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權力枝節向下層層遞延，對於那些長期居於內宮的宦官們而言，明朝中後期的政治製度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由此他們流氓式的手段也不僅僅隻限於牟取皇權利益範圍之內，反而以極大的勢能向整個權力體係輻射。對於陳奉們來說，他們根本沒有官家製度的概念，在他們的眼中，隻對皇帝一人負責。如今他們是奉了皇命，那麼其它的都不在話下。
一次，陳奉從武昌到荊州征收店稅。消息被當地的官員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後，數千人聚集在他必經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護衛，陳奉也被飛來的石頭砸傷。事後，陳奉向萬曆皇帝告狀，說當地官員如何不配合自己在下麵開展工作。他提供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員的名單，然後將罪責全部推到五個人的頭上。這不是為難我這個宦官，而是拿你這個皇帝不當回事。
明神宗一怒之下將陳奉供出來的幾個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監獄，其中就有湖廣僉事馮應京。
馮應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當地有著極高的威望。老百姓給的威望，很多時候在帝國官員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那樣一種權力運行機製下，老百姓既不能決定官員的升遷，又不具備對官員的加害能力。所以在當時的大部分官員看來，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認可是無關緊要的，能夠納入正式權力的運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像馮應京這樣的好官，被朝廷派去的錦衣衛抓捕之時，那些認為他是好官的老百姓也隻能幹瞪眼看著，幫不上忙。
陳奉無中生有地將馮應京的罪狀公布出來後，老百姓難抑心頭的怒火，上萬人將他的住所團團包圍。陳奉心虛，就躲藏到了楚王府裏。巡撫支可大從中調停，極力維護陳奉。老百姓一把火燒了巡撫衙門的正門，並捉住多名稅官將其捆綁後扔進長江，兩名錦衣衛緹騎也在這次騷亂中也受了傷。
由於武昌當地政府的軍事力量已被稅使控製，所以陳奉在躲入楚王府裏還能夠調動地方軍隊前往平亂，由此可見地方權力自主性的喪失。民變發生後，地方官府不僅不敢處置違法的稅官，甚至還在陳奉的指揮下動用了官軍鎮壓民變。在官兵們暴力相向之下，事態得到暫時的平息。聚眾的百姓雖然散了，但就整個事件而言，不僅沒有妥善解決，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軍事鎮壓不僅沒有達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觸犯了眾怒，民變向整個湖廣地區擴散。
陳奉在楚王府裏躲了將近一個多月，他擔心再留在地方會有性命之憂，於是請求萬曆皇帝將其召回京城以避難。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地方政府已經無力來左右事態的發展，最後在陳奉的授意下，巡撫支大可向中央政府發出求援。
當萬曆皇帝將陳奉從湖廣地區召回的時候，他攜帶著從地方收刮來的“金寶財物巨萬”，在地方軍隊的護送下，綿延數裏。在陳奉回京的同時，馮應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審，老百姓十裏相送，嚎哭不絕。一邊是從地方上收刮來的民脂民膏，一邊是從地方上收獲的民心民意。收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權力的寵兒；而收獲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權力的棄兒。馮應京穿著囚衣坐在囚車裏，用動情的言語勸老百姓不要再鬧下去，給皇帝添堵，給朝廷添亂。
馮應京和另外幾個阻撓陳奉的官員被押解到北京後，拷訊關押，三年後才被釋放。那個阻撓開礦的知縣則瘐死獄中。而在地方上捅了大簍子的陳奉回京後，風光依舊，邀功受寵。有兩名不識時務的監察官員說他的壞話，也被明神宗撤職法辦。
皇帝不加掩飾的偏袒使得在京科道官員除了憤怒就是無奈，而帝國權力係統內部日趨緊張的權力黨爭迫使那些高級官員在這件事上保持沉默，他們也不敢貿然表明自己的立場，隻能持一種觀望態度。這樣在無形之中就加劇了皇帝和科道官之間的對立，也消耗了帝國的權力能量。
明神宗和科道官員對立關係的日趨緊張傳遞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陳奉這些太監稅使們手裏把持的才是皇命所在的正式權力；而那些不配合陳奉工作的州府官員就是對抗皇命的逆臣。
馮應京等地方官員之所以在陳奉來到地方後，表現得如此激烈。固然有維護地方科層權力集團利益的因素在裏麵，但也是出於地區穩定的考慮。
當這些地方官員正準備動用自己的權力與之周旋，以萬曆皇帝為首的中央權力集團就揮動自己手中的大棒，給以沉重的打壓。地方官員權力空間被打壓得越厲害，陳奉們在地方所占據的空間也就越大，收刮得也就越發厲害，而這一係列行為的最終結果則是國家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