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多數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議的各項措施，使諸侯王、宗室、功臣後代、候選官吏、退休官員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當然皆大歡喜。三輔的百姓被橫征暴斂的賦稅可以得到補償，而且還派官員檢查落實，皇陵中的多數民墓可以不遷，全國百姓和基層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的物資，這些都是少有的實惠，得益的人又那麼多，他們都會感激。王莽救濟災民的具體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後帶頭捐資，在長安為災民建房等，盡管未必都能落實，總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長安為學者建一萬套住宅，從全國征召數千有本領的人，又將天下通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數千人征至京師，知識分子自然會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數人本來絕不會有施展才能的機會，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
所以，當時把王莽當成聖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對王莽的稱頌雖然有宣傳和誇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漢之前，多數人還是出於誠意，否則，即便靠劉歆等輿論高手是造不出那麼大的聲勢的。如果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當皇帝，是為了以新朝取代漢朝，那麼他已經付出了足夠的代價。除了他不姓劉以外，其他條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於製造符讖、祥瑞，這並不是王莽的發明，此前的漢高祖、此後的漢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個不是這樣做的？他們難道不是假造出來的嗎？
一句話，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曆史就不會是這樣，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紀裏的內容肯定比劉秀、曹操、曹丕更豐富，也會比劉邦更動人。但事實他卻失敗了。
漢光武帝如果王莽僅僅是為了奪取權力，僅僅是為了當皇帝，他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經成功了，他相當平穩地取得了漢朝的最高權力，又順利地當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當皇帝，還想當改革家，當聖君，這樣脫離實際的目標就注定了他的悲劇下場。
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製”，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製或篡權，“古”隻是一個幌子，隻是假托。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地複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卻不知道或根本沒有想到，這些本來隻是儒家的理想，從來沒有成為現實。如果王莽的複古隻是為了篡權，那麼在他當了新皇帝以後就可以改弦更張了，而他推行的實質性的改革卻都是在當了皇帝以後。不少成功的開國皇帝在上台前並沒有什麼政治藍圖，或者雖然作過許諾，在上台後就變得現實主義了。可是王莽卻在上台以後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複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物質基礎，隻能加速國庫的枯竭和財政崩潰。如恢複幾百名列侯、退休官員終身領退休金、給學者造住宅、擴大選官範圍、取消吏民自備服兵役的物資、建造大量公共建築等，沒有一樣是不需要大量的、經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財政收入正常的情況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麼多。已經千瘡百孔的財政體製如何承擔得了？這些利益還誘發了得益者對王莽、對他的改革過高的期望，一旦事與願違，這些支持者馬上會變為反對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識分子，接到去首都當教授的通知時當然興高采烈，把王莽當做再世周公、當代聖君。但不久就開始欠薪水，預先答應的住宅卻始終在圖紙上，既沒有學生學，也沒有事好幹，而新的教授還在不斷增加，新的改革措施還在陸續出台，他們就會把王莽當成騙子。知識分子如此，其他階級、階層的也會如此。到那時，他們就會懷念曾經咒詛過的漢朝，懷念那時並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謂“人心思漢”的輿論。
在社會財富不可能無限製增加的條件下，想同時討好社會的各階級、各階層、各個利益集團是絕對辦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無疑是畫餅充饑，完全是癡心妄想。增加諸侯王、列侯、官員、國家供養的學者和人才，勢必減少農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賦稅；而要緩解土地矛盾，減輕百姓的賦稅，隻有削減朝廷開支，裁減貴族官僚，限製他們的土地占有量，這是絕對難以兩者兼顧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裏都很明白，自己該依靠誰，打擊或抑製誰。劉秀要依靠南陽的宗室豪強，所以對他們一直優待寬容，當了皇帝也不得不與他們有所妥協。所以盡管東漢從一開始就存在田地和戶口登記不實的嚴重問題，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強的支持。
當王莽實行改革時，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為了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對社會矛盾的焦點——土地和奴婢問題，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屬’，皆不得買賣。”每個男口不滿八個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裏；原來沒有田的，可以根據製度受田。還規定，對膽敢說“井田聖製”壞話的人，違反法令造謠惑眾的人，都要押送到邊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