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嚴肅法紀，信賞必罰。張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強調“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又說，“有功於國家，雖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嗍笑之微，敝禱之賤，亦勿輕予。”張居正說到做到。世襲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作惡多端，擅殺無辜，兵部三法司會議認為法應處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於國家，朝廷曾送給鐵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張居正根據上述情況，擬旨“沐朝弼屢抗明旨，作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勳世裔，姑從輕，著革去冠帶為民，押發南京隨住”。萬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進封他的嶽父王偉為伯爵，吩咐內閣擬旨。居正無從拒絕，他說：“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聖祖定製，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爵事理，諸臣議稱：“祖宗之製，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指外戚），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準終身外，此後凡皇帝、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製，不許夤緣請封。”申明王偉的爵位隻能終其身，子孫不得世襲。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製才被撤銷。
整頓驛遞是張居正嚴肅法紀的又一項內容。明朝政府在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幹線上都有驛站，專為公差人員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驛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負擔。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複始。這對於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說是規定，隻有軍國大事，才能憑“勘合”（護照）使用驛站。但到後來，這一規定漸成具文，有的官員甚至在驛站恣意滋擾，百般需索，致使驛遞“困敝至極”，人民也不堪負擔。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劃：“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係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係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凡內外各官丁憂、起複、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
張居正執法很嚴，而且從自身做起。他的兒子由京師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仆人背著壽禮，騎驢回裏祝壽。萬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裏，保定巡撫給以照顧，發給勘合，居正隨即繳還，並附去一信說：“仆忝在執政，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難辦的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幹涉不得，居正隻得吩咐他們的上級去設法。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他每年從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百姓如避虜賊”。山東布政使據實秉告居正。居正答書說：“夫聖人秉禮為教，誌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後居正與山東巡撫重新商定，將衍聖公每年入朝，改為“如王府例，每歲隻差人進馬入貢，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從而減少了交通幹線附近居民不少的驚惶。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驛遞狀況大有改觀，以致萬曆八年（1580），神宗派皇親上武當山祈神賜子，也不敢使用驛站乘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