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丞相讓中書省的權力體係實現了兩條腿走路，可右丞相徐達作為一員武將，長年領兵在外，追討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勢力。這樣一來，中書省大權獨攬的就隻有李善長一個人了。
如此一來，中書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長的一言堂。
李善長跟隨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功臣集團。集團中的人分布於帝國權力機構大大小小各部門之中，把持著政府的行政運作。
即使李善長是個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麵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局麵時，估計也會在某個時刻被眼前的幻境衝昏頭腦。更何況他本就不是一個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說他“外寬和，內多忌刻”。隻要有官員稍微侵犯他的權益，就會被他安了個罪名掃地出門。朱元璋將宰相的權力交給這樣一個小心眼的家夥，那麼黨同伐異的權力格局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的。
李善長是淮西出身，對於淮西集團內部人士有著強烈的護犢之情。在李善長居高位時期，他所重用的官員也基本上都是同鄉之人。如此一來，在帝國的權力係統中，除了中書省的權力過重，就會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淮人朋黨。
戰爭年代，權力者需要鄉人的抱團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穩，官僚集團的抱團隻會削弱皇權。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有著清醒的認識。因為清醒，所以才讓他無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湯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藍圖已定。雖然還有一些不服氣的小股勢力在邊境上沒事打打遊擊，雖然擴廓帖木兒領著北元騎兵還在和帝國的右丞相徐達纏鬥不休，雖然梁王還在雲南試圖做最後的掙紮。但是放眼遼闊的中原地帶已經成為明朝的天下，平滅或者驅趕四方邊境之敵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石破天驚的突發事件，大明王朝的權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塵埃落定了。
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在悄然轉換著自己的角色，由一名軍事統帥向帝國領袖轉型。他開始著手改革沿襲於元朝的一攬子朝廷製度，在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宰相製度的存與廢。
中書省的存在對於朱元璋而言是皇權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礙，皇帝要大權獨攬，勢必要觸及到宰相的權力。要觸及宰相製度，就不得不從帝國的權力體係中生生地撕開一道缺口，否則的話就會師出無名。
製度的缺口往往存在於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發乎於人性。要廢除一項製度，首先要廢除製度內的人。朱元璋在這一點上也是有所顧慮的：一是將現任宰相拉下馬，能否廢除現行製度；二是廢除此項製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洶洶。
可現實逼人，如果我們把一個新皇帝視為進京趕考的舉人，那麼朱元璋對於自己的這份答卷顯然是胸有成竹。這難免會讓我們聯想起六百年後的1949年的春天，中國革命勝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進發。毛澤東在離開西柏坡時說過這樣一句話：“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能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朱家的江山雖然最後亡於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卻沒有能力開創了一個屬於李家的新王朝。在權力運行的規則體係中，進京趕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對於朱元璋來說，李善長並不僅僅隻是個普通的臣子。在長期的反元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情誼並不比徐達等將領少，對於這個大他二十歲的長者，朱元璋的心裏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與感激。時過境遷，隨著各自身份的變化，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為複雜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