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建寧王之死乃是李唐皇室內部的自相殘殺，是一宗冤案，所以後來唐代宗李豫（俶）即位，於大曆三年（768）正月追贈李倓為齊王，同年五月又追尊為承天皇帝。當時李泌請求追贈太子之號，而代宗認為建寧王首倡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竭誠忠孝，為讒人所害，隻有追尊帝號才可稱其夙願。可見代宗與建寧兄弟感情之深。
（二）李豫是怎樣當上太子的
李豫原名李俶，是唐肅宗的長子，初封廣平郡王。因為李豫是唐玄宗的嫡皇孫，所以他的出生令玄宗非常高興。據載，李豫生下三日，玄宗親自前往看視，保姆見其身體瘦弱，怕皇帝看了不高興，遂另取宮中其他孩子抱來頂替。玄宗看後不樂，保姆急忙叩頭認錯，玄宗說：“非爾所知，趣取兒來！”當他看到嫡孫後，心中大喜，對著太陽看了又看，說：“福過其父。”於是下令大擺宴席，盡歡而歸（《新唐書·後妃列傳》）。
唐肅宗即位後，遂任命李豫為天下兵馬元帥，統領諸軍先後收複了長安、洛陽。肅宗回到長安後，晉封其為楚王。在李豫任天下兵馬元帥時，郭子儀、李光弼為副元帥，具體指揮作戰均靠這二人，李豫本人並沒有多少戰功，但他畢竟是最高統帥，因此兩京的收複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資本，對其最終被立為太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乾元元年（758）三月，改封李豫為成王。由於肅宗即位以來忙於軍事，故一直沒有將冊立太子之事排上日程。當兩京收複後，便將此事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張良娣已經被冊立為皇後，有子數歲，也想將其子立為太子，遂使這個問題變得複雜化了。張皇後共生了兩個兒子，即興王李佋、定王李侗，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張氏到底想立哪個兒子為太子。由於興王李佋此時已死，故張皇後隻能是為定王李侗爭取太子之位。李豫之母吳氏，生前並沒有冊立為太子妃，亦未被冊為皇後，其章敬皇後的名號還是後來追贈的，而張皇後之子卻是嫡子，冊立為太子亦無不可。
以上所論是和平時期冊立太子的問題，當時正處在戰爭狀態，因此就不可以常理論之。李豫既為長子，又在收複兩京中立有大功，故朝野上下大都傾向於立其為太子。而且李豫在任天下兵馬元帥期間的作為，也使人心傾向於他。唐朝為了盡快收複京師，曾向回紇借兵，約定攻克城池後，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攻下長安時，回紇如約打算縱兵搶掠。李豫不顧皇子、元帥之尊，拜於回紇葉護馬前，請求說：“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複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於是回紇從城南繞過，紮營於滻水之東，沒有入城。百姓們對李豫此舉感激涕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就連肅宗聽到此消息後也說：“朕不及也！”（《資治通鑒》卷220）收複東都洛陽時，回紇遂入城搶掠府庫，然後又大掠坊市三日，李豫製止不聽，於是便獻出錦罽寶貝，當地父老又拿出繒錦萬匹給回紇，這才使其不再繼續擄掠。李豫的這些作為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擁戴。
還有一事也為李豫增色不少。唐軍攻下洛陽後，投降叛軍並接受偽職的以陳希烈為首的原唐朝官員三百餘人素服請罪。李豫以肅宗的名義將他們全部釋放，送歸長安。此舉對分化叛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很多投降的原唐朝官員和將領紛紛打算歸順朝廷。後來肅宗處死了陳希烈等降官，使得打算歸順的人聞而止步，肅宗又後悔不已。從這些事件上，人們也看到了李豫的睿智與深謀遠慮，因而人心更加傾向於他。
除了以上這些因素外，李泌、李揆等人也力主立李豫為太子。李泌在唐軍攻取長安後，在肅宗召見時對肅宗說：
“昔天後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後方圖稱製，惡其聰明，鴆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台瓜辭》，冀以感悟天後。天後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
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李泌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資治通鑒》卷220）
在此之前，肅宗第三子建寧王李倓已被張皇後、李輔國陷害而死。“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資治通鑒》卷220）李泌此言不僅保護了李豫免遭毒手，而且也隱含著勸肅宗立李豫為太子之意。
