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對話中可知，朱元璋對劉伯溫的寬仁之說大不以為然。劉伯溫滿腹經綸，精通天文地理，在朱元璋爭奪天下的角逐中，他是最得力的謀士之一。此一點上，他與朱元璋的關係，猶如張良之與劉邦、諸葛亮之與劉備。顯然這一次談話，劉基的回答“不稱上意。”朱元璋農民出身，幾乎是文盲，後來，在打天下與治天下的過程中，他雖然學到不少東西，但他的經驗多於知識。盡管他常常表現出思賢若渴的態度，但骨子深處對讀書人始終抱有戒心。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一詞中，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的文采缺失表示了嘲笑。而朱元璋，則連讓他嘲笑的資格都沒有。
客觀地講，劉伯溫說出“寬仁”二字，隻是點出題目，下麵隻要朱元璋問他一句“如何實施寬仁？”相信劉伯溫一定會有一篇對症下藥的宏論。但朱元璋並沒有問他，而是劈裏叭啦自己講了一通，捎帶著還把這位“國師”譏諷了一句“舍此而言寬仁，是徒有其名。”
5、皇帝與國師——既相生又相剋
在中國的古代，君臣晤對，是產生治國方略行政智能的最好方法之一。皇帝與國師，既相生，又相克。相生之時，則君臣融洽，國泰民安。這方麵最好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與師相魏征，一部《貞觀之治》記述甚詳。若君臣相克，則天怒人怨。嬖幸之徒趁機以讒言獲寵，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老百姓。當然也有一種皇帝，對“國師”非常尊重，常常不恥下問。如漢文帝把賈誼請來徹夜長談，結果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種皇帝，徒落笑柄而已。
檢點明朝典籍，不難看出，朱無璋雖然經常與大臣晤對，但討見識聽意見的時候極少，大多數時間都是他發表宏論，臣下惟有諾諾而已。
不過，仔細研究朱元璋的一些“最高指示”，還得承認，這個皇帝心裏頭始終還是裝著老百姓的，上麵引述的他與劉伯溫的晤對，他不問青紅皂白把劉伯溫揶揄一通固然不對，但他對於“寬仁”的引申，倒真是頗有見地。他認為寬仁過於空落，是讀書人的酸語。對於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是實惠。
6、政治需要想像力，但朱元璋恰恰缺少
我曾經說過，政治是一門藝術，要想作好它，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想象力。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以及鄧小平倡導的“一國兩製”，都是改革中政治想象力的典範。朱元璋缺乏想象力，可舉兩例。一是曾有大臣向他建議象前朝那樣，給江西龍虎山的張道人“天師”稱號，朱元璋斥道：“天至高無上，怎幺可能還有老師？”第二是他的詠雪詩，有這幺兩句“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這詩句比起毛澤東的詠雪詩句“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則不可同日而語了。
縱觀明朝的一些國策，朱元璋少有創見。他開創的大明王朝，說得準確一點，隻是“開”而非“創”。我們說一個帝王應有雄才大略，這是統而言之。若分開來說，則開國應有雄才，創業則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立國之初，他不遺餘力推行製度建設，也隻是恢複帝國的秩序而非給新的王朝注入詩意。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他希望他的國家穩定而富裕，士農工商各有所務，田野多農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個臣民都充滿至高無上的道德感，都必須心存敬畏。
7、朱元璋道德治國的提倡者
朱元璋是道德治國的極力推行者，在他看來，所謂道德，最緊要的兩個字是忠與孝。張居正寫過一副對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種田。”這位大明王朝最為卓著的政治家，雖然比朱元璋晚生了兩百多年，但他對這位開國皇帝的思想，可謂體會至深。今天，我們參觀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經常看到門楣上書有“耕讀傳家”這四個字。毫無疑問，這是明代的遺風。忠臣與孝子、儒士與農夫，這四種人，在明代大受推崇。
今天，我們常說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這是西方的觀點。盡管在其衍變過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內容，但其發端仍是經濟學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卻是依靠忠臣孝子與儒士農夫作為中堅力量來穩定社會的。這四種人非但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貧富之間甚至有著天壤之別，但他們都有著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這在今天來看簡直不可思議，但在朱明王朝時期，每一個人都必須象聖賢那樣，強迫自己建立起道德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