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章 穆宗至武宗時期(2 / 3)

文宗自即位以來,雖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革新朝政,但由於宦官權勢甚大,使他總不能如意。同時他從宦官殺死絳王,擁戴自己即位這件事上,看到了宦官對皇權的威脅,皇帝的地位毫無保障,於是便產生了鏟除宦官勢力的想法。唐朝自唐代宗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於禁軍大將,禁軍大將中凡資曆高者,皆以高額的利息向長安富商大賈借取巨額錢款,然後用以賄賂宦官,以求節鉞。一旦獲得節度使的官職,上任後便加重剝削量,以償付借款,人們稱這類人為“債帥”。節度使的任命很少經過宰相,致使皇帝與宰相的大權旁落。同時債帥現象的存在,嚴重毒化了當時的政治空氣,使官場風氣更加敗壞,也激化了社會矛盾。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一些正直之士痛心疾首,無不反對宦官專權,劉對策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

大和二年(828)三月,文宗舉行了一次製舉考試,昌平人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他在對策中極言宦官專權亂政之禍,文辭犀利,語氣激憤,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紛紛傳抄其文,一時洛陽紙貴。劉對策的基本內容大體有如下幾點:

其一,指斥宦官專權亂政。他指出“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製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致使“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其二,指出朝廷法製不能統一。他指出“法者,高祖、太宗之所製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現在的官員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機構分為南司、北司,在南司犯罪,躲到北司就沒事了,或外官定了罪,中官卻認為無罪,“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應該兵農一致,文武同心,保邦衛國。現在的情況卻是兵部不管軍政,將軍隻存空名,軍政大權歸於中官。頭一戴武弁,便把文官視為仇敵;足一登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裏。”應該摒除宦官,恢複祖宗舊製,使國家政治走上正常的軌道。

其三,批評了朝廷的任官用人路線。他指出“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執行了一條任人唯親的路線,要求文宗改變這種現狀。“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他認為敬宗失於強暴,而文宗則失於軟弱,這樣都不能使社稷永固,希望文宗振作起來,防微杜漸,以紹祖宗洪業。

其四,揭露了當時剝削殘酷,人民生活困苦的境況。他指出“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引起重視,陳勝吳廣、赤眉黃巾,恐怕不僅起於秦漢。

劉的對策說出了當時存在的弊病,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共鳴,考官也對此文非常欣賞,認為超過了漢代晁錯、董仲舒的對策,可是因為害怕得罪宦官,卻不敢錄取劉。許多士人在讀此文時感動得熱淚滾滾,諫官禦史紛紛上表為劉鳴不平。此科共錄取了二十三人,其對策大都平淡無奇,其中河南府參軍李郃認為劉落第而自己被錄取是最大的不公,上書文宗說:“況臣所對,不及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以上見《新唐書·劉傳》)表示願意將自己的名額讓給劉,以平天下之公憤。但是當時文宗因宦官勢力正盛,沒有接受李郃的意見。

劉的對策雖然沒有被采納,但此論一出,天下人心感奮,對當時沉悶的政治空氣是一種很大的衝擊,表明士大夫階層與宦官集團的矛盾已經非常激化了。對文宗皇帝來說,觸動也是很大的,使他看到了士大夫階層中的確存在著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促使他下定了鏟除閹宦勢力的決心。從此他開始在朝官中物色人選,準備對宦官采取行動,後來發生的一係列針對宦官的事件,與劉的對策不無關係。

劉下第後,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東、西道節度使時,先後延請其入幕府,上表授秘書郎,並且以師禮待之。然而宦官卻對劉十分痛恨,誣之以罪,貶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司戶參軍,後來就死在了當地。

劉雖然最終難逃宦官毒手,被貶而死,但他的行為卻贏得了後人的極大敬仰。唐昭宗時,左拾遺羅袞上書皇帝,指出劉“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並且指出如果早用劉之謀,防微杜漸,國家何至於多難如此。請求昭宗表彰劉。昭宗遂贈以左諫議大夫之職,並訪其子孫,授以官職(《新唐書·劉傳》)。

