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兵”引起的禍亂
唐穆宗即位之後，貶宰相皇甫鎛為崖州司戶，拜禦史中丞蕭俛、翰林學士段文昌為宰相，同時又處死了柳泌、僧大通等人，象征性地表示對憲宗之死有一個了結。接著又冊其母郭氏為皇太後，贈皇太後父郭曖太傅，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穆宗性奢侈，好嬉遊，即位的次月就在大明宮丹鳳門舉行大規模的俳優百戲表演，縱百姓觀看。他還經常幸神策軍觀看角抵及雜戲表演，喜歡擊打馬球，並因此而導致了嚴重的後果。長慶二年（822）十一月，穆宗與宦官們一起擊球，有一宦官墜馬，穆宗受到驚嚇，因而得了中風病，足不能履地。
在政治上，穆宗根本不關心朝政，壓抑以裴度為首的一批朝官，重用宦官，凡宦官賞識的人均能得到提升。如大詩人元稹，在憲宗時遭到貶黜，被趕到江陵任士曹參軍。當時宦官崔潭峻任江陵監軍，待元稹甚厚。後來崔潭峻入朝，將元稹所寫的《連昌宮詞》百餘篇獻給穆宗，穆宗大喜，即日將元稹從膳部員外郎提升為祠部郎中、知製誥。以元稹之才，任知製誥是完全勝任的，但由於他是由宦官而得官，因此受到朝士們的鄙視。有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武儒衡揮扇驅蠅，說：“這東西是從哪裏來的！”將元稹視作朝士中的異類，當成蒼蠅對待。可見朝官與宦官之間的矛盾是多麼的激化。
穆宗即位不久，由於執政無能，很快便葬送了憲宗時期所取得的削平藩鎮的大好局麵，導致河北三鎮重新叛亂，走向了與朝廷對抗的道路。
史載：“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資治通鑒》卷242）可知宰相蕭、段二人想通過削減藩鎮軍隊人數，以達到減少財政開支的壓力，削弱藩鎮勢力，鞏固唐憲宗時期所取得的和平局麵的目的。這種想法本意是好的，但是由於蕭、段二人乃書生治國，對當時複雜的社會情況估計不足，以為隻要皇帝一紙命令就可以萬事大吉了，這種過分樂觀的態度使他們對後來發生的變故措手不及，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關於蕭、段二人此舉的錯誤，唐人杜牧分析說：“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杜牧可謂看到了問題的一些實質方麵。因為這一時期的藩鎮軍隊均為職業兵，以當兵領餉來養家糊口，一旦失去軍籍便無法生活。然而最根本的問題還不是這些士兵不願歸農，而是政府根本就沒有想到如何妥善地安置這些士兵。從當時的情況看，最好的安置辦法無非是給他們以土地，使其能夠有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可是唐朝政府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層。也有學者認為當時的唐朝政府拿不出足夠的土地來安置這些士兵。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而是蕭、段等人根本就沒有打算安置這些人。因為此次“消兵”主要針對的是藩鎮軍隊，中央禁軍是不在其內的，而且“消兵”的比例並不很大，僅為百分之八。這個時期全國軍隊的人數約為八十餘萬，除去禁軍也就是六十多萬，按百分之八計算，裁減的士兵最多不超過五萬人。唐朝在各地有許多屯田、營田和官莊，如果拿出來安置裁減的士兵，問題並不很大，更何況當時還有大量荒地存在。唐朝政府既不能妥善安置裁減的士兵，這些人為了生存，隻能聚於山林，合而為盜，從而嚴重地威脅了社會秩序的穩定。
更為荒唐的是，唐廷為了徹底解決河北藩鎮問題，調河東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又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調到成德任節度使。張弘靖擅自扣留朝廷賞軍的一百萬貫中的二十萬貫充作軍府雜用，引起了廣大將士的不滿。張還自作威福，出入乘坐肩輿，與以前河北諸鎮節度使與將士同甘共苦的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將政事委於幕僚韋雍等人，而這些幕僚對士卒常以“反虜”視之，動輒嗬斥如奴仆。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盧龍將士非常憤怒，他們的情緒就如同一團幹柴，遇到一點火星就會熊熊燃燒起來。盧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便利用將士們的這種情緒，囚禁了張弘靖，舉兵反叛。
