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索元禮、周興起一幹迎奉聖意求取富貴的酷吏全部遭到了清洗。
如果拿酷吏和狄仁傑、徐有功等帝國官員的不同結局做對比，我們很難用支持者或者反對派來解釋武則天的做法。對於那些主動獻媚的酷吏，武則天的表現顯得過於冷酷絕情，甚至有些兔死狗烹的色彩在裏麵。
對於狄仁傑和徐有功，武則天從內心敬之重之，以至於有些畏之的。
在利用酷吏打擊反對派和唐宗室貴族的過程中，武則天也多次采取適時遏製酷吏、保護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684年），受徐敬真（徐敬業的弟弟）案株連的秋官尚書張楚金、鳳閣侍郎元萬頃、陝西刺史郭正一、洛陽令魏元忠等四人被判處死刑。正要行刑時，武則天認為魏元忠等人是帝國需要的人才，特赦改為流配嶺南。特別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業之亂的功臣之一，這次徐敬真將他供出來是為了報複，想借酷吏之手將其除掉。
武則天是個惜才之人，死裏逃生的魏元忠先後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檢校並州長史，並最終進入帝國宰相之列。武則天死後，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武則天最初選擇雷霆手段並不是為了打壓人才，而是為自己贏得權力生存的空間。開國皇帝在創業過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貯備，尤其需要那些忠誠的死士用刀鋒為自己衝鋒陷陣。對於武則天來說，她的權力之路與那些開疆拓土的帝王並無二致。她雖然不用將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縫合，可新舊權力秩序的交替，同樣需要忠誠的死士為自己開拓權力地盤。對於武則天來說，那些酷吏就是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權力塵埃落定，武則天的政治策略也隨之做出調整。在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有一條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於權力分肥破壞了權力係統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權力控製到了最低程度。隻有將私人情感因素控製到最低狀態，專製權力才能達到最高狀態。
武則天與酷吏之間的關係，就好像開國皇帝與他的那些功臣。武則天登基後，已經強烈地意識到，用酷吏肅清官僚貴族反對勢力後，帝國必須及時的走上一條清明的政治軌道。正因為如此，武則天在遏製酷吏的勢力和威勢方麵果斷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殺止殺，今朕以恩止殺”。也就是說，過去的君王是以殺戮來結束殺戮，而今天她要以恩來製止殺戮。
當我們試圖去理解酷吏的下場，無法忽略這樣一個大的曆史背景。那就是像武則天這樣的非法篡權者與合法繼任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獲取權力的路徑。那些以創業者麵目示人的開國皇帝在撕裂和破壞舊的政治格局時，也是非法篡權者。
中國社會存在著兩大文化層麵，合法繼任者是在儒家溫文爾雅、充滿書卷香氣的倫理綱常的上層文化氛圍中實現權力交接，雖然中間也有陰謀和手段，但人的尊嚴與價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開國皇帝與則不同，他們在創業的過程中，沒有上層文化的那種雅致與悠閑，他們為了權力步步為營，在自我保護的危機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讓位於更為現實、更為精明、更為殘暴的手段。所以從文化層麵上來說，篡權者走的是下層文化路線。這種文化往往伴隨著破壞、饑餓、搶奪與血腥，優雅的話題不屬於它的話語範圍。創業者要動用手裏有限的資源，將算盤打到最精，將手段用到極致，才能讓每一寸資源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等到非法篡權者的權力底座變得牢固之時，他們的身份也隨之發生轉換，由創業者變身守業者。他們也要在空疏繁碎、悠閑雅致的上層文化的氛圍中，將整個國家置於自己的個性、愛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顯然不符合武則天這時候的用人標準，殘暴與血腥已經逐步讓位於天意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