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鳥蟲魚雖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動植物，但是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賦予了其深度的內涵，自古以來多有花鳥派大畫家出現。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花鳥畫空前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宮廷中裝堂飾壁務求華美，使花鳥畫在美術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鳥不僅書畫作品中多有呈現，而且還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們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諸多專著。
牡丹被譽為我國的“國花”，頗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詩人歐陽修著有《洛陽牡丹記》，全文約2700餘字，分3篇：一曰“花品敘”，列出牡丹品種24個。指出牡丹在我國生長的地域，認為“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二曰“花釋名”，解說花名由來；三曰“風俗記”，記述洛陽人賞花、種花、澆花、養花、醫花的方法，並說為將花王送到開封供皇帝欣賞，采用了竹籠裏襯菜葉及蠟封花蒂的技術。
我國宋代的牡丹書還有張邦基《陳州牡丹記》、陸遊《天彭牡丹譜》等。除牡丹外，尚有其他花類。
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晉在家督率傭仆經營園圃，積累了一些實踐知識，並廣泛收集古籍中有關資料，用10多年時間編成了介紹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譜》，簡稱《群芳譜》。
《群芳譜》全書30卷內容按天、歲、穀、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藥、木、花卉、鶴魚12譜分類，記載植物達400餘種，每一植物分列種植、製用、療治、典故、麗藻等項目，其中觀賞植物約占一半，對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種名稱。
到了清代，清聖祖玄燁命汪灝等人就王象晉《群芳譜》增刪、改編、擴充，於1708年成書，原名《禦定佩文齋廣群芳譜》，簡稱《廣群芳譜》。
《廣群芳譜》全書100卷，分為天時、穀、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藥11個譜。汪灝等人大幅度改編《群芳譜》，對其篇目有分有合，刪去了其中一些和農事無關的內容，對原書引文錯誤及脫漏之處，一一加以補正。經過改編，全書形式整齊劃一，內容嚴謹充實，取材也較豐富，減少了矛盾重複之處，可視為一部新書。
凡是原書保留下來的舊條文，開頭皆注有“原”字，新增內容則開頭處用“增”字標明，很易區別。玄燁本人所寫詩賦，則以“禦製詩”標明，歸集在諸條集藻項下。
關於“蟲魚”即動物類的專著，曆代也多有呈現，如越陶朱公《養魚經》、秦李伯樂《相馬經》。
《養魚經》為春秋末年範蠡所著，是我國最早的養魚著作，共一卷。範蠡晚年居陶，稱朱公，後人遂稱之為陶朱公，故本書又名《陶朱公養魚經》、《陶朱公養魚法》、《陶朱公養魚方》等。東漢初年已出現，《世說新語·任誕篇》注文所引《襄陽記》中有漢光武帝時“侍中習鬱於峴山南，依《範蠡養魚經》作魚池”的記載。
本書後存共400餘字，以問對形式記載了魚池構造、親魚規格、雌雄魚搭配比例、適宜放養的時間以及密養、輪捕、留種增殖等養鯉方法，與後世方法多相類似，是我國養魚史上值得重視的珍貴文獻。
伯樂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人。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後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
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有大批珍貴文獻資料帛書，其中就有一部為《相馬經》，這是我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古代文獻，是早已失傳的《伯樂相馬經》的抄本。
《相馬經》帛書殘片存77行，約5200字，其中殘缺500字。內容包括經、傳、故訓3部分。其主要是對馬頭部和有關相馬的理論，如對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全文用隸書書寫，間有米絲欄。
作者在15個相連貫的答問中，從馬的盈滿程度、眼的光澤、眼的活動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說明與馬是否善走的關係。
《相馬經》其行文近似賦體，較有文學色彩，提供了曆史文獻上從未見過的古代關於相畜方麵的材料，證實了我國古代相馬有著悠久的曆史。
鶴是“國鳥”。在所有的鳥中，鶴最有文化，外貌清雅高貴，心靈純正無瑕，智慧深邃，還是吉祥長壽的象征。
浮丘伯養鶴，也自比於鶴。《相鶴經》描述鶴：
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者也。
其相曰：瘦頭朱頂則衝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啄則少暝，鞋頰宅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能舞，高脛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郊甸。