唐代的許多士人或撰文,或做詩,以寄托懷念之情,如裴夷直、李商隱等。元明清時期更是撰寫了大量的詩文,或追憶劉事跡,或表示敬仰之情。為了紀念劉,後世還修建了許多劉祠,分布於南北各地,劉的衣冠塚也修了好幾處。毛澤東同誌在閱讀完《舊唐書·劉傳》後,心有所感,撰詩一首盛讚劉,其詩雲:

千載長天起大雲,中唐俊偉有劉。

孤鴻铩羽悲鳴鏑,萬馬齊喑叫一聲。(《七絕·劉》)

(二)宋申錫之死

唐文宗既然決定鏟除宦官勢力,就必須先在朝臣中物色好可以信賴且誌同道合的人,君臣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達到目的。他登基之初任命的宰相韋處厚,早在大和二年(828)就死去了。次年,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薦他任宰相,可是卻被其政敵宰相李宗閔排擠出朝,任義成節度使去了。李宗閔又引牛僧孺為相。兩人合力排斥擁護李德裕的朝官,連裴度都被排擠出朝去任節度使,而李德裕則被進一步趕到更加偏遠的西川任節度使。李、牛二人如此熱衷於朋黨鬥爭,又與宦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成為文宗依靠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文宗便把目光移到了翰林學士宋申錫的身上。史載:“上患宦者強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製。嚐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逼。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資治通鑒》卷244)所謂“漸除其逼”,意思是逐漸鏟除那些威逼皇帝的宦官。這個意見深得文宗的讚賞,於是他先提拔宋申錫為尚書右丞,大和四年(830)七月正式拜其為相。

宋申錫,字慶臣。少年時喪父,他是經過自己的努力才考中進士的。入仕以後長期在節度幕府任職,入朝後曆任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等職。因此,宋申錫是沒有很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一個人,正因為如此,才會獲得文宗的信任。宋申錫深知單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皇帝重托的,必須要聯絡一批朝官,壯大自己的勢力,這樣才有可能與宦官勢力相抗衡。於是他首先聯絡了禦史中丞宇文鼎,然後又聯絡了吏部侍郎王璠,並任命其為京兆尹。與此同時,他把皇帝的密旨也告訴了王璠,不料王璠卻是一個小人,為了一己之私將此事向王守澄告了密。

王守澄得知此事後,一方麵暗中做好應變的準備,另一方麵又密謀誣陷宋申錫,破壞文宗的計劃。當時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禮賢下士,在士大夫中很有聲望。於是王守澄指使神策軍都虞候豆盧著誣告宋申錫謀圖擁立漳王為皇帝。文宗本來就對其弟漳王非常猜忌,得知此事後非常震怒。王守澄見皇帝中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派二百騎兵屠戮宋申錫全家。飛龍使馬存亮堅決不同意,認為如此一來,京城必然大亂,不如召其他宰相共同商議對策。王守澄隻好取消了出動軍隊的想法,向文宗報告了處置宋申錫的辦法。

大和五年(831)二月的一天,文宗召宰相們入宮,行至中書省東門時,中使對宋申錫說:“陛下沒有召相公入朝。”宋申錫知道大事不妙,遂望了望延英殿,以笏叩頭而退。其他幾位宰相進入延英殿後,文宗拿出了王守澄的奏章給大家看,眾人看後都感到非常驚詫,又都不好再說什麼。於是文宗命王守澄逮捕漳王所居住的十六宅負責宮市的宦官晏敬則及宋申錫身邊的親信王師文等人,在宮中進行審問。這兩人都是豆盧著誣告時提到的同謀者。還沒有進行審問,文宗便迫不及待地罷去了宋申錫的相位,貶為太子右庶子。

其他宰相、大臣均不敢為宋申錫辯冤,隻有新任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續上書,要求將此案交給司法部門審理,文宗不理。在審問過程中,晏敬則主動承認說,是宋申錫派王師文麵見漳王的,並且約定日後擁立其即皇帝位。至此,宋申錫的冤案便成立了。於是文宗把朝中重要大臣召入宮中征詢意見,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人要求皇帝把此案交給司法部門複審,文宗認為案情已經清楚,沒有必要再審。這些人堅持不退,一再請求,崔玄亮叩頭流涕地說:“殺一匹夫也不能不慎重,何況宰相呢!”不得已文宗又一次召宰相入宮,商議如何處理,這一次宰相牛僧孺出麵表態說:“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複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資治通鑒》卷244)王守澄擔心如果複審將會露出破綻,遂勸文宗從寬處理,將涉案人員早日貶黜。文宗遂倉促將漳王李湊貶為巢縣公,宋申錫貶為開州司馬,同時受牽連處死或者流放的達百餘人之多。後來,宋申錫死在了貶所。

