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練拳去
一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前後，華北大地的直隸、山東等省的鄉鎮市集出現了一批批扛著“扶清滅洋”大旗，宣稱“神拳”、“神團”的義和團民。他們往往吸引成群觀眾，給了無生趣的下層百姓的生活注入了激情、興奮和難得的希望。
義和團民是怎麼練拳，怎麼招攬新人的呢？
他們先在街麵上開辟出一塊場地，吸引群眾圍觀。表演完尋常的刀槍棍棒之後，義和團最吸引眼球的壓軸本事是“刀槍不入”。一群團民用抬槍、洋槍裝藥填子，瞄準站在百步開外的同伴。那些同伴都袒胸露腹，毫不畏懼地迎接槍彈打擊。在圍觀人群的驚歎聲中，數槍齊放，硝煙散起。人們扭頭去看被瞄準的團民，他們竟然巋然不動，還笑眯眯地從手中拿出子彈來示眾。人群響起了更大的驚歎聲，都為義和團刀槍不入、赤手擒彈的本領所折服。很快“奔壇求教者如歸市”，義和團便在當地擴展了組織。
其實，所謂的“刀槍不入”是一場騙局。機關就在子彈上麵。槍膛裏裝著的並不是真的子彈，而是“香麵為丸，滾以鐵沙”的假彈，開槍時麵丸化為青煙，既沒有殺傷力又渲染了煙霧效果。被瞄準的團民早已在手掌裏藏了真彈，這邊槍一響，那邊即以快捷的手法將捏著的子彈亮出，佯做接住了射來的槍彈。
這樣的表演並不高明，並不能讓所有人信服。也有觀眾心裏疑慮重重，可極少有人出來拆穿義和團民的表演。一方麵是義和團旗幟招展、鑼鼓震天，營造出來群情激昂的熱烈場麵很能鎮服心懷疑慮的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需要一個“刀槍不入”的神話來振奮精神。即便是理智的懷疑主義者，對“刀槍不入”也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1899年前後是外辱日迫、中國人情緒鬱悶的年代。沉重的賠款、趾高氣揚的教會、此起彼伏的教民糾紛和中國領土上的外國租界、外國軍隊一樣，刺激著中國人的神經。甲午戰敗給蕞爾小國，《馬關條約》讓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都從民間籌集，辦法隻能是在本來就已經很重的賦稅基礎上再攤派苛捐雜稅。老百姓怨聲載道，官府中人也不願這麼做，可又不得不這麼做，最後大家的火氣都對準了始作俑者——洋人。偏偏在華洋人又火上澆油，社會上經常爆出洋人依仗特權奪人錢財、信教民眾仗勢欺人、教會幹預地方司法、地方官員袒護教民的新聞來。特別是德國占領膠州灣，強劃山東為勢力範圍，掀起了列強在中國搶占勢力範圍的狂潮，加劇了中外矛盾。老百姓對教會、對洋人充滿仇恨，需要發泄情緒。義和團的興起恰逢其時，一下子就成了老百姓寄托希望、發泄仇恨的載體。
義和團初名“義和拳”，起初是山東、直隸社會底層民眾的秘密結社組織。嚴格地說，義和團還算不上是“組織”，因為它一直沒有形成固定的組織結構，沒有協同一致的行動，沒有明確的規章製度，也沒有明確的領導人。和19世紀中國大地上其他的秘密結社組織一樣，義和團長期在民間斷斷續續地發展，像荒草一樣生死不定。恰恰因為它在早期力量薄弱，入不了清朝官府的法眼，才得以在大的民間組織被官府一一剿滅後異軍突起、傲視群雄。在老百姓仇外的大背景下，山東各地大刀會、紅拳會以及其他秘密結社的成員紛紛自稱義和團，義和團組織迅速膨脹。在老百姓眼中，它儼然成了抗強扶弱、對付外辱的正義化身，大家都踴躍參加義和團。一時間，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大地。轟轟烈烈的，老百姓都去“練拳”了。
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兒都飛進來了。義和團在組織膨脹的同時，人員和思想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許多愚昧迷信的內容（比如刀槍不入、燒符喝水、噴火吞金、跳大神等）和偏激極端的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全麵、徹底地否定西方事物，極端仇視外國人，順帶著把學外語、用進口商品的中國人也列為“二毛子”、“三毛子”直至“十毛子”）。
中國民間蘊含的力量是極其巨大的，也是缺乏組織的。
中國曆史一再證明：如果沒有合理的組織和疏導，中國民眾突然爆發出來的能量是極為可怕的。1899年的中國就麵臨著這種可怕力量的威脅。
義和團中的愚昧迷信和極端仇外的思想很快得到了發展。越來越多的加入者喝下符水，相信自己已經刀槍不入了，然後拿起棍棒、刀槍，成群結隊地報複教會組織和洋人。他們燒毀教堂、殺死傳教士，搗爛電報局、割斷電話線，推倒火車、扒斷鐵路線，最後發展到迫害信教的中國人和西式學堂裏的師生們，從“二毛子”到“十毛子”都成了義和團追殺的對象。其中，自然還有一些“流氓無產者”挾私報複、劫掠錢財的打砸搶燒行動。
官府就不管管嗎？
內憂外患的清王朝要應付的事情很多，曆次打擊已經讓它虛弱不堪。因此，清朝官府已經沒有了像其他王朝那樣嚴厲鎮壓民間秘密組織的力量。既然來硬的不行，官府就想到了另外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對付民間結社的傳統方法：招安。