李揆時任中書舍人，深得肅宗賞識，稱其門第、人物、文章為三絕。當時張皇後勢力正盛，宗室中有人請求給其加“翊聖”之號。肅宗召問李揆，回答說：“臣觀往古後妃，終則有諡。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後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大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不再提起此事。李豫改封成王後，張皇後加快了奪嫡的步伐。肅宗為了冊立太子之事征求李揆的意見，李揆力主立成王為太子，並說：“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的本意也不想廢長立幼，得到李揆的支持後高興地說：“朕計決矣。”（《舊唐書·李揆傳》）遂在乾元元年（758）十月，冊立其為太子。
（三）張皇後為什麼被殺
張皇後，昭應（今陝西臨潼）人。其祖母竇氏是唐玄宗的生身母親之妹，玄宗母被武則天殺害後，玄宗年幼無所依靠，由其竇姨贍養而大。因此睿宗與玄宗對她都非常感激，曾封為鄧國夫人，“恩渥甚隆”。鄧國夫人的幾個兒子都位至大官，張皇後為其第四子張去逸所生。天寶年間，玄宗將其選入宮中，為太子良娣，即太子的姬妾之一，又命其弟張清尚大寧郡主。所以說張皇後一家與李唐皇室關係非常密切。
張氏入宮以後，太子妃韋氏因其兄韋堅之案的牽連，肅宗被迫與其離婚，因而張氏頗受恩寵。在馬嵬分兵時，張氏也極力促成此事。前往靈武途中，由於道路不安寧，每次止宿張氏都住在最前邊。肅宗說：“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張氏回答說：“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舊唐書·後妃列傳》）這些行為都使肅宗非常感動。到了靈武之後，張氏產子僅三日就親自動手為戰士縫製征衣。肅宗勸說她產後注意身體，不要勞累，張氏回答說：“國家大事要緊，此非妾將養之時。”由於這些原因，肅宗對她更是憐惜有加，即皇帝位後，馬上冊其為淑妃，後又立為皇後。
張氏如願當上皇後之後，逐漸暴露出驕橫的本性，史載：“皇後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幹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舊唐書·後妃列傳》）充分說明了肅宗的昏庸無能。其姐封清河郡夫人，妹封郕國夫人，其弟駙馬都尉張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範陽郡公。肅宗在靈武時期，由於局勢尚不明朗，加之李輔國的勢力尚未形成，所以李輔國對張氏百依百順，史載：“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資治通鑒》卷219）兩京收複後，局勢漸趨穩定，兩人之間便產生了矛盾。
張、李之間的矛盾說到底還是權力之爭，張皇後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女人，僅僅在宮內弄權還不滿足，還常常幹預朝政，而李輔國這一時期權傾朝野，兩種勢力的碰撞乃是不可避免的。舊史記載說：“初，張後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資治通鑒》卷222）張皇後為了鏟除李輔國，打算先與太子李豫聯合，誅殺李輔國後再對付太子。
寶應元年（762）四月，唐肅宗病危，命太子李豫監國。張皇後遂召太子入宮，對他說：“李輔國久典禁兵，製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這裏提到的程元振也是一個宦官，時任內射生使，掌管殿前射生手的兵權，依附於李輔國，故張皇後欲與李輔國一同殺之。太子李豫向來與張皇後不和，今天突然與自己商議如此機密之事，自然感到非常突兀，同時他也對張皇後缺乏信任感，自然不能答應參與此事。還有一個原因使李豫不能參與此事，那就是此時的李輔國勢力甚大，又握有禁軍兵權，他如何敢於冒險行事。於是李豫對張皇後說：“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資治通鑒》卷222）
張皇後見太子不願參與此事，遂又將越王李係召入宮中，告訴他太子仁弱，不能成大事，詢問越王敢否誅殺李輔國。越王李係竟然同意參與此事。張皇後召誘越王的原因，是因為越王為肅宗次子，除太子外他的年齡最長，排行最前，如果以利誘之，最有可能參與此事。那麼張皇後對越王許了什麼利益呢？《舊唐書·後妃列傳》說：“後與內官朱輝光（或作“朱光輝”）、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新唐書·後妃列傳》的記載與此相同。然而這種記載有些模糊不清，因為肅宗此時尚在，立越王為皇帝顯然是不可能的，立為太子而太子也健在。另據《舊唐書·程元振傳》載：“引越王係入宮，欲令監國。”這才是張皇後許給越王的利益，然後等肅宗死後再登上皇帝寶座。前景如此誘人，使越王李係不能不動心，從而惹上了殺身大禍。
