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章 張居正的為官之道(3 / 3)

這裏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軍政首腦的關係處理,當時的總兵是部隊一把手,他上麵還有一個總督。總督既是地方行政長官,又領導總兵。過去隻要總督和總兵產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換總兵,而不會換總督。張居正不一樣,當戚繼光這個總兵和總督產生矛盾以後,撤換的都是總督。而且每一個總督上任,張居正都會找他談話,要他支持戚繼光的工作。戚繼光當了十三年的薊遼總兵,薊遼沒有發生一次戰爭,蒙古也沒有一次進犯,這既是戚繼光的功勞,也是張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勞。

張居正不提倡頻繁地換幹部,各地的封疆大吏、總兵,他提倡久任製。當然,久任並不等於不升官。你在一個地方幹久了,有了政績了,就給你升官。比如說,你還是一個四品的總兵,但給你掛一個兵部左侍郎的銜,不是變成二品的官員了嗎?象遼寧總兵李成梁,因為屢立戰功,張居正就力主給他封侯,這都是張居正用人的智慧。張居正與戚繼光的關係,是萬曆時期官場的一個健康標本。兩人心心相印,但沒有一點私情。戚繼光有一個愛好,喜歡吃豬頭肉,每次過春節的時候,張居正就在北京把豬頭肉做好,派人送到薊遼總兵行轅。戚繼光收到豬頭肉,就拿去和將士們一起分享。

不管別人怎麼攻擊戚繼光,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長久對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別人怎麼向張居正推薦海瑞,他堅決不用。戚繼光與海瑞,都是晚明時期的名傾朝野的重要人物。張居正對他們的態度,可是絕然不同。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體表現。

14、宰相的作用:坐而論道,協理陰陽

古人給宰相的作用定了八個字,叫“坐而論道,協理陰陽”。坐下來講道理,按今天的話說,就是製訂方針政策;協理陰陽就是從宏觀上平衡各方麵的關係。宰相如果過分地關注具體的事務,其總攬全局的能力就會削弱。說得直白一點,宰相就是要善於用人,而不是善於做事。讓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這才是良性的互動。前麵說到張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樣培植改革的精英團隊,組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僅僅有一個精英團隊還不夠。畢竟,張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組建的精英團隊,但他同時必須更為慎重地處理與皇室的關係。明史學界有一種說法,萬曆新政的成功取決於三個人:一個是張居正,一個是皇帝生母李太後,還有一個是大太監馮保。將這三個人稱為權力鐵三角。

這三個人,李太後代表的是皇權。因為當時皇帝小,入主乾清宮時,李太後作為他的監護人同時住了進去,在那期間幾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經過她點頭。張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係統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構來比喻,李太後行使的是董事長的權力,張居正行使的就是總經理的權力。這兩個人之間的橋梁就是司禮監掌印馮保。

和這樣兩個人搞好關係,形成共識,對張居正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先說馮保,他有“笑麵虎”之稱。表麵上笑嗬嗬的,內心裏卻常藏殺氣。他有仇必報,又很貪財。但馮保也有一個優點,對內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對整個公文的製度也了如指掌,而且還能夠約束部下,顧全大局。在他執掌東廠期間,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對高拱下毒手,幾乎沒有濫用職權、製造大冤案。

馮保的性格很複雜,如果張居正書生氣十足,像海瑞那樣嫉惡如仇,則根本無法與馮保相處。一旦得罪了馮保,就會失掉和太後、皇帝聯係的紐帶。張居正知道這一層利害,因此對馮保多有牽就,甚至對他收受賄賂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點,曾引起很多人對他的垢病。但他不這樣不行啊,單純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馮保,與之劃清界限。但要做一個好官,為朝廷和老百姓辦點實事,他就不能這樣了。他必須委曲求全。張居正明白,和馮保這樣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節,還應該有通有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同流不合汙”。

我在小說中寫到一個故事,一個官員向馮保行賄,想謀得兩淮鹽運使這一肥缺。馮保便向張居正推薦這個人,張居正明知道那個人是貪官,也知道馮保收了他的賄賂,他仍一口答應。這令他的精英團隊大不理解。有人質問他:“你不是要反腐敗嗎?為什麼還要重用一個腐敗分子?”張居正說了一句話:“如果我用了一個貪官,換回來的代價是能懲治更多的貪官,這個人你用不用?必要時,宮府之間就得做點交易。”宮就是宮廷,大內;府就是內閣,內閣在明代稱之為政府。有人看我的書,指出“政府”這個詞不該用,怎麼用了這麼現代的詞?我說“政府”這個詞恰恰不是現代的。是我們借用明代的。在整個明代,宮府之間矛盾都比較突出。導致國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頭,甚至產生動蕩。所謂高層的政治,既有皇權與相權之爭,也有外相與內相之爭。

