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初以來，“太後下嫁多爾袞”這一傳說就已見諸文人的記述，而後野史稗官更是廣為流傳。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直至今天，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見，它已成為清初至今300多年來聚訟紛爭不止的曆史疑案。
清初，“太後下嫁多爾袞”一事，被後來人稱為幾大“清宮疑案”之首。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傳奇故事，而成了至今爭論不休的曆史疑案。順治朝有兩個太後，一個是皇太極的中宮皇後博爾濟吉特氏，世祖繼位，尊為皇太後。該太後一生無子，隻有二女，視福臨為己生，她又是福臨生母的親姑，同出於科爾沁蒙古，不論是從科爾沁蒙古的利益還是大清國的利益，她對幼小的順治都是百般嗬護愛憐。多爾袞攝政時盡管一手遮天，但一直未敢對福臨采取篡權奪位的舉措，不能不說有這個太後的一份功勞。該太後死於順治六年（1649）四月，年51歲，諡孝端，就是曆史上所稱的孝端文皇後。另一個太後即福臨之生母永福宮莊妃，福臨繼位，尊為皇太後，史稱孝莊文皇後。孝莊文皇後聰慧漂亮，傳說在崇德年，她曾憑其美麗的姿容和伶牙利齒勸降了頑固的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對福臨在權貴們虎視眈眈於龍位的形勢下能繼承皇位，她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兒為天子，為天下萬民之主，不枉自己清宮10多年的苦熬。憂的是福臨太小，實權被掌握在睿親王多爾袞的手中，稍有不慎，她們孤兒寡母的命運不堪設想。因此她一方麵教育福臨凡事忍耐，國事全權委之於多爾袞，從不過問，以釋其疑，一方麵自已有意親近多爾袞，以籠其情。多爾袞，生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乃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是個精明強幹、文韜武略的全才。他從少年的時候起就隨皇太極東征西討，征察哈爾、朝鮮，攻明圍錦州，立下赫赫戰功。因此，封貝勒、封和碩睿親王、封大將軍，其地位在諸王之上。皇太極死後，他率清軍大舉入關，擊敗李自成，打擊南明各政權，為大清朝打下了半壁江山，可謂功勳卓著。因此，封叔王攝政王、封皇叔父攝政王、封皇父攝政王，爵位日高，聲望日隆。隻是他居功自傲，威福自專，持權窺位的氣勢咄咄逼人。順治曾說：“睿王攝政，朕唯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眼見多爾袞恃功自傲，想到漸漸長大的兒子福臨可能會成為睿王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孝莊後怎能不膽戰心驚！為了太宗的基業，為了親子福臨的皇位和生命，她決定委身事賊，下嫁多爾袞！亦有說太後下嫁係在多爾袞王妃博爾濟吉特氏殯世之後，為範文程所穿針引線。多爾袞王妃死於順治六年（1649）十二月，死後封為敬孝忠恭正宮之妃。若如此，則多爾袞晉封皇父攝政王之輿論在前，納太後為妻在後。但也有野史稱，是前明降臣錢謙益向多爾袞提出此主意的。當時多爾袞元妃去世，多爾袞鬱鬱寡歡。錢謙益就此向多爾袞說，“無非再娶，以慰悼亡”。就此即請皇太後下嫁多爾袞，使傳言變現實，實至名歸。這一提議很快就得到了多數大臣的支持，而福臨也礙於多爾袞的權勢勉強同意。就這樣，太後正式下嫁多爾袞為妻。以上是關於孝莊下嫁多爾袞故事的大致脈絡。事實上從清初以來，關於這一傳說就已見諸文人的記述，而後野史稗官更是廣為流傳，且繪聲繪色，十分具體。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著名清史專家孟森就曾撰寫過《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對此予以否定。直到目前，在清史學界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見，它已成為清初至今300多年來聚訟紛爭不止的曆史疑案。這件事關係道清初最高層的政治權力之爭，又是一個涉及如何分析辨別有關史料的複雜的學術問題，因此，且慢將其視為奇聞軼事。此事最早引起史家注意的文字是張煌言曾做的《建夷宮詞》，其中有：“上壽飭為合巹婚，慈寧宮裏喜迎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躬逢太後婚。”還有記載說，福臨當時曾有恩詔頒布天下，其中說：“太後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為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心誌，使聖母之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後頗願行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予辦。”另外有人說曾見故宮所藏清禮部舊檔中有順治問關於太後下嫁禮儀的請示報告。持太後下嫁說的學者還提出其他的一些論據：（1）在順治朝多爾袞公開以皇上的父親自居，稱號就叫“皇父攝政王”，而隻有皇帝的母親下嫁了，多爾袞才有可能被稱為“皇父”。而多爾袞稱謂變化的過程，恰恰反映了太後與多爾袞的婚姻由隱秘到公開的過程。（2）據《東華錄》記載，詔告多爾袞罪狀中有“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這實際上暗指多爾袞迫使太後與之為婚。（3）按清朝早期喪葬製度，皇後、嬪妃最終都要與皇帝合葬。可是，孝莊竟葬在了遵化的清東陵風水牆外，而未與清太宗皇太極合葬於沈陽的昭陵。有人認為，這是孝莊因改嫁而無臉到陰間見皇太極的刻意安排。（4）滿族作為北方少數民族，素有兄終弟及、弟娶兄婦的舊俗，即使有下嫁之事，也不足為奇。針對持“下嫁”說所提出的證據，孟森撰寫了《太後下嫁考實》對此予以一一駁斥。孟森認為張煌言是前明故臣，對清朝素懷敵意，所作詩句多有誹謗詆毀之辭。而順治稱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可以取古代國君稱老臣為“仲父”、“尚父”之意。而孝莊不願與皇太極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極的孝端皇後。著名的清史學家鄭天挺與孟森的看法亦大致相同。在其《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一文中，他提出“多爾袞以親王攝政稱皇父……疑皇父之稱與‘叔王攝政王’、‘叔王’同為清初親貴之爵秩，而非倫常之通稱”，因此這與下嫁無關。但是，孟森之說遭到了胡適先生的詰難。胡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的理由”，“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為仲父、尚父一例”。此後，仍不斷有人肯定“太後下嫁”之說，作為清史專家的商鴻奎就曾在《清孝莊文皇後小議》中說“即使有此事，也隻能把它當作是一種政治手段來看，值此明清爭奪天下之際，能息止滿洲內部矛盾鬥爭”，將其視作“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1946年10月，近代學者劉文興撰文《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其中寫道，宣統元年（1909），他的父親劉啟瑞任內閣侍讀學士，奉命收拾內閣大庫檔案，“得順治時太後下嫁皇父攝政王詔”。世上若果真有這一詔書，無疑是太後下嫁最具權威的鐵證。遺憾的是直到目前，並未發現和公布這一“太後下嫁攝政王詔”，因此，至今“太後下嫁”仍然是一個曆史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