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上朝前，就像與家人進行一場生離死別，寫好的遺書隨時鋪展在案上，要交代後事每天都要說上一遍。看著官員們臉上惶恐的表情，武則天不免為自己這一偉大發明而得意。心懷惡念之人，借著告密大肆攻擊與自己有過節的人；那些無意卷入其中的官員，本著進攻時最好的防守，為了自保也拿起告密的武器。
為了各自的利益將偌大的朝堂變成了一座權力者的狂歡派對，整個帝國也因此陷入亢奮狀態。人生不能沒有自己的舞台，否則便會生活在別人的陰影之下。
為了保證這一製度的公正性，武則天還為推行這項製度設立了多名匭使，以諫議係統的官員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當知匭使，以監察係統的官員禦史中丞、侍禦史一人為理匭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訴狀，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匭使送達。緊要事情即刻處理，剩下的轉呈中書省和理匭使處置，然後再根據輕重緩急上報武則天。如此一來，帝國的諫議製度，就在原有的“廷議”和“上封”之外，又多了一項投匭。
有人將銅匭的功能簡單視之為告密，這未免將帝國的檢舉製度過於簡單化。所以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就會慢慢偏離設立這項製度的初衷。如果檢舉製度是建立在國本穩固、社會關係緩和的政治生態基礎上，那麼發動群眾參政議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傾向在裏麵。不過可惜的是，這項製度設立於以周代唐的前夕。對於武則天而言，這是政治權力博弈最為關鍵的時期，權力的運行都要朝著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戲劇性的是，這項製度的第一個犧牲者是銅匭的設計者和鑄造者魚保家。銅匭擺放於朝堂上時間不久，一封人民來信便塞進了通玄匭。這封密信隻指鑄造者魚保家曾經為徐敬業叛軍製作兵器。魚保家因此遭到誅殺，血祭銅匭。說是人民來信，其實和底層民眾並無多大關係，很多時候還是官場內部權力鬥爭的衍生物。發動官員揭發官員，發動官員誣陷官員。對於官員來說，可怕的不是製度本身，而是保障製度得以貫徹執行的嚴酷手段。
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如風卷落葉紛至遝來。連武則天也沒有料想到，這項製度的效果會如此明顯。於是她接連頒布鼓勵告密的詔令，這無異於打開了帝國的告密之門。按照最初的設立要求，還有青紅白其它三色，代表著不同的意思。可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其它三色統統化為陰森肅殺的黑色。
此項檢舉製度完全成為揭發別人隱私或短處的“告密”行為，這種為人類所不齒的行為，幾千年來如同瘟疫虐行於中華大地，摧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精神與肉體。中華帝國也由此成為捕風捉影或者無中生有者的快樂天堂，那些攝魂奪魄的告密行為如同纏繞中華文明的一個個夢魘。其直接後果就是導致社會道德體係的崩潰，人性淪喪，社會的長治久安也隨之化為泡影。
時間的齒輪輾過二十世紀的門檻，皇權專製已成昨天黃花。誰曾想，告密之風依然陰魂不散彌漫於神州處處。在過往的曆史浩劫中，告密依然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鬥爭的殺傷性武器。我們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動機，無外乎有以下四種情形：一是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三是與被告者有私怨，借機報複；四是完全是利欲熏心。
第一種情形相對來說良性化，其它三種情形都讓人為之心冷膽寒。當然第一種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從己方利益出發，所做出的選擇。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深夜，當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凱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跑到天津榮祿的住處，進行了一次隱秘的投機活動――告發維新派。這次盛大的告密活動直接改寫了中國的近代史：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袁世凱擢升飛黃騰達，並逐步走上複辟道路。
極權製度是製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統治者希望社會單元裏的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處於被告發的狀態。唯有如此，才有利於帝國權力集團的監控，作為執政者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剪除異己分子，以鞏固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