於是越王與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仗埋伏於長生殿後，然後以肅宗的名義召太子入宮。張皇後欲誅殺李輔國等人，為什麼不召其入宮而殺之，反而召太子入宮呢？這是因為她必須先兌現對越王的承諾，召太子入宮後將其扣押或殺害，再以肅宗的名義立越王為監國，然後再以監國的名義對付李輔國等人，從而使己方在政治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
不料此事被程元振所知，馬上報告給李輔國，於是他們率禁兵伏於大明宮陵霄門以等待太子。當李豫到達後，他們就將張皇後與越王的陰謀告訴了太子，不料李豫根本不信，說：“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程元振說：“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資治通鑒》卷222）遂命禁軍護送太子到飛龍廄暫避。當天夜裏，李輔國、程元振率兵入宮，收捕越王、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又以太子的名義將張皇後囚禁於別殿。收捕張皇後時，她在長生殿內，肅宗也在此殿養病，當禁兵將張皇後及左右數十人押出時，宮女、宦官一時離散，肅宗目睹此景驚懼不已，未及天明便一命嗚呼了。
肅宗死後，李輔國遂處死了張皇後、越王李係及參與此事的兗王李等多人。然後頒布遺詔，擁立太子即皇帝位，史稱唐代宗。
四、安史之亂的平定
自從官軍收複兩京以後，安慶緒退到了鄴城（今河南安陽）苟延殘喘，這時他仍然擁有七郡六十餘城，有兵力六萬餘。為了徹底打垮叛軍，乾元元年（758），唐肅宗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率步騎六十餘萬全力進攻鄴城，希望一舉掃平叛軍，奪取平叛戰爭的全麵勝利。此次出兵唐軍沒有設置統帥，而是以大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實際上就是想用魚朝恩來當統帥。魚朝恩作為一個根本不懂軍事的宦官，憑什麼來統率如此龐大的軍隊呢？難道唐軍就真的推不出一位真正的統帥來嗎？當然不是，如郭子儀、李光弼等都是久負盛名的大將。那麼肅宗出於什麼因素而不願任命他們為統帥呢？根本原因還是皇帝對大將的猜忌心理在作祟，擔心他們功高震主，一旦平叛成功，將來不好駕馭。其次，就是肅宗認為叛軍已經是死老虎了，隻要數十萬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進行攻擊，他們就會土崩瓦解，任命宦官作為觀軍容使，平叛的功勞自然就屬於魚朝恩了。當然肅宗不設統帥的公開理由是郭、李二人都是元勳，進攻安慶緒時，他們兩人都是三公（正一品）了，難以互相統屬。實際上這隻不過是一種借口，因為郭、李雖然官職高下相當，但郭子儀的資望較李光弼為高，而且曾經當過李的上司，如果以郭子儀為統帥，李光弼為副統帥，李光弼不會不服從。
沒有統帥的數十萬官軍，實際上就是一盤散沙，很難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正因為官軍存在這樣的致命弱點，所以當官軍圍攻鄴城時，叛軍大將史思明才敢率僅有十三萬的軍隊前來援救。雙方大戰的結果，數十萬官軍潰散，紛紛逃回本鎮。史思明進入鄴城後，殺死安慶緒，自立為大燕皇帝，成為一股強大的反叛力量。
鄴城之戰後，史思明率軍攻取汴、鄭等州，接著又攻占洛陽，在進攻河陽時，被李光弼擊敗。唐廷命令李光弼乘勝進攻叛軍，希望能收複東都洛陽。李光弼認為敵軍兵力尚強，收複洛陽的時機不成熟，朝廷不聽。雙方在邙山展開大戰。大將仆固懷恩故意違背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平原布陣，被史思明軍衝擊，唐軍大敗。而李光弼因戰敗被免去了副元帥之職，失去兵權，改任為河中節度使。史思明乘機攻取了河陽、懷州等地，逼近陝州，威脅長安，朝廷大懼。正在這時，史思明卻被自己的兒子史朝義殺死，史朝義自稱皇帝，他大力鏟除異己，致使叛軍人心浮動，士氣低落，從而使唐朝從危險局勢下得以解脫出來。
邙山之戰的失敗，一是唐肅宗不納忠言，盲目浪戰；二是仆固懷恩有意使李光弼戰敗，自己好取而代之，撈取更高的政治地位。此戰之後，主戰的魚朝恩、仆固懷恩依然無事，而李光弼卻承擔了戰敗的責任。
唐代宗即位後，同他的父親一樣，也不信任郭子儀、李光弼等功臣，為了收複東都洛陽，他任命自己的長子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又擔心唐軍不能單獨戰勝叛軍，派宦官到回紇請求出兵助戰。回紇為了掠奪更多的財寶，由其可汗親自率軍來到內地。回紇看不起唐軍，強迫李適對其可汗行拜舞禮，經隨從唐臣力爭，雖然免其行禮，卻將隨從唐臣各鞭打一百。這一事件對李適造成了很大的刺激，認為是對他個人的極大侮辱，後來他當了皇帝，始終不忘此次侮辱，從而又招致了唐朝更大的損失，這些都是後話了。