唐文宗本意是想鏟除宦官勢力,結果反倒中了宦官的反間計,自翦羽翼,其愚蠢之態於此可見一斑。

(三)鏟除權閹王守澄

王守澄自從將宋申錫貶死後,更加肆無忌憚,權勢熏天,無人敢與之抗衡。麵對這種狀況,文宗一時也無可奈何,隻好等待時機再做打算。王守澄狂妄無忌,不僅與朝士交惡,即使在宦官階層內部,與一些人關係也非常緊張,隻與鄭注一人打得火熱。

鄭注,翼城(今山西翼城)人,為人機警,善揣測人意。其家境貧寒,以四方行醫為生。曾經醫治好過徐州牙將的病,此人便將他介紹給節度使李愬,李愬服了其藥後頗有靈驗,遂署其節度衙推之職。鄭注在此期間頗幹預軍政之事,引起了軍中的不滿。當時王守澄在徐州任監軍使,把軍中的反映告訴了李愬,並要求將他趕走。李愬說,鄭注雖然有這樣的缺點,但卻是個奇才,您不妨與他談一談,如果不滿意再驅逐也不晚。於是李愬就命鄭注前去拜見王守澄,交談未久,王守澄大喜,將他請入後堂,促膝密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後來王守澄入朝任知樞密,遂把鄭注也帶到了長安,並為其建造宅第。

鄭注在長安結交權貴,倚仗王守澄的勢力多為不法之事,引起了朝臣的不滿。大和七年(833)九月,侍禦史李款彈奏鄭注內通宦官,外連朝士,兩處往來,晝伏夜動,玩弄權柄,人不敢言,請求將他交付法司處理。旬日之間,連上數十奏章。王守澄見勢不妙,遂將鄭注藏匿於神策右軍之中。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厭惡鄭注。左神策軍將李弘楚對中尉韋元素說:“鄭注奸猾無比,久之必為國家害,不如假稱有病,請鄭注前來治病,然後乘機將其擒獲,亂杖打殺。”韋元素認為此議甚好,遂把鄭注召來。鄭注到後,巧舌如簧,諂佞之詞如泉水湧出,韋元素聽著聽著,不覺握住其手。李弘楚再三示意,韋元素就是不理,反而拿出許多金帛贈給了鄭注,禮送而歸。李弘楚大怒說:“中尉失去今日機會,以後必為其害。”然後憤而辭職。宰相王涯之所以拜相,鄭注出了很大的力氣,加之他畏懼王守澄的權勢,於是多方為鄭注開脫。王守澄也為鄭注在文宗麵前求情,此事遂不了了之,不久還任命鄭注為侍禦史、右神策軍判官,朝野驚歎不已。

這年年底,文宗患中風病,口不能言。王守澄乘機把鄭注推薦給皇帝治病,文宗服了鄭注之藥後頗有效驗,於是鄭注又成了文宗的寵臣。

鄭注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小人,王守澄謀害宋申錫時,他為其出謀劃策,做了很多為虎作倀的壞事;當他結識了皇帝後,善於察言觀色的他很快就發覺了皇帝的心事,於是便又想高攀皇帝這棵大樹,幫助皇帝鏟除王守澄。

