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朝廷進一步加強對私營手工業的控製，尤其是采礦、製瓷、紡織、製鹽、製茶等私營手工業倍受限製，且不斷遭受盤剝和掠奪。明廷一再禁止民間開采煤、鐵、銅等礦產，於製瓷業中實行“官搭民燒”，即將原由官窯燒製的瓷品，交民窯燒製，但出價極低，若燒不成，則由民窯賠償，因此造成許多民窯破產。紡織業中則強製推行領織製度，官府出錢糧或絲料，交由機戶織造，織畢交官取酬，不過“每發後期，且多扣克，以腹削之餘，市騰湧之料”①，機戶反因賠本而破產。明朝實行鹽、鐵專賣製度，商人未經許可，不得經銷鹽、鐵。此外明廷嚴格執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國內經商更是關卡林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驢、騾，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②。
政府對私營手工業的限製與盤剝，極大地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之嘉靖、萬曆年間，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朽，府庫日漸空虛，朝廷財政危機不斷加劇。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為了擺脫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陸續派遣大批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分赴各地課斂誅求。稅使專事在重要城鎮、關隘和水陸要道上設立關卡，課征商稅。“水陸行數十裏，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貨。負載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③。稅使亦遣爪牙於長江上攔截過往船隻，強行征稅，以至於一舟揚帆三四百裏，就要交五六次稅。運河僅臨清至濟寧段，約400裏長的河段上，“層關疊征”。而礦監更以開礦為名，見“富家钜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④。他們拆民房，掘良田，挖墳墓，無所不為。
礦監、稅監使的“縱橫繹騷，吸髓飲血”，極大地摧殘了工商業的發展，使“天下蕭然，生靈塗炭”⑤，大量的工商業者破產，店鋪倒閉。如河西務原有布店160餘家，倒閉多達130多家。山東臨清原有綢緞店32家，倒閉21家；布店73家，倒閉45家；雜貨店則關閉了41家⑥。由此可見，“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賈裹足，商業蕭條，政府的稅收亦大為減少。萬曆二十五年（1597），僅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淮安等地稅卡每年可收稅407500餘兩，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減少到266800兩。
礦監、稅監的橫征暴斂，極大地損害了工商業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業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現工商業者武裝開采礦產，武裝販運私鹽、私茶的鬥爭，最終則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反礦監、稅監的鬥爭。萬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陳奉領命人湖廣采礦征稅這位礦監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無惡不作。稍有不順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晝剽劫，“慘毒備至”。僅二年間，他在湖廣地區就搜刮到“金寶財物巨萬計”⑧。湖廣商民對其行徑恨之入骨，先後爆發民變十餘起。萬曆二十七年（1599），這位陳奉又赴荊州征稅，依舊隨意加稅，“剽劫行旅”。數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擲瓦石。陳奉狼狽逃竄武昌。次年，陳奉繼續在武昌征稅，再次借機敲詐，淩辱婦女，橫行霸道。憤怒的武昌市民連續發動反對陳奉的“民變”。商民六萬餘人包圍其公廨。陳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後，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正月，對武昌商民血腥報複，令官兵“舉火箭焚民居”。再度被暴行激怒的群眾奮起反抗，數萬人又一次包圍了他的公廨，嚇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陳奉不得，遂將其爪牙“捆縛手足，投之於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鬥爭，終迫使明廷不得不於四月下令撤回陳奉。萬曆二十七年（1599），山東臨清也爆發反對稅使馬堂的鬥爭。稅使馬堂及其爪牙，在臨清胡作非為，“白晝鋃鐺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業之半；傭夫裏婦，負鬥粟尺布貿易者，直描奪之”。馬堂原是天津稅監，兼管臨清稅務。他在山東7年間，每年抽稅不下十五六萬兩，而上繳朝廷不過七八萬兩，其間隱瞞稅額共達130餘萬兩。他在臨清網羅地痞流氓數百人充當其爪牙，白晝搶劫，“抗者輒為違禁罪之”。馬堂一夥的行徑，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無可忍的臨清市民“遠近罷市”，“匡織手”王朝佐率萬餘民眾圍攻馬堂，放火焚毀稅監衙署，殺死其爪牙37人。事後官府手臨清搜捕要犯，株連者甚眾，王朝佐挺身而出，臨刑前麵不改色，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