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清朝的極度專政是明朝權力運行方式的另一種延續。理由是，朱元璋廢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道分水嶺，它一舉打破了漢唐舊製。將分與丞相的權力全部收歸皇帝個人所有，讓皇帝真正成為帝國軍政事務的獨裁者，權力舞台上的孤家寡人。
對於權力者而言，理想雖然豐滿誘人，可現實的表現卻骨感異常。事實證明，朱元璋“一個人朝堂”的美妙幻境在現實世界裏變得千瘡百孔。他的那些後世子孫根本沒辦法扛起這麵理想主義大旗，朱元璋心中藏著的那份政治藍圖在有明一代並沒有得到很好地實現。隨著內閣逐漸掌控了票擬等實際權力，帝國權力係統內部還是出現了像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雖無相名，卻有相權的首輔大臣。
連朱元璋本人也沒有想到，他的製度設計在經曆了後世子孫兩百多年的一番折騰之後，不但沒有走到窮途末路，反而被清朝統治者完成了最後的接棒遊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朱元璋的執政方式雖然有頗多爭議之處，但是清朝開國的幾任皇帝，包括康熙、乾隆，都算是他的忠誠粉絲。他們對朱元璋的政治表現還是推崇有加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將朱元璋“一個人朝堂”的權力藍圖保留並繼承下來。
在繼承的過程中，清朝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沒有設立宰相，甚至將秉旨辦事的內閣也進行了二次分權。設立了南書房、軍機處一類更加便於控製的權力機構來輔助皇帝執政。
同樣的一套集權係統，到了清朝則被發揮到了極致。由此清朝也成為封建王朝中，集權政治最為彪悍的一個時期。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朱元璋的接班人在勤勉治國方麵，沒有拚過努爾哈赤的接班人。
如果說清朝的皇帝是中央權力的核心，那麼總督和巡撫則是地方權力的核心。每個皇帝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國，大大小小的製度都是為了實現那個理想國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是光有手段還不行。畢竟皇帝心中的理想國，不一定是官僚心中的理想國。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皇帝的理想國就有可能會被具體的執行者做局部的修改或者篡改。因為官僚作為“家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同樣需要捍衛自己的利益空間不受傷害。他不會為了皇帝的理想國，而喪失自己的利益國。正因為如此，皇權通向基層權力的管道，每一道關卡都是分割利益的關口。當然在這其中，由於每個執行者的道德素質良莠不齊，對皇帝的理想國所造成的傷害值也不盡相同。
皇權出了紫禁城，權力係統內接棒的第一人應該是總督和巡撫。督、撫作為皇權在地方的第一代言人，他的好壞將會直接關係到皇帝理想國的成與敗。
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官員能夠升為督撫，肯定會有無數人想要通過各種世俗管道來搭上這條利益線。中國人講究家族血緣，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藏著一個家族性的牟利集團，何況是督撫這樣高級別的官僚。鹹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升為兩江總督。他在寫給弟弟曾國潢的信裏，反複重申不要為他在鄉裏安屋置田，擴充家業。他說：“弟若聽我，我便感激爾；弟若不聽我，我便恨爾。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斷不怕沒飯吃。若大局難挽，劫數難逃，則田產愈多指摘愈眾，銀錢愈多搶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後黃金堂如添置田產，餘即以公牘捐於湘鄉賓興堂，望賢弟千萬無陷我於惡。”
要知道安屋置田對於官員來說，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闊鬥富的特殊效用，也正因為如此，官員在鄉籍所在地安屋置田便成為他們權力值大小的象征。有西方人士稱，李鴻章在合肥鄉下擁有幾十萬英畝的土地，他們稱李鴻章為世界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達到“為李家吠叫的每條狗都是肥的”。在19世紀後期，袁世凱的叔叔(一個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關於分割祖產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財產為5000餘畝土地。
曾國藩的生活起居並沒有因為自己做了高官而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他不光不讓兄弟為自己在家鄉安屋置業，就連最起碼的衣食住行也是按照最低標準。曾國藩在他三十歲的時候，立下了“學作聖人”之誌。他的為官經曆，完全是對自己進行全方位升級改造的過程。每天從起床到睡覺，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做自我反省。
幕僚趙烈文說他與曾國藩初次見麵時，作為朝廷大員的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英國人戈登回憶與曾國藩會麵時的情形“曾國藩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麵還有斑斑的油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