當年宋申錫欲鏟除王守澄、鄭注時,時任京兆尹的王璠曾向王守澄告密,鄭注因此而與王璠關係密切,而王璠卻與李訓關係密切,通過這種關係李訓又與鄭注建立了聯係。李訓是肅宗時的宰相李揆之族孫,原名李仲言,進士出身,有文辭,多智敏。他通過鄭注結識了王守澄,王守澄對其才幹也非常欣賞,遂與鄭注一同將他推薦給文宗。文宗召見時,由於李訓喪母,不便穿官服,遂著民服入見皇帝,自號王山人。李訓氣宇軒昂,風度瀟灑,口若懸河,文宗對他非常賞識,“以為奇士,待遇日隆”(《資治通鑒》卷245)。不久,任命其為四門助教,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頗通《易經》,任侍講學士後時常入宮為皇帝講學,往來一久,也得以了解皇帝欲鏟除宦官的心思。鄭、李二人為了撈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極力鼓勵皇帝早下決心,鏟除閹宦。文宗見二人頗有才辯,以為可與之謀大事,而且兩人均是通過王守澄而受到重用,王守澄一定不會對他們有所懷疑,遂把自己的心事全盤相告。於是鄭、李便以鏟除宦官為己任,朝夕謀劃,文宗對他們也是言無不從,十分信任。鄭注多居住在宮中,偶爾歸家,則賓客盈門,所收賄賂不計其數。外人均知他們與宦官關係密切,而不知皇帝與他們的密謀。

鄭注、李訓深知宦官勢力很大,想要徹底鏟除,談何容易!必須對他們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逐步鏟除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當年擁立文宗時,另一個宦官即右領軍將軍仇士良出力甚大,王守澄對他十分忌憚,經常進行壓製,仇士良對此耿耿於懷。於是鄭、李二人設謀,讓皇帝提拔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文宗遂將韋元素外任為淮南監軍使,由仇士良取代他的左神策中尉的職務,與王守澄形成分庭抗禮之勢。鄭、李在策劃此事時做得非常巧妙,不僅瞞過了王守澄,朝官中也沒有看破其圖謀的。當時在朝中專權用事的宦官,除了王守澄、韋元素外,還有兩個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他們均“與王守澄爭權不葉,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一舉將王守澄的三個主要對手趕出了朝廷,王守澄當然非常高興,絕不會從中阻撓。這樣朝中專權的大宦官就隻剩下了王守澄,初步達到了削弱宦官勢力的目的。唯一使王守澄不高興的就是仇士良的被提拔,但也不好再說什麼了。鄭注、李訓的下一步計劃是,聯合仇士良,鏟除王守澄,然後再對付仇士良,待朝廷內部穩定後,再進一步對付吐蕃和叛亂藩鎮。關於這一點史書中記載得很清楚,所謂“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複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資治通鑒》卷245)。

客觀地看,鄭注、李訓的這個計劃不可謂不宏大,也切中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但是欲想得以實現,又談何容易!尤其是他們不能團結廣大朝官,不能取得士大夫階層的廣泛支持,僅僅依靠陰謀詭計,雖然也能鏟除幾個宦官,但要想徹底消滅宦官勢力,改變唐朝的政治格局,卻是根本不可能的。

楊承和等既然已被趕出朝廷,失去了權勢,文宗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們。大和九年(835)七月,頒詔將楊承和流放到歡州安置,韋元素流放到象州,王踐言流放到恩州。隨後又派使者賜三人死。這時宦官崔潭峻已死,下令開棺鞭屍。唐憲宗之死,當時人皆說是宦官陳弘誌親手所為。這時陳弘誌在山南東道任監軍使,為了防止其狗急跳牆,李訓為皇帝出謀劃策,召其赴京,行至青泥驛(位於今陝西藍田縣城側)時,派人亂杖打死。至此,凡與憲宗之死有牽連的宦官基本被鏟除殆盡,剩下的隻有王守澄一人了。

盡管此時的王守澄勢單力孤,但他畢竟還掌握著右神策軍的兵權,因此鄭注、李訓仍然頗為小心。他們為文宗出主意,以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資治通鑒》卷245)。在此之前,王守澄的官職是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掌管著右神策軍與內侍省的實權。改任新職後,名義上王守澄可以過問左右神策軍之事,但卻失去了實際兵權,也就是架空了王守澄。

在這種情況下,王守澄已經成了死老虎,剩下的隻是選擇處死他的方式而已了。王守澄是大和九年(835)九月二十六日被罷去的兵權,至十月九日便一命嗚呼了,僅僅相隔了十幾天時間。關於王守澄的死,史書記載得很清楚,鄭、李二人密請皇帝處死王守澄,文宗遂派宦官李好古賜以毒酒,將王守澄毒死於家中。由於王守澄是以這種不光明的方式殺死的,而不是明正典刑,所以在其死後仍贈以揚州大都督,以掩人耳目。