田弘正自從歸順朝廷以後，曾多次奉命進攻成德，與成德將士有很深的仇怨，而朝廷卻偏偏把他調任為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自知不為成德將士所容，遂率魏博軍兩千人作為自己的衛隊，但是朝廷卻不願給這支軍隊支撥軍費，田弘正數次上表請求，均被拒絕，不得已田弘正隻好將這支部隊遣回魏州。就在這支部隊回到魏州的當月，成德軍亂，殺害了田弘正及其家屬、參佐、將吏三百餘人，並推舉都知兵馬使王庭湊為節度留後。盧龍、成德兩鎮相繼兵變後，時任魏博節度使的李愬因病不能討伐，朝廷遂命田弘正之子田布代替李愬為節度使，率軍討伐叛軍。其部將先鋒兵馬使史憲誠不願作戰，煽動士卒，要求複行河朔故事，即與兩鎮聯合對抗朝廷。田布無力製約，又不願背叛朝廷，遂抽刀自刺而死。從此以後，河北三鎮又恢複了故態，互相呼應，連為一氣，實行割據。朝廷興兵討伐受挫，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也未能恢複，“消兵”之策至此以失敗而告終。
本來“消兵”之策本身並無不當，唐朝自憲宗發動削藩戰爭以來，國庫空虛，賦稅繁重，而各地藩鎮兵員甚多，給朝廷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加之藩鎮跋扈者多倚仗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故朝廷欲削藩必先從裁其兵員入手。問題在於既然認為“消兵”乃是太平之策，就應想好配套措施，如此簡單行事，無疑視國事為兒戲。此事如此收場，說到底還是唐穆宗用人不當之故。
“消兵”之策的失敗與河北三鎮的複叛，穆宗也要負一定的責任。當盧龍、成德等鎮兵亂爆發後，朝廷先後調動了諸鎮兵十五萬多人共同進討，卻屢戰屢敗。其原因並非叛軍兵力強大，而是朝廷措置失當，史載：
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資治通鑒》卷242）
當時官軍由裴度、李光顏、烏重胤等重臣或名將統率，卻也一事無成，連深州之圍也不能解除，更不用說鏟除叛亂藩鎮了。除了宦官幹擾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掣肘，這個人就是元稹。史載：“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谘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複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元稹出於一己之私心，擔心裴度再立大功回朝拜相，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前途，所以對其軍事方略加以破壞，使其不能入朝。元稹雖在文學上頗有成就，但就其這種行徑來看，無疑是卑鄙小人。裴度雖然上表痛陳奸人誤國，指出：“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資治通鑒》卷242）穆宗不得已罷去了元稹的翰林學士之職，卻任命其為工部侍郎，“恩遇如故”。不久，便拜元稹為相。
元稹如願拜相，馬上向穆宗請求罷兵，赦免王庭湊、朱克融等，“蓋欲罷度兵柄故也”（《舊唐書·裴度傳》）。元稹之所以主張罷兵，是想自己另辟蹊徑，平定叛亂，撈取政治資本。時為和王傅的於方推薦王昭、王友明是奇士，曾客遊河朔，熟悉賊黨，可行反間計以救深州之圍。於方提供家財，充當二人的活動經費，還賄賂兵部、吏部官員，從而獲得二十份委任官吏的空白告身，以獎賞立功人士。元稹一一應允。實際上這隻是元稹的一廂情願，試想朝廷出動十幾萬大軍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區區兩個江湖之士就能成功？元稹的無能於此可見一斑，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穆宗是怎麼死的
