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永元九年（97年），撣國國王雍由調與漢朝聯係；永寧元年（120年），雍由調將海西（大秦，羅馬帝國）的幻人（雜技演員）獻至洛陽。羅馬人經今緬甸入境，證明的確存在著一條由今四川、雲南經緬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這條交通線也向西方輸出絲綢等物資，尤其是在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斷絕和逐漸衰落的情況下，這條交通線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近年來，有的學者稱它為西南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國大陸通往朝鮮半島的航路早已存在，戰國後期至秦朝已成為相當便捷的交通線，所以在半島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當時遷入的移民。盡管徐福定居於日本的傳說還沒有完全得到證實，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從中國大陸通往日本列島就已存在多條航路，漢朝時從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浙江、福建都可駛往日本。東漢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的使者到達洛陽，光武帝賜以印綬。1784年，這枚金質的“漢委（倭）奴國王印”在日本福岡縣出土，完全證實了這一記載。
《漢書·地理誌》還記載了西漢與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西南）、合浦（今廣西北海市、合浦縣）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今海南島東北部）相類。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廣南省維川縣境）界雲。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山水畫鑒賞
對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一些內容也還難以正確解釋，但大致可以肯定，當時從今越南中南部、廣西沿海、雷州半島出海，可以通向東南亞和南亞各地。東漢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玳）瑁”。雖然這完全可能是羅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義，但畢竟是羅馬帝國與漢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顯然是從海路經日南進入漢朝的。
漢代與境外的交流，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物質產品，又引入了外來文化，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發源於印度的佛教。
對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多種說法，比較可信的是《三國誌·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的一種，即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博士弟子也願意接受異國使者傳經，可見這種信仰在當時已引起社會中層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經傳入的證據。
東漢初年，來自天竺國（印度）的僧人已經到達洛陽傳播佛教。據說，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夢見金人飛空而來，召群臣占夢。傅毅說：“臣聽說西域有神，稱為‘佛’，陛下所夢，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尋訪佛法，在那裏遇見攝摩騰、竺法蘭，邀他們來漢朝。攝摩騰與蔡情等來到洛陽，明帝親自接見，並在城西門外建造寺院，這就是中國最早的白馬寺。竺法蘭不久也到達洛陽，他很快就學會了漢語。他們都死於洛陽。當時，上層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劉英就奉佛。但當時還將佛教視為各種神仙方術的一種，把佛陀依附於黃老進行祭祀。
1世紀中葉，大月氏（貴霜王國）戰亂不絕，大批難民東遷西域諸國，一部分遷至敦煌一帶定居，另一部分人繼續東遷，如高僧支謙的祖父支法度在漢靈帝時率數百人到洛陽，被封為率善中郎將。所以以後支謙被稱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屬在東漢末戰亂中遷至江南。
在中亞阿姆河、錫爾河間的粟特人（或稱為康居、康國）善於經商，遊蹤甚廣，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為高僧，又隨經商的粟特人（當時稱為商胡）來到漢地，傳播佛法。如靈帝、獻帝時有康巨、康孟祥來洛陽，從事佛經漢譯。來自康國的釋曇諦在靈帝時來中原，獻帝時南遷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一帶）。這樣，大乘佛教般若學傳入中國，大量佛經被翻譯為漢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糧，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銅浮屠像，用減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這是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記載。
佛教傳入和佛教徒來中國的主要路線是西北經河西走廊的陸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個重要來源。如康居人康僧會，世代住在天竺，父親因經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會十餘歲就出家，成為高僧後，於吳赤烏十年（247年）到達建業（今江蘇南京）。康僧會顯然是從海路到達交趾後再北上的。近年來，一些學者根據考古發現證實，佛教由南路傳入中國的時間還應大大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