王守澄之死,標誌著元和逆黨全部死亡殆盡。由於鄭注、李訓兩人都是通過王守澄的薦舉而得以重用的,所以朝士們在歡慶權閹之死的同時,又都對鄭、李之陰險狡詐感到不寒而栗。

六、甘露之變始末

鄭注、李訓鏟除以宦官為主的元和逆黨的成功,使得其權勢大大地膨脹了。在此之前,人們都傳說鄭注要當宰相了,侍禦史李甘在朝中揚言說:“如果白麻頒下,我將當場撕毀於朝堂。”所謂白麻,就是指任命宰相的製書。此話一出,馬上招來禍患,李甘隨即被貶為封州司馬。於是人們更加相信鄭注就要拜相了。但是鄭注最終還是沒有拜相,原因就是李訓對鄭注也非常忌憚,他不願意鄭注的地位淩駕於自己之上,在他的暗中阻撓下,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鄭注見謀求宰相不成,遂退而求其次,要求擔任鳳翔節度使。鳳翔鎮是長安以西的軍事屏障,軍事地位非常重要,且距離長安很近,軍力較為強大。因此宰相李固言堅決反對,於是李固言也很快被趕出了朝廷,外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不過李訓倒是非常讚成鄭注出任此職,原因就在於鄭注在朝廷對自己威脅太大,其出任鳳翔節度使後還可以憑借當地強大的軍力,內外合力,鏟除宦官;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鄭注不在長安,就無法控製朝政,將來一旦完成了鏟除宦官的大事,下一步就可以對付鄭注了,從而使自己獨掌朝綱。這就是李訓讚成鄭注任職於鳳翔的根本原因。

鄭注謀圖拜相不成,李訓倒是順利地當上了宰相,主要原因就是唐文宗的全力支持。史載:“(李)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懾,迎拜叩首。”(《資治通鑒》卷245)王涯是另一位宰相。可見此時李訓的權勢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連那些擔任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宦官也都十分畏懼他,這是自唐代宗以來很少見的一種政治現象。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如果李訓、鄭注從製度的層麵上不斷加以完善,從而逐漸剝奪宦官掌握的兵權,削弱宦官已經掌握的行政權,那麼殺不殺宦官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繼續玩弄權術,欲想通過再殺一批宦官,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宦官。在宦官仍然掌握很大權力,尤其是掌握著朝官包括鄭注、李訓在內所沒有掌握的禁軍兵權的時候,他們的這種做法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風險。

鄭注、李訓為什麼沒有采取逐漸剝奪宦官權力的辦法,而是采取一種風險很大的方法呢?除了他們的政治見識有限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太急功近利了,等不及了,這一點在後麵的敘述中還可以看到。

鄭注與李訓商定,鄭注到鳳翔後,選壯士數百作為親兵,手持白梃,懷揣刀斧,在舉行王守澄葬禮時一舉將宦官鏟除。當時決定將王守澄葬在長安城東滻水之旁的白鹿原西南,鄭注主動要求由自己監護葬事,這樣就可以隨身帶親兵參加葬禮了。為了使事情辦得天衣無縫,鄭注和李訓還奏請文宗,屆時下令中尉以下宦官全部彙集於滻水,為王守澄送葬,然後鄭注派親兵予以包圍,全部砍殺,一個不留。兩人商定之後,李訓與其同黨商議說:“如果照此計劃施行,即使成功,也是鄭注一人的功勞。”當時已任命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此時尚未動身赴任,因此李訓就想命這兩人以赴任為名,多募壯士,同時再出動金吾衛的吏卒,搶先動手,誅殺宦官,再尋機除去鄭注。參與這一密謀的除了郭行餘、王璠外,還有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禦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和刑部侍郎舒元輿等,這些人均是李訓的親信。