唐穆宗即位以來，朝中群臣鉤心鬥角，關係極為緊張。元稹排斥裴度，導致兩人關係不睦，穆宗索性將裴度與元稹全都罷去相位，另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宰相，李逢吉又引牛僧孺為相。牛僧孺還不算奸人，卻是一個平庸之輩，李逢吉引其為相，目的在於阻止頗有威望的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入朝為相。李、牛兩人執掌朝政期間，朝廷政事並無起色，大權仍然控製在宦官之手。王守澄專製國事，“勢傾中外”，接受賄賂，門庭若市。工部尚書鄭權，家中多姬妾，以俸薄不能養，遂通過王守澄求取外任，竟然得以充任嶺南節度使。李、牛兩人無力抑製宦官勢力，卻對排擠朝中正直之士頗為用力，致使朝政一發不可收拾。
穆宗自從長慶二年（822）十一月患風疾後，借口身體不適，不理朝政，宰相數次求見，竟不得一見。由於宮中情況不明，群臣不安，於是便有一些朝臣提出早立太子的問題。除了裴度以外，宰相李逢吉等也主張早立太子。穆宗正當壯年，尚不足三十歲，自然不願早立太子，但是在群臣的再三請求下，不得已隻好同意立長子李湛為太子。這年十二月，正式在大明宮宣政殿冊立景王李湛為太子。
穆宗自患風疾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身體情況大好。這年十二月己未，因為皇帝病體痊愈，公主、嬪妃、宦官及皇室宗親還到長安諸寺為之齋僧祈福。穆宗甚至頒敕將長安獄中的囚犯全部釋放，以示慶賀。正因為穆宗身體大好，所以才親自在宣政殿主持冊立太子的禮儀。可是到了長慶三年（823）正月初一，皇帝又因為患病拒絕了群臣的朝賀。那麼，穆宗是舊疾複發還是又患新疾？史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從一些情況判斷，皇帝當是又患新疾，而且是因服食丹藥引起的身體不適。有一條記載很值得關注，即在正月初一這一天，穆宗下令將嗣郢王李佐流放到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安置，原因是“坐妄傳禁中語也”（《舊唐書·穆宗本紀》）。史書沒有明確記載李佐泄露了宮中什麼事。由於這件事與穆宗元日未能坐朝接受朝賀發生在同一天，可見與穆宗患病之事有某種聯係，很可能是李佐泄露了穆宗患病的情況。然而這件事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秘密，穆宗因病不能坐朝，朝中大臣無不知曉，如果李佐說了這件事，也不至於觸怒皇帝而獲流放之罪。看來李佐一定說了不該說的話，很可能泄露了皇帝服食丹藥之事。
關於穆宗服食丹藥，早在其父死後，他即位不久就已經開始了。史載：“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複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資治通鑒》卷243）隻是因憲宗服食之事的影響，穆宗並不想讓外人知道他服食丹藥之事，故對李佐泄露此事非常震怒。自從穆宗服食丹藥以後，身體狀態一直很不好，其即位四年來，僅長慶四年（824）正月初一在大明宮含元殿舉行過一次大朝會。事情發展到後來，他服食丹藥之事再也隱瞞不住了，不僅在朝中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就連在野人士也無不知曉。就在長慶四年正月裏，一個名叫張皋的布衣之士上書穆宗曰：
……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菣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新唐書·張皋傳》）