寶應元年（762），唐軍在回紇軍的配合下，會合諸道大軍會攻洛陽。雙方在洛陽北郊大戰，唐軍奮勇衝擊，叛軍抵敵不住，潰散四逃。此戰叛軍被斬殺者達六萬之眾，被俘兩萬餘人，史朝義僅率殘部數百騎逃到了河北。回紇兵進入洛陽後四處燒殺搶掠，被殺的百姓數以萬計，城中大火數十天不息。唐軍認為洛陽及周圍州縣都是賊境，也縱兵擄掠，這種行動持續了三個月，給百姓造成極大危害，有的百姓連身上的衣服也被剝去，外出時隻能穿紙糊的衣服。
官軍收複洛陽後，朝廷命令仆固懷恩父子率軍深入河北，繼續追擊史朝義殘部。官軍連戰連勝，史朝義無法抵禦，隻好向北逃竄。史朝義部下的節度使們見大勢已去，紛紛表示願意歸降朝廷。唐政府為了盡快平定叛亂，下令說：“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資治通鑒》卷222）這一政策的頒布對分化瓦解敵軍陣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也產生了較大的副作用。
在其部下大將紛紛歸降朝廷的情況下，史朝義如喪家之犬，一路狂奔，逃到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湊齊了三萬軍隊來戰唐軍。仆固懷恩之子仆固瑒設伏以待，在回紇軍隊的配合下大敗敵軍。史朝義又逃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唐軍追來包圍了莫州。大將田承嗣勸史朝義親往幽州搬取救兵，然後開城歸降了官軍，並送出史朝義的母、妻、子。官軍隨後窮追，由於幽州已經歸降了官軍，史朝義無處容身，遂東奔廣陽（今北京密雲東北），廣陽守軍亦不接納，逃到溫泉柵（今河北灤縣西北棒子鎮東北）時追兵趕到，史朝義走投無路，隻好在附近的樹林中自縊而死。時在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正月，曆時八年的安史之亂至此總算平定了。
安史之亂給唐朝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安史盤踞的河北地區，唐政府設置了數個藩鎮，以安史舊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後升為節度使），魏博鎮至此成立；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擁有幽、涿、營、平、薊、媯、檀、莫等八州之地；張忠誌（賜名為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曆史上所謂的“河朔三鎮”（又稱“河北三鎮”），就是指魏博、成德、盧龍三鎮。它們名義上歸順朝廷，實則處於半獨立的狀態，藩鎮割據的局麵自此形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舊史說：“時河北諸州皆已降，（薛）嵩等迎仆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資治通鑒》卷222）實際情況是，除了朝廷有姑息之意外，長期的戰爭使唐朝的社會生產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廣大北方地區殘破不堪，在財力上已經無力繼續負擔大規模的戰爭；其次，史朝義雖然眾叛親離，但其部下諸將還擁有比較強大的兵力，如果唐廷一味依靠軍事力量，將會繼續付出巨大的犧牲。在這些因素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唐朝政府隻好選擇這樣一種政策，以求早日結束戰爭，以便盡快恢複殘破的社會經濟。
安史之亂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為了平定叛亂不得不抽調西北諸鎮的兵力到內地參戰，致使西北邊地防禦力量空虛，吐蕃乘虛而入，相繼占據了廣大西北地區，使得唐朝政府在西北的邊防線大幅向東退縮，吐蕃的軍事威脅直逼關中。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軍攻入關中，直逼長安，唐代宗倉皇逃到陝州躲避，長安失陷。後來，雖然依靠郭子儀等人的努力收複了長安，但吐蕃的軍事威脅卻長期不能消除。唐朝後期從全國調兵到京西北防秋，即防禦吐蕃入侵，遂形成一種製度，給唐朝造成了極大的軍事與經濟負擔。
安史之亂標誌著大唐帝國盛世的終結，同時也表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自此開始南移，這種經濟格局一直維持到現在，仍然沒有大的改變。
五、鏟除宦官與權臣元載
（一）宦官專權局麵的形成
