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虛假的和平景象沒過多久，就露出了破綻。十八段雖然不再發生幫會擾民事件，但數百裏之外卻頻頻發生大案要案。原來，自從顧三五子與該長官私下交流後，便將段中兄弟打發到別處尋找發財的機會。別處也就是該長官管轄範圍以外。同時還定下君子協定，一縣之內，一月不得犯案兩次。即其他被劫的各地，所受“待遇”看似非常公允，一縣一起，循環往複，而不發生多少不均，甘苦不一的情況。
雖然說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但久而久之還是露出了破綻。有一次，州官在翻閱境內各盜案卷宗時，發現“尾得各盜攜贓竄入十八段而去”等語。他不免聯想起以前十八段一帶是盜匪出沒之地，現在連一起案件都沒有發生，前後對比冰火兩重天難免讓人生疑。於是他就派人秘密前往十八段調查。誰料調查之人在十八段看見的是安居樂業的場麵，聽見的是對那位長官的頌揚之聲。再逐段考察，處處一片和平景象，毫無半點盜匪出沒的痕跡。
其實調查之人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十八段的幫會組織並沒有停下手中的活計，隻不過是他們的組織更嚴密，手法更高明而已。每每在外地搶劫得手，他們都會秘密返回十八段過上幾天良民的生活。他們放下武器，扛起鋤頭下地幹農活。加之不擾近鄰，不劫本地，近處居民得以安居無憂，對於幫匪就沒有什麼惡感。調查人員當然也就摸不清真相。不過他發現各段土城築得非常堅固，且置有炮位，各戶又都藏有快槍。他就查詢幾家，問他們武器從何而來，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這裏曾經是盜匪出沒的地方，為了自衛，我們才裝備武器。”該調查員再到別段查詢，所答眾口一詞，毫無破綻，隻得如實上報。而那個長官通匪之事，竟長久未得泄露。這一幕可謂當時幫官勾結之縮影。
古代幫會的非法與官府的合法之間，界限經常是模糊不清的，有些時候兩者遊走於黑白兩道。這樣，幫會與官府之間有時會出現衝突。他們都在尋求與老百姓“簽訂”一種契約：提供保護，換取稅收。這樣來看，兩者就存在一種市場競爭的關係，都要最大程度的獲取稅收的來源——人口或者商業。因此，他們之間就存在著利益衝突。
古代幫會既然作為經濟組織，當然需要不斷擴展其經濟產業領域，這就導致其與公權力之間產生衝突。黑社會在與那些正當行業進行產業資源競爭時，它的競爭手段可以比其對手有著更多的選擇，或者說可以更加的不擇手段。它在選擇非公平競爭手段時，就比對手更有可能取勝。當黑社會在與文明社會競爭經濟資源而通過這些非法手段獲得大量好處時，當這種損害程度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黑社會就會遭受公權力的致命打擊。
而這種打擊，對於黑社會來說不亞於其遭到來自黑社會內部的報複行動。所以說，黑社會在與官府競爭權力資源時，其采用非法手段的程度也會有一定的控製，以免遭到官府的致命報複。當黑社會對於官府的損害低於一定的臨界點時，通常情況下，正式權力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幫會成員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支撐青幫秩序平衡的關鍵所在，也因此牽動著青幫自身的整體利益。民國以後，在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背景下，青幫涉足的領域也在不斷發展：走私販運、開妓院、設煙館，作惡多端。但無論怎樣發展，青幫的一切所作所為無不和黑色利益掛鉤。社會變了，但黑色利益的趨向性完全保留了下來。而這一時期，也是青幫上層分子與新老軍閥、官僚政客互相勾結的黃金時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都成了青幫著名的老頭子。而幫會內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頭子，也莫不競相向上層趨附，走上幫會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名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別是與蔣介石的交往，更是民國時期幫官勾結的集中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