一切商定後,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坐朝於大明宮紫宸殿。百官列班已定,按照唐製,金吾衛將軍此時要向皇帝奏稱:“左右廂內外平安。”韓約卻沒有報平安,而是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唐大明宮正門為丹鳳門,其門內有左右金吾衛仗院,再後是朝堂,朝堂之後便是正殿——含元殿。所謂“左金吾聽事後”,是指左金吾衛仗院內長官辦公之處的後院。韓約奏完後,“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資治通鑒》卷245)。古人認為天降甘露乃是祥瑞之兆,所以李訓、舒元輿等人遂勸文宗親往觀看,文宗同意。於是百官便從內殿紫宸殿退出,班於含元殿,皇帝也乘軟輿來到了含元殿。文宗先命宰相率中書、門下兩省官員到左金吾衛仗院觀看,等了很久,這一行人才返回。李訓奏稱:“臣與眾人查驗,恐怕不是真甘露,不可馬上向天下公布。”李訓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皇帝再派宦官們前去查驗,以便伏兵誅殺之。文宗果然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魚弘誌率宦官們再去查驗。宦官們走後,李訓急忙召郭行餘、王璠來到殿前領受敕旨,王璠恐懼不敢前來,隻有郭行餘一人拜於殿下。當時郭、王二人部卒數百人,已經手持兵器等待在丹鳳門外,李訓派人召其入宮,隻有河東鎮的兵卒入宮,而邠寧鎮的士兵竟然沒有入宮。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有人畏懼宦官勢力,有臨陣退縮之意。

仇士良等人來到左金吾衛仗院,韓約麵對大群宦官,心中害怕,臉色突變,流汗不止,仇士良還奇怪地問:“將軍為何如此?”這時突然一陣風起,吹開了帳幕,露出事先埋伏的士兵,又聽到兵仗之聲。仇士良等人大驚,急忙向外退走,有人欲關上大門,仇士良怒叱,把門的士兵便不敢再關大門,遂使宦官們得以逃出。此時仇士良等人還不知道文宗也參與了密謀,遂急忙趕到含元殿,向皇帝報告有兵變發生。李訓見宦官向皇帝奔來,急呼金吾衛士說:“趕緊上殿保衛皇帝,每人賞錢百緡。”宦官們見狀,急忙把皇帝扶上軟輿,從殿後趨出,向後宮而去。李訓上前拉住軟輿大聲說:“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這時金吾兵已經進入大殿,羅立言率京兆府兵卒三百人自東而來,李孝本率禦史台之卒二百多人自西而來,皆入殿大打出手,頓時宦官死傷了十餘人。由於李訓攀住皇帝軟輿不鬆手,有一個名叫郗誌榮的宦官趕上前去奮拳猛擊,將李訓打倒在地,這才將皇帝抬入內宮,並且關上了大門。宦官們皆呼萬歲,而百官驚恐,不知所措,慌忙出宮,四散而去。直到此時,仇士良等人方才醒悟,知道皇帝也參與了此事,怨憤之下,口出不遜之言,文宗又愧又怕,一言不發。

李訓見此狀況,知道事情已經不可挽回,急忙換上從吏的衣服,也不回家,騎馬而奔,出城逃命去了。李訓與終南山僧人宗密關係素來密切,出城遂直奔終南山,宗密本打算將他剃發藏匿,但由於徒弟堅決反對,李訓隻好出山,打算投奔鳳翔鄭注,中途為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押送京師。李訓不願回去受辱,遂對押送者說:“得到我則可富貴,聽說禁軍四處搜捕我,碰到後必為所奪,不如送我的首級更為萬全。”押送者遂斬其首送到京師請功。

在這場鬥爭中,以李訓為首的一批人與仇士良等宦官的力量對比懸殊,他們隻能依靠突然襲擊,在宦官們沒有防備的情況下以求僥幸成功,一旦突襲不成,失敗便不可避免了。仇士良等人脫離險境後,馬上命令左右神策軍各出動五百人,全副武裝,殺向南衙各部門。當時宰相王涯等人尚在政事堂會食,突然有人報告說有禁軍殺來,王涯等狼狽逃竄,兩省吏卒千餘人爭先恐後擁出門去,突然大門關上,沒有逃出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殺死。仇士良還命令關上諸門,派兵到各部門去搜索,又殺死了千餘人,屍橫遍地,流血成渠。朝廷各部門的印信、圖籍、帷幕、器皿等,被毀被搶,無一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