張皋的這一番話引經據典，甚至引用唐代著名醫學家孫思邈的話，反對穆宗服食丹藥，話說得非常誠懇。穆宗感於張皋忠義可嘉，命人尋找張皋，張皋卻避而不見。從穆宗尋找張皋的這一行動看，可能他已有所醒悟，但為時已晚。由於長期服藥，病入膏肓，正月二十日，穆宗再次發病。此次病勢非常凶猛，至二十二日，已經奄奄一息了。
穆宗在彌留之際，命太子監國。宦官們見太子年幼，主張請郭太後臨朝稱製，並草擬好了太後臨朝稱製的製書，遭到了郭太後的拒絕。她對宦官們說：“昔武後稱製，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資治通鑒》卷243）郭氏不願臨朝稱製，是她的明智之處，而且她還認為隻要太子得到賢宰相的輔佐，宦官們不要再幹預國政，何愁國家不安！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為了表示她堅決不步武則天的後塵，郭氏還當著宦官們的麵撕碎了請她臨朝稱製的製書。
不僅郭太後是這種立場，其兄太常卿郭釗也是持這一立場，他知道宦官們有此動議後，遂秘密地向太後寫了一封信，說如果您答應了宦官們的請求，我將率全家辭去官爵，退隱山林。可見郭氏家族的確不愧為忠貞勳臣之後，始終保持著低調的政治姿態，這也是其家族長盛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在二十二日當晚，穆宗死於寢殿，年僅三十歲。二十六日，太子李湛正式即皇帝位。
三、敬宗的荒唐生活
李湛即位時年僅十六歲，史稱唐敬宗。他即位之初，尊其祖母郭氏為太皇太後，其母王氏為皇太後，將國事委於宰相李逢吉，整日隻知玩耍嬉鬧，而不問國事。
敬宗年幼無知，宦官們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因此其對宦官的賞賜甚多，除了賞賜服色及錦彩金銀之外，還隨意授予官爵，所謂“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全無節製。由於賞賜無度，宮中財寶不足，於是他又從國庫——左藏庫中調出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資治通鑒》卷243）。
敬宗還非常喜歡營建，他嫌長安宮殿不廣，籌集了大量的建築材料，打算另建宮殿。後來由於吏部侍郎李程的力諫，才勉強同意將這些材料用於營建穆宗陵墓。波斯人李蘇沙向皇帝進獻沉香木材，用於建造亭子。左拾遺李漢上言說：“這與瑤台瓊室何異！”敬宗聽後非常不高興，雖然沒有懲處李漢，但卻不願改變初衷。他還打算巡幸東都洛陽，命度支員外郎盧貞負責修繕洛陽宮殿及沿途行宮，群臣勸諫不聽。河北藩鎮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敬宗遂下詔停止了修建。胡三省指出：敬宗不是因為群臣勸諫而罷營建，而是畏懼幽、鎮之兵才罷手的。
唐代有端陽節龍舟競渡的習俗，長安地區亦是如此。敬宗命轉運使王播造競渡龍舟二十艘，但是由於長安一帶缺乏可用的木材，於是便從外地運到長安，預計僅運費一項就要花去全年全國轉運經費的一半。經諫議大夫張仲方等人力諫，敬宗不得已同意減半運來。即使如此，也要花費全年全國轉運經費的四分之一，浪費之大是非常驚人的。
敬宗還非常喜歡擊球，自即位之初，就經常與宦官們遊宴、擊球，賞賜宦官、樂人財物不計其數。除了喜歡擊球外，他還喜歡角抵、雜戲，時常令左右神策軍中的角抵手進行比賽，或者令教坊樂人表演各種雜戲。由於追求刺激，比賽非常緊張，以至於“有斷臂、碎首者”，常常“夜漏數刻乃罷”（《資治通鑒》卷243）。
敬宗見其祖上多往華清宮，於是也產生了前往一遊的想法。群臣見其終日遊蕩，如果嚐得華清溫湯的妙處，經常前往，又將會造成很大的資財浪費，於是紛紛勸諫。拾遺張權輿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敬宗竟說：“驪山竟然如此凶險，朕倒要前往試一試。”於是在寶曆元年（825）十一月駕幸華清宮，當日返還。他對左右說：“這些叩頭勸諫者的話，哪有什麼可信之處！”