15、張居正籠絡馮保,但不是一味遷就

張居正籠絡馮保,並不是一味牽就,有時也采取牽製與約束的態度。大內的財政從來就是一本糊塗賬。二十四監局個個都有敲詐勒索的渠道以及鯨吞公物的方便。太監作奸自盜,即使被人告發,外廷的司法機構也無權幹涉。須得太監的自身機構內官監或東廠處置。但這些機構常常缺乏秉公執法之人。因此,太監們的特權往往大於外廷的官員。京城各大寺廟道觀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官裏頭的朱衣太監。所謂朱衣,就是監局一級掌印太監穿衣的品級。當時京城裏的某人,如果炫耀說:“我在宮裏頭有人,”即表明他是一個有能耐的人而令人羨慕。

張居正上任後,很想治一治大內的種種不法行為,特別是財政的漏洞。但他知道這件事弄得不好,便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沒有馮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張居正於是不隻一次在與太後與皇上的麵前給馮保戴高帽,說他如何廉潔奉公,然後又讓禮科給事中就內廷財政問題給皇上寫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個內廷的各種物品的庫存,一一重新登記。凡被太監“借”走的,一律限期歸還。皇上將此奏章送回內閣讓張居正擬票。張居正擬票之前,找來馮保商議,馮保盡管不樂意外官插手內廷的事務,但覺得張居正的態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內廷財務。皇上批旨之後,內廷財務動了一次大手術。僅清回來的瓷器就有一萬多件。經過這一次清理,內廷的開支節省了不少。原來,內廷財政與國家財政雖然名義上是分開的,但皇上經常下旨到戶部調錢。張居正上任後,堅持分灶吃飯。內廷的開支,包括皇上為嬪妃打製頭麵首飾、賞賜宮女等,一律由內廷供用庫開支。國庫的太倉銀,隻能用於官吏的俸祿、水利的建設、軍費的開支等等。

供用庫銀子來源於哪兒?一個是皇上莊田的收入,第二是全國礦山開礦的收入。如果今天我們把所有的礦山收入劃歸皇室,那這個收入就大了。但在明代,開礦都是小打小鬧,因此收入還不太多。國庫太倉銀的收入主要來自於民間各種賦稅。在馮保的配合下,張居正完成了皇室與外廷財政上的分灶吃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等於實際上限製了皇室的權利,改家天下為國天下。這麼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實,相比之下,滿足一下馮保的些小私欲,又算得什麼?

16、張居正遷就李太後,換回她對改革的支持

張居正的另一個難點就是和李太後關係的處理。李太後其實是一個無意從事政治的政治家,隻不過是曆史給她提供給了某種機緣,她順應曆史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從大量的史料來看,她對張居正的支持是無私的。張居正根據她的特點,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決策。比如,在太後封號問題上,張居正搞了一點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後、貴妃要重新封贈。為什麼?因為新皇帝的正宮夫人必須承繼皇後的稱號,老皇上的皇後高一輩兒,就得叫皇太後。這個封贈有規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後,一律封皇太後。如老皇上的嬪妃裏有人生的兒子繼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後,但和老皇後之間要有區別,即老皇後在“皇太後”之前再加兩個字的封號,而皇帝的生母,晉封的皇太後就什麼都不能加。比如這個人是個“政治家”,另一個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雖然都是政治家,但有偉大不偉大之分。馮保為此事和張居正商量,皇上主要的監護人是他的生母李貴妃,最好不要讓她和陳太後有任何差別。這件事情下到禮部討論的時候,禮部的官員不幹,說祖上的封贈製度沒有這個先例。在張居正看來,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給你加“偉大”兩個字不會多給你一萬塊錢,就是多一份名譽而已。張居正指示禮部尚書呂調陽,一定要辦妥這件事,在他的直接幹預下,陳皇後變成“仁聖皇太後”;李太後變成了“慈聖皇太後”。封贈頒布之日,李太後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陳皇後齊平了,非常高興,覺得張居正會辦事兒,因此她對張居正的信任增強了。這是張居正給她辦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滿意。

第二件事情,李太後非常信佛,印經書、佛像裝修啊,施舍銀兩建廟啊,經常有這樣的開支。她的施舍太多,私房錢不夠用。馮保便攛掇張居正從太倉裏拿銀子給她做善事。張居正覺得不妥。他便出了一個主意,將寶和店劃歸到李太後名下。這個寶和店屬皇產,是皇室采購中心。除了北京總店,在全國若幹城市還設有分店,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商業集團。將寶和店劃歸李太後,這對政府沒有任何損失,隻是把皇帝衣兜裏的錢變成了太後衣兜裏的錢。這樣,既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李太後敬佛的開支,又沒有違反張居正自己製定的財政改革的原則。這是真正的雙贏。李太後就覺得張居正心裏有她,對他更加信任。

