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後半葉，日趨衰敗的明王朝一度出現政治比較清明、國家轉向富強的局麵。在這場振弊起衰的轉變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傑出的政治家、宰輔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古稱南郡，今屬湖北省）人。他童年時，家道小康，所以他說：“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①但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誌，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二歲時補荊州府學員②。第二年，他到湖廣首府武昌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磷接見居正，“許以國士，呼為小友”③。但為了砥礪張居正為大器，雖然文章出眾，並未錄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張居正十六歲，通過鄉試考中舉人，顧磷解犀帶相贈。居正二十歲赴京會試失利，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學習的後備官員，人們目之為“儲相”，即後備宰相。庶吉士讀書翰林院，有條件閱讀外麵難得見到的文獻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詞上下功夫，張居正慨然以天為己任，每日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製度，總結曆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大計。後來他在《翰林院讀書說》一文中寫道：“道不兼乎經濟（經國濟民），不可以利用，為學應該‘敦本務實’。”三年後，他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居正任裕王朱載重（古厚字）的日講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師，後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為穆宗。隆慶元年（1567）正月，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月，又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④，糾正了嘉靖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貪汙成風，弊端叢集；財政拮據，捉襟見肘；農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韃靼逞威。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幾千言的《陳六事疏》⑤，提出了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切中時弊。但穆宗畢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輔李春芳寬和老成，不求興革，但求朝廷安寧。張居正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於明朝武備不修，韃靼的俺答汗率眾越過長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輔嚴嵩、統帥仇鸞束手無策，聽任俺答大掠三日後回歸塞外，這一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此後，俺答曾幾次主動提出通貢互市，都為嘉靖帝拒絕，但又無力製止俺答南下，致使長城沿線地區人民深受禍難。麵對韃靼貴族的騷擾，張居正力主抵抗。隆慶時，在張居正的建議下，明政府調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主持薊遼防務，命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戚繼光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法，變消極防禦為積極防禦，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防線上加修了“敵台”三千餘座⑥，作為偵候守禦之所。張居正對於戚繼光等人的活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⑦。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擊退韃靼貴族的進攻。隆慶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書王崇古的建議下，接受韃靼的臣服，奉行了與蒙古俺答汗之間的茶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張居正的極力支持。張居正認為：通貢後，朝廷給俺答所部的撫賞不過萬餘銀兩，而節省軍費百餘萬，這樣做不僅能使長城地區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農業生產免於戰爭的破壞，更可以借此興修屯田，加強邊備。從此以後，約有二三十年間，北邊無戰爭。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講“綜核名實”，就是“凡事務實，勿事虛文”⑧。他認為“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⑨，痛斥那些墨守成規的人是“腐儒不達時變”。他主張“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⑩，目的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內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