凡是有什麼新鮮可玩之事，敬宗均不放過。在唐代僧人們為了宣揚佛教，創立了一種宣傳形式，謂之“俗講”。就是將佛經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出來，宣講時有說有唱，形式十分靈活。有關俗講的內容本不可考，幸在敦煌發現了不少唐代變文，使我們得以知道俗講到底是一種什麼形式。變文就是俗講的底本，通常是一段文字，一段詩。變文裏有一種形式，叫做講緣起，相當於現在唱曲子的開篇，就是拿一首詩或幾句話先把總的內容簡要地唱出來，聲調要特別有魅力。據記載，當時長安城中最有名氣的俗講僧是文漵，他進行俗講時，“其聲宛揚，感動裏人”（段安節《樂府雜錄》），以至聽者“填咽寺舍”（趙璘《因話錄》）。敬宗得知此事後，也按捺不住前往一觀的衝動，遂於寶曆二年（826）二月，前往位於長安城修德坊中的興福寺聽文漵表演俗講。
敬宗還迷信神仙之說，同時又相信佛教，當時道士趙歸真與僧人惟貞、齊賢、正簡等人皆出入宮禁，受到敬宗的熱情款待。由於敬宗迷信神仙之說，所以有人馬上投其所好。有一個叫杜景先的術士自稱能找到“異人”，即不同凡響的仙人。敬宗遂派他到江淮、嶺南一帶尋訪。有一個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已經活了數百歲。敬宗馬上派使者把他迎到了長安，安置在宮中山亭，尊禮有加。其實這些人都是騙子。
敬宗既然熱衷於遊樂、神仙之事，自然不把國事放在心上，據載他每月上朝超不過三次，大臣很難與之相見。即使這有限的數次朝會，他還不按時上朝，史載：“上視朝每晏……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資治通鑒》卷243）早在長慶四年（824）三月，敬宗即位僅數月，左拾遺劉棲楚就針對敬宗的這種毛病進行苦口婆心的勸諫，大意說：“憲宗與穆宗都是成年的君主，四方猶叛亂不息。陛下年輕，正當宵衣求理，但卻嗜寢樂色，日晏方起。國喪期間，樂舞之聲不息，政令不彰，是非不明，惡聲傳之於外，這都是我們這些諫臣沒有盡到責任的緣故。”說罷連連叩首，以至於血流滿地，聲響傳於閣門之外。他希望用這種方式能使皇帝感悟，然而對敬宗這種皇帝來說，劉棲楚的這種行為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為了安撫劉棲楚，敬宗升其為中書舍人，並賜緋袍銀魚袋，卻未有悔改之意。劉棲楚見狀，辭而不受，憤而離京赴東都而去。
敬宗的荒唐很快就引來了禍亂。有一個占卜算卦之人名叫蘇玄明，他與染坊工人張韶關係非常密切。蘇玄明對張韶說：我為你算了一卦，你命中注定要在皇宮金殿中坐。現在皇帝晝夜打球狩獵，經常不在宮中，如果乘機起事，大事可成。張韶信以為真，遂暗中聯絡了染坊工人中無賴者百餘人，把兵器藏於紫草（一種染紫色的植物）車中，進入大明宮銀台門，準備在夜間作亂。把守銀台門的軍士見車輛甚重，產生了懷疑，遂上前盤問。張韶見事情將要敗露，便殺死了盤問的軍士，與其同夥抽出兵器，大呼衝入宮中。
當時敬宗正在清思殿擊球，宦官們見情況緊急，急忙關閉宮門，並報告了敬宗。以前敬宗與其父穆宗都對右神策中尉梁守謙十分恩寵，兩軍角抵比賽時總是傾向於右神策軍。這時亂黨已經破門而入，揮刀亂砍，敬宗狼狽逃竄，打算到內苑的右神策軍駐地躲避。左右之人說：“右軍遠，不如幸左軍近。”左神策中尉馬存亮得知皇帝來到，急忙迎入軍中，派大將康藝率騎兵入宮鎮壓亂黨。敬宗擔心太皇太後郭氏與皇太後王氏的安危，馬存亮又派了五百騎兵將兩宮太後迎入軍中。
與此同時，大明宮中亂成一團，宮人們紛紛躲避。張韶進入清思殿，坐上了皇帝寶座，邀蘇玄明同食宮中美味，還說果如你所言，我真的坐上了皇帝禦座。蘇玄明畢竟比張韶這樣的莽夫明白事理，他見皇帝已經逃走，知道禁軍即刻就會趕到，遂與張韶急忙逃出。這時左軍大將康藝與聞訊趕來的右神策軍將軍尚國忠引兵包圍了亂黨，殺死了蘇玄明、張韶及其黨徒之大部，很快便平定了禍亂。小部亂黨躲入禁苑，天明後也一一擒獲處死。
這一夜宮門皆緊閉，皇帝住在左神策軍中，朝野上下不知皇帝之所在，人心惶恐。次日，敬宗回到宮中，宰相率百官到延英門朝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可見長安城已經亂到了何種程度。按照唐朝法律，凡是亂黨進入過的宮門，把守者皆應處死，當時有宦官三十五人應當依法處以死刑。由於那些有權勢的大宦官的庇護，結果隻是從輕處以杖刑，而且照舊供職不變。敬宗如此縱容宦官，最終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四、敬宗之死