第三件事情,李太後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廟,落成典禮時的讚頌文章是張居正寫的。去年我到五台山還看到了這個斷碑,字跡已經模糊了。首輔寫文章歌頌李太後的功德,她覺得臉上很光彩。像這樣不傷筋動骨,不破壞國家財政,不給國家製度和朝廷帶來任何影響的善事,張居正都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到位。馮保在滄州選了一塊吉地,準備作為自己百年後的壽藏之處。破土動工之日,張居正還率領百官向馮保祝賀,也給他寫文章。今天很多人就會產生疑問,張居正這麼大的官,還用得著去拍李太後與馮保的馬屁?這馬屁不拍還真不行,因為這兩個人,一個代表皇帝,一個代表內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張居正犧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選擇與他們合作,甚至不停地讚賞他們,為他們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而贏得他們對萬曆新政的強力支持,這是犧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現。一個知識分子最難的,莫過於要犧牲自己的道德價值觀。但張居正做到了,這裏麵除了有舍身飼虎的勇氣,還要有一種“道”的把握。這種把握是佛家所講的“戒、定、慧”三者之間的通融。後世對張居正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張居正與李太後、馮保之間的關係。但根據當時的情況,張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國強兵的理想,他除了與李太後、馮保合作,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17、帝師與大臣,兩種角色常常衝突

如果用事功的觀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觀念來衡量,則這三個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們精誠合作,開創了萬曆初年的中興之象。三人的公情與私誼,都相當深厚。張居正去世之後,馮保對他很懷念,而且還設法保護張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為張居正的死,也因為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殘酷的清算,李太後萬念俱灰,從此退出了政壇。由此可見,李太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她涉足政治隻是出於母愛。她覺得張居正是在真心輔佐她的兒子,所以她對張居正十分倚賴。

由於李太後的信任,張居正擔當的角色,有時的確有一點尷尬。在朝廷裏他是首輔,在皇帝麵前,他是老師。作為首輔,他必須聽命於皇上;作為老師,他又得嚴格管教學生。這兩種角色常常產生衝突。李太後是一個嚴厲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張居正是一個嚴格的老師。小皇帝一直很怕張居正。他從來不喊張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稱“元輔張先生”。萬曆六年,十六歲的朱翊鈞成婚之後,李太後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宮裏監護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寧宮。回去之前她把張居正找來談了一次話,她說她現在再也沒有辦法監護皇上了,要張居正承擔師相的責,任對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時的朱翊鈞已不是當年的孩子了,他開始有自己的主見並在貼身太監的引誘下,滋長了遊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帶著孫海和客用兩個貼身太監。喝得半醉時,朱翊鈞吩咐找兩個宮女唱唱曲,於是太監找來了兩個宮女。朱翊鈞要兩個宮女唱坊間的流行小曲。兩個宮女說不會唱。朱翊鈞很生氣,抖威風說:“我叫你唱歌你還不會唱?推出去斬了!”天子無戲言,出口的話都是聖旨啊。孫海一聽,這可鬧大了,本是偷著出來玩的,鬧出人命來可就麻煩了,就趕緊提建議,不要斬了,把兩個宮女的頭發削掉,代替斬首。

這件事被李太後知道了,很生氣。第二天把兩個宮女找來,問明情況以後,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慶皇帝靈前哭起來了。說兒子現在就這樣浪蕩,哪當得了皇帝,妾身準備把他廢掉,讓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萬曆皇帝一聽說嚇壞了,趕緊跑到太後麵前哭,跪在地上不起來,希望得到原諒。李太後說,這件事要看張居正怎麼說。在太後的授意下,張居正替皇上寫了一個檢討書,叫罪己詔,頒布出來,承認這件事做得荒唐,今後再也不發生了,這件事才算過關。李太後對兒子嚴格管教,張居正積極配合。朱翊鈞因此漸漸地對張居正產生不滿。朱翊鈞19歲時,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國家。張居正也看出萬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還政”,把國家的控製權還給皇上。朱翊鈞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後麵前提這個事兒,李太後卻回答說:“你30歲之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教誨。”太後對張居正如此信賴,使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由不滿變成仇恨。所以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迅速對他進行清算。

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成功,利益於他高超的政治智慧與獨到的用人之道,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他的行政能力。雖然,他最終以個人的悲劇結束,但他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與借鑒。

2007年6月10日 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