慣，來了客人不好招待。有人病了，想湯湯水水熱熱乎乎吃點麵片什麼的，沒辦法滿足，打回家的飯全是涼的。當地食俗，主食以糕為主，吃糕必須熱吃，冷吃不好吃，也不好消化。總而言之，弊端很多。有的人家想辦法自己改善，但村幹部和下鄉幹部監視得緊，看見誰家煙洞冒煙，立馬就製止了。尚有在半夜做飯被逮著的，逮著就被沒收了。事實上，那時剛成立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每月發一次口糧，食堂辦起後，口糧就不發了，絕大部分家庭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
1959年糧食歉收，加之辦食堂初期胡吃海塞、浪費嚴重，跑冒滴漏也多，隊裏的存糧日漸緊缺，隻好減量。到得1960年，普遍大旱，糧食大幅度減產，算下來，每人每日隻有六七兩原糧，折成成品糧超不過半斤。怎麼辦呢？搞低標準，瓜菜代。“瓜菜代”是一個好聽的說法，實際既沒有瓜，也沒有菜，隻是尋找“代食品”，山藥蔓子，蕎麥花子，玉米皮、玉米芯、秕子稗子、樹皮樹葉等等都成了群眾的食糧。在大麵積饑荒下，“代食品”也是有限的，在實在沒辦法維持的情況下，公共食堂隻好解散，恢複家庭生活。集體沒辦法，單個的家庭更沒辦法，青壯年隻好外流。那時，內蒙地區地廣人稀，許多人就到那裏投親靠友，或偷偷挖小塊地自己耕種。至於沒能力也沒膽量外流的，就隻好待在村裏，艱難度日。這場饑荒中，全村餓死的人不少。先是浮腫，指頭摁下去就會冒水，然後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