敬宗遊戲無度，除了喜歡擊球和觀看角抵外，還經常親自下場與人手搏。上之所好，下必相投，於是禁軍及諸道爭先恐後地向皇帝進獻力士。即使如此，敬宗還不滿足，又撥錢萬貫令內園使招募力士。他與這些力士形影不離，整日相隨左右，遊樂不止。敬宗還有一個嗜好，就是喜歡抓捕狐狸，常常夜裏不睡，通宵捕捉狐狸，樂此而不疲。
敬宗又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這些力士和宦官受到恩寵，不免有時驕縱無禮，力士稍有不遜，或流配，或籍沒；宦官們常因小過而遭到責打，弄得人人惶恐，不知何時大禍臨頭。其左右之人雖然得到了許多的賞賜，由於這些緣故，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心懷怨恨，於是他們聯合起來，密謀殺死皇帝，另立新帝。
寶曆二年（826）十二月八日，敬宗在夜裏打獵回來，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球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酒宴高潮時，敬宗因飲酒較多心中燥熱，遂起身到內室更衣。忽然殿中燈燭齊滅，蘇佐明等衝入室內將敬宗殺死，終年僅十八歲。
敬宗死後，宦官劉克明等假稱皇帝之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起草遺製，命絳王李悟權勾當軍國事，即暫時掌管國政。李悟是憲宗第六子，穆宗之弟。次日，正式宣讀遺製，絳王與宰相及百官相見於紫宸殿外廊。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等宦官在宦官階層中地位並不很高，且沒有掌握實權，於是他們便想乘機換掉宦官中掌權者，這樣就引起了另一批宦官的反彈。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與神策中尉魏從簡、梁守謙等定議，率兵接迎穆宗第三子江王李涵入宮，又調發左右神策軍、飛龍兵入宮討伐亂黨，劉克明赴井而死，其餘亂黨全部被殺，絳王也被亂兵所殺。
由於事出倉促，王守澄等人對善後之事如何處理一時沒了主意，遂向翰林學士韋處厚請教。韋處厚認為討伐亂黨，名正言順，何嫌之有？應當以江王之教（教是親王的命令）宣告中外，內難已平。然後令群臣上表勸江王即位，再以太皇太後令冊立為皇帝。王守澄大喜。十日，江王素服涕泣，與百官見於紫宸殿外廊。次日，又在少陽院與諸軍使相見，同時下令將道士趙歸真等術士及敬宗所寵信者流放到嶺南或者邊地。同月十二日，江王正式即皇帝位，史稱唐文宗，並改名李昂。
綜上所述，可知唐文宗的即位完全是兩派宦官互相鬥爭的結果。絳王已經見過了宰相及百官，算是準備即位的皇帝了，王守澄等殺死絳王，另立文宗，宰相及百官不敢有異議，可見此時的宦官勢力已經膨脹到何種程度，同時也使文宗隱隱感受到了宦官勢力的威脅。
五、文宗打擊宦官的努力
（一）從劉對策說起
唐文宗即位後，尊其母蕭氏為皇太後，以敬宗母王氏為寶曆太後，仍尊郭氏為太皇太後，合稱三宮太後。太皇太後郭氏居住在興慶宮，王太後居義安殿，蕭太後居大明宮。文宗性孝謹，待三宮太後如同一人，每獲珍異之物，先奉太廟，次奉三宮太後，最後才是他自己。
文宗即位之前，深知穆宗、敬宗兩朝的弊端，即位之後，勵精圖治，去奢從儉。他下詔釋放宮女三千餘人，又將五坊鷹犬，除了留一部分校獵之外，全部放歸田野。減少了相關部門供給宮廷的年支物，減省教坊、翰林、苑總監的富餘人員一千二百多人，停止撥給內諸司的新加衣糧。又把禦馬坊場所占陂田及近年另行貯藏的錢穀，全部交給政府相關部門。除了這些節省惜費的措施外，他還將穆宗、敬宗時期對各地索要的錦繡、雕鏤物品全部罷去。敬宗在位時極少上朝，文宗下令恢複舊製，每月單日坐朝，雙日放朝，還經常召見宰相，詢訪政事，常常很久才罷朝。於是朝廷上下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致。但是文宗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雖然能夠虛心納諫，卻不能果敢決斷，所議定的事情往往不能堅持，常常改變，使得群臣有時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