宦官階層是中國古代寄生於皇權的一個特殊階層，皇帝集權程度愈深，愈容易產生宦官專權。在中國曆代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權力較大的宦官出現，為害較重的宦官專權主要出現在三個曆史時期，即東漢、唐代與明代。其中唐代宦官專權的危害及嚴重程度還要超過漢、明兩代。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指出：“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製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資治通鑒》卷263）清代學者趙翼進一步指出：“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廿二史劄記》卷20《唐代宦官之禍》）司馬光認為唐代宦官專權程度之烈，在於其掌握禁軍兵權；趙翼的觀點則有所發展，指出除了其控製禁軍兵權外，還有一個因素即其掌管樞密之政。這些都是很有見解的觀點，也是唐代宦官專權不同於漢、明兩代的一個顯著特點。
唐代宦官專權局麵的形成，通常都認為“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資治通鑒》卷263）。這一分析大體上符合唐代宦官專權發展的脈絡。在唐朝初期，鑒於東漢宦官專權的曆史教訓，唐太宗對宦官的權力進行嚴格的約束，規定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省的長官——內侍，也隻是四品官，並且不許宦官外出充使，隻許在宮內充役。經唐高宗、武則天，到唐中宗統治時期，宦官的勢力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總人數達到了三千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達千餘人之多。以至於唐玄宗即位以後，對宦官勢力進行一定程度的壓製。隨著初期階段勵精圖治的結束，開元之治的完成，玄宗逐漸驕奢淫逸起來，從而使宦官勢力急劇膨脹，所謂“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戟”，“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舊唐書·宦官列傳》）。上麵所說的授宦官三品將軍，尚不算打破太宗定製，因為這些官職並非內侍省官員。到了天寶十三載（754），玄宗置內侍監二員，秩三品，以授高力士、袁思藝。因為這一官職設置在內侍省，遂打破了太宗內侍省不置三品官的舊製，標誌著宦官勢力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至唐肅宗、唐代宗時期，宦官勢力較之唐玄宗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先後出現了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權勢很大的宦官，他們掌握了禁軍兵權，又控製了朝政，專橫跋扈，氣焰熏天。在這一時期還有一個變化，就是出現了掌樞密或知樞密等職官，專典機密，由宦官專任，這時雖然尚未出現樞密使的職官名和樞密院的機構，但其雛形已經形成了。到了唐德宗時期，隨著宦官掌典禁軍兵權的製度化，唐代宦官專權之局完全形成，其情況後麵還要詳述，這裏就不再贅述了。在此之前，唐朝皇帝的即位尚未與宦官有直接的關係，此後的情況便不同了，所謂“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資治通鑒》卷263），唐憲宗、唐敬宗等皇帝皆死於宦官之手。
宦官專權局麵的形成還導致唐朝政治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南衙北司之爭貫穿於整個唐朝後期，即使士大夫之間的所謂“牛李黨爭”也擺脫不了宦官的影響。皇帝對宦官集團的控製與反控製持續了一百幾十年之久，並導致了一幕幕宮廷政變的爆發。所有這一切對唐後期政治史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李、程、魚等人的被鏟除
李輔國專製弄權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對，宰相李峴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力請肅宗頒製，要求詔敕從中書而出，而不應出自李輔國之口。肅宗對李輔國專權之事也早有耳聞，隻是忌於其掌管禁兵，尚不便公然罷其官爵，既然有人公開提出此事，遂順水推舟宣布罷去其所置察事。李輔國見狀，上奏請求辭去元帥府行軍司馬之職，以試探肅宗的態度。肅宗自知除去李輔國的時機尚不成熟，下詔不許，但是卻借機頒製規定：以後行事須憑正宣，口宣敕命不再施行。所謂正宣，是由中書提草，有底（副本）留檔可查，而口宣無法核查，容易給奸人留下弄權的機會。同時還規定“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及北門六軍諸使不得再隨意抓人捕人，此類事務歸由禦史台、京兆府管轄。“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資治通鑒》卷221）這樣就極大地限製了李輔國的權勢，引起了他對李峴的不滿。但是由於李輔國仍然掌握著禁軍兵權，加之其本兼各職並無絲毫褫奪，其黨羽依然勢力強大，所以朝中諸臣仍對他十分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