在義和團發展最盛的山東地區，李秉衡、毓賢等曆任巡撫都以“控製”義和團為目標，將義和拳改名義和團，奏請收為團練組織。1899年出任山東巡撫的毓賢還賞拳民以銀兩，讓拳民教授官兵武藝。山東地區義和團和傳教士、教民的衝突加劇。因為西方公使的強烈反對，義和團編為團練的計劃沒有施行。公使們對義和團的態度很明確：必須鎮壓這群“暴民”，而且還要查辦毓賢等人。清政府陽奉陰違，隻是將毓賢撤職了事。義和團勢力繼續滋長。
曆史學界一直在爭論李秉衡、毓賢等人到底是傾向義和團的“革命者”還是陰險狡詐、要用軟刀子消滅義和團的“反動官僚”。跳出爭論，我們設身處地地為李秉衡、毓賢想想，在國家多事、官府無力的背景下，李秉衡、毓賢等人處理義和團事務的對策是唯一現實的方法。
義和團暴力行為的滋長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一群政治野心家看中了義和團的力量，妄圖加以利用。
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後關係惡化。慈禧太後想罷黜不聽話的光緒，可光緒在變法前後表現出來的開明形象贏得了西方的好感。西方公使集體反對罷黜光緒皇帝。慈禧太後隱忍不發，退求其次，在1899年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自己的侄外孫溥俊為大阿哥（載漪娶了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兒為妻，生下溥俊），準備接替身體欠佳的光緒的帝位。結果，各國公使支持光緒皇帝，拒絕前往朝賀新立的儲君，做出集體反對慈禧的小動作。慈禧是個權力欲極強的女人，至此，對西方公使們恨之入骨。
端郡王載漪為了即將到手的帝位，聚攏一批人組成了“大阿哥黨”。核心成員包括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等，剛毅、徐桐、崇綺等大臣也加入其中。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除了爭權，就是守舊仇外。從洋務運動開始到戊戌變法，他們始終都是排外者。他們要反對言行相對開明、與西方關係密切的改革派官僚。載勳、載漪等人原本力量不強，可兩個因素讓他們在1899年的權力格局中占據了優勢。一是改革派的領袖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分別擔任兩廣、湖廣總督，不在北京；另一個相對開明的實權人物榮祿明哲保身。力量對比有利於“大阿哥黨”。二是“大阿哥黨”利用了上自慈禧下自普通義和團民的仇外滅洋心理，鼓吹“排外”，不惜綁架整個朝廷乃至國家的命運來追求集團的私利。
朝堂上開始有人說義和團是“忠義”之民，對朝廷忠心耿耿，何不利用他們來幫助朝廷消滅洋人？“利用義和團滅洋”作為一個政策選擇，出現在了朝堂之上。徐桐、崇綺等人加入了練拳的行列，剛毅、載瀾改穿義和團裝束，“大阿哥”之父載漪不僅在府中設壇立團，朝夕虔拜，還把義和團首領請進了端王府。
一個不可忽視的史實是，“大阿哥黨”的載勳兼任步兵統領，掌管京城九門，載瀾掌管神機營，載漪指揮虎神營，他們三人控製了京城內外10萬官軍的大部（另一部分軍隊受榮祿指揮）。在義和團運動鼎盛時期，京城大門是對拳民敞開的。
無序的農民運動被別有用心的野心家所利用，其運動的軌跡將會迅速失控，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並超乎農民本身和妄想利用他們的野心家的控製。
二
1899年5月19日，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給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寫了一封長信，描述他所了解到的恐怖情況：
“被殺死的基督徒有70多名？？許多村莊被搶掠和燒毀，更有大量村莊被廢棄。2000多名基督徒赤手空拳，無衣無食，四處逃竄。僅北京一地，就大約已有400多名難民，包括男人、婦女和兒童。成千上萬人將在近期趕來。我們將必須停止中學以及大學的課程；利用所有的醫院做空房接待這些不幸的人們。在東部，搶掠和焚燒情況嚴重，每小時都有警報消息傳來。北京已被四麵包圍，義和團日漸臨近北京，唯一耽誤他們行程的是他們對基督徒的燒殺搶掠。？？宗教迫害不是唯一的宗旨，真正的目的是滅絕歐洲人？？北京城裏他們的同夥已經準備好攻擊教堂並清除領事館？？”
從1899年夏天開始，歐美報紙開始報道中國華北的局勢，報道義和團殺戮宗教人士的消息。他們一致認為中國不能製止不斷發生的殺戮事件，違反了條約義務。早在四月份之前，各國駐華公使就三度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解決義和團問題。到了盛夏，義和團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清政府明顯“不作為”。各位公使承受在華僑民和本國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對清政府的不滿也越來越多。與國內輿論懷疑清政府是大規模暴力事件的幕後唆使者不同，在華的各國公使得出的結論相對接近事實：虛弱的清政府沒有能力平息華北的大規模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